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歷史人物之鐵血詩人吳濁流先生

 

許瑞誠

台灣東海大學中文系學士

 

 

一、前言

        歷史有如一條河流,河流有方向,就因為它有源頭;知道自己從哪裡來,才曉得要往哪裡去。了解歷史,並不是要背負過去,而是為了向前邁步時,能夠無後顧之憂,使得後輩可以走的更踏實、更坦然。我們的祖先一直處於身不由己的漩渦裡,我們這一代—在台灣的中國人,雖然無法選擇過去,卻可以決定自己的未來,這是我們的幸運。發現台灣,只是一個嘗試「打開歷史,走出未來」的初步探索。藉著了解台灣過去歷史掌握未來,正是眾多學者所共識的觀點。這台灣歷史方面只要曾在台灣歷史上活動、發生過的人、事、物皆歸列其內,相對的就分為政治類:蔣渭水、李萬居、吳三連、蔡式穀、蔣渭川、劉銘傳、謝文達等;文學類:陳君玉、朱點人、梁實秋、龍瑛宗、張我軍、吳濁流、林佛國等;社會文化類:施乾、劉金狗、林呈祿、王井泉、黃玉階、王貫英、辜偉甫等;工商類:陳天來、林維源、李春生、洪騰雲、許丙、郭欽定;教育類:傅斯年、陳維英、江學珠、宋進英等;另有醫療、美術、音樂、表演藝術類、大眾文化類等各有其人才創造台灣新氣象。就連對台灣歷史有關的外國人物,牽繫世界動態均屬台灣歷史的範疇之內。[1]

        然則,本人就以單一文學來探討台灣歷史及其作者對台灣文學的醒覺之貢獻。顯然,在文學的類別中歷史小說的最大難題是在搭乘歷史免費列車的同時,好像闖進了一個不應該進去的領域,喪失了文學對歷史存在過的事件、人物……置喙的空間和權利。文學作品取材的空間,本來毫無疑間是自由不受限制的,當然包括歷史在內,結合歷史與文學的「歷史小說」之所以陷入兩難,顯然不是「事實」的問題,而是「解釋」的問題。李喬在嘗試解開歷史與文學的兩難時,把歷史小說區分為「歷史小說」及「歷史素材小說」兩種不同的類型 [2]。 他認為「歷史小說」是指「作者選定一段時代,配以當時的風俗習慣、服飾、特殊景觀等作背景,以一或數件歷史事件或人物為中心,依大家認同的常識為主線,創設一相配的情節,使事實的面貌和虛構的部分重疊進行,這樣構成的作品便是。」而「作者借重歷史素材的可能性和可信性,重點放在『虛構』的經營上; 主題偏於歷史事件的個人解釋,或表達個人的觀念的作品便是『歷史素材小說』。」這套釋疑之詞,還是沒有解決取材於歷史的文學作品,被拿去和歷史對照閱讀的困擾,仍將陷在誰真、誰假的史實辯論,而忽略了作品的文學表達,喪失了此類型作品在文學上存在的意義。無論如何,文學取材歷史,不是台灣文學特有的現象,世界文學史裡,不乏以歷史事件或歷史人物為素材寫成傳世名著的前例,不過,台灣作家的歷史文學,並不能放在世界歷史文學的天秤上等量齊觀,除了獨特的產生背景之外,更由於自覺的或不自覺的,也是自主的或不由自主的擔負著文化、社會的使命,歷史小說不由自主地被要求負起歷史教育或歷史意識反思的任務。由於長期戒嚴,台灣的社會和歷史,都缺乏自由反省思考的空間,文學不僅成為這股覺醒力量的偽裝網,文學也不由自主地興發這股使命感,額外的負擔,使得歷史文學猶如結實過多的果樹,被壓彎了枝幹。

      吳濁流正是這時期文學的代表人物,他是橫跨台灣光復前後時期的寫實作家。他的作品記錄了台灣日本統治下的殖民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戰下的恐懼焦慮,光復後的社會動盪及經濟恐慌等……。就連本身就是在經濟恐慌動亂不堪下的犧牲者,我們甚而可從吳氏小說中窺見日據時期的警察制度、保甲制度、皇民化運動、經濟掠奪、社會生活及人物隻醜陋屈下迎合的態度。[3]吳濁流一生始終秉持著擇善固執、忌惡如仇的剛直性格,再加上擔任新聞記者細密的對時事敏銳感,以筆代劍,鞭辟入裡,表露社會現實人生百態,毫不留情,毫不避諱。

        這就是吳濁流先生,為長久哀楚福浪在日人血暴統治下眾生面相,留下了許多真的描畫敘寫。

 

二、作者介紹

        吳濁流,本名建田,號饒1900年6月20日生於新竹縣新埔鎮為客家人。十一歲(1910年)就讀新埔公學校,十七歲(1916年)負笈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乙科(後改為台北師範學校)[4],1920年畢業後從事教職達二十一年。原本在1921年新竹州教育課徵募教育論文,任教於新埔公學校照門分教場(分校)的年輕老師吳建田(濁流),也懷著一腔對教育事業的熱誠,寫了一篇題為<學校和自治>的論文,投寄應徵。他在論文裡頭,站在「自由教育」的立場,對主管教育事業的官員作了一番批評道:

 

            視學(督學)或其他長官,來到學校,往往只參觀了一兩個小時,就對授課老師嚴厲地指責或訓示一
           頓,這自然會影響到無辜的兒童,從自由教育的立場看來,甚為不當。
[5]

 

因為這樣,吳濁流的這篇論文,不但被認為「文辭過激」而被退回;並且成了他在往後教學生涯的禍因。

        由於吳濁流因論<學校與自治>之論文發表過於激烈,被當局認為思想偏激。當學年結束的1922年3月31日,他突然接到一紙「改調四湖公學校服務」的調職通知,一時之間,不知所措,亦不知四湖位於何處。幾天以後,他調查得知,原來四湖位於當時苗栗郡下交通最不方便的地方,和當時大溪郡下的八結公學校及大湖郡的獅潭公學校,同為新竹州下教育界的三大貶謫之地。於是,吳濁流在四月左遷至苗栗四湖公學校。在這裡除了有兩個日籍校長與訓導主任之外,其他三名老師都是有農村青年純樸氣質的台灣人,因為年齡也差不多,四個人很快就發展了「情同手足」的感情,有什麼事「不論大小都互相商量」。

        那三位老師分別是任教三年級的謝利發,是教員檢定合格的「准訓導」。他在吳濁流眼中是個「相當聰明」的人,帶點「浪漫性格」,但是對教育是很熱心的,不落人後。其次為二年級的郭阿禮,是代用教員,為人「誠實勤勉」,具有「圓滿的人格」。最後為一年級的張阿番,亦是代用教員,為人慷慨廣交,對教育熱心。[6]

        1924年4月他被調至五湖分教場。五湖分教場的全名為「新竹州公立四湖公學校五湖分教場」,設立於1920年4月1日。當時的五湖分教場,全校只有五個班,教員五個,除了吳濁流和主任徐阿乾,其他三人都是西湖本地人。由於大家都是台灣人,同事之間沒有什麼需要顧慮的,他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而且互相都很和氣,友情也特別濃厚。因此,他在五湖分教場的生活過得比四湖本校更輕鬆。也因為他居住於派出所附近的宿舍,所以對於台灣青年文化的運動之熱忱日益削弱。一天天的歲月過去,身子也就隨之衰弱,就在某年的暑假,他在新浦老家因為中暑而病了四十天,時正單身,後因家中父母百般勸說因而奉父母之命回鄉完婚,之後,就帶著新妻一同回到了五湖,過著平凡的生活。

        但是到了1925年2月不幸患得急性肺炎,在當時是無所謂特效藥的,若無妥善照顧是容易失走生命的。幸好吳氏的父親懂得中醫,配了『白虎湯』和『大八寶散』兩帖藥穩定了吳濁流的病情,我們也可以說吳濁流的誕生是吳父所給的;吳濁流的命是吳父所救的。

        1926年吳濁流無故被調回四湖本校,理由是本校台灣人教職員之間有嫌隙,新校長穎川定介希望他回去協調此內鬨。此問題的產生在於農校出身的蕭紅水,為了配合時局而強化農業教育所致。吳濁流對此事則是對蕭紅水進行孤立政策,一但孤獨了,暗鬥也就自然消化了。然則蕭紅水在此事件的態度表現完全可以在小說《功狗》中窺見人物性格。

        1927年他加入苗栗詩社,撰寫古典詩歌。苗栗詩社簡稱栗社,前身是民國初年所創立的『天香吟社』。吳濁流加入栗社之後發現『舊讀書人』另有社會觀和氣節,雖然他們在表面上不敢表現對日本統治的不滿,但是他們卻將此憤慨心情表現在詩詞上,吳濁流也通過這老一輩的『舊讀書人』而學習到不少的愛國詩詞。在1928年吳濁流因左右詞宗而被選入前茅,至此之後不斷發表了許多作品,對於創作熱此不疲。

 

 《新涼》[7]

「卻扇金無酷暑愁/一行子雁憶朋儔/西風颯颯商音急/奇欠枕初驚爽味幽」

 《赴栗社詩會突遇颱風》

「風刀雨箭破天荒/一片愁心掛故鄉/輾轉思家難入寐/悔教放蕩為詩狂」[8]

 《詠綠鸚鵡》

「性慧多機振綠衣/能言識主羽禽希/舉頭宮闕重重鎖/回首隴山事事非/舊侶飄零難獨舞/
        翠襟捐盡欲孤飛/時來幸有開籠日/莫作尋常青鳥歸」[9]

 

 

1931年9月18日,滿洲事件爆發,當時的台灣景氣非常不好,失業的人到處都是,就在這樣的處境下,吳濁流卻因為有肺結核的「嫌疑」,被迫休職。1932年新竹州衛生課為州下所屬的教員身體健康檢查,結果吳濁流被診斷出痰中帶有結核菌,不得不停職一年。當時,吳濁流的身體完全沒有感覺到任何的病象,因此到台北紅十字醫院再做詳細之檢查,結果醫師的診斷為「肺淨潤」,但對工作無害。然而,經過冷靜的思考之後,他最終還是決定休職返鄉。當時,他還寫了一首題為<休職有感>的詩[10],聊以自慰:

 

執鞭尸位十餘年    潤筆休嗤薄俸錢

久雨方知晴日好    息肩纏覺俗情牽

半肩行李空懷壯    兩袖清風自適然

變幻人間同塞馬    任他官海幾推遷

 

之後,他復參與大新吟社,與詩友迭相唱吟。[11]

        1934年他開始以日文創作小說,1936年3月即於《台灣新文學》雜誌發表<水月>、<泥沼中的金鯉魚>,頗獲佳評。[12]

        但是吳濁流早期的文學的熱夢並不順遂,因為「皇民化運動」,使得《台灣新文學》被迫停刊,令他頓失發表園地。而他當任教職的21年間,連續被謫調偏僻落後之地區,更促使他決定辭卸粉筆生涯,希冀以另一種「筆耕」創一番事業。[13]1940年他因抗議督學公然凌辱教員,憤而辭職。1941年赴中國大陸,任南京新報記者。1942年返台任《台灣日日新報》、《大陸新報》記者[14],並開始撰寫長篇小說《胡志明》(後改為《亞細亞的孤兒》),其內容深刻描繪台灣人悲情徬徨的靈魂,被公認是台灣文學的經典。1945年戰後歷任《台灣新生報》(日據時代稱之台灣新報)[15]記者、編輯。之後又撰寫《無花果》、《台灣連翹》等,探索戰後台灣人的心靈傷痕。在1946年任職《民報》記者。九月開始出版《胡志明》(原名為胡太明)為日本小說《亞細亞的孤兒》的最初版本。[16]1948年光復後,他曾任大同工職訓導主任、台灣區機械同業工會職員。1964年在台灣文學風雨飄搖之際,他傾其積蓄創辦《台灣文藝》,以推動台灣本土文藝,影響台灣現代文學深既遠。1965年,他創設「台灣文學獎」,積極獎掖新人創作,後更名「吳濁流文學獎」。1976年10月7日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七歲。


 

三、眾說紛云

        《亞細亞的孤兒》是吳濁流先生寫於1943到1945年的一本小說,原名為《胡志明》,但因此書名與當時越共總書記同名,為恐染指因而改為《亞細亞的孤兒》。首先葉石濤先生即把這類小說歸於『地下文學』,其實我們稱之為『地下文學』不如說這是『內心的文學』,此屬於吳氏的內心歷史。曠新年認為吳濁流寫作本身就是一種象徵行為,一種尋找認同的象徵行為。吳氏作為一個失掉民族母語的作家具有比一般作家更加強烈孤獨感和失落感,他作為一個在殖民文化生長起來的,並且經過日本帝國主義得皇民化運動,從而失掉了歷史認同的殖民地知識份子,必須重新尋找真實的自我。也只有這樣纔能探索和尋找到生命的結合點。[17]對於這部小說葉石濤先生是這樣說的,『一部雄壯的敘事詩。』陳映真先生也說過『類似胡太明這種夾縫中的感受,也曾發生在抗日戰爭時期以及抗戰勝利當初淪陷地區的中國人和後方的中國人之間。……細細地算來,自從西歐的船堅砲利打開落後中國的門戶,撇開中國在帝國主義掠奪下物質的損失不計,民族自信心的喪失,道德上、精神上的低落,崇洋媚外,自貶自辱,為中國人的心靈帶來多少殘害!』曠新年先生也藉由《亞細亞的孤兒》了解到外國帝國主義的入侵和本國封建統治的腐敗,使得國家積弱不振,是造成中國人心靈上的創痛乃至認同上的困難。此書甚可視為日本殖民傳統社會的反面史話,是日據時代社會的一面鏡子,它通過描寫胡太明從幻想、苦悶、徬徨到醒覺、反抗的思想歷程,清晰地展露了台灣同胞淪為歷史長達半世紀之久的生活足跡。

        吳濁流在1968年,也就是他69歲那年,起稿並完成了《無花果》這本自傳體小說,乃將他在年近七十之時,無論如何仍不能忘懷的心影,也就是把他所見所聞的二二八事件的真相,率直地描寫出來。[18]他欲藉此書將他一生的思想行事作一交代,細述吳濁流一生為文學而獻身的心路歷程,同時也寫出二十世紀台灣人歷史把歷史的真與文學的美作完美的融合。只因其中百分之十左右寫到二二八事件的親身經歷,一度曾是談灣國府當局的禁書,但卻是無數青年意識啟蒙的點燭入門書,持著這樣的記憶「台灣即使一時被日本所佔有,總有一天會收復回來。漢民族一定會復興起來建設自己的國家。老人家即使在夢中也堅信總有一天漢軍會來解救台灣的。」他描述當時的台灣人在心底深處「存在著『漢』這個美麗又偉大的祖國」[19]。至此,我們可以理解《無花果》中,在吳氏的認知裡,台灣肯定只是台灣人的台灣。他這樣的認知,與其說是一種漢民族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不如說是一種所有權的概念會更恰當。因為他的台灣人的意識是從義民爺[20]精神為基礎所發展出來的。

        在《無花果》以及《台灣連翹》裡頭,他對於日治時代台灣人認同的描述,呈現三大意象:祖國情、反殖民政府以及土地愛。祖國代表的是血緣及文化上的聯繫,是徬徨無助中的一線希望,也是幻滅的根源。日本殖民政府代表的是異族,也帶來不公平的結構,更是負面的「重要他者」(significant  other)[21]。開墾表達了對土地的愛,也顯示土地所有者的正當性,卻未能正面顯示民族自決的理念。[22]

        范振乾認為在他的作品裡,敘述日據以後的人與事,幾乎都是使用包含台灣各個族群的全稱名詞「台灣人」。因為吳濁流的生活體驗使他深切明白,在殖民統治者日人的眼中,所有住在台灣的人都是他們要實施殖民教化的對象,並不以台民的原鄉為何處?使用何種語言?過去彼此間有什麼恩怨?或是否為漢人而有差別,一律都是「清國奴」,一律都需要用日本的標準進行符合他們意志與殖民利益的改造工程,將它的殖民統治力量直接深入到每個人,打破台灣原有的地緣與血緣的界限。最重要的是,所有的台民都與日本人是不一樣的民族,給予差別待遇是很自然的。[23]因此,吳氏作品中所表達的理念是台灣這塊土地為不論先後來台亦不分種族語言所共有的,故都以台灣人來稱呼。

        葉石濤先生說:「吳老固然擅於寫漢詩,但是他卻不善於用白話文寫文學作品。」[24]

        彭瑞金先生說:「吳濁流終其一生並沒有學會以流暢的中文寫作。」[25]

正是這種語言上的失落鮮明地凸現了吳濁流認同的焦慮,強化了他的“孤兒意識”。

呂新昌對於50年代文學不振,自由中國被譏為「文化沙漠」表示肯定[26],並以吳濁流先生對當代文風的認定有所同感。依照吳氏把文學不振分為下列幾點:

1.    買辦作風,模仿成性。

2.    大多數的作家,思想停頓了三十年,仍在昔日的舊觀念裡掙扎。

3.    作家眼睛花了,看不到現實的真相。

4.    對自我的認識不足。

5.    口號和宣傳混在文學之中,文學成為工具,致使傷害文學本質及其生命。

6.    本省作家,大多數似乎膽量不夠,不敢暢所欲言。[27]

 

        在吳濁流先生對於台灣文學的貢獻在於建立《台灣文藝》,就是針對時弊而發的。張金牆認為吳濁流創辦的《台灣文藝》在當時也是一個邊緣性的刊物,刊物的成員也是不被重視的本土作家。可以用吳濁流的「無花果」來形容《台灣文藝》:在沒有人看見的地方默默地結果。《台灣文藝》這種「土俗」的鄉土性文學刊物,在文學市場上沒有銷路。純文學刊物的銷路本就不好,只能獲得文學愛好者或知識份子的青睞,而受國民黨教育的知識份子除了注重中國之外就是西方,對台灣視而不見,因此連知識份子也「不屑」購買,後來熱心推動台灣文化的林衡哲,在當時就是最好的例子,他說:

      記得一九六八年出國之前,偶爾在三省堂看到吳濁流的《台灣文藝》,總是帶著一種輕蔑的心情在瀏覽著他,
      因為那時的我只知道有西洋文學與中國文學的存在,而不知道有台灣文學的存在…那時的我,完全不知道台灣
      人四百年的苦難歷史,不知道有豐富的台灣三十年代文學的存在,同時也看不起吳濁流貫注一生心血的《台灣
      文藝》,十八年後的今天,我反而變成了《台灣文藝》的美西代表。


      在六、七0年代,像林衡哲這種對《台灣文藝》抱持著「輕蔑」態度的知識份子,當不在少數。吳濁流默默苦
      撐,使許多作家不致喪失本土精神,而五十三期的《台灣文藝》使台灣文學在創作上也不至於空白。
[28]

 

        1966年四月吳濁流創立台灣文學獎,學者林瑞明認為這乃正式標出台灣文學,每年獎勵傑出的台灣作家,1969年七月吳濁流文學獎基金會成立,成為延續台灣精神的文學陣營。[29]

 

四、結論

        吳濁流一生以筆代劍,在日據統治時期,其間有慷慨赴義之志士,有正氣凜然之豪傑,但也免不了有一些阿諛奉承的御用紳士,吳氏正抨擊當代屈媚迎合的人物,將之收入為小說人物性格的最佳寫照,敢於直言不諱,但也因此淪落為當時殖民政權的階下囚,正如之前所言,本無肺病卻以肺結核的病名強迫退休,也因論文激昂亢奮左遷西湖學校任教。因吳濁流先生深受中國儒家傳統的影響,故無論在行事、思想、及對文學的看法等,經世致用的觀念十分濃厚,但我們必須了解到當代文者不只是吳氏一人首當其衝。在他的人生歷史也僅是時代洪流裡人物的所影罷了。

        吳氏更是不遺餘力提倡台灣文學,或以輕蔑,或以重視,在台灣文學尚未成主流的時代裡,吳氏努力推廣台灣文藝,使其立足於政治風暴的年代,也因吳氏戮力地扶持一腳,使得台灣文藝在今日社會漸受重視,但我們該認識的是日據當下的台灣文藝的提倡說明了台灣人民的自覺,並非為皇民化政策所蒙昧,也說明了二十世紀殖民的自覺運動的冰山一角。

        綜觀吳濁流的一生,由此圖更可進一步地了解他的思維。

 

 


 


 



參考書目

(一) 書籍

1.吳濁流著、張良譯編,《黎明前的台灣》。台北:遠行出版社,1977年。

2.吳濁流著、張良譯編,《功狗》。台北:遠行出版社,1980年。

3.吳濁流著,《吳濁流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年。

4. 吳濁流著,《無花果》。台北:前衛出版社,1993年3月。

5.葉石濤,《台灣文學的困境》,高雄:派色文化出版社,1992年。

6.呂新昌著,《鐵血詩人吳濁流》。台北:前衛出版社,1996年。

7. 彭瑞金《揮舞筆劍的文俠 吳濁流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年。

8.蔡光榮總編輯,《吳濁流百年誕辰紀念專刊》。新竹縣文化局發行,2000年。

9.江柏樟總編輯,《史學會刊第二十七期:二十世紀台灣風雲人物》。東海歷史系學會發行,2000年6月出版。

10.林瑞明,《台灣文學的歷史考察》,台北:允晨文化,1996年初版。

 

(二) 論文期刊

1.巫永福等,<吳濁流先生紀念專輯>,《笠》第76期,頁27-頁42。

2.林正言,<吳濁流(1900-1976)>,《傳記文學》第48卷第3期,頁141-頁142。

3.呂新昌,<淺談吳濁流的文學思想>,《萬能學報》第15期,頁529-頁536。

4.葉勵儀,呂新昌<鐵血詩人吳濁流>評介,《竹塹文獻》第4期,頁90-頁93。

5.歐純純,<日據時期吳濁流小說所反映的時代意義>,《興大中文研究生論文集》第2期,頁88-頁89。

6.簡義明,<吳濁流研究現況評介與反思-以台灣的研究成果為分析場域>,《台灣文藝》(新生版)第159期,頁8-頁29。

7.孤獨,<濁流天地悠悠-亞細亞的孤兒>,《台灣文藝》(新生版)第168/169期,頁101-頁115。

8.汪淑珍,<尷尬的台灣人-吳濁流>,《全國新書資訊月刊》第6期,頁15-頁17。

9.藍博洲,<尋訪吳濁流的文學原鄉>,《聯合文學》第16卷第8期,頁112-頁137。

10.應鳳凰,<「台灣文學西遊記」吳濁流的「先生媽」>,《明道文藝》第297期,頁34-頁37。

11.莊永明,<鐵血文人吳濁流>,《精湛》第23期,頁124-126。

12.吳建田編,<大地回春>,【台灣文藝】,第50期,頁4。

 


 

[1] 見楊碧川〈台灣歷史辭典:凡例〉,台北:前衛出版社2000年10月初版第三刷。

[2] 見李喬〈文學與歷史的兩難〉,原載一九八六年五月出版的《台灣文藝》一00期,收入派色文化出版《台灣文學造型》。

[3] 歐純純,<日據時期吳濁流小說所反應的時代意義>,《興大中文研究生論文集》,第2期,民國869月,頁88

[4]莊永明,<鐵血文人吳濁流>,《精湛》第23期,頁124。

[5]藍博洲,<尋訪吳濁流的文學原鄉>,《聯合文學》第16卷第8期,頁126

[6]藍博洲,<尋訪吳濁流的文學原鄉>,《聯合文學》第16卷第8期,頁131

[7] 藍博洲,<尋訪吳濁流的文學原鄉>,《聯合文學》第16卷第8期,頁132

[8] 同註7

[9] 同註7,頁133。此詩最能表現當時他對「沉淪亡國的苦悶及憧憬祖國的心情」。

[10] 同註7,頁132

[11] 歐純純,<日據時期吳濁流小說所反映的時代意義>,《興大中文研究生論文集》第2期,頁89。

[12] 汪淑珍,<尷尬的台灣人-吳濁流>,《全國新書資訊月刊》第6期,頁15。

[13] 同註5

[14] 孤獨,<濁流天地悠悠-亞細亞的孤兒>,《台灣文藝》(新生版)第168/169期,頁101。

[15] 江柏樟總編輯,《史學會刊第二十七期:二十世紀台灣風雲人物》。東海歷史系學會發行,2000年6月出,頁39。

[16] 江柏樟總編輯,《史學會刊第二十七期:二十世紀台灣風雲人物》。東海歷史系學會發行,2000年6月出版,頁39。

[17] 曠新年,<吳濁流小說的孤兒意識>,《吳濁流百年誕辰紀念專刊》,新竹縣文化局發行,2000年,頁3

[18] 吳濁流著,《無花果》,頁33。台北:前衛出版社,19933月,經典名著版第一刷。

[19] 同註18,頁39

[20] 義民爺信仰是客家台灣人在移墾台灣之後,為了求生存而發展出來的信仰,也是在台灣的客家人和他們在原鄉閩、粵、贛地區及世界其他地區的客家人之間,在文化、宗教信仰及社會關係上有所區別的根本因素。

[21] 有關「重要他者」的概念,見Triandafyllidou1998)的說明與運用。

[22] 施正鋒,<戰後吳濁流的認同觀-情境條件下的台灣人認同>,《吳濁流百年誕辰紀念專刊》,新竹縣文化局發行,2000年,頁13

[23] 范振乾,<論吳濁流作品中的台灣人意識>,《吳濁流百年誕辰紀念專刊》,新竹縣文化局發行,2000年,頁7

[24] 葉石濤,《台灣文學的困境:談二二八文學》,高雄:派色文化出版社,1992年。頁43~52

[25] 彭瑞金,《揮舞筆劍的文俠》,《吳濁流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年。

[26] 呂新昌,<淺談吳濁流的文學思想>,《萬能學報》第15期,頁535。

[27] 吳建田編,<大地回春>,【台灣文藝】,第50期,頁4

[28] 張金牆,<台灣文藝研究>,《台灣文藝》(新生版)第期,

[29] 林瑞明,《台灣文學的歷史考察》,台北:允晨文化,1996年初版,頁4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