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白話文的提倡對新馬臺灣文學的影響比較
張佳欣
台灣佛光大學文學系碩士
一、前言
晚清的改革派先進如梁啟超、夏曾佑、黃遵憲等人主張以文學作為啟發民智的工具，強調文學 (尤指小說) 的本源是客觀的社會現實反映、要能清楚傳達思想，於是有了文體變革的呼聲。1917年，胡適在《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出「八事」之論點；隨後，陳獨秀也發表〈文學革命論〉，提出「三大主義」；兩篇文章的重點皆主張重新整頓文學之內容形式，成為新文學運動的先驅。梁氏等人體認到舊文體已不敷時代所需，胡、陳則進一步鼓吹新文學應以白話來表達，內容應具備現代思想。亦即，中國新文學的發展，起始於文字之改革。新文學運動受到五四民族運動的刺激，加速了革新的腳步，五四以後，全國各地以白話文為主的文學社團、雜誌刊物紛紛成立，造就新內容新形式的文學作品，1920年教育部通令國民學校採用語體文教學，呈現一片革新現象。
要談五四白話文的提倡對新馬和臺灣新文學的影響，限於篇幅與後來文學發展的不同，必須先界定這兩地文學史的分期。新馬部分，本文以楊松年先生的分期：1919年至1924年僑民意識濃厚時期(亦即馬華新文學的萌芽期)為據；臺灣部分，定在1920年至1925年臺灣新文學的搖籃期（本文從《臺灣青年》的創刊，到張我軍引起的新舊文學論戰為止)；蓋此範圍兩地之新文學皆受到中國五四白話文的影響，較具有可比性。
二、僑民意識濃厚時期的新馬華文現代文學
新馬華文現代文學的發展，與報紙的副刊脫離不了關係。
十九世紀末，受到中國戊戌政變的影響，刺激了新馬華文報業的發展，除了較早的《叻報》(1881―1932)外，著名的有《日星報》、《檳城新報》、《振南日報》、《天南新報》等，其共同特色：刊載內容以中國時事為主，充滿濃厚僑民意識。關於文藝部分，則散見於各欄位之中，多為以文言文表達之文學作品。對於馬華新文學的起點，一般以馬華文學史家方修和苗秀的分期為據，即1919年10月1 日《新國民日報》推出《新國民雜誌》――新馬報紙第一份正式副刊(絕大多數仍以舊文學作品，屬於新文學範疇的稿件，只有少數評論或雜文[1])創辦為發端。
而早在1915年至1919年6月5日之間[2]，吉隆坡《檳城新報》、《益群報》和新加坡《叻報》共刊登了二十二篇糝雜文言語匯的白話小說(儘就小說而言，未觸及其他文類)，篇幅從翻譯小說及表現趣味的作品為主到開始涉及國事民生的問題[3]，說明在五四運動之前已有白話創作之跡。
雖然白話文的創作在五四之前即已有之，但積極推展白話文以作為表達和接受新思想新價值的關鍵還是受到1919年的五四運動所刺激。五四時期，受到國際局勢激變帶來前所未有的刺激的新式知識份子，個個懷著哀其家國不幸，怒其百姓不爭的強烈改革心態，以嚴厲的詞語批評舊社會的不是，一干子打倒孔家店，痛責儒教禮制…，引起各方關注。以傳播角度來說，這種方法成功地達到了「引起注意」的效果。五四在中國掀起全面性求新求變的改革，形成波瀾壯闊的效應，對於離鄉背景、對祖國懷強烈歸屬情感的僑民而言，無異成為一股思想傳播的強勢力量。例如《國民日報》的副刊《國民俱樂部》，受到五四影響，更名為《新國民》，目的就是要帶領人們邁入新世紀的里程，接納新式思潮新學說。《南洋商報》在其副刊《新生活》的發刊辭〈我們為什麼要辟此欄〉寫道：「人類的歷史，是進化的歷史。人類的生活，當然要隨時間以進化。怎樣會進化？無非是避惡移善、去舊就新。怎樣是善？怎樣是新？善與新就是適應。」[4]
為了能夠將新時代的思想觀念推展出去，一群南來的知識份子注意到以「文字」做為應用媒介的重要。當時移居南洋的人們，多數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勞動階級，為了增長他們的智識、提昇文化水準，以淺顯的文字作為方便溝通的工具，成為勢在必行的任務。《新國民日報》編輯張叔耐在副刊《新國民雜誌》的〈例言〉寫到：
報紙是開通風氣的東西，自要使得人人能懂才好。若滿口之乎者也，說著經書上的話頭，
孟的道理，只討好了舊派的人，新派的人便不贊成了。並且也太不合時宜。若還只用
詞，日日講平等自由，貪圖形式上好看，上等社會的人，是本來懂得的了，不消
而下等社會的人，又理會不來，並且也不是眼前著緊的要務。眼前我們報紙
極要緊極淺顯的話頭。因為國家已在實在危險的地位了，所以要講愛國，
民心。[5]
將民眾列為閱讀報紙的主角，報紙刊登國家所發生的要緊事件，目的在喚起民眾的「愛國」意識(指的是愛中國)，因為對象是民眾，「故對於下等社會，比上等社會更爲注意。因此這些滑稽科諢，淺顯的說話，越發少不來。」[6]
星洲《叻報》編輯林克諧曾提出一篇文章：〈欲言語統一非改編小學國文課本以白話不為功〉，內容談到言語統一的意義：
蓋白話國文，文義淺近，其文字即言語，言語即文字。以此而施之于小學生，由國民而
小，其後七年，讀之，默之，講之，卒不能將所學者而說話，吾不信也。…夫文義既
矣，而所作尋常之文件，亦易達意，無必深索遠引，而秏費時間。[7]
林氏認為白話文教育可以作為實用於社會的基礎，文言合一，才不致造成溝通的障礙。
張、林二人針對當時的現實問題提出發難，對僑民意識濃厚的華人來說，中國社會發生什麼事情，必為其關注之焦點；以其所處的「文化幼稚――或竟無有的南洋」而言，提昇人民的知識水準，在人類進化路上與西歐東亞並駕齊驅[8]，成為迫在眉捷的任務。以白話文作為表意工具，喚起民眾愛國意識、進行教育改革，正好符合了當時社會的需求，亦即傳播理論中說的
此外，諸如《新國民日報》以文言文發表的〈白話文在社會之勢力〉[10]，闡述白話文在中國不受重視之因，說明白話文的悠久歷史，以為白話文樹立理論基礎。嘯崖的〈通俗白話報極宜提倡〉，強調提倡白話可以補助社會教育所未逮、灌輸普通人的常識、開放平民的眼光、化移種種的陃習。[11]一篇〈西報論白話大之功效〉的文章，作者認為中國學生運動所以能成功，「其根源可以直接求諸《新青年》、《新潮》、《新中國》、《新教育》等雜誌，此等出版物皆用白話印，消場甚廣。凡不甚通舊文字而于國家同一有價值之人民，皆得閱之。」以及叻報特別啟事的文藝欄擬另辟「自由談」一項，提到「本報凡各種社會問題，皆可自由討論，以作社會之指南，……文字白話文言皆可，但文言淺顯爲好，以便社會一班之閱讀。」[12]等等諸多以嘗試用白話寫成的政論性散文，可以看出作者在傳播技巧方面的切中實際。在面臨新世紀舊制度強烈受到質疑之時，為了讓新思想能夠札根於人們的觀念意識中，傳播者必須減少和受播者之間的「心理距離」（psychological
distance）。[13]而這正是形成中國知識份子與平民百姓兩種階層的差距，文言和白話各有使用領域，致使知識不能普及。胡適在提倡新文學的時候便如此批評舊文學：
一切語言文字的作用在於達意表情；達意達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學。那些用死文言的
人，有了意思，卻須把這意思翻成幾千年前的典故；有了感情，卻須把這感情譯為幾千年前
的文言。明明是客子思家，他們須說「王粲登樓」、「仲宣作賦」；明明是送別，他們卻須
說是「陽關三疊」、「一曲渭城」；明明是賀陳寶琛七十歲生日，他們卻須說是賀伊公、周
公、傅說。更可笑的，明明是鄉下老太婆說話，他們卻要叫他打起唐宋八大家的古文腔兒；
明明是極下流的妓女說話，他們卻要他打起胡天游、洪亮吉的駢文調子……。請問這樣做文
章如何能達意呢？既不能達意，既不能表情，那裏還有文學呢？(〈建設的文學革命論〉)
根據統計，新文學萌芽期的馬華副刊，文藝色彩較濃者有九種[14]，唯詩歌、小說等新文學創作尚處於摸索階段，數量稀少，成績較突出的是以白話撰寫的政論散文(或文學性時評)。政論散文所評論的範圍很廣，舉凡國際文化、社會問題、人生藝術、道德哲理等題材皆為討論的對象。值得注意的是，當時鼓吹以白話文作為書寫工具的知識份子，不乏精通傳統學術的文人，例如《新國民雜誌》的編輯張叔耐、邱菽園，及《自由談》的編輯劉克非(更多為活躍於1925―1933年南洋本地意色彩提升期的舊文人)，他們本身具有深厚的文言根柢，對於邁向世界潮流、推動新文學的開展卻不遺餘力。推展新文學的理念宣揚出去以後，廣大的閱聽者都能如此接受嗎？
當時南洋社會的思想觀念仍屬傳統舊文化範疇，一個新的理念要進入根深蒂固的環境中，讓人們從中接受，自然有賴傳播者所下的功夫。
對於慣用文言體的人們而言，提倡新式文體的使用讓他們不得不有話要說。主張文言體的費贊丞認為文言言簡意賅，白話太嚕嗦，「而且文言文體，推之全國，都能應用。白話文體，只得限於方土，很是不便。」在文學表達上，文言文具有浩然之氣。[15]另一位主張文言的陳渭鄰則認為，凡事的進化都是由簡而繁，白話太繁，不若文言易於背誦、能夠流傳久遠。[16]這些反對的聲音在整個文學傳播方面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我們知道馬華新文學萌芽期的副刊特色是提供與轉載新文學創作和作品、理論的園地，
一些華文報章亦經常刊登若干新文學作品。在版面編排上，在1920年以前，副刊所發表的文學作品主要是舊文學的天下，經過編輯的努力，漸漸使得版面出現文白混雜的多樣性。《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高信疆在談到副刊的功用時曾說過：
在形式上，它是從文學的筆出發，以多風貌多姿彩的表現，來反映現實，重建人生，帶動
化，甚至發揮出社會整體的批評與創造的功能；在內涵上，這一塊版面也擁有了幾個重
意義：首先，它是一座橋樑，……一種溝通的工具。其次，它是一扇窗戶，掌握且傳
式不同的訊息……。復次，它是一面旗幟，……展現一份報紙的理想與特色……。
還是一個天秤，……具有輿論的變遷價值。[17]
簡言之，民眾透過傳播的過程獲得新知，也在無形中接受了媒體所帶來的建構新思想的意圖。以當時百姓智識普遍未開的情況而言，這群普羅大眾尚是處於被動接受訊息的閱聽者。對於少數擁有舊文學素養、堅持使用文言文體的知識份子來說，他們倡議推廣文言文好處的言論並不能得到太多民眾「選擇性的理解」（selective
perception）。[18]隨著新世紀的開展，即使市井小民都能感受到時局大不同以往；整個社會環境不斷在變化，人們的心態必然隨著潮流有所波動，負責傳播新知的報紙理所當然被負予改革社會的期望、傳達現實變化的訊息，而未能與時推移的報紙就會成為被攻擊的對象：1921年10月《新國民雜誌》上發表一則署名青民的作者寫的政論散文〈腐敗的報紙〉，批評報紙的食古不化：
報紙負指導社會、灌輸智識的責任，文明所賴以進化的是報紙，社會所賴以指導的是報
居報館的，應如何鼓吹傳播，使社會得到利益，乃天天惟從舊字鼓吹，文學則登那
的真謬詩文，小說則登恣荒淫逸的肉麻小說，道德則登那二三千年周公孔子所
舊道德，…這可說我國社會還是黑暗，而腐敗的報紙，其害人處實在很深。[19]
這代表了一種新的價值觀念已經形成，新舊文化的鴻溝逐漸加深中。
萌芽期的馬華新文學就在一群知識份子的用心拓展下，漸漸有了嶄新的成果：到了1925年7月，第一份純文藝副刊《南風》(隸屬《新國民日報》)出現，標幟著新文學的拓展有了獨立寬闊的空間。
三、日據下臺灣新文學的搖籃期
我們將台灣新文學的濫觴定自1920年起，從20
到25年這段期間作為討論的範圍。回顧
從總督田健次郎、內田嘉吉上任(1919—1923；1923—1924)時所發表的施政原則可看出這段時期日人治台的方針，田氏說：「台灣構成帝國領土的一部分，當然為從屬帝國憲法統治的版圖，……因此，其統治方針，概以此精神為出發點，而從事各種設施與經營，使台灣民眾成為純粹的帝國人民，忠誠於日本朝廷，且須予以教化與指導，使涵養對於國家的義務觀念。」又說：「先求教育之普及……使達與日本人在社會的接觸上並無任何逕庭的地步，結果須予教化並善導，使進至政治均等的境界。」又說：「現在世界的兵禍方熄，雖然看到和平的曙光，但思潮動搖殊甚，歐美列國都在多事之秋，大勢所趨，影響不免……但勉隨時勢之推移，妥予取捨，期以保持社會的安寧秩序，為目前之一大要件。」[20]亦即，將台灣視為日本的領土，台灣人成為日本人；要求與日本相接合的方法就是從國語(日本語)教育著手，達到同化之目的；並且避免台灣受到求新求變的世界潮流所影響。
在日本占領台灣的第二年，即以施行普及教育作為重要之國家政策，推行教育近代化的作用在培養新式知識份子，更大的目的是進行愚民作用供殖民帝國行使資本主義之驅策。曾經倡導羅馬字以為書寫工具的蔡焙火說：
噫！同化！假汝之名的日本語中心主義，真是拘束並抑制我們心靈的活動，使一切政治的社
會的地位都為日本人所獨占。又凡受此新型教育的青少年，除了特別的天才以外，都被低能
化，失去新時代建設者的資格。……對於舊時代所養成的人物，視如糞土，抑制其雄飛，多
致苦悶而死。[21]
新式教育雖然帶來啟蒙新思想、促進現代化的積極意義，實際上高等教育則為日人所獨占
以歷史背景而言，地處孤懸的台灣在文化上與中國一衣帶水，這點可由台島一直保有的
不同於舊式文人的方針，在1914年，身為教徒的蔡焙火，開始提倡以基督教長老教會來台傳教時所使用的台語羅馬字作為普及民眾教育的基礎。同樣為提昇人們智識，蔡氏的作法擴大了傳播的範圍，將對象放諸於普羅大眾。
受到現代化思潮刺激的海外知識份子對提昇台島文化的作法又是如何？1920年，一群留日學生在東京組織「新民會」，創立中
(漢文)日文合併雜誌《臺灣青年》(至1922年4月1日改題《臺灣》，為傳播新思想和民主自由的推手)，面向臺灣發行，目的在激發民眾之時代覺醒與文化啟蒙[24]，其創刊號刊載了一篇陳炘的〈文學與職務〉談到文學與民族的關係：文學具有「啟發文化，振興民族」之職，當要取法中國使用「言文一致體」的白話文。[25]而後有甘文芳以日文發表〈實社會と文學〉，強調文學與現實社會不可分離，批評舊文學之弊。甘氏在結論中指出：「在這切迫的時勢的要求和現實生活的重圍下，已不需要那種有閑的文學―風流韻事，茶前酒後的玩弄物了。」[26]這句話說明新舊文學的差別，新文學是實用的，舊文學是休閑娛樂。
1922年刊載了一篇陳端明的〈日用文鼓吹論〉，作者以中國「豁然覺醒，久用白話文，以期文言一致」為鑒，倡導日用文之實用功能，正視到文字改良的重要。[27]同年，《臺灣》先後刊載了黃呈聰的〈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與黃朝琴的〈漢文改革論〉，均以堪稱流利的白話文寫成。兩位黃氏曾經到過中國，受到五四運動促使社會進步的感染，於是為文鼓吹台島推行中國之白話。黃呈聰提到臺灣社會不能進步的原因：「我們的社會上沒有一種普遍的文，使民眾容易看書、看報、寫信、著書，所以世界的事情不曉得，社會的裏面暗黑，民眾變成愚昧，故社會不能活動，…。」應「研究中國的白話文」，「做文化普及的急先鋒」。[28]黃朝琴亦認為舊式的漢文無法增長民智，文言不一，社會便無法進步，「學中華的國語，實在人人都必要的！」[29]
1923年台灣文化協會通過將台語羅馬字作為教化民眾的工作項目。是年底蔡培火在《台灣民報》發表一篇〈新台湾の建設と羅馬字〉，結語中說：「羅馬字の普及ほ実台湾文化の基礎工事でめる。」以其易於表意，一方面可以作為日人學習台灣話的輔助工具，一方面能夠提昇島內人民的文化水準，使與日人並駕其驅。[30]
可以發現，就接受新時代教育的知識份子而言，不論從陳炘強調文章需「文言一致」，或
我們所要談到的傳播內容，若欲達到所冀求的效果，就必須儘量降低經驗上的差距。尤其
達一種新事物，新觀念時，克服語言與文字的障礙，製成人人能懂、能讀、可讀性
（readiliable）高的內容，才是減除經驗障礙的最好辦法。[31]
再來看中國留學生張我軍激烈式的傳播方法：
1924年4月，《臺灣民報》(《臺灣》的前身)刊載一篇張我軍從北京寄來的〈致臺灣青年的一封信〉，大力抨擊舊文人：
諸君怎的不讀些有用的書，來實際應用社會，而每日只知道做些似是而非的詩，來做詩
解的奴隸，或講什麼八股文章，替先人保存臭味。(
臺灣的詩文等，從不見過真正
值的，且又不思改革，只在糞堆裏滾來滾去，滾到百年千年，也只是滾得一身
出風頭，竟然自稱詩翁、詩伯，鬧個不休。[32]
張我軍用激烈的文字，痛批台灣舊文壇的惡習，目的是為了要提高讀者的注意。與胡適在撰寫《白話文學史》時為了倡導與提昇白話文學的價值，大力抨擊中國傳統的古文學已死的手段，如出一轍。對於張我軍毫不客氣的責難，舊文壇陣營接著提出反擊。連雅堂在《臺灣詩薈》為林小眉寫的〈臺灣詠史〉作跋，文中說道：
今之學子，口未讀六藝之書，目未接百家之論，耳未聆離騷樂府之音，而囂囂然曰：漢
廢！漢文可廢！甚而提唱新文學，鼓吹新體詩，秕糠故籍，自命時髦，吾不知其新
所謂新者，特西人小說戲劇之餘，丐其一滴沽沽自喜，誠到舀井之蛙，不足以
噫。[33]
是年年底，張氏又發表了一篇〈為臺灣文學界一哭〉批評連雅堂「可以知道這位大詩人是反對新文學而又不知道新文學是甚麼的人」、「他的言論是獨斷，是狂妄。」[34]後來又發表〈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欉中的破舊殿堂〉一文，積極說明臺灣文學必須改革，內容談到臺灣、中國文學的關係：
臺灣的文學乃中國文學的一支流。本流發生了甚麼影響、變遷，則支流也自然而然的隨
影響、變遷，這是必然的道理。然而臺灣自歸併日本以後，因中國書籍的流通不便，
兩個天地，而且日深其鴻溝。[35]
文中大罵臺灣的舊文學是「中國舊文學的孽種」，並介紹胡適的「八不主義」和陳獨秀的「三不主義」，作為文學改革策略。張我軍用意在擺脫中國舊文學的弊端及走出日本殖民的桎梏，使台灣新文學開創出一條新道路。1925年1月5日《臺灣日日新報》漢文欄有位署名悶葫蘆生的作者發表了一篇〈新文學的商榷〉指責張我軍號稱的臺灣白話體新文學「不過就普通漢文加添幾個了字，及口邊加馬、加勞、加尼、諸字典所無活字，此等不用亦可知文字。」中國新文學「不過創自陳獨秀、胡適之等，…胡適之之所提倡，則不過藉用商確的文字，與舊文學家輩虛心討論，不似吾台一二青年之亂罵，蓋胡適之對於舊文學家，全無殺父之仇也。」[36]張我軍提倡中國白話文的宣傳方式與強調保持中國傳統文學的舊知識份子形成經驗與理念上的差距，產生認知的不合諧（cognitive
dissonance），其來勢洶洶的語氣，使舊文學這批閱聽者接收到的訊息不是說服[37]而是指使（cognition），於是更加深了彼此的衝突與不協調，這種衝突所爆發出來的論戰就是二O年代初期的新舊文學之爭。
四、結語
政論學者拉斯威爾(Harold D.Lasswell)將傳播過程的公式分為五個要素：「誰，說些什麼，經何種通道，對誰傳播，達到什麼效果。」（who says what in which channel to whom with what effects）[38]將這個簡單的公式置入兩地啟蒙期的新文學來看：一、傳播者都是新式知識份子；二、均受到五四白話文提倡的刺激而要求以白話文書寫來表達新知；三、透過報章傳遞新思想；四、受播者為廣大民眾；五、新文體的使用在兩地造成不同的回響。
我們就第五項來談。馬華新文學部分，當時馬來亞為英國殖民地，英國當局此時的政策重心乃在殖民地經濟拓展方面，對於新文化的傳播，只要不觸動殖民政策，不會予以干涉。於是新文學在知識份子循序漸進地推展下――報章副刊的版面從文言文的天下，逐漸多了文白夾雜的篇幅，進而至《南風》、《星光》兩份刊載新文學的純文藝刊物出現，為馬華新文學的發展奠定了新的方向。
在台灣新文學方面，展現出較新馬曲折的過程。日人的「同化」政策意在斬斷台灣和中國之間的關係，是以產生推行國語(日語)運動、箝制言論出版、廢除書房義塾等行動。在面對舊有文化危墜之關頭，舊文人主張發揚傳統文化；新知識份子認為應與新時代接軌。五四運動的刺激正好作為新知識份子改革台灣舊社會的借鑑；從東京的「新民會」到台灣「文協」等鼓吹新文化的團體紛紛成立，發揮高度民族意識；在尋求文化定位時，各種話文策略的提倡，代表著搖籃期的台灣新文學面臨著諸多意識型態的衝擊。
[1] 參見方修〈導言〉，收錄於方修所編之《馬華新文學大系(十)出版史料》，(星洲世界書局有限公司印行，1972年4月香港第二次印刷)，頁1。
[2] 郭惠芬認為《國民日報》副刊《新國民俱樂部》於1919年6月5日提倡「新文藝」，因而將此日定為馬華新文學史的起點。見於郭惠芬著，《新馬華文文學的現代與當代》，廈門大學出版社，2002年3月第一版，頁8。
[3] 同前註，頁9~17。
[4] 刊載於1923年9月6日《南洋商報》副刊《新生活》。
[5] 原載於1919年10月6日《新國民日報》之社論，收錄於同註1，文藝園地的草創，頁4。
[6] 同前註。
[7] 刊載於1919年9月3日《叻報》。
[8] 〈「南洋評論」出版宣言〉，1922年11月9日《新國民日報》本坡新聞版。
[9] 方蘭生著，《傳播原理》，(台北：三民書局，民國73年10月初版)，頁231。
[10] 新加坡《新國民日報》副刊《新國民雜誌》，1920年1月21及24日。
[11] 新加坡《新國民日報》副刊《新國民雜誌》，1920年2月11日及13日。
[12]
刊載於1922年4月1日《叻報》。
[13] 方蘭生，前引書，頁137。
[14] 參見楊松年〈五四運動前後的新馬華文文壇〉，收錄於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主編《五四文學與文化變遷》(台北：學生書局，民國79年4月初版)，頁239。
[15] 引自楊松年著，《新馬華文現代文學史初編》，（BPL新加坡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初版），頁81。
[16]
同前註，頁82。
[17] 林淇瀁著，《書寫與拼圖：台灣文學傳播現象研究》，(台北：麥田出版社，民國90年出版)，頁86、87。
[18] 選擇性的理解有四種意義：（1）、依習慣而言：人們通常依照某些經驗接受傳播內容。（2）、依心理的調和而言：人們是接受合乎於自己本身信念的傳播內容，排斥或歪曲與自己相反的內容。（3）、依易得性而言：人們通常喜歡接受容易理解的傳播內容。（4）、依時效性而言：人們接受傳播內容，總是能幫助自己解決困難的為優先。方蘭生：前揭書，頁232。
[19] 刊載於1921年10月17日《新國民雜誌》。
[20] 矢內原忠雄著，《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台北：中華書局，民國45年6月出版)，頁87。
[21] 同前註，頁77。
[22] 這是截自1926年末的調查報告，同前註，頁75。
[23] 見《台灣文獻》十一卷二、三期，古今台灣詩文社出版，引自張博宇編之《台灣地區國語運動史料》，(台灣商務印書館發行，民國63年11月初版)，頁17。
[24] 刊載於1920年7月16日的《台灣青年》創刊號卷頭辭云：「…瞧！國際聯盟的成立，民族自覺的尊重、男女同權的實現、勞資協調的運動等，無一不是這個大覺醒的賞賜。台灣的青年！高砂的健兒！我人還可儘默著不奮起嗎？…」，表達了編者的方針，在於喚起社會民眾對時代潮流、現實環境的自覺。
[25] 陳炘：〈文學與職務〉，《台灣青年》第一卷第一號(1920年7月)，頁41~43。
[26] 甘文芳：〈實社會と文學〉，《台灣青年》第三卷第三號(1921年9月)，頁33~35。
[27] 陳端明：〈日用文鼓吹論〉，重刊於《台灣青年》第四卷第一號，(1922年1月20日)，頁25~27。
[28] 黃呈聰〈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原載於〈台灣〉四年一號，1923年1月1日，收錄於李南衡主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文獻資料選集》(台北：明潭出版社，民國68年3月15日初版)，頁7。
[29]
黃朝琴〈漢文改革論〉，原載於《台灣》四年二號，1923年2月1日，收錄於李南衡主編，前揭書，頁32。
[30] 張漢裕主編，《台灣語言相關資料(下)，蔡培火全集 六》，(台北：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00年12月一版一刷)，頁220、224。
[31] 方蘭生，前揭書，頁153。
[32] 張我軍〈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原載於《台灣民報》二卷七號，1924年4月27日，收錄於《張我軍全集》(台北：純文學出版社，民國64年8月初版)，頁4。
[33]
連雅堂編撰《台灣詩薈》卷十，(台北：成文出版社，民國66年11月出版)，頁627
[34]
張我軍〈為台灣文學界一哭〉，原載於《台灣民報》二卷廿六號，1924年12月11日，收錄於同註15，頁13
[35]
張我軍〈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欉中的破舊殿堂〉，刊載於《台灣民報》三卷一號，1925年1月1日。
[36] 悶葫蘆：〈新文學的商榷〉，刊載於1925年1月5日《台灣日日新報》中文欄。
[37] 方蘭生說：說服往往是人們含有意圖的行為。方蘭生：前揭書，頁325。
[38] Harold D. Lasswell ,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Society” , The Process and Effects of Mass Communication , edited by W. Schramm and D.F.Robert ,（Unbana 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1971），pp.8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