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鵬程兄的三卷本文集即將付梓印行，囑余為之作序，作為多年的朋友和學界同仁，我自當欣然從命。仔細讀完厚厚的一摞文稿，自有一種先睹為快的幸喜，且因有所感，而不吐不快！
20世紀90年代初，海峽兩岸的文化、學術交流日益頻繁，鵬程兄應邀來大陸講學，我們就是在這個時候相識相知的。不久，我也應鵬程兄、高柏園兄之邀先後去臺灣南華大學、淡江大學、佛光大學等講學，與鵬程兄有了進一步的交往和瞭解，茶餘飯後，經常在一起切磋交流，海闊天空，古往今來，無所不談。也就是在這樣的交流碰撞中，我非常敬佩鵬程兄深厚的學養、敏銳的思維。
這本文集的三個部分——「文學散步」、「文學觀念」、「文學研究」可以說各有特色。文學散步以深入淺出的語言，娓娓道來，如文苑裏的休閒踱步，沒有那種故作高深的理論闡述，也沒有追求傳統文學理論教材條分縷析的系統論述，但卻能讓文學入門者非常實用的理解文學理論的基本問題，正如蔡英俊兄所說是一本「真正的文學理論導論」。
「文學觀念」從文始、道分、言語、詩歌、禮樂等十個方面，追本溯源，詳考中國古代文化典籍，探討中國原初文學觀念的起源。論文經常廣征博引，多方論證，中西典籍盡驅筆底。例如《文始》篇中，作者指出「文學」這個詞語與觀念，是從「文」發展來的。而「文」在原初典籍《周易》中就是「紋」，即花紋、錯劃之意，古人由天文、地文進而認識到人文。但文均為陰陽相交、感而遂通。這個感通的原則，正是後世中國文學理論的核心觀念——物感說。而這與西方文學重視「模仿」傳統的「模仿說」，在文始發端之際就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可以說是中西文學觀念分道揚鑣的起點（在這一點上，本人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見《物感說與模仿說》，《文藝研究》，1983年第4期）。
這三部分中，我最感興趣的莫過於「文學研究」了，因為這裏探討的問題與大陸學者關注的學術熱點多有暗合之處。《文學理論與其他學科的關係》一文由宋代女性的社會生活切入，論及歷史社會學式的文學研究，討論社會文化式的文學理論，而對當今的女性主義文論進行了認真的反思，探討其研究方法及得失。作者大量徵引了亦文亦史的筆記小說，並認真區分了「描述語言」與「規範語言」的不同，而沒有像一般的研究者那樣或以「女誡」資料為依據，或徵引儒家道學人士的規範性言說為參照系，從而得出中國古代婦女備受壓迫，生活局限於閨門之中、禮教之中的偏頗結論。
近百年中國文學史的分期問題、重寫文學史問題，是近一二十年來中國學者關注的熱點，對於把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文學切分成「近代」、「現代」、「當代」三段的劃分方法，大陸學者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以來，不斷有人指出其局限性，一是分割過碎，造成視野窄小偏狹，限制了學科本身的發展；二是以政治事件為界碑，與文學本身的實際未必吻合。《「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概念之解析》分析了大陸幾位有代表性的學者觀點，解析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一概念的提出背景、特點，指出其對已有文學史觀念的突破以及依然存在的局限。可以說是對文學史分期的一個全面總結與深刻反思。
「文學研究」中的《中國文學理論的重建》一文發軔性的提出了重建中國文學理論的口號，比我在大陸提倡「重建中國文論話語」早了若干年。對本人中國文論的「失語症」的提出也多有啟發。「五四」文學革命是中國傳統文論現代轉型的起點，一方面是潮水般湧入的西方文論，一方面是新文學先驅們對傳統文論的猛烈攻擊和自覺拋棄，孔家店被打倒，從而自覺的「別求新聲於異邦」，企圖全盤向西方學習，通過全盤西化來重鑄一個新中國。由於西學知識系統對傳統知識譜系的全面替換，當談論中國文學理論的時候，在基本的知識質態和譜系背景上都是西學的，對傳統文論的研究、闡述也都是在納入西方詩學知識譜系的背景中展開的，這樣一些奇怪現象的出現也就不足為奇了。例如，說中國古代文論概念模糊，定義不明確，中國文學批評都太主觀、沒有系統、不科學，用內容、形式來分析風骨等。鵬程兄借用了孔恩的（大陸譯為科恩）「典範」（paradigm）（大陸多譯為「範式」）理論，指出這場文學革命也就是一場類似孔恩所說的科學革命，新文學運動的先驅們認為舊有的典範已經死亡了僵化了，所以必須進行革命。革命以後，新典範出現，整個文學和文學研究，遂導向一套新的信念，研討的問題和接受答案的判斷也改變了：採用西方科學的思考方式、觀念系統、術語、概念來討論中國東西。碰到這個新典範所無法丈量的地方，便詬病中國文學及文學評論定義不精確，系統不明晰，結構不嚴謹，思想不深刻……
鵬程兄進一步指出，持以上論調的人們忽視了兩個典範及其所構成的傳統之間，有其不可共量的地方，不可以套用新的典範去觀察原有的典範，而應追探原有典範本身傳統的律則。我想，這或許就是我今天在大陸倡導的中西文論
「異質性」問題，從根本上來說，中西文論代表著不同的文明，在基本文化機制、知識體系和文論話語上是從根子上就相異的。這種異質文論話語，在互相遭遇時，會產生相互激蕩的態勢，並相互對話，形成互證、互識互補的多元視角下的雜語共生態，並進一步催生新的文論話語。但如果不能清晰的認識並處理中西文論的異質性，則可能會促使異質性的相互遮蔽，並最終導致其中一種異質性的的失落。例如，在研究中國古代文論時，學者們往往忽視中國文論話語的異質性而套要甚至濫用西方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將中國古代文學與文論也概括為境／表現論和燈／再現論的模式，遮蔽了中國文學與文論的異質性，也導致活生生的傳統文論話語僅僅成為西方理論的例證而失去了生命力。但若依中國典範來看，那些貌若模糊縹緲的言論，本來都是明晰嚴謹，且深刻而可親的。問題是你必須先「讀懂」它，找到這些典範及其相關聯的觀念、術語、理論，而予以說明。然後，它與新典範才能在「不可共量」的基礎上，嘗試著進行比較與溝通。
鵬程兄認為，重建中國中國文學批評首要的是對於這一「學科的範型」，有關的信仰、價值系統、語言、基本概念，重新予以清晰的說明。但是，這並不是說要回到詩文評話的傳統去，用「之乎者也」似的語言來復述中國文學批評。而應該既要使用現代的觀念和語言去解說古代文學批評，又要避開「典範」錯置的危機。為此，他提出了自己的方法：第一，須要有理解的能力和方法，不是單靠幻曼無端的靈感、聯想、擬想或憑空的想像，而應透過對理性的知識訓練來達成理解，這乃是方法性的理解；其次，則是對於我們所要理解的文學觀念的語言層面，要有清晰的掌握，對表達其觀念與概念的文學批評用語，做一番語言性的理解；第三，則須優遊含咀，對於中國文學批評中最基本、最原始的價值本體思想及形上原理，產生價值的體會與認識，以達成本體性理解。從方法性的理解到語言性的理解、本體性的理解，這三部分既是互相聯繫，又是螺旋式上升的。而本體性的理解更是關鍵，有了本體性的理解，才能體察古代文論用語和觀念所以出現並建立的原因，平情默會，深考於言意之表，而不致于淩竄古人，以己為度，以今為度。中國文學理論的重建，主要是回到其精神源頭，重新找到中國文論特有的言說方式和意義生成方式，這是因為，一切具體的概念、範疇和術語都是變動的，都只是特定學術話語體系的外在形態，而言說方式和意義生成方式才是根本。
「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鵬程兄對重建中國文學理論的研究，可以說是開學界之先河，而海峽兩岸學者對這一問題的關注，一方面說明了當前文學理論研究中西化弊端的存在和重建中國文學理論的必要性、緊迫性，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國學者已經自覺的對其研究範式進行了反思和調整，也由此可以期待重新構建當代文論的美好前景。願海峽兩岸的學者共同努力推進這一進程。
2004年9月1日
于四川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