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書寫
—— 淺評楊松年《戰前新馬文學本地意識的形成與發展》
朱崇科
中國廣東 中山大學中文系 副教授
楊松年的《戰前新馬文學本土意識的形成與發展》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八方文化企業公司聯合出版，２００１。以下如有引述，只注頁碼甫一出現就令人眼前一亮。衆所周知，區域文學研究（Area Literature Studies）中，本土意識的凸顯無疑至關重要，很多時候，它是某地文學得以安身立命的重要標誌。但重要歸重要，實際操作中的抽象與艱澀往往令人望而卻步。有勇於嘗試者，或流於空泛，或斷章取義，或失之膚淺，令人扼腕。作爲本土學者對戰前新馬華文文學本土意識的獨特論述，我想本土書寫或許該是最切合的字眼了。
１．切入的理由：楊松年分期
如今諸事都強調“給個理由先”。學術論著若重蹈他人覆轍至多不過盡查漏補缺之力，而往往易陷於拾人牙慧的窠臼。而楊松年不僅給出了一個恰如其分的理由，而且還以全書爲這理由悉心提供了堅實的論證。“以新馬作者的中國感情與本地情感的消長狀況”（Ｐ４）爲主線，揭開了戰前新馬華文文學本土意識與僑民意識起伏漲落說不清道不明的糾纏（衝突，整合，纏繞）。全書共２０３頁，分７章：第一章爲緒論，提出問題與述因；第二章則探究華人南來新馬的背景與緣由；第三章分析１９１９－１９２４僑民意識濃烈時期的情形；第四章論述１９２５－１９３３南洋色彩的萌芽與提倡狀況；第五章則剖析１９３４－１９３６馬來亞地方文學提倡的情形；第六章分析１９３７－１９４２僑民意識騰漲本土意識受挫時期的具況；第七章總結則對１９４２年以後本土意識的增長與新馬後續文學的互動關係。
循環論：方修分期
爲彰顯楊氏視角的獨特性與相對合理性，有必要給出歷史時空情境中前人與後者的辛勤勞作。前者如方修，將戰前新馬華文文學主要分四期：１９２０－１９２５，馬華新文學的萌芽期；１９２６－１９３１擴展期；１９３２－１９３６低潮期；１９３７－１９４２繁盛期（方修〈馬華新文學史稿〉，新加坡：世界書局，１９７５）。
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囿，方修依舊沿襲了傳統起、承、轉、合說（或盛衰標準），這就不僅無形中抹煞了區域文學發展歷程中自身的特色人云亦云，而且致命的是，這種分期的前提實際上默許了循環論，從而割裂了與後續文學的關係。
空泛的真：黃錦樹分段法
後進者如黃錦樹，曾指責楊氏的分期標準過於側重文學思潮層面卻獨獨少了“文學”從而會給人以“最好的文學作品其實是歷史的”假像。黃氏則洋洋灑灑地給出了他的分段。（一）以外來文學（僑民文藝）爲主體的階段；（二）本土意識爲主導的階段；（三）文學主體性的建立；（四）獨特文學風貌的建立。他又指出，僑民文藝時期約等於階段（一）；４０年代末“馬華文藝獨特性”提出迄往後數十年的創作約等於階段（二）；１９６０－１９７０約等於階段（三）（具體可參黃錦樹著〈馬華文學：內在中國、語言與文學史〉，馬來西亞：華社資料研究中心，１９９６，Ｐ４０－４３）。黃氏的答案在銳氣逼人的同時，似乎放之世界華文文學而皆准（尤其在區域文學研究中更甚），然而他的模糊劃分似乎更給我們一種斷裂與錯亂感：什麽叫僑民文藝時期？什麽是４０年代末迄往後數十年（既然下面的階段三又從６０年代初期始）？本土意識、文學主體性與獨特風貌可以平等並置嗎？其交叉與包容之處又在何方？
點評楊松年分期
回到楊氏的分期上來，首先是他的劃分標準體現出深刻的歷史性、貫穿的系統性和較強的開放性，不會因時空的推進而顯出平衡的尷尬與左右爲難；其次，表面上其分法似乎忽略了文學性（Ｌｉｔｅｒａｒｉｎｅｓｓ），其實結合具體的情境時，卻恰又“歪打正著”，一方面這正符合了戰前馬華文學的實際特徵：文學性不強，思潮的功績遠勝於創作，同時另一面又暗合楊氏一貫主張的因地制宜又意趣盎然的“文化研究”視角。
２．構建與編織
與某些馬華研究者的氣勢咄咄逼人甚至張牙舞爪相比，楊氏顯得不溫不火，胸有成竹。首先，他堅持翔實的史料收集整理與精細的文本解讀。其許多早期著作都有篳路藍縷之功，如〈戰前新馬報章文藝副刊論析〉，〈大英圖書館所藏戰前新華報刊〉，〈南洋商報副刊獅聲研究〉，〈新馬早期作家研究〉，〈新加坡早期華文報章副刊研究（１９２７－１９３０）〉等等都體現了這一點，而我們從該書附錄長達３０頁的相關作品選編也可見一斑。無庸諱言，這與那些只知高談闊論弘揚宏大敍述的人相比態度迥異。“板凳要坐十年冷”，這種苦功恰恰爲楊氏下一步的大幅度推進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其次，論證嚴密，立體關照。如在論述第四章“南洋色彩萌芽與提倡時期”時，楊氏採用了如下的架構：第１節，“副刊期刊編者與南洋色彩文藝的提倡”。對這一點的強調體現了楊氏對戰前馬華新文學副刊研究的極度重視和具體文學時空論述中應針鋒相對的獨到體會；第２節，“文學作者與南洋色彩文藝的提倡”則從創作者角度立論；第３節，“中國政治局勢的影響與新興文學的提倡”則又強調和論析了中國性的無孔不入；第４節，“南洋色彩文藝的主張與新興文學提倡的合流”則是對文學思潮（口號）發展與整合的梳理；第５節，“南洋色彩文藝的作品”則讓“忽略文學性”的攻擊不攻自破。無疑我們可以看出楊氏論述的立體性和力求多層次關照以求突破的苦心構建。結語中則又論述了在當時的情境下不同的聲音。
第三，再現歷史真實。這主要體現在楊氏對文學論爭的處理上。如第五章，“馬來亞文學的提倡”的發軔其實是建立在一個轟轟烈烈的論證的基礎上。首先是廢名挑起戰火，然後衆多文人（讀者）捲入混戰。文學史中對於筆戰抑或論爭的處理往往會因個人好惡或意識形態（Ｉｄｅｏｌｏｇｙ）以及人情事故的影響而容易爲情所困。楊氏的處理值得借鑒：他不僅羅列出近乎所有相關文章，對其論點進行或詳或略的論述，而且還立場鮮明地對其中的偏激或人身攻擊等是非功過予以點評，凸顯了書寫者的主體性。通過以上處理，楊氏不僅成功地再現了混戰的歷史情景，彰顯了論爭發展過程中的諸多可能性，而且讓混戰顯出了論述上的井然有序。
３．可能的向度
無疑，楊氏的另辟蹊徑爲我們提供了一個獨特視角來觀照戰前馬華文學。然而掩卷沈思，還是想探究馬華文學研究的其他向度。
怎樣中國性？
以我對馬華文學，尤其是戰前新馬華華文文學的粗淺解讀，我越來越從中讀出了中國性的逼近。平心靜氣想想，我們甚至從大中原心態極強的論述（馬華新文學不過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分支而已）中讀出了些許吊詭來。表面上看似荒誕不經的文學判斷（其實更是政治認同問題），實際上卻披露了一個本質問題。作爲新馬華人“想象的共同體”的中國，到底凝結了怎樣的多重關懷（文化情結，政治牽扯，文藝借鏡等），衆說紛紜的中國性本身就是一個挑戰、誘惑共存的切入視角。
找尋一種關係
反過來想，南洋色彩（ＮａｎＹａｎｇＣｏｌｏｒ）和馬來亞地方文學實際創作的虛弱又反證了這一點。楊氏的謹慎與求實沒有給我們勾勒南洋色彩可能的高度、實質和層次，而更多依據他們相對膚淺的文學實踐加以論述。另外，單列論述的南洋色彩與馬來亞地方文學之間的關係如何？是否各自代表文學發展的不同階段？諸多存而未論或論而不深的課題都期待更深的開掘。
後殖民視角下的馬來性潛入
當然，後殖民主義視角的缺席也讓我們感到一絲缺憾，而這意味著馬來性（Ｍａｌａｙｎｅｓｓ）與華文文學之間的辯證糾葛需要繼續潛挖：爲何是蒼白的馬來性？如何充盈？怎樣使它真正提升馬華文學的質素？但無論如何，該書無論對楊氏本人還是對於寂寞的新馬華文文學研究界都具有近乎里程碑式的意義，所以，這或許已經超出了“本土書寫”的涵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