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略特，《荒原》與台灣文學場域

楊宗翰 *

台灣 佛光大學文學系博士候選人•玄奘大學中文系兼任講師

（原刊於2004年1月10日《自由時報•自由副刊》）

上個世紀二0至五0年代，艾略特（T. S. Eliot，1888∼1965）的創作與批評儼然是英美現代詩無可質疑之「正統」，其個人好惡可以說影響甚至壟斷了整整一代人的審美品味。同時擁有評論家、詩人、教授、編輯這四重身分的艾略特，倡導應易彼時疲態畢露的浪漫主義為「主知」，崇但丁、鄧恩與霍普金斯而抑米爾頓、雪萊及丁尼生……，這些意見都在在挑戰英詩史的道統、重建讀者群的視域。借用其名文〈傳統與個人才能〉（“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所言：由於艾略特這位真正獨創藝術家的加入，整個文學史的既存秩序都必須重新調整——當然，改變的幅度不可能只是「微乎其微」。衡量彼時艾略特的強大影響力，當可明瞭《簡明劍橋英國文學史》為何會將最後一章題為「艾略特時代」。

1914是決定這個「艾略特時代」的關鍵年。人在倫敦的艾氏受到龐德（Ezra Pound，1885∼1972）鼓勵，棄哲學而就文學創作之途，並決定在英國定居（出生於美國密蘇里州的艾略特，最終並選擇歸化為英國籍。與他相反的例子是出生於英國約克郡、而後改入美國籍的詩人奧登）。在龐德的幫助下，1915年起他的作品陸續在英、美各雜誌上發表，並於1917年出版第一部個人詩集《普魯弗洛克及其他觀察》（Prufrock and Other Observations）。此書和他1920年出版的《詩集》（Poems）都透露出現代人的失望挫折與都市生活的乏味苦悶，可以劃歸為艾略特創作生涯的早期作品。但此時期真正讓艾氏享譽文壇的不是詩創作，而是題獻給他父親的評論集《聖林》（The Sacred Wood，1920）。此書討論個人與傳統、新作及經典、乃至現在和過去、未來之關係，明確標示出艾氏一生文學評論的旨趣。

接續而至的是龐德所謂「偉大的文學時代」——在給艾略特的信中，他刻意用“a grrrrest littttttterary period”——喬伊思《尤利西斯》（Ulysses）與艾氏《荒原》（The Waste Land）1922年間先後分別在法、英兩地面世，也等於宣告了現代主義文學的大豐收。很顯然，舊世界已經結束。面對這樣嶄新的詩，威廉斯（W. C. Williams，1883∼1963）曾說：《荒原》的發表「立刻終結了我們所有的快樂」、它如同一顆炸彈「把我們向未知領域所作的勇敢探索炸成了碎片」。不過與晚期作品《四首四重奏》（Four Quartets，1935-42）相較，《荒原》雖揭露、批判了現代文明的貧瘠衰頹，卻缺乏前者的圓熟深刻。此外，《荒原》組織結構上的零碎鬆散也屢遭論者非議——詩中“These fragments I have shored against my ruins”（430行）一句不知道可不可以算是作者「先見之明」的回應？形式即意義，《荒原》全詩正象徵一個由片斷支撐起來的現代文明廢墟，讀者必須有能力將這些碎片組合重聚。艾略特在結尾處雖引用了吠陀經箴言“Datta. Dayadhvam. Damyata.”（奉獻、同情、克制）欲為人類引路，卻無法對打破或超越這文明僵局提供任何有效保證。“A poem about its own hollowness”，史班德如是說：《荒原》之中心，正是「空虛」。

1921年艾略特接受醫生建議到瑞士洛桑易地療養，《荒原》初稿的大部分內容都在此地完成。但據詩人第二任妻子維洛麗（Valerie Eliot）1971年出版的《荒原》原稿及相關信件看來，此作並非短時間內一次寫畢，且艾氏早在1919年就開始想寫這樣一首詩了。艾略特將800行的原稿交給龐德過目，不料後者大筆一揮、刪減近半，僅存433行（可參考倫敦Faber and Faber出版社印行的詩全集）。全詩五部分「葬儀」、「棋局」、「火誡」、「水殤」、「雷語」，光是「水殤」就被龐德從93行刪到僅存10行，改動不可謂之不大。艾氏也因此將《荒原》題獻這位「卓越的大師」龐德。不過，這些修改意見中也有可再斟酌之處，如艾氏原擬引康拉德小說《黑暗之心》的著名片斷「恐怖啊！恐怖！」為《荒原》詩序；龐德卻以為康拉德可能「份量不夠」。艾氏雖曾提出異議，但最後還是決定改以古羅馬小說《薩帝利孔》（Satyricon）中一段拉丁與希臘文夾雜的對話代替。現在看來，我們會惋惜艾略特當時似乎不夠堅持；不過在1925年發表的〈空心人〉（“The Hollow Men”）中，艾氏再度以「庫爾資先生——他死了」（“Mistah Kurtz——he dead. ”）為詩序，看來他對《黑暗之心》的確有極為特殊的興趣。

更讓我們感興趣的是《荒原》之中譯情形，以及艾略特究竟如何進入本地文學場域的議題。中文世界對艾略特的認識，最早見於1923年8月27日《文學周報》上茅盾發表的〈幾個消息〉，可惜只有寥寥數語。要遲至一九三0年代才出現相關譯介文章（阿部知二、李維斯撰），且特別集中於《現代》與《新月》兩份刊物。此時期最重要的評論出自葉公超之手。1934年他在《清華學報》發表〈愛略忒的詩〉，除了探討艾氏的文學成績外，也提供了自己對西方研究學者的評價。1935∼36年間，人在上海的戴望舒邀約時為清華大學研究生的趙蘿蕤動手翻譯《荒原》，此書譯稿並由上海新詩社出版——這是艾略特的代表性詩作第一次在中文世界完整現身（1980年趙蘿蕤又重新大幅修訂了譯文）。葉公超在此書序言中指出，艾略特的影響之大令人感覺「也許他的詩本身的價值還遠不及他的影響的價值呢」。葉公超這個論斷，今日看來依然堪稱準確。除了詩創作《荒原》，艾略特最為中文讀者熟知的評論當為〈傳統與個人才能〉，三0年代時此文便有曹葆華與卞之琳的不同譯本。至於艾氏在中國真正的私淑弟子，無疑是四0年代群集於《詩創造》、《中國新詩》下的「九葉」詩人。可惜他們生錯了時代，還來不及一展所長，「解放」後旋被押入政治學分的重修班。

一直要到戰後的五、六0年代，艾略特對台灣文學場域的影響才逐漸明朗。一如其他前衛運動，嗅覺最靈敏的，還是詩刊。紀弦主編之《現代詩》一馬當先，自1954年第8期起便刊登了方思摘譯的艾氏詩論；詩作部分，《現代詩》的作者群如馬朗（香港的中國「南來」文人）、葉冬、柏谷曾陸續選譯〈歇斯底里亞症〉、〈晨起憑窗〉、〈風景〉、〈灰燼禮拜三〉、〈荒原〉、〈普魯弗洛克戀歌〉、〈大教堂的謀殺〉與〈東方博士之旅〉——雖大多僅為節譯，但至少為台灣文學的作、讀者開了扇新窗。增張改版後的《創世紀》，1960年間也登過〈空心人〉（白萩譯）與〈傳統與個人才能〉（秀陶譯）。夏濟安主編的《文學雜誌》上則有〈傳統與個人才能〉的朱南度譯本與余光中譯的艾氏論文〈論自由詩〉。最特別的是，該刊4卷6期有一首夏濟安自己刻意仿效《荒原》的「試作」〈香港——一九五0〉。這首「試作」雖不甚理想，但以作者當時在台灣文學場域佔有的「位置」，無疑更加鞏固、確立了艾略特與《荒原》的經典性。著有T. S. Eliot: The Dialectical Structure of His Theory of Poetry（1966）的旅美學者盧飛白，也曾以筆名「李經」在《文學雜誌》上發表過幾首「艾略特味」強烈的詩作。但台大外文系教授顏元叔才真正是六0年代台灣文學場域中，影響力最大的艾略特詮釋者。這位英美「新批評」的引渡人，甚至還倡議要把文化界慣用的「艾略特」改譯為「歐立德」。

《荒原》一半以上的篇幅有典故或引語（包括民謠、新聞報導），詩中又混用希臘文、拉丁文、義大利文、德文、法文、梵文與英文，翻譯起來相當吃力。台灣文學場域中流通的主要譯本，當以六0年代初期的葉維廉、杜國清與八0年代的杜若洲、宋穎豪此四者最具代表性。完整譯本（包含詳註）的出現，佐以學院「學術討論」的正典儀式，《荒原》對台灣文學／文化圈而言早已不再神秘、並非遙不可及。

然而，本地文學場域畢竟未能盡除《荒原》的魔性魅影。艾略特與《荒原》當年隨美援文化漂洋渡海，台灣知識份子在沒有其他選項下「主動」選擇去擁抱、信仰這類英美現代主義「經典」。彼時這群文化人，顯然缺少更多工具（武器！）去批判艾略特「傳統」觀中毫不隱藏的極右威權主義，更不可能像詹明信般解讀出《荒原》裡的階級與性別議題。七0年代以降風起雲湧的現代詩論戰、鄉土文學論戰乃至台灣意識論戰，在激情文字交鋒下也罕見誰能直探《荒原》病灶。今日身處當代台灣文學場域的「我們」呢？重讀艾略特與《荒原》，對「我們」究竟意謂著什麼？對「經典」的批判質疑，不見得是布魯姆筆下「憎恨學派」（School of Resentment）的專利／權力。在台灣這個長期「左盲」社會裡，唯有重讀「經典」並反覆扣問「經典」的當代性，才能阻止一場場集體悲劇一再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