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構框架

——馬華文學、台灣文學、現代詩史

楊宗翰

台灣 佛光大學文學系博士候選人•玄奘大學中文系兼任講師

（原載《中外文學》第33卷第1期，2004年6月號，頁147-163）

一.馬華文學與台灣文學？

偽命題：馬華文學「與」台灣文學。此一偽命題居然能夠「成立」，多少也與研究者缺乏對自身位置（positioning）的反思有關。積弊既久，筆者竟也曾經寫出這類句子：

馬華作家在華文頗受貶異的馬來西亞，依然努力思考著自身文化屬性與文學定位問題；旅台作家雖身在台語漸向北京話挑戰的台灣，短期內看來方塊字的權威地位應不會有多大改變。據此，旅台作家似乎多了一份便利、少了一層陰影，馬華文學史的改寫問題在他們這批人身上應該會有更新穎的思考，甚至也不排除由他們各自的發言位置獨撰或合撰馬華文學史之可能。那「我們」呢？新的台灣文學史正醞釀誕生(還有更多正在排隊)，可以想見一隊隊「台灣作家」或「中國作家」又要再次爭得你死我活，旅台作家們流浪的宿命不知是否仍會延續下去？不過無論如何，局勢已經大為改變：在新一代旅台作家還未竄起，「本土意識」尚待再興之刻，台灣寫的「台灣文學史」或「中國文學史」裡，他們曾是被(故意？)放棄的一群；現在旅台作家們已更加確立了自己的身分認同，體認到馬來經驗是他們生命中不可割捨的一部份，至於入不入「我們的」文學史，早已不是太重要的事了。（楊宗翰，2000：120-121）

乍看之下，此段陳述似乎沒有多大問題；但評論人卻敏銳地指出，筆者發言的位置正是最須要檢討的地方：

作者一再以「我們」為立場發言，文中的「我們」究竟是怎麼回事？從作者的行文，顯然地作者專指在台灣的人，才會說「想想他們」，「也促使我們必須重新思考台灣文學的相關問題」，這裡的「我們」不但排除了台灣以外的人，也把「他們」排除在「我們」之外。因此「他們」想的是馬華文學，「我們」則該想台灣文學的問題，作者以「台灣文學的觀察者」的身分，先將「他們」排除在「我們」外，然後再做出宣稱，應該把他們包括進來。當作者一再抱怨台灣忽略了「他們」，而假定「台灣讀者」對「他們」是不瞭解的、無所知的，正是強化「我們」對「他們」排斥性，而正是作者無法使兩者產生對話的原因。（楊聰榮，2000：131）

會召喚出這類「帝國之眼」的幽靈，當然（！）不是我的本意。筆者已一再論及：馬華旅台文學不只是台灣文學史的一部份，同樣也是馬來西亞文學史的重要部分。這類宣稱當然充滿了權力運作的策略與軌跡，但我還是相信它有助於讓原來的議題編寫空間（指《台灣文學史》或《馬來西亞文學史》）變更重組，而且無礙於（說不定還有助於）《馬華文學史》的生成建構。

        不過問題似乎沒那麼簡單。筆者以為，不妨將上述討論「重新問題化」：楊聰榮的評論雖題為〈「我們」與「他們」〉，但更值得反思的，難道不是〈我們「與」他們〉嗎？不難推知，「馬華文學『與』台灣文學」及「我們『與』他們」這類聲稱（statement），其實共享著同樣的問題框架——這個「與」字，掩蓋了文化場域中，多少的權力傾軋！在僑民意識濃厚的早期馬華文壇，報刊、文化人、南來作家不也（合力？）提出過「南洋文學與中國文學」？這種未經批判、反思的聲稱，只召喚出一貫強勢的中國性（Chineseness）幽靈，卻壓抑了被定位為文化弱勢的本地南洋性／馬來性。強者恆強、弱者恆弱，「南洋文學與中國文學」這類偽命題注定只能淪為「返祖」的急先鋒。由此可知，提出「馬華文學『與』台灣文學」及「我們『與』他們」這類聲稱，對馬華文學（研究、創作）本身不見得有多少幫助。以旅台／留台人為例：六○年代的「星座」諸子、七○年代的「神州」兄弟或許都吸收過不少台灣現代主義文學的養分；[1]但八、九○年代崛起的詩人與小說家持續在台灣發光發熱，像張貴興、李永平、黃錦樹、陳大為、鍾怡雯等人的寫作，就決不是「僑生文學」這類老舊框架可以吸納。李、黃、陳、鍾四人早已於台灣各大學教授寫作，憑他們在學界與杏壇的努力，台灣本地學生難道不會受到影響嗎？這些文學獎常客的寫作路數，難道不會吸引台灣其他有志創作者群起仿傚嗎？[2]

        馬華旅台／留台人「在」台灣寫作，就等於進入了台灣文學場域，必然是一種台灣的聲音、會留下在地的足跡。「台灣文學」的內涵、定義與框架，勢必也得因此不斷調整。[3]「台灣文學」是如此，「馬華文學」又何嘗不是？在台灣的馬華文學研究隊伍中，[4]黃錦樹（1990）、張錦忠（1991）、林建國（1993）三人都曾撰文反省「馬華文學」框架的適切性：黃錦樹試圖將「馬華文學」全稱由「馬來西亞華文文學」修改為「馬來西亞華人文學」；[5]張錦忠在質疑「馬華文學」定義之餘，建議改用「華馬文學」作為華裔馬來西亞文學的簡稱；林建國則致力尋找「馬華文學」真正的歷史位置、重置「馬華文學」討論與提問的脈絡。這些努力當如論者所言：

名詞的更動意味著一個徹底的變革，把「馬華文學」的指涉範疇儘可能的擴大，取其最大的邊界；所取的華人定義也是最寬廣的人類學的定義——最低限度的華人定義——不一定要會說華語、不一定要有族群認同。跨出這一步並沒有想像的簡單，因為馬來西亞的華文書寫一直隱含著一種過度的民族主義使命，語文的選擇一直被視為族群內部族群身分重要的區分性差異，這也是為何受不同語文教育之間的華人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心理）區隔。因而這樣的調整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突破，讓其他的思考成為可能。（黃錦樹，2000：39-40）

十年過去了，他們[6]努力依舊。但大馬文學界、研究群中還是有人可以充耳不聞，把這些學者的卓見視為無實效性的「域外」之音。大馬華人對民族主義使命的堅持固然可佩；不過「馬華文學」如果依舊堅持以語文選擇來區分敵／我，除了會讓其他的思考「失去」可能，也等於主動放棄了重整討論脈絡與框架的絕佳契機。

二.從「海外」、「世界」到「新興」

中國或台灣的文學研究者，常挾著（自以為是的？）文化優位觀來看待馬華文學，彷彿「馬『華』」、「留『台』」等標籤的存在就保證了自身恆為「出超」狀態。[7]殊不知，這種思考只會閉鎖住「馬華」與「留台」的詮釋視野，對欲以自身歷史性和「馬華」、「留台」等詞對話的研究者也毫無幫助。不妨換個問題：台灣文學研究可以向馬華文學研究學習到什麼？

「提問方式」應該可以成為其中一個答案。林建國在〈為什麼馬華文學？〉一文中即指出，「什麼是馬華文學？」這類提問太過無力，且易被各種意識形態宰制；更徹底的提問應是「為什麼馬華文學？」。此一提問可讓研究者去思考：

馬華文學為什麼存在？為什麼我們的質詢／研究對象是馬華文學？為什麼我們要問「什麼是馬華文學」？甚至，為什麼更徹底的問題是「為什麼馬華文學」？那麼，又是誰在提問？他們為什麼提問？如果是我們提問，我們為什麼提問？我們又是誰？……這些問題處理下來，不只檢視了馬華文學研究者主體性的由來與歷史位置，同時也發現有關馬華文學的論述，實為各種意識形態交鋒的場域，馬華文學也找到了它的歷史位置。（1993：115）

此文對馬華文學研究場域最大的貢獻，乃是提供了一個思考的「嶄新起點」。然而，同樣的問題意識不也可（也該！）成為台灣文學研究的新起點嗎？台文研究既已過了提問「什麼是台灣文學」的階段，研究者怎麼不試著思考「為什麼台灣文學」？質言之，從「什麼是台灣文學」到「為什麼台灣文學」，台文研究者能夠因為思考上的鬆懈怠惰，不（敢？）去面對後一提問、不（敢？）去反省自己「主體性的由來與歷史位置」嗎？

熱切擁抱中國性的學者，倒是對台灣文學的「位置」深感興趣。在他們為台灣文學圈限、給定（！）位置的同時，卻往往失去了「歷史」。台灣文學的位置實在並無不明之處，不明的是他者的視域。[8]這點在作為學術建制一環的學術研討會裡特別顯著：廣東、福建兩地學者藉由地利之便，自七○年代末期開始倡導台港文學研究。[9]1982年廣東的暨南大學便舉辦過首屆「台灣香港文學學術研討會」，此後每兩年都會舉辦全國性／國際性學術會議。1986年第三屆研討會由於「海外」前來參加者眾多，會議名遂變更為「台港暨海外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饒芃子（2001：60）認為這一更名表示「大家已認識到台灣文學與海外華文文學的差異性」。1991年第五屆研討會，因為有五位澳門代表且提交了澳門文學的論文，會議名稱又變為「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1993年在廬山舉行的第六屆會議上，與會代表有感於華文文學日益成為一種世界性的文學現象，故成立、組織了「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籌委會」。饒芃子指出：

「世界華文文學」的命名、「籌委會」的成立，意味著一種新的學術觀念在大陸學界出現，即：要建立華文文學的整體觀。也就是說要從人類文化、世界文學的基點和總體背景上來考察中華文化和華文文學，無論是從事海外華文文學研究，還是從事本土華文文學研究，都應該有華文文學的整體觀念。因為世界各國多采多姿的華文文學向我們昭示，華文文學發展到今天，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很應該加強這一「世界」凝聚力的內部，把世界華文文學做為一個有機整體來考察和推動。（頁61）

對中國大陸學界而言，「世界華文文學」或許是種「新的學術觀念」；然而，它確實是「『新的』學術觀念」嗎？先前「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這個學術觀念，已鮮明地區隔出「海外」與「本土」（後者包含了「回歸」的港澳及「中國國土不可分割一部份」的台灣）；但無論如何區隔，「中國」始終都會／都將是華文文學的中心與主流。這是一個以中國為圓心的同心圓架構：台、港、澳文學的發展「自然」被視為此一主流影響下的支脈，穩坐內環；至於新、馬等所謂「海外」則因（地理與價值上的？）距離遙遠，只有屈居同心圓之外環。[10]

「世界華文文學」倡議的「有機整體」觀，在筆者看來也不過是這種同心圓架構的「二刷」，談不上「再版」。「有機整體」並沒有取消「中心」（不管是一元或多重[11]）的權威，它頂多只是使其隱匿；即便如此，「中心」仍然還穩固地「在」，從未離開：

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的主要是世界華文文學與中國文學的「關係」，研究中國文學如何在世界傳播與演變，研究世界各地華文文學與中國文學的共同性與差異性，研究中國文學與世界各地華文文學的影響及兩者之間的相互影響。（公仲主編，2000：4）

上引文是作者摘自許翼心與陳實一篇合著文章中的句子——所謂「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究竟是「為了誰」應已不言可喻。引文之篇名是〈作為一門新學科的世界華文文學〉，恰正反諷地提醒了研究者該多多注意這門「新學科」中充斥的舊心態。要知道，「重新命名」不代表權力中心必然也會隨之更動。它可能只是換了一身更誘人的糖衣。論者所言甚是：「世界華文文學」最終不免還是一個政治的建構、一個封閉的意識形態共同體（李有成，1993；黃錦樹，1993）。

        況且，容筆者提醒：連「世界華文文學」是不是種「新的『學術觀念』」也不無疑問。自1979年葉劍英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後，中國大陸學界才開始研究與介紹台灣文學，[12]這也開啟了視台灣文學為一種「學術觀念」的可能。但這類研究無可諱言都帶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如劉登翰（1995：179-180）所說「有著超乎研究自身以外的其他價值和意義」：

試看一下人民文學出版社最初出版的台灣小說選、詩選、散文選的〈出版說明〉，和福建人民出版社薈萃大陸研究者最初成果的《台灣香港文學論文選》的前言，都把對於台灣文學的介紹和研究，納入政治的範疇，要求它為「實現祖國統一大業發揮應有的作用」。這種潛蘊的政治價值，使最初的台灣文學研究一定程度上受動於彼時的政治環境和氣候，在價值取向上難以擺脫特定的政治尺度的影響。

明乎此，我們對中國大陸學界大聲疾呼、倡議「世華文學」這新品種的「學術觀念」，不能不還有一點保留、一點小心。

        「世界華文文學」的框架既然有這些問題，台灣文學顯然不適合貿然作為它「不可分割的一部份」。[13]當然，台灣本來就有部分學者認為所謂「世界華文文學」跟「海外華文文學」一樣，並不包括中國文學與台灣文學——後者連同港、澳文學，就算不是本土，至少也是「海內」。會跟中國中心論者「共享」同樣的框架及視野，依照張錦忠（2000）的說法，當與台灣的華文文學論述不脫中央／邊陲二分的意識形態、仍採一統天下而非複系統（polysystem）的文學史書寫政治有關。[14]相較於台灣或大陸談「世華文學」或「海華文學」時內蘊的單一原鄉論，張錦忠在多中心的複系統思考下，藉助後殖民論述將英聯邦文學（Commonwealth literature）視為新興英文文學（new English literatures）的模式，將新、馬、港、台等地的華文文學改置於「新興華文文學」（new Chinese literatures）框架。他也指出，所謂「新興華文文學」的華文是「異言華文」（Chinese of difference），另有一番文化符象，走的是異路歧途，文學表現也與「中國」大異其趣。

        從「海外」到「世界」再到「新興」，確實只有「新興華文文學」此框架能跟單一原鄉論徹底決裂，又可與後殖民論述相互呼應。歷來討論台灣文學「位置」者，並沒有誰提出過類似的思考。此框架的另一個好處，是提醒台灣文學研究者重新注意台、港、新、馬等「新興華文文學」複系統「系統之間」（inter-systemic）的文學關係——台灣文學從前就不是只有「本土（可）論」，此後亦然。

        問題是：一位馬華學者在台灣的學術刊物拋出了塊好磚，不知能引出台灣學界哪塊美玉？發表於大馬當地刊物？

三.拆解／重構現代詩史

筆者以為，探索台灣與各個「新興華文文學」複系統「系統之間」文學關係的變化，很可能成為他日「重寫」台灣文學史的契機。聚焦於文類史研究，這點也將會是拆解／重構現代詩史的一大關鍵。以一水之隔的香港為例：關心台灣「現代派」運動或《現代詩》發展的讀者，恐怕很少注意到香港的《文藝新潮》吧？後者在1956到59年間共出刊15期，為推動香港現代主義詩創作的主要基地，「對外國現代主義詩作及運動的譯介，在英、美、法、德之外，尚能照顧拉丁美洲、希臘、日本等地重要聲音，其世界性的前衛視野，在當時兩岸三地的華文刊物，堪稱獨一無二」（鄭樹森，1998：43）。

1956年，《文藝新潮》推出創刊號；同一年，紀弦在《現代詩》第13期提出了六項「現代派的信條」。兩份刊物不但分頭引領兩地（戰後）現代主義風騷，更有實質的「隔海唱和」。透過紀弦、馬朗的穿針引線，《文藝新潮》第9及第12期曾分別刊出「台灣現代派新銳詩人作品輯」、「台灣現代派詩人作品第二輯」，登場的台灣詩人有：林泠、黃荷生、薛柏谷、羅行、羅馬（商禽）、林亨泰、季紅、秀陶等。方思和紀弦除了在此發表詩創作，也譯介了不少德、法現代詩。最特別的要算是方旗。在台灣幾乎不發表詩作、全數直接出書的他，《文藝新潮》第13期（1957年10月）居然一口氣刊出他9首作品。[15]鄭樹森（1998：46-47）指出這是方旗在「1966年友人代為出版詩集《哀歌二三》之前，唯一大規模正式發表的一回，而且是在不能在台灣出售發行的香港刊物（當時台灣軍事戒嚴，連港方反共報刊都不能隨便進口）」。[16]《現代詩》則在第19期（1957年8月）刊出「香港現代派詩人作品一輯」，選刊馬朗、貝娜苔、李維陵、崑南、盧因五人詩作。六○年代的《中國學生周報》、《好望角》等報刊後來也多次刊登台灣詩人的新作與介紹。類似的交流迄今未歇，惟多集中於港台兩地的詩刊或小眾文學雜誌。

也斯（1996：22、14）認為《文藝新潮》上的譯作開闊了港台詩人的視野，如Octavio Paz〈在廢墟中的頌讚〉便對亞弦的〈深淵〉產生過影響。連後來台灣創辦的《筆匯》，也轉載過《文藝新潮》的部分作品。[17]更「明顯」的影響恐是《文藝新潮》第2期刊出的Stephen Spender〈現代主義派運動的消沉〉（雲夫譯）。覃子豪和紀弦對此文理解上的差異，正是1957年兩人筆戰的論爭焦點。《藍星詩選˙獅子星座號》（覃子豪〈新詩向何處去〉）與《現代詩》第19、20期（紀弦〈從現代主義到新現代主義〉、〈對於所謂六原則的批判〉）在在可見這些影響的「遺跡」（traces）。

關於香港與臺灣這兩個「新興華文文學」複系統「系統之間」的複雜互動，此處所能呈現的不過是冰山一角——況且僅是五○年代的一角、現代主義的一角、詩的一角。然而，誠如也斯所言，港台兩地現代主義的取向「略有不同」，如《文藝新潮》並未迴避介入政治的現代主義者（如André Malraux），對東歐、南美乃至三、四○年代中國現代文學的整理與介紹也比台灣豐富（頁25）。在港、臺之外，研究者也不應忽略香港與馬來亞「新興華文文學」複系統間的聯繫。1949年後，大馬當局頒令禁止進口中國大陸圖書；香港卻因其特殊的政治局勢，順勢成為馬來亞中文圖書的主要供應者。香港文化場域出現的現代主義譯作與創作，也隨著期刊發行、圖書出版「飄洋過海」來到了馬來亞。大馬文化人的主要回饋，是將力作投寄至香港的文學園地，也使得香港成為新馬文學作品的重要出版地。[18]

脫胎於香港友聯出版社的新加坡友聯，旗下兩本重要刊物《蕉風》與《學生周報》「其實就是馬來亞化了的香港式期刊」（潘碧華，2000：758）。劉以鬯等香港文化人獲邀至新馬主持副刊編務時，曾登出不少香港名家作品，為新馬文壇帶來強烈的「香港風」。劉氏不但自己主編數個副刊，也曾以筆名葛里哥在《南洋商報》發表過數篇以新加坡小市民生活為背景的都市小說（頁758-759）——劉以鬯早年還曾被香港文藝界視為「南來作家」，試問這些都市小說是中國文學？是香港文學？還是馬華文學？同樣有意思的例子：馬華現代詩革命旗手白垚、[19]在香港出版馬華現代詩經典詩集《雨天集》的詩人貝娜苔（楊際光）都是由中國南遷香港，之後又離港抵馬，並於壯年再度移居美國，他們又該歸入「那個」文學之中？長年居美，卻在兩岸三地發表與出版新、舊著的鄭愁予、張錯和葉維廉呢（後兩者早年還被貼上「僑生」的標籤）？曾於美國求學、香港任教，在兩地也都留下許多詩創作「足跡」，現又返回台灣的余光中呢？成長於馬、求學於台、任教於港的詩人林幸謙呢？

以國界作為文學分類的國別文學（national literature）對他們顯然束手無策。傳統的「國家」概念在他們身上作用不大；他們也難以納入國別文學的詮釋視野，頂多不過成為國別文學史中的永恆他者。[20]如果我們承認流動性與跨國性是「新興華文文學」的特色（張錦忠，2002），那麼，前述這些不可能在楊匡漢「大中國文學」[21]框架下攫取位置（position-taking）的案例，顯然只有在「新興華文文學」框架中才能得到合宜安置。這些案例好似ghostly time，不斷以其異質性干擾著national time的同質與統一（Bhabha, 1990）——「鬼影」幢幢，為的是逼顯出「大中國文學」與「世界華文文學」疆界的虛幻與不穩定。

援用「新興華文文學」的思考框架、探討各個複系統「系統之間」的文學關係，難道不是史家拆解／重構（新馬、台灣、香港……）現代詩史的重要起點嗎？當然，在「執行」這類拆解／重構工程之前應該深刻反思：我們提出「重構框架」的可能條件（歷史的、知識論的條件）何在？我們為何如此提問？為什麼是我們提問？「我們」又是誰？我們的「位置」……。必須先經過這樣的自我批判，框架才有真正重構的可能。也只有等到框架真正重構那一刻，「重寫詩史」的追求才能徹底擺脫「複寫詩史」[22]的夢魘和困境。

四.文學史的補充邏輯

早期台灣詩史／文學史書寫所再現的「人民聲音」（vox populi ; voice of people）中，原住民與「僑生」（一個早該廢棄的標籤）多半被迫缺席；近來台灣文學史學界對此有不少檢討、反省，情況顯然會有相當改善。但這並不表示詩史／文學史裡的「外地人」已經消失、「流浪者」不再流浪。在台灣的舞台上，那些被蠻橫地「統稱」為「外勞」者，就算用華文創作、就算作品陸續累積、就算政府機構設立了「專屬」的文學獎，也始終不會進入文學史家的視野，不能在「我們」（？）的文學史中登場。「他們」（！）不會被納入民族文化的「家」（Heim ; home）與其同調性論述，因為「他們」自己就是擾亂現代民族疆界的移動標誌（Bhabha, 1990: 315）。試問：在「我們」（？）想像的共同體「內」，所謂的「『外』勞」（作者、作品）在哪裡？

在台灣詩史／文學史書寫中，「外勞」、「僑生」甚至「原住民」所累積的文學成績往往被視為附屬的「補充物」（supplement），被補充的詩史／文學史（其特徵是「標準」、「純淨」？）才是「主體」。補充似乎是為了使「主體」更趨完整，然而「補充物」對「主體」來說卻代表著異質、次級、外緣與不相連續。這就是Jacques Derrida所謂的「補充邏輯」（logic of supplementarity）。Derrida業已指出，這種主從邏輯關係其實大有問題。有待補充的「主體」，正表示「補充物」的不可或缺（缺此則不成「主體」）。且「補充物」與「主體」接近卻又不同，故而在補充的同時，也是對「主體」現狀的顛覆與更新——至此，補充物倒是反「從」為「主」了（Derrida, 1976: 141-316；廖咸浩，1995：45-47）。[23]

當代史家倘若欲「重構框架」，就不能不去面對與檢討詩史／文學史的「補充邏輯」。長期以來被「自然地」視為附屬的「補充物」，實為（所謂）「主體」能否「新生」的關鍵，故也正是史家重建文學史工程的重心。缺乏此一體認，「重構框架」最終也只會／只能淪為「同構框架」的代換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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