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馬華當代散文選（1990―1995）》
看馬華華文文學中的文化思考
張佳欣
台灣佛光大學文學系碩士
一、前言
《馬華當代散文選（1990―1995）》由鍾怡雯主編、文史哲出版，收錄了八位六字輩、二位七字輩馬華作家作品共四十九篇。十位作者中，除了林春美是土生土長的在地作家外，其他九位都具有旅居國外(尤其是台灣)的經驗，他們的創作技巧、語言藝術、內容形式等文藝風格深受台灣經驗所影響。本文要談的不是旅台散文的特色，而是對鍾怡雯在本書序文裏提到黃錦樹、鍾怡雯、林惠洲、許裕全的散文是「多半以馬來西亞的生活經驗為背景」這句話感到興趣，雖然鍾進一步說「但題材本身不是作品的重心，散文語言的藝術性和敘述結構才是他們的經營點。」[1]但筆者注意到這群年輕作家筆下的「馬來西亞生活經驗」，透露著華人文化在大馬土地上一路走來的風雨飄搖的部分。相對於中國、台灣文學，馬華文學一直處於邊緣的位置，說它是中國文學的分流也不對，因為華人生活圈的形成早已將母體文化變了樣；說它是馬來西亞文學又不貼切，因為它無法拋開與中國文化藕斷絲連的關係。就政治現實而言，馬來政府對華人不公平的政策待遇，明顯地打壓華人的生存空間。這種情況下，馬華作家如何發展真正屬於自身的馬華文學？新加坡新社主編陳榮照先生談到研究海外華人問題的時候，說道：「近年來，在海外華人研究領域中，越來越多的學者都主張擺脫西方或中國中心的解釋模式，以建立具有當地特色的『後殖民觀』或『本土觀』。」[2]並引用部份學者的意見，云：「海外華人問題研究應該注重當地的文化脈絡以及當地社會環境對華人文化與歷史發展的影響。」[3]說明了欲了解海外華人文化，必須將身段置處於當地環境的大脈絡中。在研究角度方面，本文就文本內容來探討華人文化在整個大馬社會所身處的位置，因為從文本中，我們不難檢索出華人文化的歷史變遷，並希望借著文化議題的討論，對長久以來被視為邊緣的馬華文學有所期待。
二、原鄉神話的迷思――尋求文化認同的歸屬感
即使在二十一世紀初的今天，我們談到「華人」這個名詞，仍然會與「移民」畫上等號，儘管從清末以來，「移民」在海外已經落地生根了三、四代。當初因為經濟困頓被迫簽下賣身契的「豬仔」，渡海來到南洋展開以血汗掙取微薄工錢、沒有尊嚴的日子，在陌生的異鄉，卻是心懷「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的僑民意識，堅守自己身為中國人的身份；人生地不熟的環境裏，以同鄉、同姓為主的會館、宗親會蘊育而起，作為情感與意見交流的支持；除了慰解思鄉情緒之外，這群地方性的華人團體更積極表現了自己身為中國人的義務。以新加坡的怡和軒俱樂部為例
( 當時新馬尚未分家，稱為馬來亞的時候
)，據其史略之記載，可以簡明清晰地見證海外華人與中國的關係：
怡和軒俱樂部創立于一八九五年，它開風氣之先打破幫派藩籬，吸收各幫精英入會，是時適逢中國辛亥革命前夕，孫中山以新加坡為其在南洋的革命基地，組織同盟會新加坡分會，會友陳楚楠，張永福，林義順等都是同盟會的中堅人物。民國成立之初，國貧民困，會友都踴躍捐輸。一九二八年，日本入侵山東省，釀成濟南慘案，由怡和軒主度陳嘉庚發起組織山東籌賑會，掀開了新華抗戰抗亡運動的序幕。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變後，各界組織星華籌賑會于怡和軒，會長陳嘉庚被舉為主席。翌年，南洋各地僑領齊集新加坡，籌組南僑總會，作為南洋各地籌賑會的領導機構。陳嘉庚為主席，仍以怡和軒為大本營，籌賑會曾召幕三千餘名南僑機工，派註滇緬公路負起驚險的運送軍用物資的艱巨任務。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陳嘉庚復受總督敦請領導新加坡華僑抗敵動員總會。其任務包括負責招幕勞工，使怡和軒成為全南洋抗戰救亡運動和民間協助□□新加坡的樞杻。日治期間不少會員遭遇不測。……[4]
亦即，當時馬來亞華人在身份、文化認同上，都歸屬於中國，因為「物離鄉貴，人離鄉賤」的複雜情感，激起華人深切的民族意識，成就了在中國動盪的年代裏，多了一大筆他們奉獻物資、錢財、以及生命的貢獻；可以這麼形容：情感行動上，他們比身為中國本土的百姓更愛中國。在每一個曾祖、祖父輩人民心中，故鄉是殘留在心中簡化了的象徵與記憶，失去了它，就失去了根，因為中國腐朽的政治，使「這些早年從民不聊生的土地上走到南洋賣苦力，嘗盡『豬仔』辛酸的祖先們，在鍚礦場和膠林裏流下他們的血淚，卻終究沒有重回那塊遙遠的土地。」（鍾怡雯：〈門〉，頁287）無法回到中國，亦無法產生對異地文化的認同，夾處於兩塊地域的縫隙中，老輩海外華人的情感歸屬自然擺向熟悉的中國。鍾怡雯從她爺爺對祖籍的執著，來要求子孫不能忘本：
爺爺在世時，他的神州，是家人的夢魘。傳說中那完美無瑕的地方，卻是瞎眼的奶奶迫不及待
要逃離的疫鄉。儘管如此，她卻在我連父母之名都尚未知曉的年紀，反反覆覆的教我：『我的
祖
而落葉歸根的原鄉情感總會與時推移。雖然「寄居」南洋，幾代下來，漸漸也與當地交織出新的本土風格：吃辛辣重口味的馬來食物、穿著花花綠綠的馬來服、家鄉話中夾雜著馬來方言、與當地土著結合，產生華巫混血的「峇峇」。林金城在〈三代成峇〉中寫到：「所有在馬來西亞出生的華人也都可以被稱為『峇峇』。這個定義並沒有藐視的成份，意味著到了第三代的華人，由於適應當地的社會環境，其文化難免帶有當地的色彩，不如祖宗的文化那麼『純』。」（頁127）――這又是一種新的邊緣人。老一輩父祖身為邊緣人的文化情感有明確的歸屬方向：傾向原鄉；新生輩的華人，生長於馬來半島，祖先渡海開發南洋的事蹟對他們而言已經是過去的歷史，方言與籍貫不再成為華人社會的主軸，凝聚華人力量的會館逐漸成為「單純的食慾與聯誼，以及一些小事情的協調與處理」。[5]辛金順說：
我們今天已不再生活於方言為軸心的社會。根植這裡，籍貫：馬來西亞的華人。福建、潮州、
廣東、客家、興安，紅花綠葉都是一家。上一代和下一代對籍貫的感情，都因為生長的環境與
對自身鄉土的認知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回應。會館的存在，是已經過去了。
（〈歷史窗前〉，頁
林金城的〈三代成峇〉描述道：「我們的日本主管……第一次看到我跟這位峇峇用馬來話討論工作時，他感到非常好奇與驚訝。事後便問我為何兩個『中國人』站在一起怎麼還用馬來話來交談呢？」（頁127）黃錦樹則說得沈重：「哭龍早已涸死在現實的寶島上，所有的熱情和愴痛都變成了口頭文學的一部分。深夜，穿著花花綠綠的峇迪，深刻感覺到自己的膚色和別人不一樣。自發的灸痛。」（〈光和影和一些殘像〉，頁225）
新生代華人意識型態裏的中國文化成份早已不如父祖輩純粹，受到馬來文化浸潤的成份亦不能與身為原住民的馬來人相提並論。在「文化認同」上，雖然他們身受不同種族融合以後所產生的新型態本土文化的洗禮，但是他們上承父祖輩薪火相傳的中國原鄉情感，下繼雜糅多元的新式馬來文化的強力衝擊――這是新生代華人所面臨的文化轉變。林幸謙說：「在老去的海外人心中，人生大概別有自己的滋味；所謂故國，亦另有意義。對老去的人而言，祖國故鄉僅可能是記憶中一個破碎的國度，就算完好如初，恐怕也已經失落；取代的，是一種理想化的原鄉神話。」（〈狂歡與破碎〉，頁26）至少老去的海外華人還有屬於他們那一輩的集體潛意識――原鄉神話。新生代華人呢？林春美在〈葬〉中將上下兩代對故鄉籍貫的情感描述得很清楚：
我的祖籍福州，……記得，福州是叔伯口中的唐山。陳舊的四合院，加上幾畦圃田，便是夢裡
的家園。儘管生身父母已仙逝多年，儘管同輩兄弟已所剩無幾，他們還是要回去，回去看看那
一離就理出了白髮的兒時故鄉。/
而叔伯的唐山，到了我，已不再如此情長。夢裡不見福州也
不會引以為憾。畢竟，福州只是中國版圖上的南方一隅，再不再有什麼血肉相連的關係。
（頁239）
鍾怡雯也說：「我終於明白，金寶小鎮，就是我的神州。」（〈我的神州〉，頁265）林、鍾二人的敘述透露著新生代文化情感的轉移――從中國轉向馬來半島――他們土生土長的地方。
我們從寒黎的〈那是一個摺也摺不完的夏季呵〉看到多種方言的混雜運用，例如：「巴剎」、「零吉」、「在Robert’s
Corner裡跟人擠，臉上的化妝好像溶化了的雪榚。」「mari！mari！cepat
mari！sayu helai T-shirt lima ringgit sembilan puluh sen sahaja！mari！mari！」（頁175、179）普通話裏融入外來語，英語、馬來語，多音交響。在禤素萊的〈吉山河水去無聲〉裏，作者描述兒時故鄉的點點滴滴，有一段特別記敘玩伴阿丹：「父親與伯伯們捉到山豬時，我便會央母親送一些去給阿丹，父親聽到便會搖頭，他說：『馬來人不吃豬肉。』」（頁140）新生輩馬華作家的生活經驗在文化交融的環境中形成，展現馬來土地族群多元化的特色，這是新生輩與父祖輩華人在面對文化情感上的差異。
「馬來西亞生活經驗」是本書作者們所呈現的共同特色，但仔細觀察，這些文本內容或多或少流露出作者自訴流動的身世――現實環境如此，生命歷程註定驛馬飄泊。林幸謙的〈癲癇〉內容分成三部標題：詭譎的人生、癲癇之路、命運的逃亡者，自敘邊緣身份的空虛無定；辛金順的〈人間行腳〉內容分成四部標題：回家、火車、赤足，走過田垠、人間行腳，以行腳的心情一路走來人生的生命經驗。林金城〈三代成峇〉希望華巫混血的峇峇正視自己的身份；禤素萊〈吉山河水去無聲〉描述童年的記憶；寒黎的〈擬月〉表達離鄉異客的思鄉之情；黃錦樹〈光和影和一些殘像〉提及馬來西亞歷史記錄的空白；林春美〈我的檳城情意結〉混雜著歷史與本土的雙重意識；鍾怡雯的〈人間〉是家鄉往事的回顧；林惠洲的〈過山〉將台北和馬來西亞的景色作對比的描述，透露心懷家園的旅人情感；許裕全〈夢過飛魚〉以遊子的心情敘述故鄉生活所發生的故事。
作者自訴流動的身世，說明了這群六、七字輩，崛起於二十世紀末90年代的馬華作家，在成長的生命歷程中，伴隨文化轉變所產生的，是一種不安定的集體心理意識。
中國人的性格偏好安定，不喜遷移，強調落葉必須歸根。老去的海外華人在腐敗的政治和困頓的經濟條件下，被迫離開家園，本非所願；到了南洋以後，種種因素造成他們無法重返故鄉，而飲水思源、數典不能忘祖的觀念，已經隔著海峽，悄悄地在心中建構一幅祖國圖像，隨著時間的遠去，心底的故鄉版圖，被簡化成完美的神州。這種身在異鄉為異客的飄泊情感到了新生代的華人意識中，對未來產生了「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的虛無感，他們似乎也想抓住歷史的尾巴，可惜歷史終究成為歷史，身為中國人的後裔，中國對他們而言是個遙遠陌生的名字，在馬來社會裏又是處於邊緣的少數民族，撇開一切混沌最好的辦好就是離開生長的故鄉――南洋，尋求另一扇出口。――中國人只有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會離開故鄉。
林幸謙說：「經過百年的思索，原鄉的迷思至今仍舊令人盲目。原鄉神話的迷思，把所有的海外人囚禁在一個民族大夢。」（〈狂歡與破碎〉，頁29）我們把「原鄉神話╱民族大夢」這個觀點置於當前馬來西亞政治現實來看，它的繼續存在不是沒有原因，馬來人認為讓外來民族來這裡落地生根已是非常慷慨的[6]，因此馬來政府在公共政策上刻意打壓華人文化。這也就是旅台作家即使身在台灣――至少台灣抒解了他們對中國文化
/ 原鄉神話的情感――仍不約而同地選擇以自己熟悉的馬來西亞本土經驗作為創作題材的原因（當然亦有以台灣經驗作為創作題材的作品），而在散文的內容中，有意無意地以旅人的姿態訴說著流逝的過往與自身的飄泊，因為他們對現有的環境充滿不安定感。林幸謙說：「我們終於體悟到海外人悲烈的歷史。海外人那些古老的孤寂，引發了我們對祖先的思索與迷戀，離鄉的路於此伸展。」（〈狂歡與破碎〉，頁25）
三、深耕及經營華人文化在現實環境所面臨的困境
生長於馬來西亞，長大後到台灣接受高等教育、或遊學各國的人生經驗，成為作家們移動、羈
1957年獨立的馬來西亞，在不允許人民擁有雙重國籍的政令下，迫使華人必須在中國與馬來西亞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生黃文斌說：
身為馬來西亞華人，我們至少面對兩種困惑：一、身為華人，我們希望能夠保留漢民族的文化、教育及生活方式；二、身為馬來西亞的國民，我們也希望與其他種族共同塑造一個共生共榮的「新興國家」，這包括國家的認同、教育的認同、經濟的共享、文化的融合及社會的和諧等方面的建設。[12]
隨著定居在半島的時間越久、對本土產生感情來看，華人對於馬來西亞公民身份的認同已經不須多談；
至於華社創立的華小呢？據此法第17條（1）闡明「國民必須成為國家教育體系內所有教育機構
關於大專院校的辦立，1995年教育法令第71條說沒有任何人（a）可以成立、鼓吹或進行任何活
由上述法案可知，華文教育從小學到大專院校處處受到政府的壓制。不僅如此，大學名額的分配亦出
在不公平的種族保護政策下，本地大學的窄門，成了可望不可及的天堂。而我也僅是每年被摒
棄大學門外倒楣華人知識份子中的一個，……父母曾熬過歲月的砥礪，……但下一代的教育問
題卻讓他們苦無對策。……因此，留學台灣，成為我命定的抉擇，不必沮喪著討論膚色的定義
與語言的差異，……對於未來，我有無限的憧憬。然而囿於現時的政治狀況，父母唯有妥協。
（頁330）
華人文化發展的問題始終是華社獨立難支的部份，究其原因，在於政府將華人文化的議題泛政治
我們知道，文化的精神面貌並非僅只於台面上顯現的成果，以文學而發展而言，沒有一套可依循
辛金順的〈歷史窗前〉，反應了這種隱憂：
然而許多人對馬來西亞的歷史並不瞭解。歷史知識的輪廓很模糊，華人只知道自己的祖先是中國大陸渡海而來，還有的就是三年八個月的苦難歲日，除此之外，也就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了。大家成了史盲。……而歷史不值錢，對不值錢的東西，華人一向來是把它當成棄履來看，許多人對歷史產生一份漠視感，研究馬來西亞華人史的有心人也很少。因此，華族的許多史事就這樣在無人整理和撰寫中流失掉了。（頁76、77）
普及深耕華人文化的問題除受到政治現實的阻礙以外，華人社會的發展隨著環境的變遷、產生不同以往的新面貌所衍生的問題，亦是值得關注的部分。辛金順在〈江山有待〉裏描述現代華人小孩對祖先移民故事的陌生：
住在野鎮的那段日子，我在學校教五年級的歷史和地理，當教到馬來半島的山脈和地勢，以及
英殖民的時代時，我指著掛在黑板上的地圖，努力地講解，努力去告訴下一代關於上一代所走
過的路。從乘長風破巨浪到撥開蘉草荒煙；從三年八個月的日據時代到獨立後的自主。我指著
地圖，用粉筆狠狠的把中央山脈和大漢山脈連接起來，東西連貫，那就是一個家，那就是一個
國。我將家國兩個字在黑板上寫得大大，而孩子們卻好奇的聽著，他們把歷史當著故事來聽，
把地理當著一幅藍圖來看。（頁97）
陌生感的形成理所當然，因為他們已不處於需要胼手胝足的環境，但歷史真的只能當成故事聽聽就罷了嗎？未來他們之中有多少人能夠為自己的文化歷史好好寫下一筆記錄？在討論馬華華文文學的遠景時，不免產生這種憂慮。林幸謙在〈狂歡與破碎〉一文中說道：「當年在海外落地生根的中國人，他們在海外的身分和他們在故國的位置都同樣模糊，同樣是某種意義上的邊緣人。他們和後現代社會的各色人種一樣，並沒有找到自己在這世界的位置。」（頁26）而現在新生輩的華人，卻是在本土化的現實洪流中流失了自己原有的文化根基。打個比喻，中國文字和馬來文字最大的不同在於前者是自創、而後者是借用外來語拼音而成，如果馬來文字的產生方式非得全部引用外來語，而外來語不存在的話，那麼馬來人是否便無法創造出文字？如果大唐帝國沒有繼承前朝積累的文化遺產作為根柢，又怎麼能夠與周圍諸多異域文化交融、進而發展出屬於自己朝代的多元文化的璀燦？
四、結語
眾所皆知，文學作品呈現的風格，反映環境變化的影響。就作品本身而言，從本書中可以看出六、
新社學術叢書主編陳榮照先生，在談到二、三十年代華文文學作家寫作的心態時，說道：「當人們是以借來的時間，在同一塊借來的空間上寫作時，他們所抒發的並非本土意識。[21]」現在我們可以將同樣一句話套用於目前的大馬旅台作家身上，但是作家們面對本土、對本土的新期待，並不是本文要談的部份；固然他們的生命經驗已實際溶入這片焦風椰雨，可是華人的文化不能沒有根，當華人努力在經濟、教育、政治等社會各層網絡打拼、積極扮演好自己身為馬來西亞公民的一份子時，也不要忘記這個多元種族組成的國家所隱藏的複雜文化部份。方北方先生曾說過：
不是說，沒有華人文化，馬來西亞社會便會消失，不過擁有將近一半人口的大馬社會忽略華人
文化的存在，大馬人民的精神面貌也沒有了！……今天有關國家的事務，固然是以國家語文處
理。但是集中將近國家一半人口的華人來討論如何獻身國家和效忠政府問題時，華人還是要用
中華語文的。可見文化是平衡人民情緒的天法砝碼，在多元種族組成的國家，人民的生活自然
混合起來的文化，是鞏固政府的基石。[22]
也許馬來政府對推展華人文化的問題會漸漸軟化態度，但是有不少在台灣接受高等教育的知識份
【參考書目】
鍾怡雯主編：《馬華當代散文選》（1990－1995），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八十五年三月初版
陳大為主編：《馬華當代詩選》（1990－1994），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八十四年九月初版
陳大為著：《流動的身世》，台北：九歌文庫，民國八十八年初版
何國忠編：《社會變遷與文化詮譯》，馬來西亞：華社研究中心，2002年1月第一版
陳榮照主編：《新馬華族文史論叢》，新加坡：新社出版，1993年3月新加坡第一版
方北方著：《馬華文學及其他》，三聯書店香港分店＆新加坡文學書屋聯合出版，1987年
陳大為、鐘怡雯主編：《赤道形聲》，台北：萬卷樓出版社，民國八十九年初版
黃萬華著：《文化轉換中的世界華文文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10月第一版
王潤華著：《華文後殖民文學》，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九十年九月初版
林廷輝、宋婉瑩著：《馬來西亞華人新村50年》，馬來西亞：華社研究中心，2002年4月第二版
田英成著：《砂勞越華族社會結構與形態》，馬來西亞：華社研究中心，1991年7月第二版
【報紙期刊】
《資料與研究：新教育法令的衝擊》第29期，吉隆坡：華社資料研究中心，1996年3月1日出版
《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學刊》第三期，吉隆坡：華社資料研究中心，2000年9月出版
《星洲日報》，2002年6月28日星期五版
[1] 鍾怡雯主編《馬華當代散文選》（1990－1995），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八十五年三月初版，頁9。
[2] 陳榮照主編《新馬華族文史論叢》，新加坡：新社出版，1993年3月新加坡第一版，頁2。
[3] 葉春榮《人類學的海外華人研究：兼論一個新的方向》，見《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集刊》，第75 卷(1994)；蔡瑞霖《文化交匯的主體性之消解――從世界主義觀點到後殖民觀點》，見《資料與研究》第25期(1997)。
[4] 怡和軒俱樂部史略，是作者在今年6月參訪新加坡怡和軒俱樂部時，以像機拍射的文字紀錄，末兩行尾漏掉兩個字，以□為記，是為像機閃光所掩蔽的兩個文字。
[5] 陳大為著，〈會館〉，摘自《流動的身世》，（台北：九歌文庫，民國八十八年初版）頁71。
[6] 何國忠，〈馬來西亞華人：身份認同和文化的命運〉，收錄於何國忠編：《社會變遷與文化詮譯》，（馬來西亞：華社研究中心，2002年1月第一版）頁166。
[7] 同註1，頁10。
[8] 同上，頁11。
[9] Clifford Geertz,“The Integrative Resolution：Primordal Sentiments and Civil Politics in the New Stat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Basic Books,1973），p.258。引自同註6，頁169。
[10] 同註6，頁165。
[11] 同上。
[12] 黃文賦，〈從錢穆持守舊傳統文化的意義反思馬華文化之建設〉，收錄於同註6，頁96。
[13] 葉瑞生採訪，〈華文教育的世紀大拔河―董總執行秘書長莫泰熙先生專訪錄〉，摘自《資料與研究：新教育法令的衝擊》第29期，（吉隆坡：華社資料研究中心，1996年3月1日出版）頁8。
[14] 林蓮玉著：《華文教育呼籲》，（吉隆坡：林蓮玉基金委員會，1986）頁64-65。
[15] 葉瑞生採訪，〈系列新教育法案的大地震―饒仁毅律師訪談錄〉，摘自同註13，頁17。
[16] 同上，頁19。
[17] 同上，頁19。
[18] 同上，頁20。
[19] 同註6，頁173。
[20] 張隆溪：〈經典在闡釋上的意義〉，《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9卷第三期（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9年9月），頁63。
[21] 同註2，頁5。
[22] 方北方：《馬華文學及其他》，（三聯書店香港分店＆新加坡文學書屋聯合出版，1987年）頁2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