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海峽兩岸有志於武俠文學創作與研究的朋友，先後在大陸與台灣成立了「中國武俠文學學會」和「中華武俠學會」。隨著各自工作的順利開展，兩家學會都迫切要求建構一個協同工作並能進一步加強資訊交流和資源共用的機制。於是，這就有了「海峽兩岸武俠文學懇談會」的舉措。第一次懇談會於l999年秋在北京舉行，第二次是2002年春在宜蘭。海峽兩岸武俠文學懇談會是一座橋，它溝通了兩岸武俠文學創作者和研究者的感情，當然也就有了武俠文學創作與研究的互補相生，它產生的積極效果是不待言說的。對於我個人來說，通過懇談會而有幸結識台灣的精神同道，令我感到親切和興奮；能與龔鵬程先生見面，更是我所深深期盼著的事。其實在和龔先生見面以前，我已經通過各種渠道知曉他原是中國傳統文學的飽學之士，在其心靈深處有著對自己文化傳統的永難割捨的愛戀與執著。而從閱讀他的文學中，我的感覺可以說是醇厚馥鬱，晶瑩剔透；文筆雅致、明快、自然而在論析問題時筆觸有時細致，有時奔放，有時嚴峻，有時悠然，透出淡淡的情致。所以當讀他的文字時，我已感受到了這位正在盛年的學者是一位文史大家，也是一位有獨特造詣的風格家。
終於在1999年和2001年我有緣在北京、宜蘭兩次與龔先生相逢，短短幾日相處，晤談甚歡。面對面的「第一印象」，他給予我的就是開朗幽默，時有俊語；智慧機敏卻不矯飾，風骨剛正而卻不拘泥古板。文與人，文本與人本一下子在我的心中契合了，名士形象也就在我的眼前浮現！
時隔四年，卜鍵老弟也許因為公務纏身，也許是有意偷懶，竟把本來是應由他承擔的為龔先生《說劍》作序之任務硬推給了我，明明知道為名人專著寫序是我力不從心的事，但我還是「慨然」接下了這個活兒。我之所以不自量力地這樣做，一是有再讀龔先生的欲望，二是想在擴大、吸納知識的基礎上進行一次廣泛的對話。
今天讀龔先生的新作，卻讓我陡然想起三四年前大陸一些有良知的學者針對學術界瀰漫的浮躁不良學風，提出學術論著必須出見解、出思想、出斷制、出才情的說法。現在細讀龔著時，明顯地看到他在掌握大量史實的基礎上，獨具一種特立不倚的觀念和眼光。我想這正是龔先生在俠文化研究成果中所以屢屢出思想、出斷制、出才情的根本緣由吧！惟其如此，他那些真知灼見才能新人耳目，而且往往具有一種學界鮮見的振聾發聵之呼喚意義，所以讀後總能讓人有一種找到出路的精神振奮與學術自信。
中國的武俠文學，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國粹」，具有極為鮮明的出品地文化特徵，同時它又具有一種獨特的現實性：它向讀者顯現出一個耀眼的夢幻世界時，也向我們傳輸了一個時代的精神模式、一個理想的現實形象。那麼，對俠文化的研究，除了像龔先生坦言的是因為「對俠有特殊的感情和嚮往」，而作為一個高層次的研究者，往往又不會完全拘囿於一種簡單的感性的興趣，往往是把這一特殊文化研究的形態下的文學類型作載體，一種可以進行對話和潛對話的資源和材料。他說的是俠與劍客文化，而隱喻著的又是整個傳統文化和文化傳統以及它的價值意義。
順著《說劍》一書的脈絡來考察，如果說作者在縱向宏觀的敘述上鋪陳的是俠、劍客的生成史和命運史，注重在每一特殊語境中重大歷史事件和俠與劍客的衍演變革，即帶有「編年史」意味的話，那麼在橫斷面上又展示了俠與劍客在人世百態和各有一方天空中的精彩而又特異的活動。作為橫斷面的展示偏重於探索人、事、書、物的品格與氣韻，性質與形式，從而也就暗示了縱向的歷史沉積過程。因此，讀鵬程先生的書，給人強烈的印象，似乎總是能不斷地聽到一連串的聲音：這就是劍客之人生，這就是俠之文化，這就是曾經活著的歷史，這就是想像中的生活，這就是「浪漫的動感」(徐克語)。於是全書證明了一點，在你深入考察了這特殊的文化現場以後，你會看清，歷史過程和發展及其諸種生活方武，影響著人們的性格、意識與心靈，而心理結構正是濃縮了的人類歷史文明，於是，史與文在龔先生的專著中得到了理想的契合。
從文史這兩條平行線的對接到文史的契合，確實開啟了我多年的困惑。從文藝創作角度來說，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題材無疑是文學與歷史的契合點，它能使文學這面鏡子照出歷史的面貌，又使文學作品富於歷史的內涵。然而當文史兩家進入學術研究的層面，那麼文史的結合應當是怎樣的狀態？
事實是，文學研究與一般歷史研究最不同之處，是它不像歷史那樣具有相對穩定性，而且越是重要的文藝現象和代表性的作家與作品，在文學研究者的眼中就更仁智相異，進一步有了「一百個觀眾就有一百個哈姆雷特」之說。文學史家再怎樣客觀公允，他所描述出來的文學歷史圖像，也必然帶有強烈的、太多的個人色彩或學術個性，以及觀照角度乃至獨有的操作方武。而歷史學不研究重大歷史事件，不研究代表人物的行狀、根腳，就無所謂歷史。基於此，我們看到了歷史多是宏觀的，偏重事件(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和典章制度的變遷等等；文學多作微觀，許多記述都是史家不屑顧及的百姓生活。歷史關乎外在，文學則注重內在；歷史重形，而文學重神；歷史登高臨遠，雄視闊步：文學則先天地富於平民氣質。轉了這麼一個大圈，我意在說明：龔先生的俠與劍客的縱橫考察對我是一種「解惑」，他所反復論證的「俠並不是通常我們想像的那種民間正義英雄」，正是從他在學問之道上融通的結果，因為他從不膠著一隅。從這個視角來觀察，龔著已經找到了文史兩家最佳的契合點，即文化語境下的時代精神，和時代精神下的心靈史。總之，龔先生走在這條契合線上，使人發現，在他的文字中，從思想題旨到字裏行間，讓人處處感受到作者是在以全部的靈性和感受去燭照歷史，觸摸現實的，這就產生了許多新穎獨到深刻的洞見。很多文字每對一種現象的考察，都有著與眾不同的鮮活感。
龔先生為文得力於自身的學術功底以及稟賦與才情。他那極為活躍的易感性，他的獲知力和知識的裂變力令人驚嘆。他馳騁古今，而又直面人生；胸懷開放，而又崇尚傳統美德；他能植根於博，而又務求於精。因此他在面對俠與劍客的社會現象、文化現象時能從歷史、社會、人生、文藝中汲取營養，在多元吸納的基礎上進行一元創造的智慧，構成了他那永不枯竭的文心。僅僅在〈大俠〉後記中的一句話，你就會感到他有異於一般研究者的識見、理念、靈感和詩情。幾十年筆耕不輟，他的全部才情、思想、智慧與學識，卻如此旺盛有力，這
可能就是我們常說的學如海，心如潮吧！
現在一部系統的《說劍》的專著展現在我的眼前，我確實感到了作者精神天空之開闊。陳寅恪先生就曾主張，治史要有所「發現」，也就是說，「發現」意識是要在歷史考察中注入獨特的目光，看到別人不曾看到的東西。龔先生撰寫的諸多歷史文化散文和研究專著，實際上就是用文學的筆法治史，又用治史方法去觀照文藝，同時又以文史契合的理念去看待人生、社會和藝術。這是起碼有兩點可以給我們以教益。
一、龔先生不僅是中國歷史和俠文化知識的講解者，而且是一個思考者；
二、他對歷史和俠與劍客文化在文學層面、歷史層面、哲學層面都作了明晰的表述。在文學層面，他把重點置於人的人生道路、性格命運上；在歷史層面上，他在提供大量翔實的知識資訊時，它的背景極為廣闊；在哲學層面上，他對人性，對人生的意義、態度都作了認真的思考。這兩點聚攏在一個問題上就是出思想。思想何為？思想乃是人類以生命的熱情、生活的體驗所消融了的知識，是被啟動了的認知。它也許是熾烈的，深邃的，流動的；也許博大，也許精微，但它永遠走向生成，永遠吸納，又永遠是敞開的：而且面對社會權力、知識權力時都是獨立的，永遠活在知識與自我之中。我想龔先生的底氣是正在於此。
至於說龔先生是風格家，那是因為他的文字，無論衡人論事，都能直指本心。在演染思想與情愫時，其思想、見地以及所發議論，使人樂於傾聽，易於認同，以至被吸引。這當然是他的學術真誠的力量表現，同時也就給他的專著帶來了強烈的感染力和雄辯的說服力，
鵬程先生文史積澱豐富多樣，幾乎涵蓋了傳統文化的方方面面，而命筆時則擁有多種筆墨，表現出多種氣象。其文字語言則雋永沈鬱，凝重與靈動兼而有之，思辯深邃，語言老辣，境界超然，時時進發犀利的思想鋒芒，因此具有持久的學術生命力，同時也拓展了一方新的學術天地，這就構成了他自成一家的風韻。
龔先生從事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確實能做到中西逢源，古今無阻，觸類旁通，書為人役，遣章無忌，學術心靈充分自由。相比之下，我的慚愧之情油然而生，因為舊學根底就遠不如前輩深厚，而「新學」知識又可為後學立馬可追。所以常常慨嘆自己的高不成底不就。這次為名人寫序是我意想不到也愧不敢當的事。暑期有間，反復誦習杜牧為李賀詩集所寫的序才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古人對於寫序是看得很重的，是非常負責的。杜牧是謙讓再三才命筆的。他那篇序文果然是寫得極有情致，極有分寸。我輩才疏學淺，當然沒有可比性。但對卜鍵老弟的任何指令都不敢不遵，所以才大膽地把平日的一點感想寫出，敬請鵬程兄哂正。
2004年8月7日立秋于南開大學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