鵬程隨筆》2005.02.17    

兼融中西清華園

        由香港轉抵北京時，大雪甫過，滿地積雪猶未化也。驅車赴清華，稍事安頓，王小盾兄即來接待。縱酒傾談，踏雪而返。我準備在北京恢復「國際佛學研究中心」。小頓精研文學與音樂之關係，故略詢發展此一課題之可能性如何。

        佛研中心，昔係由靈鷲山支持，發行國際佛學研究及國際佛學譯叢，且開設藏文巴利文班，如昭慧等皆曾在彼處聽課。於十六年前，在台灣，不啻於歐陽竟無之支那內學院，在我去陸委會任職時，該中心也未停辦，直到我應星雲之請，籌辦佛光大學時才不得不離開。當時心道法師還來我家，勸我勿去佛光山，仍為他辦佛研中心及宗教博物館。我沒答應，只替他維持了一段時期的佛研中心，還推展了新興宗教研究等項目。如今回首，殆若夢然。今年除夕，心道法師來電，邀去靈鷲山度歲。我於十四日上午與林明昌同去。明昌曩時亦曾任該中心副主任，但未去該山均已十餘年了。山上海霧天風，猶如昔日；談及再恢復佛研中心的事，片言立決，也仍與當年一樣。故此次來北京，便順便談了起來。

        十七日生安鋒來，送了一冊他新出版的《霍米巴巴》。巴巴名氣甚大，但中文世界相關譯述卻極少，安鋒博士論文應儘早出版才是，此書僅小試牛刀耳。他又替我買了兩輛腳踏車，一同騎去熙春園午餐，王寧、高旭東、羅立勝都來了，聊起今年要辦紀念清華國學院八十年的活動，均有些感慨。

        清華當然是洋派的學校，跟北大不同。北大原本是吳汝倫辦的，因此校內多桐城耆宿。後來一變而成激進派之大本營，痛批桐城謬種、選學妖孽，林紓、林損等人相繼離開，以留日學生，包括章太炎、錢玄同、魯迅等人之影響力較大。清華則多是留歐美的。但這些歐美留學生對中西文化之態度反不像激進者那麼決絕，大抵比較屬於兼通交融性質，對傳統文化反而比較抱持溫情。因此像《學衡》派，雖創辦於南方，其大本營實在清華。講白璧德人文主義的吳宓、梁實秋也都在清華。國學院辦在這個洋學堂中，亦可見其學風之一斑。當時幾大導師，除梁 啟超外，都有西學的背景，王國維鑽研康德、叔本華，陳寅恪採西方社會科學方法治史，且深入西方漢學之語言方法傳統，趙元任更不用說了。國學院之外，如聞一多、陳夢家也一樣治國學，例如甲骨、金文、神話、易經、尚書等，均可見兼攝中西，乃彼時風氣。葉公超剛返國時，因只通西洋文學，國學根抵不夠好，還被譏笑了一陣。待他能談點中國學問了，眾人才覺得他也是「我輩中人」。

        這種現象，其實甚怪。不太懂西方的人拼命說要西化；比較了解西方的，則主張「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涵養轉深沉」（朱熹語），他們所認識的西方也不一樣。前者所知之西方，較像西方的東方主義者所謂的東方那樣，是個「想像的他者」。以這種想像來迫促中國改革，要求中國走上或變成那樣的想像之西方時，碰到清華這批留學生回來大潑冷水，說西方並不是這個樣兒，竟兀自惱怒了起來，痛詬諸君「保守」，豈非笑話？可惜在五四及以後那幾十年裡，整體風氣便是如此。說起來，大概只能歸於氣數罷！

        當然，出現這種結果也是必然的。因為根據想像來革命，遠比真正兼通中西容易得多，既便趨附，又能安頓急盼改革的熱情，比起冷靜地坐在書齋裡剖析中西、會通古今更能號召群眾，是無疑的。

        可是在革命熱情燒退了以後，這種文化態度的價值就彰顯了。大陸這些年重新評價陳寅恪、梁實秋、吳宓等人，就有這個意味。我自己也比較認同這種態度。但我的情形又不一樣，我是由國粹派逐漸轉變的。

        在我高中大學時期，為了把自己造就為一位國粹派，我可是耗盡了氣力，終於學會了做一名傳統文人、傳統經學家的全部技能，也養成了所有的脾性。我以此自豪，但爾後卻頗以此後悔。因為若我不那麼急著丟掉英文，我就可以了解更多西方的東西，觸類而長，對我的學問，定能大有裨益。往事不堪回首，與王寧、生安鋒等談起來，感慨自然也就多了。高旭東還問我出身到底是中文系抑外文系呢！真是的！

        夜小雪，出去買點文具，衣上撲滿了，如一粒粒碎鑽，粘了一頭一臉。為民生報做社評，論時事，附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