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場的缺席
──從本土研究看馬華文學批評提升的可能維度
The Present Absence
中國廣東 中山大學中文系 副教授
從某種意義上講,恰恰是文學批評家掌管了文化領域內的變異,並且監查了文學與非文學之分的界限,而且批評家似乎比作者本人更有權力理解作品[1]。顯而易見，文學批評必須盡到一針見血、高瞻遠矚、大力提升文學創作的責任。對馬華文學批評亦然。無庸諱言，馬華文學批評與在世界華文文學上佔有一席之地的馬華文學地位並不相稱，“他們大都還在熱衷評論作品中的社會道德和傳統意識，如此的文學觀念造成文學的功能被單一化，無法讓作品的深層解構散發出它的藝術魅力，也無法讓讀者對作品感受到親和力，甚至更對前衛作品帶來極大的殺傷力”[2]。當然，它的薄弱與蒼白反過來又影響了馬華文學的流向（惡性循環？）。本文在此對産生這種現象的動因並無太大的興趣（因爲太過複雜又糾纏不清），而當務之急莫若對症下藥：即從本土研究來探勘馬華文學批評提升的可能維度。筆者以爲，考量馬華文學（批評）的實際，三個切入維度不可或缺：中國性、本土性、世界性。
一、中國性：錯置還是回歸？
“日本《東南亞史學會》研討論文《馬來西亞華人文學的産生與發展》，結果，除了論文作者，‘全場附合’論文的題目，應改爲《在馬來西亞産生與發展的中國文學》”[3]。此語中包含的無知與成見是非常明顯的，然而吊詭的是，它卻從另一側面體現出些許偏激的深刻來，即：馬華文學中糾纏了扯不斷理還亂的中國性。
1. 層次與流變。何謂中國性？黃錦樹將之簡單界定爲“中國特性、中國特質、中國特色”[4]，同時他又進一步強調說，“‘中國性’是一個權宜性的稱謂，英譯爲CHINESENESS，也可譯爲‘中華性’或‘中國特質’，強調的是它在文化想象上的純粹性”[5]。無疑黃錦樹給我們指出了中國性的主要指向：文化想象。當然，在我們回到馬華文學與批評的歷史情境中時，筆者以爲，中國性至少反映在如下三個層次：1語言；2歷史/文化；3文學/批評：中國中心。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中國性本身也是一個隨時間推動和歷史事件的影響而不斷演變的動態凝結，它對馬華文學/批評的波及從長遠來看會是一個逐漸變弱的過程，但也
不排除發展歷程中間反彈的可能性。
A. 語言。漢語/中文/華文。這三個詞語的遞進關係，不僅僅表徵了本土意識在語言方面的逐步崛起，而且體現了馬華文學批評中邊緣對於中文中心的解構與建構：“語言再造”
[6]。而黃錦樹“巧妙的從文字或語言（主要是書寫語言）的向度切入，遊刃有餘的爲我們勾勒了綱舉目張後的多重視境：文化身分與語言再造，現代主義與現實主義，表演性與後殖民情境等等”[7]。
馬華文學得以成立的理由或前提之一，就是華文的被借用，當然，“一旦選擇了漢字，仿佛也就同時選擇了文化身份，‘內在中國’也就符碼化於漢字之中”[8]。然而事實遠非如此簡單，由於種種原因，“失語的南方”恰恰概括了中文在馬來西亞的流失與片面吸納，而“死去的不只是字和詞，更嚴重的是個中蘊含的特殊感性、理解、感覺事物和現實的方式”[9]。於是作爲解決失語的兩種指向自然而然就被提上了議事日程，語言再造與深挖“文字的中華性”。當然，黃錦樹更強調的是前者。如他在《流離的婆羅洲之子和他的母親、父親----論李永平的“文字修行”》一文就李對“純粹中文”（其實是華文）的不懈追求作了不遺餘力的鼓吹。儘管我們懷疑這種野心一旦付諸實踐到底有多大的可操作性，但是其對華文的苦心孤詣的開拓精神應當予以褒揚。同時這種語言再造還有個“度”的把握問題：如果變成了語言硬造和暴力實驗，相信這種努力只能收穫拔苗助長的苦果抑或另一種固步自封。
B. 文學/批評：中國中心。在馬華文學發展的絕大多數時間內，馬華文學並沒有真正走出20世紀中國文學的影子。本土意識的不斷騰漲與崛起也更多地只是集中在政治、思想、文化領域上的綱領與原則上，而文學上，“由於語言的掌握本身，多少左右了他們的傾向，使得馬來西亞華人文學史上誕生的突破性原則‘馬華文藝獨特性’無法積極的落實，構成了馬華文學的內在難題”[10]。
中國中心的被尊奉首先體現在文學創作上。相對長一段時期內，現實主義手法雄踞了馬華文壇並成爲所謂的主流文學。應當指出，這裏的現實主義手法也更多的是對中國現實主義創作手法的亦步亦趨。返觀20世紀中國文學，從上半葉文學流派與手法的百舸爭流到對現實主義一枝獨秀的強調，文學之路可能性的探索日益狹窄的史實是與當時的歷史情境密不可分的。這種探因並非爲所謂中國特色的現實主義手法的一元獨尊開脫，而事實上，這種日益狹窄的收縮恰恰遮蔽和掩蓋了許多書寫的可能性，甚至其中也蘊含了我們原本得以獨立與自由的精神立場。馬華現實主義文學對同時期中國文學的借鑒、移植大部分是失敗的，也怪不得林建國信心十足的說，“他們對現實主義的誤解不難拆解，我們只需寫一兩篇‘現實主義蠡解’便可將他們廢功。我直覺（還未找到直接證據）老現們的論調抄襲自中共立國以後的官方文藝政策”[11]。但我擔心的是，豐富多采的現實主義絕非林能用一兩篇大作就能蠡解的。因爲五光十色的現實主義本身無過[12]，欲加之罪原本就來自不同洞見的衝撞。
中國中心還表現在馬華文學批評上。一般說來，主要分爲兩個層面：a中國學者的馬華文學批評; b20世紀中國文論。無需多說，無論對哪一種奉爲圭臬都有相當的偏執性。於前者，我們要尊重中國學者的努力，他們在資料匱乏的情況下從事馬華文學批評確實難能可貴；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文化依賴心理造成的惡果，“文化中國的意識也使馬來西亞華人文化成爲中國文化的附庸品，因爲我們自願地放棄對文化議題的思考權與詮釋權，並把它交給中國海內外學者，靠中國文化人的科研成果以獲得文化上的餵養，不知不覺地養成一種嚴重的文化依賴心理”[13]。于20世紀中國文論，筆者以爲中國中心心態自不可取，但也不可因了杯弓蛇影的敏感和“一年遭蛇咬，十年怕井繩”的恐懼加以盲目拒絕。畢竟，20世紀中國文學理論提供了更豐富與更切近馬華文學實際的資源支援，尤其相對於西方語境下的文論來講。
C. 歷史/文化認同與“想象的共同體”。中國性在歷史、文化認同中角色如何？王賡武認爲，東南亞華人身份認同的情境是，“東南亞華人具有多重的身分認同”，同時他還認爲，“文化認同，已經吸收了傳統的歷史認同。它現在仍然是所有概念中最爲靈活的一個，但對那些視種族根源作爲認同觀念的決定因素的人來說，它並不那麽有用”[14]。
人常言，“血濃于水”。當僑居漸漸變成了定居，當國籍由中國變成了馬來西亞，文化認同卻依舊成爲多元認同中最具活力的一個，而且因了山水與政治的遙隔讓這種認同得到某種程度的加強。“文化中國”實際上更是成了“想象的共同體”[15]，可望而不可及的“中國”成了文字想象中意義的不斷編碼與描繪，同時這種想象的訴說也成爲後輩華人尋根認同或再造的憑藉，“於是每一種書寫都是從不同的角度去‘想象中國’，實質的中國則無法被窮盡，這似乎說明了何以‘中國’這古老的靈魂總是一再被延宕，不斷被追尋”[16]。
然而，吊詭的是，文化認同中的中國性在因爲缺失而獲得珍視的同時，卻又因逐步馬來化情境的逼迫及對作者的內化、對文化傳承的意識的功利性強調（或出於簡單化接受考慮）等原因而使馬華文學/化中的中國性更多凸現“表演性”和“情緒功能”[17]。
2. 錯位的歸返？
單純討論如何擺脫馬華文學中的中國性是徒勞的，甚至也是毫無意義的。恰恰相反，只有對中國性作更深入的思考才可避免使馬華文藝的獨特性等名詞成爲空洞無物的能指。在20世紀的今天，馬華文學持續邁進的歷史情境下，中國性該扮演怎樣的角色？馬華文學作者對中國性又如何抉擇？
A.
迎與拒的尷尬。將馬華文學前半期成就的低落完全歸根於中國性的侵入是不公平的，因此而將之拒之門外更反映了相關處理方式與思維的幼稚。但同時，全盤中化亦不可取，那樣只會將中國性陷入文化殖民者角色的不義之地，而同時也壓制了馬華文學的勃發。鑒於此，探研中國性在馬華文學史上的流變無疑可以借古知今。尤其是，“老現們”與中國的現實主義有怎樣的關聯與疏離？這似乎比討論迎與拒更有意義。
B. 發展還是退化？王賡武認爲，“多數人對中國並不負有效忠的義務，但是僑居的習慣依然保持了下來，這是由於不公平待遇，由於缺乏保障，由於文化上的驕傲自大……”[18]等諸多因素會導致了華人仍自覺自己是少數民族。回到文學上來，馬華文學（化）中中國性的表演性特徵（與文化自大有關）只是象徵了中華文化的淺層結構，這恰恰證明了對中華文化深層結構探研的必要性，這不是“回歸恐怖的母體”，而是創建馬華獨特文化（學）的必須，否則，作爲“想象的共同體”的中華文化只會日益退化，馬華文學的語言再造、文化積澱、文學/批評的提升都只是一紙空談。勘探中華文化並非錯位的歸返，而是重塑馬華文學（化）的前提。關鍵在於，這麽博大精深、駁雜豐富的文化資源如何得到有效的消化？
同時還要強調的是，在借鑒的過程中要注意“動態中國”的事實：中國性並非是鐵板一塊，一成不變的，要以發展的眼光實行“拿來主義”。
二、本土性：斷裂的能指與所指
“王先生覺得在新加坡研究中國文學，最終目標一定要本土化，以新加坡人的立場及眼光，來作爲出發點，這樣比較有收穫，而且有意義”[19]。王潤華在此強調了學術研究要本土化的必要性及重要性，自然處於邊緣位置的馬華文學批評亦不例外。然而，令人感興趣的是，何爲本土性？如何本土化？
1. 界定與嬗變。所謂本土性，就是指本土特質、本土視角、本土精神與意識。具體到馬華文學，則是指馬來西亞華人的立場、精神、視角與意識。應當指出的是，這種特質並不等於馬來性（Malayness）。儘管它與馬來性有交集，它是在馬來西亞萌芽，在中國性與馬來性澆灌下生成的奇葩。
本土性的彰顯並不具有歷史必然性或說自然而然。相反，在今天的馬華文學中本土性的成熟與令人耳目一新仍需加以時日。爲了更好的探究這一課題，我們有必要梳理一下本土性不同歷史時段（頁hases）的表現。
A.
“南洋色彩萌芽與提倡”[20]。南洋色彩的凸現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在1927年張金燕就以抒情的筆觸宣泄了他的濃重的南洋性。“黃河泥色的濤水，又雖未浸染過，但我的皮膚遺傳著祖宗的舊衣裳，而黃薑、咖哩，把我腸胃醃實了，因此我對於南洋色彩濃厚過祖宗的五經，飲椰漿多過大禹治下的水了”[21]。1929年《南洋商報》副刊《文藝周刊》編者曾聖提更是躊躇滿志的高喊，“以血與汗鑄造南洋文藝的鐵塔”[22]。
儘管筆者對南洋色彩的發展勾勒非常粗略，但我們還是從中讀出了本土性在其中的覺醒，以南洋色彩區別於中國性，這無疑反映了本土意識的騰漲。儘管南洋色彩提倡中更多的只是口號和標語型，所涉理論也相對膚淺、單薄[23]。
B.
馬來亞地方文學。1934年，廢名發表了一篇爭議性很強的論文《馬來亞地方作家談》，可謂“一石驚起千重浪”。其中，他曾提及，“關於馬來亞有無文藝，就是居留和僑生於馬來亞的作家們所産生的文藝！因爲我想，我們應該抓緊了地方作家這個含義來承認馬來亞的文藝”[24]。此後關於馬來亞地方性的論爭和提倡絡繹不絕。當然，有意思的是，儘管馬來亞文學或“馬來亞華僑文學”或“馬來亞地方文學”等字眼並沒有完全取代“南洋文學”的稱號，我們不難看出這一稱號的漸進、更替意義之重大：這不僅僅是對他們所居之地文學名稱的準確描述，而且“這是由於他們對新加坡和馬來亞的感情有長足的發展，和對馬來亞有更深切認識的結果”[25]。
C.
馬華文藝的獨特性論爭。1947年淩佐指出，“馬華文藝的新的階段的開始，在性質上是否定了失去了現實意義的僑民文藝”，同時他還認爲，“馬華文藝的獨特形式，最少帶有下列的幾種明朗的意義：一、它不能是翻版的中國文藝，二、它更不能是僑民文藝，三、它是馬來亞文藝的主要成分，四、它著重人民性與民族性，五、它融和滲透社會生活間的特徵，語言必然豐富，生活方式（包括習慣、興趣、風尚等）必然更精彩”[26]，自然這也引發了轟轟烈烈的論爭。然而，透過紛紛擾擾的論戰，我們不難看出本土意識在其中的膨脹，他們對僑民文藝的詰難固然突出了這一點，而對馬華文藝獨特性的相對清晰的厘定又反映出他們對文學自身的美學書寫的強調，這“標誌著戰後新馬文學本地意識發展的一大轉變”[27]。
2. 批評實踐及如何本土化。
一些熱愛與關注馬華文學的優秀學者對本土性的挖掘可謂不遺餘力，他們的成果亦爲貧瘠的馬華文學批評平添些許了令人眼前一亮的綠意。
楊松年的《戰前新馬文學本土意識的形成與發展》就是這一方面嘗試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著述，我稱之爲“本土書寫”。楊以他翔實的史料收集與精細的文本解讀爲基礎，以“新馬作者的中國感情與本地情感的消長狀況”爲主線展現了他切入戰前新馬華文文學的獨特視角[28]。但需要指出的是 ，楊的謹慎與求實使本土性可能的層次、高度、實質的更高探索缺席，從而留下了一個遺憾。
林建國《爲什麽馬華文學？》[29]則間接體現了他的本土剖析。將馬華文學從“中國文學的支流”（或現代文學的一個流派）、“多元文學中心”等五花八門的論調中解脫出來，消解了中國性的絕對統治；同時他又將馬華文學既框定在馬來西亞國家文學之外，又在馬來亞文學之內，從而“免受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收編、分裂和操縱”[30]。其中的本土意識讀來無疑歷歷在目。
王潤華的《華文後殖民文學》一書同樣張揚了本土性。如在《從戰後新華華文報紙副刊看華文文學之發展》一文中，他認爲“戰前新馬的副刊：中國作家的殖民地”，“副刊是馬華文學脫離中國文學獨立的鬥爭舞臺” [31]則從側面強調了本土關懷。而《走出殖民地的新馬後殖民文學》則直接指出了在移民殖民地的後殖民文學中，“本土性的建構”（constructing indigeneity）[32]之 必要性與個別性。
然而縱覽幾位學者的著述和其他一些相關研究,我們還是有一種未能盡數直逼內核暢快淋漓的遺憾：本土性的層次與操作都缺乏更高意義上的提升，也即如標題所言，從本土性切入出現所指（術語或名稱）與能指（層次、可能性、如何操作）的斷裂。當然筆者在此不可能展開如此重大的選題，只是嘗試做一點抛磚引玉的工作。
筆者以爲，本土性作爲馬華文化/文學在作品中的內化，可以包含如下層面；
1本土色彩：本土自然風情與人文景觀的再現；
2本土話語：馬華歷史情境中對中文的再造與發展，也是馬華文化凝結的載體；
3本土視維：文學書寫中本土精神或意識的自然又顯著的流露。
如何本土化？竊以爲首先要營造獨特又深邃的本土文化（馬華文化）；其次，如郁達夫63年前所言，“根本問題，我以爲只在於人，只在於作家的出現。南洋若能産生出一位大作家出來，以南洋爲中心的作品，一時好好的寫它十部百部，則南洋文藝，有南洋地方性的文藝，自然會得以成立”[33]。儘管63年前郁達夫因此受到熱烈的詰問，而鬱本人也漸改初衷，而我仍然以爲這實在是非常準確又意味深長的高論，歷史與馬華文學的現狀都證明了這一點，當然，文中的“南洋”該替換爲“馬來西亞”。
三、世界性：現代性與後學
這裏的世界性主要包括兩重意思：1全球化語境下的立足本土、放眼世界；2吸納百學走向世界。王潤華認爲，“在全球化與本土化衝擊下的文化現象，學術研究與方法更加複雜化。雖然有人會擔心全球化會把各種文化差異逐步抹掉，然而，全球化的極致，會導致本土特殊性的重視。本土化會阻礙現代化所造成狹隘的本土中心主義，其實本土的極致就是走向全球化。唯有本土化得到重視，才有資格與全球化接軌，甚至並駕齊驅”[34]。所論貌似吊詭實則一針見血。
1. 現代主義/現代性。儘管熱帶旅行者們之“接受現代主義都以是中國性爲前提的”[35]，但新銳學者如林建國、黃錦樹等對現代主義的態度可謂唯其馬首是瞻。如黃錦樹，他對現代主義的強調主要從兩個維度展開：一方面是對於傳統現實主義的瀟灑清算，即以現代主義的標準去丈量、返觀馬華前期文學，雖“廢功”得痛快淋漓，可惜缺乏“瞭解之同情”；另一方面是他對現代主義的大力弘揚。如對潘雨桐、李永平的小說、王潤華的詩歌中體現的現代性的獨特解讀[36]。
問題是，以現代性切入馬華文學批評尚需做以下工作：
a. 仔細梳理馬華文學現實主義的流變與式微，在瞭解的基礎上評定是非功過；
b.
鋪陳馬華文學情境中現代主義介紹、變異與融合的具體情況，而非只局限於“臺灣經驗”。
黃錦樹的有關精彩（但有點好高騖遠的）論述恰恰體現了他的恨鐵不成鋼與急躁的“建構意識”[37]。
2.
後學視角：以後殖民爲例。所謂後殖民文學（頁ost-colonial literature）是
“在帝國主義與本土文化互相影響、撞擊、排斥之下産生的結果”[38]。馬華文學的産生發展也恰恰暗合了後殖民的歷史時空背景，所以從後殖民理論解讀馬華文學自然會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王潤華的《華文後殖民文學》則是此視域下的集大成之作。當然，這不僅是因爲它是“一本等待已久的第一本研究華文後殖民文學的重要著作”[39]，而是因爲後殖民視角在他手中的靈活運用與遊刃有餘[40]。
後殖民話語也是後殖民解讀的一種別致緯度。《挪用“他者”的表述策略》與《霸權下的焦慮與抗爭》[41]中可見精彩之論。他者原來也可以如此五彩繽紛：殖民主義他者、侵略/闖入的他者、文化邊緣的他者、含混的“他者”、監視的他者、“跨國資本”的他者、族群的“他者”等等；當然，審人是爲了更好地度己，同時也正是因爲“馬華文學從殖民時期至後殖民時期的文本中，對‘他者’的挪用形成文本言說的重要策略之一”[42]。
應當指出的是，後殖民解讀只是對馬華文學多元審視中一種詮釋策略和閱讀視角，不可居此一隅，消解一切。對馬華文學騰飛的資源支援（如中國文學等）與可能的壓迫要保持清醒的頭腦，不可以因采襲了後學視角過度敏感，孩子髒水一起潑出去。
3. 馬華情境：不是結語的結語。
九九歸一。我們所有的關於中國性、本土性與世界性的宏大敍事（grand
narrative）最後都必須回到馬華情境中來。無論是有機借鑒也罷，生搬硬套也罷，我們最後的期待都是要創造世界性的馬華文學。
首先，我們要勇於拿來。中國的，外國的，都應該可以成爲批判借鑒的資源。當然借用恰恰是爲了“告別諸神，就是不再生活在諸神的陰影下，而要作超越諸神的存在，開闢和討論一些屬於自己的課題”[43]。
其次，要敞開胸懷，讓馬來文學的馬來性融入進來，提升也是對馬華文學的獨特性的增強，“因爲中華文化與馬華文化並不是處於一種對立的關係，而是建構馬華文華的重要參照系，是可以豐富與壯大馬華文化的精神資源”[44]。
最後，仍要提及的是，天才的出現需要産生天才的土壤。文人相輕、偏狹、幫派主義、捧殺與打殺等都只會扼殺與牽絆馬華文學的飛躍。真正和而不同、求同存異，允許衆聲喧嘩（heteroglossia）多元共存才有可能推動創造性的昂首向前。
[1]
Donald
E. 頁ease
Author, see 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P111
[2]
《叫醒太陽----馬來西亞南方學院文集1998》（馬來西亞新山：南方學院，1998），頁9
[3]
《叫醒太陽----馬來西亞南方學院文集1998》（馬來西亞新山：南方學院，1998），頁49
[4]黃錦樹著《馬華文學與中國性》（臺北：遠流，1998），頁33
[5]黃錦樹著《馬華文學與中國性》（臺北：遠流，1998），頁146
[6]黃錦樹著《馬華文學：內在中國、語言與文學史》（馬來西亞吉隆坡：華社資料研究中心，1996），頁55
[8]黃錦樹著《馬華文學與中國性》（臺北：遠流，1998），頁
69
[9]黃錦樹著《馬華文學與中國性》（臺北：遠流，1998），頁58
[10]黃錦樹著《馬華文學：內在中國、語言與文學史》，頁19
[11]黃錦樹著《馬華文學與中國性》（臺北：遠流，1998），頁170
[13]許文榮著《極目南方》（馬來西亞：馬大中文系畢業生協會、南方學院聯合出版，2001），頁11
[14]王賡武著《中國與海外華人》（香港：商務印書館，1995），頁246－247
[15]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New York:
Verso,1991)
[16]鍾怡雯〈從追尋到僞裝〉，《回首八十載，走向新世紀----九九馬華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馬來西亞新山：南方學院，2001），頁196
[17]黃錦樹著《馬華文學與中國性》（臺北：遠流，1998），頁118
[18]王賡武著《中國與海外華人》，頁363
[19]王潤華著《華文後殖民文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1），自序頁2
[21]燕〈南洋與文藝〉，1927年4月1日《新國民日報》副刊《荒島》第10期
[22]曾聖提，見1929年1月1日《南洋商報》增刊《文藝界》
[24]廢名〈地方作家談〉，1934年3月1日《南洋商報》副刊《獅聲》
[29]林建國〈爲什麽馬華文學？〉，臺北《中外文學》（第21卷第10期）1993年3月，頁89－126
[30]林建國〈爲什麽馬華文學？〉，頁114
[31]王潤華著《華文後殖民文學》，頁156－157
[32]王潤華著《華文後殖民文學》，頁142
[33]
《郁達夫海外文集》（北京：三聯書店，1990），頁482
[34]王潤華著《華文後殖民文學》，頁7
[35]黃錦樹著《馬華文學與中國性》，頁33
[36]可參黃錦樹著《馬華文學與中國性》、《馬華文學：內在中國、語言與文學史》兩書中的相關論文
[38]王潤華著《華文後殖民文學》，頁19
[39]王潤華著《華文後殖民文學》，封底
[40]可參朱崇科
〈新“新”視角與後殖民解讀〉，見《南洋商報•南洋文藝》，2002，1，22
[41]許文榮著《極目南方》，頁94－155
[42]許文榮著《極目南方》，頁120
[43]劉再複著《論高行健狀態》（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頁212
[44]許文榮著《極目南方》，頁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