鵬程隨筆》2004.12.06

        郭少棠《旅行：跨文化想像》序

　　人、旅行與文化

        原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長郭少棠新作《旅行：跨文化想像》要交北大出版社出版，已排好，好不容易找著我，要我撰序。今日無事，便寫道：

    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在雲南旅行時，聽到楚雄某些彝族學者的論點，說彝族乃發源於楚雄一帶，新出土的元謀原人及彝族十月太陽曆均可證明此一文明發軔之早。其後這個擁有黑虎圖騰與太陽曆的民族向西北遷徙，有進入巴蜀乃至康藏的，成為川康氐羌或藏人。再往北，則成為陜甘羌族。向東北方走的，就逐漸擴及黃淮平原，再經東北，跨過白令海峽，到達美洲大地。換言之，彝族幾乎可說是亞洲美洲的文明之源。我國古代的《易經》《老子》《楚辭》中均可找到不少證據。

    對此類以自我一族為世界文明中心的論調，我當然是啞然失笑的。但仔細一想，就赫然發現：這個大遷徙的想像，其實正是我們對於人類文明的基本解釋。

    例如清朝末年時流行的中國人種及文明西來說，曾經影響深鉅，著名學者蘇雪林，花了數百萬字，想證明《楚辭》所顯示的乃是巴比倫的神系與世界觀。其他學者論證墨子應是非洲黑人或印度婆羅門。古代中國的星宿、太歲名稱，亦有不少考證，說它們源於這源於那。台灣的畢長樸先生則倡言一種中國人種北來說。此外，人類學界對於人類文明也有起於非洲北端，再逐漸擴散全球，和起於印度尼西亞群島等各式主張。彝族學者所主張的，便屬此類說法之一。

    反對此類文明一元論的，輒主張文明多元論：各洲各有人種各有文明，各升各火，各因各果。

    雖然如此，文明多元論者亦不認為文明源生於某地之後，即定著於該地，無遷徙無交流。只不過他們通常採取區域擴散的講法，不似文明一元論者講得那麼恢張，老是做縱橫十萬里的大規模遷徙論。

    古代文明間的遷移與交流，到底該恢張點說，還是謹慎點講，很難論定，因為誰也不能斷言古代人類不是像候鳥般往來遷徙的。一隻伶俜燕雁，尚且每年不辭勞苦，度越萬里，飛洋過海，何況是人？若說燕雁為何總要如此不憚煩，誰也說不出。避寒嘛，自有別的辦法，何苦如斯跋涉？海上風波、雲中羅網，其中之凶險，實更甚於寒冷。因此，這或者只能說是物性本能。就像某些動物，一旦出生，就開始遠遊；待生育期再千方百計旅行返回原生地產育，或臨死時再回來。一生就在一來一往的長途跋涉中度過了。若問這樣的生命到底意義何在？也沒人答得出來，生物的本能，就蘊含著屬於它最本質的奧秘。似乎動物之不同於植物，就在於它要徙旅要遷移，否則它就乾脆生為植物了。

    講這麼多，我要說的是：人的物性本質或本能就是要遷旅行遊的，人類的文明，便也成於旅行之中。

    人，這個字，在中文的構形中，象人直立之形。人立，是人的物性特徵，其他動物只有少數或偶爾能夠如此，例如熊。人能站立故能邁開大步走，所以「大」字就象人行立於山川日月之間之形。文明之文，則是物相雜之形。人與人、群與群，要相互交流走動，才能雜，才成文，故古人曰：「物一無文」。

    用郭少棠先生在這本書中的術語來說，則我們也可以說旅行才能達到跨文化交往，讓人在文化轉換之中，跨出自己的文化封域，通過碰撞、理解而逐漸融會出新的文化視野，達成新的文化創造。這個過程，實際上就是文明不斷創發的歷程。若人一直侷限於他那單一族群、單一文明、單一地域，其文化就絕不能發展，因為「物一無文」。

    郭先生這本書，用大量史料和理論來闡明這個旅行與文化的關係，認為旅行既是在文化間跨越、轉換，又是文化的深化。這是他與時下技術性實用性文化旅遊書刊不同之處。相較於西方當前熱門的旅游研究，郭先生特重旅遊與文化的關係或旅遊的文化含意，其實也獨樹一幟，且對歐美論者頗具點醒之作用。

因為歐美的旅游研究雖然大談流亡、移民、後殖民、混血兒、探險家、觀光客，但實際上缺乏歷史與文化視野，基本上是處理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大眾觀光旅遊工業所帶來的問題。所以Laren Kaplan才會說：「旅行無疑是一個現代概念，象徵著西方資本主義擴張年代中的商業與休閒活動。而『位移』更多的是指現代化所造成的群體遷移」；James Clifford則承認他所稱之旅行一詞，乃是與歐洲的、男性的、中產階級的、科學的、英雄的、娛樂的事相關著。因此據他看，所有的男人都是旅行者。他們都忘了：旅行，是如上文所說，或郭先生此書所分析的，古已有之；且是人類之物性本質，男人遊，女人也遊；又是各文化形成及發展之原理，故而西方現代後現代有旅行有位移，中國更多得是旅行文化及因旅行創立的中國文化。郭先生此書主要就是向他們說明這一點。

    爲了與西方當代論者對話，郭先生曾用英文重寫本書，然後再譯寫成中文（最終變成前四章是以英文撰寫後譯成中文，後四章是以中文起草而再譯成英文，又譯為中文）。這種面對中英語文與文化的努力，實在罕見，教人佩服。他自謂其論著重點在於：探討中國旅行的文化傳統，並強調他做的是中西方旅行的前現代文化傳統之跨學科分析，實亦太過撝謙。他是博雅君子，不似我這般性喜矜張，所以對於自己在反思西方現代旅遊及遊行理論，建立中國旅行型態分析典範（本書分為旅游、行遊、神遊）的貢獻，不免平淡視之。其實他的工作至為重要，旅遊的跨文化分析與跨文化對話之門，要到他這部書出現，才真正打開了。

    他命我為此書作序，我很高興能比其他讀者先一步拜讀如此有意義的稿子。很想好好爲它闡發一番，但旅中匆遽，遂僅能略申鄙懷如上，實在非常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