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詭中國性[1]
----以黃錦樹個案爲中心
中國廣東 中山大學中文系 副教授
內容提要：
中國性在馬華文學（化）中展現出怎樣的姿態？其中蘊涵了怎樣的吊詭？本文以黃錦樹個案爲中心，歸納並剖析了錯綜複雜的中國性的表現層面和其中諸多吊詭之處，而且本文還就如何中國性、中國性與本土性的糾葛等問題進行闡述。
關鍵字：
Abstract:
How can we face the different poses of Chineseness in Malaya Chinese Literature
& Culture? What are the paradoxes in the Chineseness? This article will
generalize and analyze the aspects and levels of Chineseness based on Huang
Jinshu’s case. Furthermore, it also discusses How Chineseness and the
entangling between Chinese ness & locality.
Key words: Chineseness; Huang Jinshu; locality
黃錦樹的迅速崛起與頻頻發難，于馬華文壇的許多人來講，無異於晴天霹靂：他的狂放不羈、咄咄逼人或者窮寇猛追、無理取鬧、偏執自負的二元對立行徑（含言論）往往令人大跌眼鏡、震驚不已。但平心而論，在馬華文學的大河（如果我們樂觀一些的話）的滾滾潮流中，如人所言，“至少可以說他是一個成功的弄潮兒，他以實驗性的小說創作和尖銳而不無偏激的文學批評強力挑戰衝擊馬華文學的既有格局和美學成規”，所以解剖黃錦樹“或許可以給人們提供把握九十年代馬華文學思潮的一種契機和途徑”[2]。
應當指出，黃錦樹馬華文學批評論述的蕪雜和缺乏系統性使得我們對他的有條不紊的解剖困難重重，加之他同時又在他的實驗小說中灌輸了“相同的敏銳和視野”[3]，所以對他面面俱到的涉獵和全面鋪開只會在筋疲力盡之餘收穫失望與膚淺，反倒不如長驅直入、直搗黃龍，故本文則主要聚焦在他馬華文學批評的“金字招牌”[4]—中國性（或中華性）上。
“無庸諱言，馬華文學自始至終糾纏了複雜的中國性，不管這種糾纏在還原到當時的歷史情境中時，其性向是一種必然抑或偶然”。[5]黃錦樹在處理中國性的複雜性時似乎辦法不多，他其實是用一種迂回的繁複來對付難以拿捏的複雜：以結集的論文代替看來相對系統、嚴密與宏大敍事的專著。但如果我們穿越黃錦樹這種表面的虛飾同時又有幾分無奈的書寫，其中吊詭的中國性論述大致可分爲如下三個層面：
1.
漢字元碼中的中國性：中國性和“文”。
黃錦樹聰明（也是無奈）地避開了清晰界定中國性的近乎勞而無功的纏繞（他對中國性的界定爲中國特性、中國特質、中國本色），轉而苦心孤詣地從文字/語言（主要爲書寫語言）角度來探析中國性與它的數度糾葛。
首先，黃錦樹認爲，“文字是文化中最頑固的一環。文字有雙重功能：（1）閱讀中文典籍的可能，進入‘中國性’典藏的寶庫；（2）藉由文字進行文化生産，如馬華文學，讓‘中文’經驗嶄新的歷史實在。然而，除了‘運用中文’這一點之外，馬華文學其實和‘傳統中華文化’是不相容的，除非馬華文學存在的目的僅僅是爲了保存中文，是爲了保存‘純粹’的中文而複製古老中國的感性和美學意趣，以大馬的條件那更不可能。”[6]從黃的論述中我們不難看出其中的吊詭之處和他的野心，一方面，只有經由文字（中文）才能切實觸摸中國性，也才能進行更深一層的吸納和汲取，而另一方面，黃又令人驚訝地強調中文的工具性以及它和馬華文學的抵牾層面，希望馬華文學可以擺脫中國性的陰影而力圖發展乃至再造中文（華文的催生？）。
黃錦樹在縷析漢語/中文、華文的漸次演變過程中仍然貫徹這一意念並發展了他對語言再造的希冀和可能的實際操作[7]。和兩岸四地的中國作家不同，馬華作家們的華文書寫權利並非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得到的，“由於是‘獲得’（而非‘賜與’），便可能對這一份禮物格外珍惜。這種‘珍惜’當然是帶著強烈的補償意味，因而甚至比中國文化區的書寫者更在乎，更強調文字的‘中華性’（文化性）”，[8]同時，也可能會更好的審視中國性。而吊詭的是，黃認爲，“於是這些人寫出了‘中文’而非華文。如此，一旦選擇了漢字仿佛同時也就選擇了文化身份，‘內在中國’也就符碼化於漢字之中。”[9]
黃對華文的強調和他對中文咬文嚼字的區分並非只是摳字眼兒、斤斤計較，而是因爲其中別有蹊蹺、深意存焉：華文其實可能被賦予了馬華作家以之自如書寫自我（主體性和本土性）的獨特意味。如張錦忠所言，“華文對他們而言，並非‘中國性’的緊箍咒，而是可塑性甚強的文字，足以承載任何異質思維與表現方式”[10]。抛開其中的理想性因素（華文真有如此功力？）和稍稍的偏見（中文竟然如此限囿“外人”的思維？）不談，黃所指出的更深一層的危機在於他擔心中文中“中國性”的纏繞會讓馬華作家重新陷入中國文化脈動的迷思（myth）中，喪失了對書寫語言的高度自覺與對自身書寫身份的體認。如人所論，“中國性令馬華作品失掉創造性，令馬華文學失掉主體性，成爲在馬來西亞的中國文學的附屬，成爲大中國文學中心的邊緣點綴”[11]。
另一方面，黃對語言再造的張揚也是不遺餘力。在“失語的南方”，書寫語言的貧乏與蕪雜似的這種文學書寫更是困難重重，被功利性強調後的功能性語言其實是諸多辭彙流失後的産物，而“死去的不只是字和詞，更嚴重的是個中蘊藏的特殊感性、理解、感覺事物和現實的方式”[12]。所以最終的解決方案（彌補措施）往往又自然的指向了文字再造與更加強調文字的中國性（文化性層面）。
顯然，黃錦樹對中國性其實抱有較深的敵意與警惕，所以語言再造無疑成爲他的集中期冀。他對李永平文字修行的細緻又過度的褒揚無疑也恰是因爲後者在擺脫（抑或純化）中國性方面所做的艱苦的跋涉和自我拷問。尤其體現在對李文字方面的卓絕的努力與造詣，黃錦樹甚至將之提到了兩岸四地無人可望其項背的高度。黃的同道知己林建國爲此也不無深刻乃至一針見血的批評道，“然而面對李永平刻意用人工‘純化’中文的‘文字修行’，黃錦樹的筆鋒卻顯得相當滯礙，不僅看不到太尖銳的批評，反而看見前述李永平的‘底牌’（指西方現代主義的古典主義底牌，朱按）在和他的美學底線交疊”。[13]
同時，黃錦樹對“峇峇文學” 和相關語文等的積極挖掘固然凸顯了他不願馬華文學爲馬來西亞國家文學收編的獨立性，與此同時，實際上他又爲馬華文學擺脫中國性的籠罩而挖掘被淹沒的聲音，同時又想借此爲馬華文學語言的再造找尋歷史合法性與借鑒資源。
2.
文化（學）的限度：中國性與表演性。
對中國性與表演性的深刻洞察與精妙闡發體現了黃錦樹的靈活多變與勤於思考。
黃對中國性與表演性的闡述首先得益於他人之論（林開忠碩士論文《從國家理論的立場論—馬來西亞華文教育運動中“傳統中華文化”之創造》，臺灣清華大學社人所，1992。此文今已出版，見氏著《建構中的“華人文化”：族群屬性、國家與華教運動》，馬來西亞吉隆坡：華社資料研究中心，1999），但黃卻由此另辟蹊徑，追究馬華文化與文學的限度。
黃在《中國性與表演性—論馬華文學與文化的限度》第二部分對“華人‘想象的共同體’之建構：語言—文化—種族—國家”的過程做了返還歷史情境式的梳理，指出革命派、維新派鬥爭中對馬華文化及集體意識的客觀增強與整合，並論述了其形成原因，“華人對祖國事務持續性的直接參與讓他們在意識上一直無法離開中國，甚至把南洋的版圖在內心裏歸併入中國的想像的共同體中”[14]。中國性作爲一種複雜的建構的同時，主宰了馬華的國家、文化認同和歸屬感。
第三部分“華教運動的階段：公民權、官方語與最低限度的中國性”，以華教運動爲例，不僅論述了運動的三個層次及其結果的深層含義，還從運動的無奈的步步退讓中讀出了些許吊詭出來，“所謂的大馬華人文化的客體化其實不過是一種消極的收復失地(馬來政客反對甚麽就爭取甚麽)，傳統文化之創造不過是一出垂死鳳凰之舞，一出象徵劇。文化與教育成爲政治鬥爭的象徵場域，因爲其他的場域已經關閉，其實體已隱遁在‘敏感’的迷霧中。”[15]語言作爲一種教育的工具與物件成爲被官方逐步抹殺差異（個性）、實現國家同化政策的犧牲品，而同時它又是華人爲保留（存）最低限度的中國性的表徵的精神維繫和物質載體。
最爲精彩的當屬第四部分“垂死鳳凰之舞：‘收復失地’與馬華文學的‘表演性’”。此部分既是對第三的部分承續，同時其中的吊詭剖析更是層層加強。具有祭儀、宣揚和保衛作用的文化活動在周期性的展示中，吊詭的使“表演性淩越了一切，甚至反過來使得表演性成爲文化活動的內在屬性。”[16]在文化的搶救過程中，其水平除遭到馬來化的客觀壓制之外，也由於考慮到接受的流行性而使其逐步走向“商人性”，“移民性”和較強的功利性、盲目性。“最終，活動的本身成了目的，儀式的祭者佔據了神的位置，以近乎犧牲的方式演出了缺如本身，而本體化了缺如，死亡的焦慮成功的與死亡的欲望交織”[17]。
綜而觀之，黃錦樹一方面擔心馬華文學中中國性的過度糾纏的侵擾，另一方面卻又異常犀利的指出了馬華文化與文學的限度：中國性與表演性。這不能不說是另外一種深層吊詭。“如此的文化表徵型態注重的其實是文化上的情緒功能，但往往在效果上也僅止于滿足一時的情緒，然而在情緒上又一再揚升至文化將亡的集體悲哀，甚至把大馬華人的傳統文化將亡混淆爲傳統中華文化將亡，在意識上回到國家獨立前大馬華人與中國的一體感中去”[18]。黃不僅指出了大馬中華文化中的膚淺性危機，批評在保留中華文化的過程中的急功近利、浮躁短淺和慌不擇路之下的意識錯置，同時又一次提醒大家勿墮入一廂情願中國性的陷阱中。
3.
可能的糾纏：中國性現代主義與西方現代主義背景下的古典中國性。
面對馬華文學中中國性與現代性的可能糾纏，黃錦樹並沒有毫無保留的熱烈擁抱，相反，他的冷靜/熱烈並存既彰顯了他的個性，同時又暴露了他學理上的偏執和認識上的盲點。
反對中國性現代主義。在他精彩的《神州：文化鄉愁與內在中國》一文中，黃認爲神州詩社一面披著現代主義的外衣，卻又極力強調文學中的中國成分，則帶來了僑民意識的復蘇。“不幸的是，僑民意識恰恰同時符合中國（臺灣）、大馬當地的官方意識型（原文如此，應爲形態，朱按）態（居住在外國的本國人=僑=居住在本地的外國人）”[19]，其負面效果在黃的逼視下水落石出。
其實，黃錦樹感同身受又大加鞭撻的是馬華文學中與中國現代歷史（含文學、政治、文化等）的心脈律動同步共振的親密關係。也即，中國性對馬華的過度糾纏。“首先是國民黨宣稱它擁有包括內、外蒙古的版圖，這說明了它也參與了對中國的想像。這一想像需要意識形態的支撐，那便是三民主義和中華文化。在偏安的劣勢中，國民黨在現實中難以和實際的中共抗衡，因此它轉向歷史和記憶求救，把華裔子弟編入‘僑生’的行列裏，企圖在時空錯置中從他們身上喚醒原屬於他們祖輩的記憶：參與中國革命和中（華民）國建國抗日的歷史；在中共建國之前，馬來亞獨立之前，一段灰暗的，前代的集體記憶。於是，這些學子又被投擲在一個類似前代‘旅華’的時代氛圍中，面對的是文化和（或）政治上的‘重新中國化’”[20]。中國性現代主義從某中程度上暗合了國民黨官方意識形態的中國性灌輸意圖乃至反攻的文化想象，故爲黃錦樹所詬病。
擁抱西方現代主義下的古典中國性。黃對李永平不加選擇的推崇與提升在前文已有所述及，但其中的關鍵是，李永平文學書寫與中國性的關係如何？這種推崇反映了黃錦樹怎樣吊詭的美學意趣？
黃錦樹認爲，“強烈的中國意識（與文化母體撕裂的精神創傷）令李永平和他精神上的同路人把現代主義的語言命題承接到古中國文化詞庫的聯想軸上，那是他們兼具放逐與回歸雙重歷程的自由之路。現代主義精神中堅毅的，具備和傳統決裂的自我給予李永平一種王文興式的獨斷，以按照現代主義的程式去重新建構他的理想中文，而不致像中文學界的老夫子們那般把精神全然沈湎在古典世界華麗淡泊的集體性中。換言之，李永平的純正中文並不是文言文，古典詩，他尊崇的文類反倒是在中國古典美學中被判爲‘不入流’的白話小說”[21]。黃錦樹的吊詭或者天真在於他的過度純粹性，他力圖在諸多矛盾與複雜糾纏中竦身一搖，全身而退。李永平的寫作路線的確很別致，林建國曾有妙論，“移植自文化研究犯境前的大美帝國。李永平把中文書寫當作護教行爲，無意中掀開西方現代主義的古典主義底牌，並遵循這條路線，透過他的美學操作向臺灣政體下的‘國學’
回歸。”[22]不難看出，李永平的路線所關聯的中國性其實還是一種古典中國性，只不過是戴著西方現代主義眼鏡去自覺追尋一種古典民間中“被壓抑的中國性”。李永平的文字資源與探尋途徑其實並不新鮮：在20世紀初葉，我們的一些先輩們正是這樣轟轟烈烈拉開五四運動的帷幕的，梁啓超等對白話小說的激情弘揚遠甚于李永平，當然其功利性也不言而喻。
黃錦樹對“美學現代主義不做任何反省的信仰”[23]使得他在面對李永平時並沒有顯示出他批判“老現們”時的自信、自省與衝擊力，他對現代主義形式論的信服讓他無法保持清醒與理性去洞悉其中的、同時有些也是他自己的盲點與誤區[24]。
二
怎樣中國性？
如前所述，中國性其實是一個非常隱晦繁複又立體玲瓏的概念。它自身的發展、更新與重點的不斷轉移更是增大了今人界定與厘清的難度。黃錦樹甚至認爲，“以中國性論述實質上的多樣性，其受制于歷史、文化、權力的持續作用而具有相當程度的可變性，仿佛並無統一或穩定的本質可言，而相當雄辯的論證了‘中國性’本身並不足以構成一種共同論述（如杜維明舊瓶裝新酒的‘文化中國’論述）”[25]。應當指出，他對中國性的多變性認識獨到，但由此得出的結論卻有失偏頗。因爲當這種中國性在轉到文學上來時，相對共同的論述可以在存異的基礎上展開，而所謂的中國性其實本身也有相當程度的主觀性，它代表了某一時代或某幾個時代的文化集體特質，並非遙不可及的“想象的共同體”。實際上，即使我們在今天檢索不同時段文學史中的中國性時，其確定性並非癡人說夢、夢裏看花。如王賡武所言，中國在逐步現代化的過程中不可能一夜之間完全從傳統中國性（traditional
Chineseness）中解放出來[26]，儘管中國性從總的歷史發展進程來看是一個變數，但嬗變並非完全在抛棄前身的基礎上脫胎換骨。相比較而言，總有一些相對恒定的內核得以延續、傳承。所以，我們不能因其發展性[27]而抹殺了剖析和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通論中國性的可能性。
黃錦樹從一個維度（解構中心的邊緣）解析了中國性，其實中國性若從另一個層面（中國性自身的主體性）來看，是“中國文化面對一個新世界，一個就目前來說是以西方文化爲主流文化，以各大文化共在互動的世界中，給自己提出的問題”[28]，在世界範圍內的現代性背景下展開的中國性勢必要在吸納百家去蕪存精的基礎上再塑輝煌。同時，中國性的不同層面在面對不同地區（中國大陸、港臺、新馬和歐美等地）的華人時發揮的作用也有所不同，如人所論，“中國性的種族建構促長了現代中國民族主義，而可能在此之前的文化概念卻經常以一種微妙、曖昧、無意識的方式延伸至海外華人的概念中”[29]。
黃錦樹“中國性”的精彩論述之餘卻也牽引出了不少問題。除了其“中國性”缺乏系統性和相當的連續性、貫穿性以外，他對中國性的處理也存在模糊和簡單化的一面。比如誰的“中國性”？華文和中文的內在精神區分如果不只是局限於字面意思，那麽該如何處理“中國性”在其中的吊詭？本土化非得以排斥中國性和斷奶爲前提嗎？如何解決既要喝奶又要斷奶的自相矛盾的張力衝突？
“中國性”本身也是彌漫權力（power）的話語(discourse)，也是一個持續發展的意義建構。因此，黃其實在對本土的中國性特質進行精闢剖析的同時，卻又忽略了“中國性”的動態發展活力和話語權力爭奪下的繽紛姿彩。朱耀偉在他的《誰的“中國性”？》一文中就不無深意又精當扼要的勾勒了“中國性”在90年代的兩岸三地後殖民論述中的不同姿態：a中國大陸：闡釋“中國”的焦慮；b臺灣：本土的迷思；c香港：混雜的邊緣[30]。黃錦樹的“中國性”時而遊走於臺灣經驗中，時而遊移到中國古典美學的純粹意趣中，這種漫無目的的飄浮反映了他對發展著的“中國性”認知的模糊與混亂，而實際上，“假如當代理論對我們有任何啓示，那是在於說明了中國並非不變的同質統一體。中國性也是一個自我組構的持續過程。闡釋中國經常已是論述地建構中國”[31]。黃錦樹的中國性論述說白了更多還是臺灣中國性的進一步闡論，馬華文學中的中國性則有指向不明之感。
同樣，論述中國性的不可回避的另外一個維度就是本土性：馬華文學如何逐步確立本土性，從而得以更旗幟鮮明地立足于世界華文文學之林？
黃錦樹精妙的論述了馬華文學必須對“中國性”入侵高度警醒，甚至力圖創立其自身的獨特性。他的高瞻遠矚的確令他輕易超越了對中國現實主義亦步亦趨的馬華“老現們”，並爲馬華文學本土性和獨特性的確立塑造了良好的開端與姿態，然而他提供的最後對策卻是斷奶。應當承認，遊移於中國性與本土性之間，的確是一個兩難的困境。但是，筆者卻傾向于能夠出入於“中國性”之內外的左右逢源，而不是因噎廢食的斷奶，因爲那只會是死路一條：讓原本的營養不良變成主動絕食自殺。筆者的建議是拿來主義：辯證取捨，有機吸納，相容並蓄[32]。
結語：中國性作爲一個與馬華文學似乎永遠糾纏不清的向度，其本身的八面玲瓏與繁複多變肯定依舊是一個不斷推動的演進，所以在處理它時要更加謹慎，而且最好能夠表明它適時的語境和歷史背景。黃錦樹在論述馬華文學與中國性的關係時很多時候顯得力不從心、斷斷續續，但是，作爲這方面的一個親歷者和旁觀者，他的吊詭身份與經歷讓他發表了許多前人難以覺察的洞見（當然也有一些盲點），發人深思。不可避免的是，中國性的吊詭和他本身觀點的吊詭有時交互夾雜，形成了標題所謂的“吊詭中國性”。
當然，由於這個課題的艱澀和開放性，圍繞中國性的論述空間依舊寬闊，比如中國性與本土性的辨證關係如何處理？華文工具理性或者文化內蘊的強調與中國性高低限度（或者祛除）的實際操作如何？黃錦樹的華文中國性的構想何以才能實現？臺灣經驗與黃錦樹的馬華文學批評的關係如何[33]？都可以做進一步的展開甚至是有創造性的闡發，我們期待更多方家之作的接踵而生。
[1]
之所以採用這個頗有生搬硬套之嫌的題目並非嘩衆取寵，而是想對症下藥。“吊詭中國性”既可以理解爲“吊詭的中國性”（paradoxical
Chineseness），又可以釋爲“吊詭（動用）中國性”（make
Chineseness paradoxical）。如此曲折的涵義其實一方面說明了中國性自身含義的複雜性，另一方面又暗含了黃錦樹相關論述中的吊詭色彩。
[2]
劉小新〈論黃錦樹的意義與局限〉，見《人文雜誌》（馬來西亞吉隆坡，2002年1月號），頁91
[3]
林建國〈現代主義者黃錦樹〉，見黃錦樹著《馬華文學與中國性》，臺北：遠流，1998，頁19
[6]黃錦樹著《馬華文學與中國性》，頁122-123
[7]具體操作路徑與對策可見黃錦樹著《馬華文學：內在中國、語言與文學史》（馬來西亞吉隆坡：華社資料研究中心，1996），頁35-36
[8]黃錦樹著《馬華文學與中國性》，頁61
[9]黃錦樹著《馬華文學與中國性》，頁68
[10]
張錦忠〈海外存異己：馬華文學朝向“新興華文文學”理論的建立〉，《中外文學》第29卷第4期，2000年9月，頁25-26
[11]
張光達〈建構馬華文學（史）觀：九十年代馬華文學觀念回顧〉，《人文雜誌》（馬來西亞吉隆坡華社資料研究中心，2000年3月號），頁115
[12]黃錦樹著《馬華文學與中國性》，頁59
[13]林建國〈現代主義者黃錦樹〉，見黃錦樹著《馬華文學與中國性》，頁6
[14]黃錦樹著《馬華文學與中國性》，頁105
[15]黃錦樹著《馬華文學與中國性》，頁113
[16]黃錦樹著《馬華文學與中國性》，頁116
[17]黃錦樹著《馬華文學與中國性》，頁121
[18]黃錦樹著《馬華文學與中國性》，頁118
[19]黃錦樹著《馬華文學：內在中國、語言與文學史》，頁129
[20]黃錦樹著《馬華文學：內在中國、語言與文學史》，頁85-86
[21]黃錦樹著《馬華文學：內在中國、語言與文學史》，頁67
[22]黃錦樹著《馬華文學與中國性》，頁6
[23]劉小新〈論黃錦樹的意義與局限〉，馬來西亞吉隆坡：《人文雜誌》，2002年1月號，頁99
[24]其實，這其中也包含了黃錦樹對所念“慘綠的中文系”理論修養不足的自卑感，他的相對樸素的理論來源令他在面對李永平等現代主義色彩濃厚的創新時往往不能涵蓋，自然也難指出其弊病。相關論文已經不少，除了參閱黃錦樹自己的論述之外，還可參劉小新〈“黃錦樹現象”
與當代馬華思潮的嬗變〉，見《華僑大學學報》（哲社版）（福建泉州）2000年第4期，2000年12月和劉小新〈論黃錦樹的意義與局限〉，馬來西亞吉隆坡：《人文雜誌》，2002年1月號，頁91-100以及林建國〈現代主義者黃錦樹〉，《馬華文學與中國性》，臺北：遠流，1998序言等。
[25]
黃錦樹〈魂在：論中國性的近代起源、其單位、結構及（非）存在論特徵〉，臺北：《中外文學》，第29卷，第2期，2000年7月，頁48
[26]
Wang Gungwu, The Chineseness of China selected essay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New York, 1991), p.7
[27]
具體論述，如中國性的發展以及確立等過程可參Wang
Gungwu, The Chineseness of China selected essays，pp.2-5
[28]
張法著《互看的靈思》（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2），頁114
[29]
Andrea Louie, Chineseness across Borders: A Multisited Investigation of
Chinese Diaspora Identities, Cultural Compass: ethnographic exploration
of Asian America/edited by Martin F. Manlansan IV.,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Philadelphia, 2000）,
p.53
[30]
朱耀偉〈誰的“中國性”？〉，見《香港社會科學學報》（香港）第19期2001年春/夏季，
pp.135-158
[31]
Michelle Yeh,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the Transnational Critic, Boundary 2:
25(fall, 1998): pp.199-200. 轉引自朱耀偉〈誰的“中國性”？〉，頁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