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音與誤讀之間──從《暗示》的四篇書評談起

 

徐錦成  

灣•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專任助理教授

 

 

(原載《全國新書資訊月刊》第62期,2004年2月

 

研究文學、討論文學,不免會思考一個問題:文學批評是否有客觀可言,會不會所有詮釋都是一種誤讀?

這個問題是無解的,可以討論,但不會有(大家都滿意的)結論。甚至,有些人會認為它是無法討論或不必討論的。但這問題的的確確又像沒有特效藥的感冒,每個從事文學這一行的人隔一段時間總要感染一次,彷彿是要提醒你,你並未如你自以為的健康。

最近有件事情再次提醒我重新思考這個問題,並延伸思考到另一個問題。

事情起源於韓少功新近在台灣出版的《暗示》(聯合文學出版)一書。韓少功上次的《馬橋詞典》引發正、反兩面的評價,過程甚為熱鬧,但結果似乎讚賞者多於反對者。這次《暗示》在形式上有故技重施之嫌,自然也引起或褒或貶的爭論。

我對韓少功的小說也有點意見,但這篇文章不想談這本書,而想談這本書的書評。短短一個月之內,台灣出現了四篇對《暗示》的書評,我認為,這四篇書評似乎可讓我們反省一些事情。

這四篇書評依發表順序分別是:

林秀玲的〈且論理且狀情〉,2003518日《中央日報․中央副刊․閱讀版》;

黃錦樹的〈崩潰的暗示?〉,2003518日《聯合報․讀書人版》;

呂正惠的〈既奇異又平凡的書〉,2003523日《中國時報․開卷版》;

野島•J的〈暗示〉,20036月號《聯合文學》,頁155~157

這四篇文章都不難找,我在此列出它們的發表處,事實上也是希望讀者能找出原文來看。但為了下文論述方便,還請容我引用這幾篇文章的片段,稍微介紹一下它們的看法。

林秀玲的〈且論理且狀情〉對《暗示》十分肯定,她認為:「某個部分來說,韓少功像傅柯、像羅蘭巴特,意在探究語言表徵之外所暗示明示的事理,像個文化詮釋學的學者,但其中甚為特別的一點差異之處,是韓少功處理的是文革的歷史。……照理說,對文學批評者而言,或許韓少功像學者一樣進行如傅柯、羅蘭巴特的文化詮釋學更具吸引力;但於筆者而言,我認為韓少功的過人之處尚不在此:而是他一枝如椽巨筆,細膩觀察處仍可控制自如、敏銳,一如很好的短篇小說作家──這或許是韓少功以小說家成名之故罷。許多條筆記,篇篇都是上好的短篇小說,篇篇可以單獨而觀之。

而黃錦樹的看法與林秀玲截然不同。黃氏毫不諱言:「作為讀者,對於這麼一位備受期待的名家在五十之年寫出這樣的一本自稱是小說的書,我覺得非常失望和不可思議。它不止違反了小說讀者的讀者期待,更令人擔心的是,會不會同時羞辱了作者與讀者間起碼的信賴(或許我並不是他預設的讀者)。這本書的敘事成分少於一般的散文集(更別說是小說),根據我的專業判斷,它其實是本文類歸屬錯誤的雜文集。書分三集(看不出有多大的意義),一個條目一個條目的發表意見。……也許有些高明的理論家能為他的試驗找到理論的依據,對我而言,韓少功似是要以這部雜文集來暗示小說已死。……就他所涉的範圍而言,至少含括語言哲學、社會語言學、符號學……等學術領域。但如果用這些學術領域的要求來看待這本書的話,卻又不免覺得它過於富有素人色彩,並沒有相應的深度或犀利,閱讀的滋味其實遠不如相關領域的專門著作。如果把它當小說,當它的敘事成分低於抒情散文,就只能說它是呈現敘事的瓦解狀態的小說,一部非小說,不知它是否暗示了──大陸跳進後現代之後已導致普遍而嚴重的敘事危機?

林秀玲和黃錦樹的看法一正一反,有趣的是,呂正惠的文章似乎作了「合」。他說:「這是一本貌似奇異但其實平凡的書;根據這一評論,你也可以反駁:它貌似平凡,其實奇異。說到底,就其最表面形態而言,這只是一本包含了118則(分為4類)的雜感集,但是藉由這些雜感,作者想建構一套自己的『理論』。本書當作『雜感集』,許多篇章都寫得極有味道、發人深省。……現在韓少功什麼也不相信了,他既不再相信『革命』的理想,也不相信高度發達的物質與資訊。但是他還不肯放棄,還想追求『什麼』,只是已經不知道這『什麼』應該是『什麼』了。但是,他迷戀『經驗』,透過回憶所捕捉的經驗,擺脫現代資訊所體驗的最原初經驗。裡面既無革命的『形式主義』,也沒有現代物質、資訊、廣告所組成的現代生活的『形式主義』。他認為,最具體的經驗都透過『暗示』來完成,他也想透過這118則雜感『暗示』這種生活『理論』。所以,他說,本書是要『把文學寫成理論,把理論寫成文學』。本書是否成功呢?那就有這篇短評開頭所說的那兩種評價。當然,也可能在這之外,或在這之間。

迥異於前三篇,野島•J的〈暗示〉寫得並不像習見的書評,而較像閱讀《暗示》之後,有感而發的一篇散文。這篇文章發表在命名為「如果我們倒立看書」的專欄裡,似也說明了它與書評若即若離的關係。野島•J認為「《暗示》其實是作者的另一本《馬橋詞典》。……是作者企圖利用一百一十三個『具象』,為現代中國編纂出一本更為宏博的辭典小說。」但他不解「為什麼叫《暗示》?」他說:「不管從導讀、前言、附錄,還是正文,我皆遍尋不著何以這本書會取名為『暗示』的蛛絲馬跡,除了『暗語』。整本書一百一十三個具象裡,只有『暗語』這詞一次出現了六個,書裡頭所謂的『暗語』泛指在不同時空背景裡,一個本該是這麼著的辭彙卻衍生出那麼著的怪意思。

這四篇書評,雖然談的是同一本書,但看法南轅北轍。而如果我們不是清楚知道它們談的是同一本書,很有可能以為這是四本書的四篇書評呢!文學評論不容易,但真是有趣。

我不想、也無法在此對這四篇書評作對錯或高下的判斷,因為這四篇書評呈現出各個寫書評者的意見,誰能說誰的意見不對、誤讀了原作;或者誰的意見完全掌握住作品、堪稱作者的知音呢?

但即使對這四篇不作判斷,我們仍有幾點可談。

首先,林秀玲認為《暗示》一書「許多條筆記,篇篇都是上好的短篇小說」;但黃錦樹卻說「它其實是本文類歸屬錯誤的雜文集」;呂正惠說它是一本「雜感集」;而野島•J則認為韓少功「為現代中國編纂出一本更為宏博的辭典小說。」一本書的「文類」眾說紛紜,結論之無有交集,誰曰不宜?我一位朋友最近發表了一篇探討文學理論的論文,文中提到:「書評,著者常誤以為某書該屬某文學理論的產物,而以某文學理論的觀點來視該書,殊不知第一犯下循環論證的謬誤;第二為忽略該書其他方面論述,僅以放大的角度和態度來突顯自己的立場。[1]看這四篇書評,我愈覺得她的話頗有見地。

其次,黃氏說這書「分三集」;但呂氏卻說它「是一本包含了118則(分為4類)的雜感集」;而野島•J的說法又是「整本書一百一十三個具象」。究竟是「三集」或是「4」,書一翻開就可明白。(筆者按:呂氏之說為是,黃氏可能筆誤,但或許黃氏另有讀法亦未可知。)但「118」與「一百一十三個具象」確可爭議。何以故?關鍵在於「暗語」一詞。「暗語」一詞下分「地主」、「開會」、「小姐」、「飢餓」、「革命」及「錯誤」六項,這倒底要算一?或者數6?就見仁見智了。還是那句老話:誰能說誰(算得)不對呢?

第三可談的是台灣報紙的書評制度。我應邀寫過幾次報紙書評,恰巧對此有所了解。事實上,報紙書評版的「選書人」與「評書人」並非同一(組)人。選書小組選出「每週新書金榜」,再由編輯判斷,去找一位可能對這本書較為內行的人士撰寫書評。當然,並非編輯相中的人選一定願意受邀,若邀稿被拒絕,編輯就只好換人。而一旦寫書評的人選確定,編輯除了字數上要求作者配合外,不會干涉其寫作。這四篇書評中,三篇是報紙書評,編輯流程應是如此。而這三篇書評對此書的評價毫不相同:林氏肯定、黃氏否定;至於呂氏,雖對其頗有稱美,但亦有保留之處。但問題是:一本書獲選為書評版的推薦新書,卻出現否定的聲音,不是很矛盾嗎?一本爛書並非就不能為之寫評,但這幾年台灣報紙書評版已形成「為讀者選好書」的傳統,在這種選書理念下,一本爛書根本就不該獲選,更何必花版面介紹。尤有甚者,獲選入「每週書評」的書,便具有「年度好書」的候選資格。如果今年年底《暗示》獲選「讀書人版」的「年度十大好書」,該如何看待黃氏的書評呢?固然縱有千萬人認為《暗示》是絕妙好書,黃氏若堅持己見,只要能自圓其說,有何不可?但話說回來,《暗示》獲選「每週新書金榜」雖與執筆書評的黃氏無關,但這篇書評確實提醒了我們:台灣報紙書評制度──或是其選「好書」的制度──有其缺口。至於這缺口是否該補強,就又見仁見智了。

四篇書評中,唯一一篇非報紙書評是野島•J寫的,發表於《聯合文學》。前文說過,它與一般書評的行文方式不同,比較像一篇散文。而無可諱言,野島•J的看法與「聯合文學」出版社為此書所打的廣告詞頗有雷同。事實上,該文結束於當期《聯合文學》第157頁左半頁,剩下的右半頁正好就是《暗示》的廣告。或許有人會懷疑這篇文章是《聯合文學》特意為了「打書」邀稿來的,但這又能證明什麼?說到底,難道只因為它發表在該書出版社所發行的文學雜誌上,就能說它一定不客觀、一定不公正、一定有廣告之嫌嗎?更何況,書評帶有宣傳性,不是天經地義的嗎?

啊!讓我們回到本文一開頭所提出的問題吧:文學評論是否有客觀可言,會不會所有詮釋都是一種誤讀?

「所有閱讀都是誤讀。」──這話說過的人早已不少,聽來毫不新鮮。我這篇文章大量引用原文,試圖讓文本直接說話,儘量做到「客觀」,但引用的過程即是一種判斷,無論再怎麼撇清,恐怕都難逃「誤讀」的質疑吧。然而不論如何,我仍希冀此刻正在閱讀本文的讀者您,試著作我的知音,思考一下閱讀、詮釋、文學批評,乃至書評寫作等問題。



[1] 陳怡君〈死了上帝,活了文學──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的世俗化問題〉,2003年6月6日,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文學、歷史與社會三所聯合研究生論文發表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