臺灣經驗與黃錦樹的馬華文學批評

朱崇科[*]

中國廣東 中山大學中文系 副教授

一 引言

        說他恃才傲物也好，說他用心良苦也好，無論如何，黃錦樹都是馬華文壇的異數。如人所論，“黃錦樹的鋒芒橫越了整個馬華文學界，刺傷了、也刺盲了許多帶有有色眼鏡的人。他文筆之犀利、用詞之尖刻、才情之橫溢、行爲之無理，震撼了一直在沾沾自喜、互相吹捧的馬華文學人”[i]。

        穿越黃表面的咄咄逼人、狂放不羈，個中的耐人尋味之處在於：同樣是作爲留台生的一分子，臺灣經驗如何提升了黃的才氣，使他對馬華文壇的批評往往深入腠理、入木三分？同時，臺灣經驗又如何遮蔽了他可能更多的洞見，使他同時又難免偏激、浮躁與乖戾之氣？

        毋庸諱言，臺灣經驗界定的複雜性和艱巨性也是不言而喻的。黃錦樹認爲，“對於那些大學畢業即回馬的寫作者而言，臺灣經驗不過是短暫的留學生經驗，遠比不上二十年的故鄉豐富飽滿；而且因爲身在大學校園中的緣故，生活圈子大抵是都市，對於臺灣的經驗，只怕大都是知識性的—一種現代知識人的知識養成。相對的，對於那些從留學生轉換成定居者的人而言，‘臺灣經驗’倒成了真正的難題。他們基本上安於臺灣的現代化都市的生活，所謂的臺灣經驗不過是都市經驗，而且投入的程度又不如那些出生於都市的，且很難不保留異鄉人的觀點，不易如臺灣土生土長的作家那樣自然的用本土的觀點來看待周遭的事物…臺灣經驗在文學上只能展現爲一種美學上的純粹性，而和臺灣的地域特徵産生嚴重的疏離。”[ii]黃大致上屬於他所提及的第二類人，儘管在閱讀臺灣時他可能不如土生土長的臺灣作家顯露出更加獨到的本土視角和濃烈的本土意味，然而這種表面的尷尬在移植到馬華文學上時，卻收到了出人意料的效果：其瀟灑的出入姿態反倒使他在觀照馬華文學時時常顯示出他人所未能窺得的洞見，可謂蹊徑獨辟、得天獨厚。

        應當指出，單純論述衆說紛紜的臺灣經驗往往只會凸現本質主義者(essentialist)執著的徒勞，儘管其努力可能也不無意義。但在篇幅有限的本文中，考慮到論述的可操作性，本文所指的臺灣經驗，其實是在黃的文本[iii]中體現出來的臺灣經驗，它是和黃本人的個人體驗、聰明才智糾纏在一起的。具體說來，這種臺灣經驗其實包括兩方面內容：1用以觀照馬華文學的臺灣文學經驗；2在臺灣得到的其他相關經驗。而本文的目的就在於通過探究臺灣經驗與黃錦樹的馬華文學批評之間的曖昧關係，考量黃的洞見與盲視，從而確立相對客觀的馬華文學批評的有利位置和進取姿態。

二 超前意識與臺灣情境

        有論者在讀過黃的有關馬華批評著述後，曾意趣盎然的將之總結爲“取經者回頭引路”[iv]。可謂相當傳神地點出了黃在馬華文學批評領域的超前意識、引領姿態與臺灣經驗的朦朧關係。無獨有偶，黃本人對臺灣經驗的直接汲取也是有意爲之，有資料爲證，“在臺灣本土運動興起之後，這種情形（指國民黨提供意識形態虛構上的‘中國’概念，喚醒‘僑生’的可能是文化鄉愁，也可能是以‘南洋情境’爲焦點的鄉土意識，朱按）會更普遍。國民黨的說教已過於老舊疲乏，而本土論述卻非常新鮮，恰可以作爲大馬旅台生建構大馬民間運動理論的參考。”[v]臺灣經驗在某種程度上不僅成爲黃本人披荊斬棘、驍勇善戰的得力助手，同時也成爲強化幾代旅台大馬生“內在中國與鄉土情懷的交雜”[vi]的催化劑。當然，臺灣經驗之於黃可能擁有不同尋常的意義，至少它更激發了黃的脫穎而出與恣肆揮灑。

        1範式轉換。簡單說來，黃錦樹的意義和超前性可視爲他力圖實現的如下範式的轉換：a文學史觀念的演進及書寫的範式轉換；b文學創作範式的革命。如人所論，“黃錦樹現象”“應視爲黃的《馬華文學：內在中國、語言與文學史》和《馬華文學與中國性》中的馬華文學論述所表徵的馬華文學觀念的轉換；也不能僅僅視爲文學觀念的變革，還應看作黃的《夢與豬與黎明》《烏暗暝》所代表的文學創作範式的革命”[vii]。當然結合本文論述的實際，筆者則著重討論其文學史範式轉換中的前瞻性。

        儘管黃錦樹在對現實主義的猛烈攻擊、甚至在這種範式轉換中都有簡單化傾向和偏激之處（詳後第三節），但是他高舉高打、用心良苦的範式轉換經營效用卻不可替代，他所引起的軒然大波和“黃錦樹現象”就是“馬華文壇思潮流變美學範式轉型和話語權力轉移的聚焦式體現或象徵性表徵。”[viii]而這種範式轉換則又主要體現在他對馬華傳統現實主義的劇烈批判（“廢功”）和對現代主義有選擇的鼓吹上。

        於前者，黃主要是以馬華現實主義代表作家方北方爲個案來探討《馬華現實主義的實踐困境》。很明顯，黃的野心在該論文的第三部分就昭然若揭，他其實更想指明“獨特—普遍性：馬華文學現實主義的末路”[ix]。毋庸諱言，現實主義在馬華文壇上長期佔據主流，作爲借鏡於中國左翼文學及現實主義思潮的馬華現實主義[x]在面對瞬息萬變光怪陸離的當代大千世界時，其以近乎不變應萬變自然難免捉襟見肘、力不從心。類似的，作爲著名文學史家的方修，其編選的《馬華新文學大系》和相關著述也相當程度的表現出其偏執的美學追求[xi]，現代主義的近乎缺席和被過分貶低化其實也長期嚴重打壓了追求文學發展的諸多可能性的積極性。黃在《選集、全集、大系及其他》則一針見血指出，方修編史時的遺漏是“特定文學史觀念操控下的産物”[xii]。我們不妨進一步說，黃對現實主義的消解其實際指向爲，“關鍵是放棄單一的理性視角，打破新時期文學的批評模式，尤其是儘快走出現實主義，面向現代主義”[xiii]。

        即使我們在回溯馬華新文學（以白話文創作）的源頭—五四文學思潮時，其多樣性與複雜性也應得到更清醒的認知，如人所論，“五四文學中蘊涵的烏托邦訴求本質，是到目前爲止五四文學研究的一個盲點。而五四文學‘寫實’、‘浪漫’的標簽也應該重新評估，如此，我們對五四文學形式的多樣性才會有進一步的認識”[xiv]。可以想見，黃錦樹如果想要實現文學史範式的真正轉換，就勢必、也確實對已經僵化不堪的馬華傳統現實主義發動摧枯拉朽般的攻勢。

        耐人尋味的是，黃在這種從現實主義到現代主義的範式轉換中並沒有毫無保留的擁抱後者。吊詭的是，他又偏偏反對所謂中國性現代主義。在他精彩的《神州：文化鄉愁與內在中國》一文中，黃認爲神州詩社由於披著現代主義的外衣，卻極力強調文學中的中國成分，則帶來了僑民意識的復蘇。“不幸的是，僑民意識恰恰同時符合中國（臺灣）、大馬當地的官方意識型（原文如此，應爲形態，朱按）態（居住在外國的本國人=僑=居住在本地的外國人）”[xv]，其負面效果在黃的逼視下水落石出。儘管黃沒有明確刻畫/界定他所推崇與標榜的現代主義，但是，他的這種範式轉換的良苦用心還是溢於言表的。

        同時，探究這種觀念和舉措的幕後推動力時，臺灣經驗則至關重要。“同年于《大馬青年》8刊出另一篇習作《“旅台文學特區”之意義研究》，開始注意臺灣經驗對於某些馬華作家的決定性影響，也打算以自己落腳的地方做一點持續性的研究。”[xvi]可以推論，如果沒有臺灣經驗，黃不可能如此自覺又卓有成效的反省馬華文學並逐步推動他所心儀的範式轉換。當然，我們理想中的轉換形態可能不是黃錦樹式的刀光劍影、劍拔弩張，而是深入又廣泛的對話，因而希望“在我們已經熟悉的視野之外，逐漸開闢出一片相當寬廣的新視野”[xvii]。

        2理論預設。如前所述，黃錦樹的馬華文學批評中其實包含了勃勃的野心，他論述的目的往往“並非重構，而是更徹底的重寫”[xviii]。如果說，黃對此已經有了非常系統性乃至普遍性的理論建構明顯是對他成績的人爲拔高，那麽梳理黃新見疊出的理論預設似乎是一個很好的鑒證：無論是探勘歷史，還是爲後來者鋪路。

        “文學事實往往被文學的歷史事實所錯置。實證史學的天真在於以爲材料自己會說話，孰不知材料是要被鞭打才會說話的。鞭打材料令其招供的便是各自的理論預設”[xix]。好做驚人之語的黃錦樹的理論預設如何？我們不妨也來鞭打一下:

        A)清高的文學史標準/經典缺席。黃錦樹文學史標準的“陽春白雪性”固然會讓人誤以爲他的眼高手低[xx]，但若從他著眼于馬華文學發展的未來展望與可能性意義來看，其劃分和標準的確有過人的前瞻性。黃精心演繹的四個階段爲：1以外來文學爲主體的階段；2本土意識爲主導的階段；3文學主體性的建立；4獨特文學風貌的建立[xxi]。儘管其中的界限並非涇渭分明，而且犬牙參差之處甚多，但黃的視線還是越過了踉蹌向前、水平低落的馬華文學現狀而又顯得躊躇滿志，尤其當我們將這種劃分置於馬華傳統現實主義長期爭霸、小圈子色彩濃烈、馬華文學美學與敍事策略的推進裹足不前的馬華歷史情境中，黃的這種近乎超脫的高瞻遠矚則更加難能可貴。

        同樣，在引起各方發難的經典缺席的論爭中，黃其實仍堅持並延續了他一貫的極目遠眺，他對經典的詮釋仍顯現出他在這種洞見支撐之下的超前意識，“經典是詮釋的産物。經典文學則通過文學批評者的判斷而産生的，不單單基於他們文學作品的內容（深刻度、廣度），也基於美學的考慮（形式、語言等），而所有的經典，都必須一再的經過時代（各時代不同的美學判斷）考驗”[xxii]。矛頭除了指向“老現們”的“自我經典化”之外，其實他更強調的是文學主體及敍事的更新，而所謂經典也強調了歷時性的美學判斷積累因素而非時人自封，如其所言，“以上迂回反覆的分疏陳述，意不在‘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式的宣判馬華作家的‘死刑’，而是想提出一個比較嚴格的文學判斷標準來界定作家的資格。”[xxiii]同時，黃並沒有單純流於情緒的宣泄，他恰恰是以他的臺灣經驗，即臺灣文學中語言應用的層面對這一遠見加以部分論證，縷述了白話文精致化的可能性途徑：1創造性轉化系統，從古典文學中吸取涵養；2向語（口語、方言）尋求助力，提煉“情境語言”；3向中文翻譯求助力；4自創 “完美的中文”[xxiv]。而黃的目的也就是要借臺灣之石，攻馬華之玉，“相對於臺灣華文作家的語言試驗，我們不禁要問：大馬的情形又是如何？是否，可以‘語言試驗’爲條件，來檢討大馬華文文學史？”[xxv]不難看出，黃錦樹恰是遊移於臺灣經驗與馬華文學的歷史與現實情境中來確立其理論預設，同時又運籌帷幄、決戰千里的。

        B)中國性。某種意義上看，中國性已成爲黃錦樹馬華文學批評的一面金字招牌。限於篇幅，簡而言之，黃錦樹對中國性認識的創見不在於他如何清晰厘定或發展了中國性，而在於他對中國性之于馬華文學的高度警醒。這主要體現爲兩方面：

       （1）華文或中文提煉中的吊詭。馬華作家們的華文書寫權利並非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得到的，“由於是‘獲得’（而非‘賜與’），便可能對這一份禮物格外珍惜。這種‘珍惜’當然是帶著強烈的補償意味，因而甚至比中國文化區的書寫者更在乎，更強調文字的‘中華性’（文化性）”[xxvi]，而吊詭的是，黃認爲，“於是這些人寫出了‘中文’而非華文。如此，一旦選擇了漢字仿佛同時也就選擇了文化身份，‘內在中國’也就符碼化於漢字之中”[xxvii]。黃對華文的強調和他對中文咬文嚼字的區分並非只是摳字眼兒、斤斤計較，而是因爲其中別有蹊蹺、深意存焉。如張錦忠所言，“華文對他們而言，並非‘中國性’的緊箍咒，而是可塑性甚強的文字，足以承載任何異質思維與表現方式”[xxviii]。抛開其中的理想性因素（華文真有如此功力？）和稍稍的偏見（中文竟然如此限囿“外人”的思維？）不談，黃所指出的更深一層的危機在於他擔心中文中“中國性”的纏繞會讓馬華作家重新陷入中國文化脈動的迷思中，喪失了對書寫語言的高度自覺與對自身書寫身份的體認。如人所論，“中國性令馬華作品失掉創造性，令馬華文學失掉主體性，成爲在馬來西亞的中國文學的附屬，成爲大中國文學中心的邊緣點綴”[xxix]。

        （2）中國性與表演性。黃錦樹一方面擔心中國性的過度糾纏的侵擾，另一方面卻又異常犀利的指出了馬華文化與文學的限度：中國性與表演性。這不能不說是另外一種深層吊詭。“如此的文化表徵型態注重的其實是文化上的情緒功能，但往往在效果上也僅止於滿足一時的情緒，然而在情緒上又一再揚升至文化將亡的集體悲哀，甚至把大馬華人的傳統文化將亡混淆爲傳統中華文化將亡，在意識上回到國家獨立前大馬華人與中國的一體感中去”[xxx]。黃不僅指出了大馬中華文化中的膚淺性危機，同時又一次提醒大家勿墮入一廂情願中國性的陷阱中。

        應當指出，臺灣經驗使黃錦樹更加深了他對馬華文學的透徹觀照和立體關懷，“旅台作家們已更加確立了自己的身份認同，體認到馬來經驗是他們生命中不可割捨的一部分”[xxxi]。同時，“‘在外’（留台）的處境提供了必要的批判距離”[xxxii]。臺灣經驗與本土認同的互動關係網絡使得黃猶如穩坐“中軍帳”上進退自如的蜘蛛，操作起來準確、犀利又遊刃有餘。

        3查漏補缺。黃在對許多貌似理所當然的命名與辭彙的再思考中不僅凸現了其強烈的獨立性，同時對馬華文學許多概念的確認與厘清也起到了查漏補缺的作用。

        馬華文學=馬來西亞華人文學。將華文文學改成華人文學並非黃的有意嘩衆取寵，其中包含了黃的縝密與立場。因爲，這樣一來，一方面大大拓寬了馬華文學的容量和氣度，也體現了在多元種族（文化）融合之後對“華極”的糾偏；另一方面，將華英文學、華馬文學、峇峇文學（？）等“非華文文學”納入馬華文學史框架內，而避免被國家文學收編，從而顯示了黃對國家文學狹隘的合理（法）性的解構立場。當然，黃的這種論述也只是一家之言，個中論爭也不少[xxxiii]。

        馬華新文學“新”在何處？黃認爲“把馬華‘新’文學定論於承五四新文化運動之濫觴，恐怕也有橫斷的意味。這樣的分割本身忽略了馬來亞華人文學原先可能存在的傳統”[xxxiv]。黃的論述並非全無可商量之處（其實新文學的新主要是指用白話文進行創作），但是，他在論述中本土意識的騰漲（和臺灣類似經驗的啓發不無關係）和對二元對立思維模式的質疑卻非常中肯。新與舊的對抗並非是整齊劃一的斷裂[xxxv]，“舊瓶裝新酒”、“新瓶裝陳釀”或許就是這種轉型期緩衝地帶的文學表徵，而且舊中可能包含了許多“被壓抑的現代性”（王德威語）。如黃修己所言，“文化變革不像政治制度的變革，可以用‘一刀兩斷’的模式，文化有很強的連續性、繼承性，新文學只有在消化、吸收、包容了舊文學之後，才真正完成取代舊文學的使命”[xxxvi]。

三 盲視與臺灣習氣

        黃錦樹好比一把雙刃劍，劍鋒一指，所向披靡；同時，一不小心，劍氣又可能傷人害己。有點不幸的是，黃恰恰是優缺點都非常明顯。他對馬華文學批評的許多洞見的背後恰恰也隱含了不少不見乃至盲視，而臺灣習氣在其中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祟功用。

        1樸素闡釋與“瞭解之同情”的匱乏。黃錦樹的逼人才氣及理論應用其實不能掩蓋其史料實證的虛弱。他的臺灣大學中文系經驗似乎令向往理論的他頗爲不滿，“這樣的自我訓練令我學到很多東西，深深察覺中文系的訓練根本上是不夠用的。而台大中文系集體的知識偏執，根本就不鼓勵學生去留意當代的問題，更別說是作爲邊緣之邊緣的馬華文學”[xxxvii]。同時，他又指出，“實證史學的僞科學姿態，也讓這樣的研究（馬華文學研究，朱按）缺乏思想的激情、理論的豪氣”[xxxviii]。反諷的是，黃缺乏的就是如他所指斥、批判物件的功力—紮實的史料（第一手資料）基礎，這集中表現在他對老現們的瀟灑“廢功”上。

        如人所論，“黃錦樹的問題在於他自己也深陷在以一種主義否定另一種主義，以一種文學意識形態否定另一種文學意識形態的單項思維的泥淖中。方修們否定或排斥了現代主義，而黃錦樹也否定或排斥了現實主義；方修走了極端，黃錦樹也同樣走了極端；方修治史以客觀史料爲基礎但仍未擺脫意識形態的主觀性，黃錦樹的文學批評講求學院派的學理性卻無法掩蓋其價值取向上爲我主義”[xxxix]。

        首先，單純以學理與個案來摧毀馬華現實主義，黃錦樹們的野心不僅太大[xl]，也有將問題簡單化的傾向。他們對戰前馬華文學的不屑一顧或資料匱乏沒法顧及使得他們的批評因缺乏瞭解的同情而顯得雷聲大、雨點小，水過地皮濕，缺乏從根子上切入的震撼力，從而也就難以服衆，而使批評衍化爲一種反道德的道德姿態。

        其次，他們對現實主義的膚淺認識使得他們必欲殺馬華現實主義而後快的同時，也株連了其他更有活力與朝氣的現實主義派別、思潮等，從而形象的使他們的狹隘與偏執也躍然紙上。現實主義其實也同樣是個不斷發展與拓延的文學流派/創作手法。馬華現實主義只是其中一個太不成功的變異。其實，如魔幻現實主義（集大成者有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新寫實主義、無邊的現實主義等都是其不同時空的不同表現。其他代表甚至經典作家還有司湯達（Stendhal Renate, 1783-1842）、巴爾紮克（Balzac Honore De, 1799-1850）、托爾斯泰（Tolstoy L. N., 1828-1910）、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 F. M., 1821-1881）、卡夫卡（Kafka, Franz, 1883-1924）等。即使放眼當代中國文學史，莫言、張煒、張承志等都是其中的優勝者。如果是我們認可無邊的現實主義的話，則前景似乎更加廣闊、定義也特別繁複。

        “一切真正的藝術品都表現人在世界上存在的一種形式。

        由此得出兩個結論：沒有非現實主義、即不參照在它之外並獨立於它的現實的藝術；這種現實主義的定義不能不考慮作爲它的起因的人在現實中心的存在，因而是極爲複雜的…

        現實主義的定義是從作品出發，而不是在作品之前確定的。”[xli]黃的缺點在於一葉障目，不見泰山，他的過分的決絕姿態也會有誤導作用。

        再次，筆者認爲，對文學創作來講，更好的狀態是多元共存、衆聲喧嘩，而非單調的現代主義或現實主義。不難推斷，隨著馬來西亞都市化的進一步加強，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條戰線的逐步推進與繁榮，後現代主義或因素也會日益深入馬華社會情境中，相應的文學表現類型與美學範式又會面臨召喚和考驗，同時社會發展的不同層次性和不平衡性也同樣期待對應的敍事策略和思想操控模式，雖然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絕對不可能一枝獨秀和專美，但它們也絕不會墮落成文學書寫的看客或旁觀者，相反，它們仍會發揮積極有效的作用[xlii]。

        2誰的“中國性”？如何本土化？黃錦樹“中國性”的精彩論述之餘卻也牽引出了不少問題。除了其“中國性”缺乏系統性和相當的連續性、貫穿性以外，他對中國性的處理也存在模糊和含混的一面。比如誰的“中國性”？華文和中文的內在精神區分如果不只是局限於字面意思，那麽該如何處理“中國性”在其中的吊詭？本土化非得以排斥中國性和斷奶爲前提嗎？如何解決既要喝奶又要斷奶的自相矛盾的張力衝突？

        “中國性”本身也是彌漫權力（power）的話語(discourse)，也是一個持續發展的意義建構。因此，黃其實在對本土的中國性特質進行精闢剖析的同時，卻又忽略了“中國性”的動態發展活力和話語權力爭奪下的繽紛姿彩。朱耀偉在他的《誰的“中國性”？》一文中就不無深意又精當扼要的勾勒了“中國性”在90年代的兩岸三地後殖民論述中的不同姿態：a中國大陸：闡釋“中國”的焦慮；b臺灣：本土的迷思；c香港：混雜的邊緣[xliii]。黃錦樹的“中國性”時而遊走於臺灣經驗中，時而遊移到中國古典美學的純粹意趣中，這種漫無目的的飄浮反映了他對發展著的“中國性”認知的模糊與混亂，而實際上，“假如當代理論對我們有任何啓示，那是在於說明瞭中國並非不變的同質統一體。中國性也是一個自我組構的持續過程。闡釋中國經常已是論述地建構中國”[xliv]。

        另一個令人關注的問題就是馬華文學如何逐步確立本土性，從而得以更旗幟鮮明地立足于世界華文文學之林。黃錦樹精妙的論述了對“中國性”入侵的高度警醒，然而他提供的對策卻是斷奶。應當承認，這是一個兩難的困境。但是，筆者卻傾向於能夠出入於“中國性”之內外的左右逢源，而不是因噎廢食的斷奶，因爲那只會是死路一條：讓原本的營養不良變成主動絕食自殺。筆者的建議是拿來主義：辯證取捨，有機吸納，相容並蓄[xlv]。

        同時，對於戰前乃至新馬分家前的馬華文學也應當予以承認，而不是歸入所謂“前文學史時期”[xlvi]。搞創作的書寫者多知道不笑幼作的原理，高瞻遠矚不一定非要以割裂從前作爲代價，而且“子不嫌母醜”，承認歷史並不意味著一樣複製未來。黃錦樹的決絕某種程度上暗合了臺灣本土化泛濫之後的本土錯亂，而事實上獨特性也並非天然生成、霎那間造就的，沒有普遍性的胎育和映照，它根本就無法彰顯獨特性。

        3浮躁與張狂。單純說“黃錦樹的道德力量，源自于它的反道德勇氣”[xlvii]有簡單化黃錦樹的馬華文學批評之嫌，但若真要從道德層面考察它在黃錦樹著述中的表現，那麽，我們不難發現，黃的輕狂與激情在對老現們的衝鋒陷陣發揮作用時，也順帶顯明瞭黃的人格上的種種缺憾，“在這一點上，他與一部分留台生所表現的浮糙習氣（如安煥然的輕佻、陳大爲的氣揚、曾慶豹的飄浮，都是這種習氣的癥結）並無二致”[xlviii]。

        比如黃在批評馬華文壇長期以來積累的不良論辯習氣時就想當然的推測道，“這種習氣大概襲自魯迅”[xlix]。原本可有可無的一句話，卻凸現了黃的好戰習氣與招蜂惹蝶，順手詆毀（因爲黃沒有出示足夠的證據）已經瞑目不能回應的魯迅則反映了他的虛浮與缺乏涵養。

        葉嘯在《年輕，不能作爲冒犯的本錢》[l]曾直陳黃錦樹在1997年12月1日留台聯總舉辦的研討會上回應他人時的盛氣淩人與強詞奪理等斑斑劣迹，同時他還意味深長的指出，“若以心理學去解構黃錦樹，應該說他本身‘預設’了太多的敵人，讓自己處於高度戒備的狀態中，對一些事情過敏的作出挑釁反應”。客觀說來，我並不完全贊同文如其人或做道德文章之類的至上宣言（範例比比皆是，漢奸周作人的身份並不能掩蓋其文學史上的耀眼光芒和過人才氣），但是，無論是學術切磋還是平常交流探討都應當堅持平等對話的原則，而如魯迅所言，“辱駡和恐嚇決不是戰鬥！”同時，若從比較老土的進化論看來，所有人、思想等不過是中間物，沒有理由以新的暫時的理論話語霸權(hegemony)壓制不得勢的落伍者。

結語：批評的位置

        喬治∙布萊非常敏銳地指出，“批評來源於嚴格的放棄自我…閱讀或批評就意味著犧牲（我們）所有的習慣、欲望、信仰…文學批評之所以能夠進行，完全取決於批評者的思想是否變爲被批評者的思想，取決於它是否成功地從內部對後者加以再感受、再思考、再想象。”[li]上述引語其實強調了文學批評中保持相對客觀的兩大原則：1儘量剔除自我的主觀性；2堅持“瞭解之同情”的認同批評。

        黃錦樹的盲視和不見恰恰在於他觸犯了上述兩條原則，這使他的功過在人們看來都可謂觸目驚心，而實際上我們要儘量堅持多角度、多方位、多層次、多路徑的開展文學批評（當然也包括馬華文學批評），並認真確立好批評的位置。黃錦樹的臺灣經驗（位置）使得他可以更清醒地遠距離觀照馬華文學，也使他從更高的起點評判其中的是非功過，但有時候他的似乎永遠躍躍欲試、準備開戰的架勢使他缺乏對馬華文學展開更令人心悅誠服的對症下藥式的批評。

        應當指出，臺灣經驗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測進路，但絕對不是唯一。所以本文疏漏與偏頗之處在所難免，因此探討“黃錦樹現象”乃至整個馬華文學批評都更期待同行與方家（包括黃本人）的積極參與、真誠對話與群策群力，以更多創見疊出的精彩之作開拓與豐富這一雖然冷清卻意義重大的領域。還要指出的是，並非黃錦樹的所有馬華文學批評和臺灣經驗都一一對應，所以提醒好事者切勿對號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