鵬程隨筆》2007.10.08
繁簡雜錯的大陸社會 (下)
四．書法教學的困擾
依《全日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小學生在中年級階段開始用毛筆臨摹。一般三年級上學期描紅，下學期仿影。四學期上半邊摹邊臨帖，下半正式臨帖。五年級以後「教師應一方面繼續嚴格要求學生研讀碑帖，體會楷書結構技巧；另一方面可由扶到放，重在點撥，啟發學生領悟」〈同上引書，頁150〉。
書法教育於中小學實施，目的並不同於在社會上進行，因為旨不在追求藝術美，而在輔助識字。學生在練習中體會到的，可以與他們在寫鉛筆、鋼筆字時所獲得的體會相互發明。因此教學時除了著重學生使用毛筆的技巧，如提、按、頓、轉之外，更主要的乃是結字的指導，對於字形上的重心不穩、疏密不均、主次不明、長寬不合理等毛病給予修正。這與三年級教鋼筆字時以《靈飛經》為教材，道理是一樣的。
可是《靈飛經》與其他碑帖都不是簡化字。以北京景山學校書法課的安排來看，他們六年級選用《張猛龍碑》《鄭文公碑》，唐代歐、虞、褚、顏、柳，以及元代趙孟俯的作品，事實上也就提供學生不少正簡字對照的字例與機會。學生若不懂傳統文字，就難以在書法課上獲得學習的樂趣。
因此趙家熹《書法藝術與書法教學》明確地說：「應該在書法課上簡繁並舉。低年級上課，仍用規範字，而且要與語文課老師的要求相應，但是遇到有繁體字的規範字時，最好把繁體字寫出來，讓學生瞭解一下為好。到了高年級開始臨帖，由於字帖上出現大量繁體字，還有些異體字，書法教師最好把一字的繁、簡乃至異體的寫法，都告訴學生，否則就不好臨帖了。」也就是說：想教好、學好書法，懂得正體字都是必要的。中小學的書法教育，實際上就起著彌補初年級僅教簡化字的作用。趙家熹也不否認這一點，因此他又說：
如果只知道現在通行的簡化字，而不認識繁體字，那麼，在閱讀以前出版的書籍、經典時，就會因不認識許多繁體字而發生許多困難。要再去查字典，就會眈誤時間。若是我們通過書法教學，就為學生解決了這個問題，豈不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嗎？〈同上書，頁106〉
在這種想法之下，他設計的一些教案，如「微風徐動」四個字，選自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風和動都是正體字；四年級上學期書法試卷，要學生寫「辰年將至，虎躍龍騰」，也並不讓他們寫成「虎??騰」。當然，書法教學絕不等於正體字教學，也不會令學生全部都去寫正體字，但在書法教育中能使學生認識並會寫許多正體字，則是事實。
但書法教育目前這種境況，從總量上看，卻是增加了學生不少識字量，學童既要認識簡化字，也須辨識碑帖中出現的傳統文字。在教學生傳統文字時，對文字形音義之解釋，仍是六書，而傳統文字及六書解釋體系跟簡化字之間的齟齬，亦仍是不可避免的。何況還有許嘉璐所說的筆順問題，或前文提到的部首問題，如買，簡化寫作?，已與貝無關，運筆方向亦截然不同。龍，簡化寫作?、鬥簡成斗、蔔簡成卜，備簡成?……也是如此。小朋友在寫字時不會產生困擾嗎？
五．文字學家的尷尬
以上談了識字教學及書法教育中的問題，以下要說一下文字學研究中的狀況。
大陸文字學界，目前仍以歷史文字學為主流，即以《說文》為主，向上鑽研甲骨金文，向下論析歷代文字流變。但在討論文字理則時，與台灣不同處，是也要對簡化字提出一些解釋。以裘錫圭《文字學概要》為例，他就常要為簡化字找理據，如云：
簡化字「?」可以看作草書楷化字。……簡化字「?」「?」都是草書楷化字。（頁88）
有時候，使用有本字的假借字，是為了簡化字形。如簡化字借斗為鬥。在歷史上，這種情形主要見於所謂俗字，如以只代隻、以參代葠、以姜代薑、以?代靈、以杰代傑、以勾代夠、以吊代掉等等。這些俗字，有的一直沿用下來，並在解放後的異體字整理和漢字簡化中被採用為正體，如上舉前五例。有的在使用了一段時間後就不行了，如後面二例。（頁186）
有些本來不同形的字，由於字體演變，簡化或訛變等原因，而形成為同形字。……如歹和?都變為歹；廣簡化為?，跟它的形旁?同形；?簡化成厂，跟?的初文厂和庵的舊簡體厂同形；勝簡化為貹，都是這一類的例子。（頁217）
異體字整理和漢字簡化中，有不少分化字併入了母字，例如雲併入云、採併入采、鬚併入須、剋併入克、併併入并、阨併入厄、誇併入夸……等都是分化字併入母字的例子。（頁247）
在異體字整理和漢字簡化中，有不少本字併入了假借字中，例如彊併入強、艸併入草、毬?入球、 併入蔘、隻併入只、薑併入姜、靈併入?、傑併入杰、穀併入谷、葉併入?、幾併入几、醜併入丑、鬥併入斗、蘿蔔的蔔併入卜、臺檯颱併入台等等。上面這些假借字過去基本上已經取代了本字，如強草蔘球等。但也有少數假借字，使用的歷史大概極短，如代鬥的斗、代蔔的卜等〈頁249〉。
裘先生這本書影響深遠，因此我們也與上文所舉各書一樣，拿來討論。並非特重其一家之言，而是想透過一個切面，看一個領域的一般現象。在文字學領域，裘先生此書應該是頗具代表性的。
其書與許多文字學著作一樣，採用手寫影印方式出版。採此方式之原因十分簡單：古今字體複雜，造字排印困難，不如手寫方便且不易出錯。這在臺灣也是如此的。但跟臺港文字學家不同者，是此書雖手寫，卻寫成簡化字。可以推測作者是基本支持並樂於使用簡化字的。否則寫印文字學著作，大有理由用正體字。
由此立場出發，裘先生也十分努力地把簡化字視為古今字體演變之一，去申說其所以如此規定的原因，以上我摘引的部份，便可看出其用心。如云?可看成草書楷化字；以只代隻、以參代葠是有本字的假借；雲併入云、誇併入夸是分化字併入母字等，均屬此類。裘先生其實並不曉得當局為何如此簡化，但他盡可能地從文字學原理上去為它尋思解釋。
由於裘先生的博學，他替簡化字找出了不少「根據」。例如以?為靈之簡，其實沒什麼道理，兩字意思與字形都不同。但裘先生找出了《正字通》，說該書?字下注：「俗靈字」。於是這個本用以指小兒熱的字，簡以代靈竟是沿襲古已通用的俗體字了。至於那些沒什麼文獻證據可說的簡化字，則不再說文證，只做「理證」，說它們是假借或省併等等。
但這麼做，實在很辛苦。因為，裘先生並非不明白字形太簡反而會增加辨識之困難，在該書頁八九論草書時，他就言道：「草書由於字形太簡單，彼此容易混淆，所以不能像隸書取代篆文那樣，取代隸書而成為主要字體」。既如此，那些為簡而簡以致任意歸併的字，難道不會照造成混淆嗎？本有一字，後來分化了，如云分化出雲、芸；采分化出彩、採、綵；須分化出鬚，原就是為了增加辨義功能，現在將分化字重新併入母字，不是走回頭路，開歷史的倒車嗎？
原有本字，而俗訛為同音假代，也一樣會對理解產生困擾，否則現在學校教師就不該禁止學生寫同音的錯字。豈能因古代曾有俗訛之例，便大規模因陋就簡起來？若說如此因陋就簡是可行的原則，某些俗體字，古已有之，如『這』本來就是『適』的俗字，唐玄應《一切經音義》云：適字「三蒼古文作這」。可是為何這個俗字又不用，偏去另造『?』字呢？
何況，俗體字固然有些在歷史上確係約定俗成、用得普遍，大家也早已通用了；有些卻並不多見，需要裘先生這樣的專家才找得著出處。或根本也找不著，如以斗代鬥、以卜代蔔之類，連裘先生也只能說它「使用的歷史大概極短」，可見文證是極難找的。如此杜撰，文字學家能怎麼辦？
再說，都是俗體字，為何某些被採為正體，某些卻捨棄了，標準何在？以勾代夠、以吊代掉，未見得就比以姜代薑不高明，為何在〈簡化表〉中便不予承認？
那些本來不同形的字，簡化後變成同形，如勝簡為胜，與腥的古體同形。裘先生也只是敘述了這種現象，卻未追問這是個合理的現象嗎，會增加混淆嗎，有時他反而還要努力去找理由來解釋。
如簡化時把「裡」併入「里」，裘先生也說：「被合併的字跟合併它的字究竟是什麼關係，不大好判斷」，因為「裡」在西周金文中早就有了，所以裘先生說它與里可看成是一般假借關係，亦即以里代裡即如以只代隻、以杰代傑那樣，屬於同音假借。但有學問的裘先生又找到一個金文和一則《素問》的例子，因而他又懷疑：「也有可能『裡』這個詞本來就是假借『里』字來代表它的，後來才為它造『裡』字。那麼，裡跟里的關係，就是後起本字跟母字的關係了」。同理，裘先生固然說了：臺颱檯都簡化為台，乃是以假借字取代了本字。但他也不能確定就是如此，故又曰：「併入台字的颱，也不能說一定沒有是台字的分化字的可能性」。並與併，情況也一樣（見頁250）。如此曲盡其能地去解釋，不辛苦嗎？
而這樣做，就沒問題嗎？不然！裘先生尊重簡化字的立場，在講述文字學時，本來就會顯得尷尬。例如頁124說「『隻』既是『?』的初文，又是當單個講的『只』的本字」。隻怎麼看得出與?的關係？獲變成了?，隻與犬的造字關係也就難說得很了。頁117說門「本象雙扇門」，列入象形字。但簡化為?，還象兩扇門嗎？頁131，監「字形表示俯首在盛水的器皿裡照臉」，臣字即表示人的大眼睛，故甲骨作
，金文作 ，現在簡成?。如何再說它是「主體和器官的會意字」？頁190又有段話說：「利害，本指好處與壞處，引申而有劇烈、凶猛的意思。一般人覺得『利』字的意義跟劇烈、凶猛等義聯繫不起來，所以喜歡以『?』字來代替它」。學生看這段話，若不知『?』本該是『厲』，怎能理解為何要以『?』來代『利』？厲變成簡體以後，是完全看不出跟凶猛劇烈有什麼關係的。凡此之類，乃是因他講的本是傳統漢字，可是套著簡化字這個靴子走路，有時便不免為難。
某些時候，他也會直說簡化字弄混了。例如頁124說：「在簡化字裡，『埶』旁簡化為『?』，跟『執』的簡化字『?』相混」。因為埶是藝的初文，表種植，與執乃兩字，簡化後就看不出它原先的區別了。
可是大部分時候，裘先生只是無奈。比如古代酒鍾之鍾，跟鐘鼓並不是同樣的東西，鍾類似壺，可是現在都簡成了?；又如纖縴都簡成?，髒臟都簡為?，證明的證與徵諫的徵都簡成?，裘先生不好說那都如執與藝一般弄混了，就只能說：「既可以歸入由於字形變化而造成的形聲字，也可以歸入同為形聲字的同形字」（頁217）。
把這些林林總總的問題合起來看，我們就會理解：要在一個以簡化字為政策的簡化字環境中教中國文字學，實在是件不容易的事。溫厚如裘先生，有時也不免要抱怨或慨歎，覺得一九六三年審音委員會對異讀詞的標準音讀審定：「對減少文字異讀並沒有起多大的作用。有很多詞的異讀取消後，表示它的字仍有其他讀這種音的用法。因此對這些字來說，異讀仍然存在」「在異體字整理和漢字簡化中，把有些讀音和母字所保留意思的讀音不同的分化字併入了母字（如把捨併入舍，把儘併入?），還把有些不同音的字變成了同形字（如把纖和縴都簡化?），並且採用了音近通假的辦法（如借斗為鬥、借卜為蔔），又使有些字恢復了舊有的異讀，或增加了新的異讀」。對於合併，裘先生也覺得合併並與并、彙與匯、摺與折、疊與迭之類「異類混淆可能性比較大的同音或音近字，就會嚴重影響文字表達語言的明確性」（頁257）。 [1]
六、當代文字學的路向
除了文字原理及歷史流變之外，近年大陸文字學也有新的發展。由於在文化語言學領域因要處理漢語之文化特性，發現不能如西方那樣只講語言學。且漢語之文化特點，往往與漢字有關，研究漢語便不能不同時研究漢字。故研究漢字也不能如過去那樣只講六書及歷代流變便罷，更應由文化看，把漢字跟中國文化研究結合起來。此一風潮，在語言學領域是文化語言學；在文藝理論及文化研究領域是漢字詩學、漢字思維特點研究；在文字學領域，則是號稱「當代文字學」之崛起。
在張玉金《當代中國文字學》書前〈提要〉便開宗明義道：「為建設好新世紀的中國文字學，主要應做好以下幾項工作：一、是對傳統文字學和現代文字學進行揚棄；二、是借鑒外國文字理論和方法；三、是引入文化學的理論和方法；四、是重組與再建漢字學理論體系」。講的就是這一風潮中青年學人之壯志。
在揚棄傳統文字學方面，他們主要是強調不能侷限於文字本身，應「將漢字與中國文化聯繫起來進行考察」（頁286）。在揚棄現代文字學方面，他們又與熱衷簡化及拼音的前輩不同，反對「漢字書寫單元發展的總趨勢是日益簡化；漢字日益向表音的道路邁進；漢字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方向等」老一輩人的主張。覺得那些都是「現代文字學理論體系沒法擺脫歐洲中心主義的偏見」（頁287）。
當代文字學事實上也不能不反對，或至少不能像裘錫圭那一代人那般尊重簡化字。原因甚為簡單，他們注重漢字的文化研究，要討論漢字結構的文化特徵、漢字形音義的文化理據、漢字中體現的漢民族歷史文化，要在漢字結構中探討文化事象，這些，當然都只能求之於正體字。簡化字是沒法做這些分析的。例如討論祭祀的觀念和儀式，他就只能談象以豆盛玉獻於神前的豐，而不能用丰；只能用禦（說文：祀也，從示，御聲），而不能用簡化字御。
亦因比較注重文字與文化之關係，故不會像過去的學者般，孤立地就字形說繁說簡，以為大家都喜歡簡也應該簡，明白形繁形簡各有適用之社會文化關係，一音多形也不可避免，未必定須合併：「古代一音義多形體的現象很常見。現在由於進行了異體字整理和漢字簡化，在通行字的範圍裡，一音義多形的現象大大減少了。但並沒有被消滅。由於總總原因，繁體字東山再起，與簡化字分庭抗禮；在某些特殊場合，篆字、隸書以及古文字仍在使用；人們手頭上，由於使用行書草書，並受舊的用字習慣影響，異形也比較多。可以說，一音義多形的現象也是不能消滅的」（頁128）。這是與過去簡化、一元化、孤立地論文字完全不同的思路。
張先生這本書，雖然也是用簡化字排印的，但在討論時選用的例字，經常不用簡字，仍採正體，如聖、藝、寶、幹等字，均不用圣、?、?、干等字。而且會刻意指出許多看起來字形一樣的字，其實本是音義不同之字（如簡體中的体，一從人，本聲，是笨的意思；一是體的簡體，人本會意，又做?），這些，均與他上述態度有關。
但縱使如此，我們說過，要在一個以簡化字為政策的簡化字環境中講文字學，絕非易事，即如張先生這樣，亦仍不免常要被簡化字干擾而致誤。如他談到隸書與楷書中形旁常發生變形，舉了言變?、食變?、車變?、馬變?、鳥變?、麥變?為例。但我們都看得出來：隸楷書中不會有言變?、食變?、車變?、馬變?、鳥變?、麥變?之例，這些偏旁變形乃是因簡化而出現的。且?變?、?變?、?變?、?變?，不知所云。乃是把前面一個字全部都錯排成簡化字的後果。這就好像他要分析飯字，注明：「從食，反聲」，可是飯卻寫成?。從食之意就要繞個彎才能理解了。用簡化字教文字學，實在難教，觀乎此，可思過半矣。 [2]
七、相期於中道之路
以上分從幾個方面來看簡化字在文化傳承上的問題，感慨自是難免。我覺得目前大陸社會上使用正體字漸趨頻繁，原因甚多，絕非「受臺港地區使用繁體字的影響」那般簡單。可是，對於社會人民使用正體字的需求與喜愛，那些歌頌政府推行簡化字是俯順人民群眾之需的人，卻換了一副口吻，不主張政府應協助之，趁這個機會讓老百姓多認識些正體字，以避免在需用正體時弄錯了，貽笑大方。反而要去禁止，不准人民使用傳統文字，用了就是「不規範」，天底下哪有這樣的道理呢？
曾看見有人撰文討論古人之嘯，云即吹口哨。為何「彈琴復長嘯」「龍吟虎嘯」竟變成了吹口哨呢？原來他以為蕭既簡成了肖，哨之繁體亦必是嘯。
我又常看見人印名片，姓范的，因要印成繁體，卻轉換成了範。因為範字簡化字寫成范，所以排版工人以為姓范的一定原是個範字，殊不知這個范字是不必改的。同理，姓于的，印成姓於；姓鍾的，印成姓鐘，也是常見的。
這都是繁簡轉換造成的錯誤，出現許多不必轉換或轉換失當的現象。例如某年一單位擬在故宮舉辦一場中秋節音樂會，宣傳文案拿來給我看，確實設計得不錯。封面上採用東坡詞「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十分溫馨。但千里印成千裡，令人幾乎失笑。告訴主辦單位此里非彼裡，需趕快回收改正，主辦人還狐疑良久。同樣的情況，在太倉園林博物館中，介紹水鄉同里時，掛著的牌子寫的就是「同裡」。珠海的梅溪牌坊，原是陳芳故居，現用一宅作牌坊博物館。所展示的牌坊模型中，曲阜闕里亦誤成了「關裡」。關是闕的誤字，裡則是以為里應轉換成繁體字才形成的錯字。
對於這類現象，我都會覺得政府與學界該做的事，不是去禁止大家用傳統文字，而是去好好教人民使用它。如此，也才是順應時代潮流之舉。
其次，此一現象亦令人更加感慨。一般評論推行簡化字之弊時，都會說此舉造成了文化斷層，使老百姓看不懂傳統文字，與傳統文字隔閡了。這當然是的。然而，現在的問題卻更是：不但形成了斷層，而且所造成的隔閡，就算現今大陸上傳統文化回潮，大家想要接續也不太接得上，這不是令人更有深的悲哀嗎？
目前已如前文所述，在中小學教育中，讓學生認得繁體字，也就是傳統文字，乃是現實上所需要的，對於識字教育亦有實質助益。在書法教育、大學文字學教學與研究時，用正體字也比簡化字少了許多麻煩。因此我願掬誠向大陸主事者建議：
開放文字使用規範吧！至少所謂繁體字也可視為規範字，不必如錯別字般去取締了。在重編常用字、次常用字、通用字表時，納入正體字。教學時，也可多讓學生認得一些正體字。這樣他們未來在寫書法、看古籍、或理解漢字之形音義時也會方便許多。
至於重新檢討簡化字造得好不好，「偏旁推類」及「同音代替」之原則應否再予節制，職在語委會，斟酌以期盡善，也沒什麼不好，不必把我們的建議都當成敵對言論看，拼命去維護那不盡科學又不盡美觀的體系。大陸上新一代文字學家都已經主張揚棄當年文字學之偏見了，我們展望未來，似更不應仍受五、六十年代某些狂熱思想之箝束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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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一九八八年一版，商務印書館出版。
[2] 張玉金《當代中國文字學》，二○○○，廣東教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