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兒童文學史發展起點的異議
謝鴻文
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博士生
＊ 刊於2004.7.18日、7月25日國語日報兒童文學版
當前可見的台灣兒童文學史研究，多從1945年後開始寫起，如林文寶、林素玫等人編寫的《台灣文學》就將1945年至1963年這個階段稱作「萌芽期」，開始進行論述。邱各容《兒童文學史料初稿1945—1989》的「萌芽期」則稍短，從1945年台灣光復到1949年底。但光復前的日據時代，甚至更遠的明清時期，台灣就沒有兒童文學嗎？
沒能再溯及更早的日據時期，固然是因為日據前具有原創性的現代兒童文學稀有，且原就不多的史料乏人整理，都是造成後來研究困難的原因。對此李潼在〈疼惜一暝一寸的兒童文學〉一文有感而發說：
台灣的兒童文學史料未能向一八九五—一九四五年的日治台灣時期探索，可能是這五十年語文轉換，時局動盪而的確少見台灣的本土兒童文學作品（不論日籍或台籍的寫作人），或許嚴格定義的兒童文學剛啟蒙……因此，留下了這一段兒童文學的空白。
李潼提到一個重點，即「兒童文學」作為獨立學科觀念的建立，在中國大陸
或台灣，的確是從民初才啟蒙。五四新文學運動發生前夕，正好訪北京的美國教育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他主張重視兒童心理特點，思考兒童個體存在的「兒童中心主義」，如醍醐灌頂叫醒夢中人，中國現代的兒童文學觀才慢慢浮現——兒童不再只是成人的附屬品，而是具體存在有思想的個體，此一事實觀念的認清，兒童文學才有發展的可能。如郭沫若《兒童文學之管見》有云：
人類社會根本改造的步驟之一，應當是人的改造。人的改造應當從兒童的感情教育、美的教育著手。有優美純潔的個人才有優美純潔的社會，因而組成改造事業的組成部分，應當重視文學藝術。
五四時期，魯迅、周作人、郭沫若、葉聖陶等眾多文人都曾為現代兒童文學創立喉舌過，有魯迅這批中國近代極精彩的人物大聲疾呼，就如蔣風《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史》的觀察：「中國現代兒童文學起步遲，然而起點高，發展快，這在世界兒童文學發展史上是獨樹一幟的。」
台灣兒童文學不僅受日本哺育，也承受中國的滋養。雖然台灣兒童文學到底興起於何時，由於資料匱乏，難以確說，可是台灣的兒童文學以1945年為史之開端是大有問題的。
從目前所見文獻可知，早在日據時期的二、三十年代，一群留學日本的台灣籍青年曾創辦《神童》雜誌，另一群寄寓北京的台籍青年又曾創刊《少年台灣》。李雀美考察光復前台灣通行的兒童文學刊物，至少已有《學友》、《兒童街》、《童心》三種本土兒童雜誌，由台北兒童藝術聯盟在昭和10年（1935）2月創辦的《童心》，發行人伊藤健一兼任總編輯，以兒童藝術及文學教育為主軸的同仁誌刊物；台北兒童藝術協會在昭和14年（1939）5月創辦《兒童街》，由吉川省三擔任發行人兼總編輯，頗有和《童心》相庭抗禮的意味。加上從日本引進的《少年俱樂部》、《少女俱樂部》等共十餘種刊物在台灣發行，可見當時台灣的兒童文學未必是荒蕪的。邱各容則從1984年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編印《日文舊籍資料》找出刊列的六七十本近代日本兒童文學名家如鈴木三重吉、宮澤賢治等人的作品，他說：「雖然是在日本統治時代，但是透過日本兒童文學，擴展台灣兒童文學視域；透過日本兒童文學，使台灣兒童文學不致和世界兒童文學脫鉤」，但這些都還不是真正台灣人的兒童文學創作。
又參照1980年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編印的《日文台灣資料目錄》可知，日本殖民政府為了全面馴化統治，對台灣兒童的語言及文學教育是非常注重的，如大正9年（1920），渡邊節治編有《台灣課外讀本》；昭和4至7年（1929－1932），台灣教育彙編了五冊《台灣少年讀本》；還有昭和8年（1933），台北市教育會綴方研究部編《兒童作品童詩集》等。不單在出版上有收穫，日據時期童謠的傳唱，被當作「國語教育」最便捷的一條路，台中童謠劇協會（1925）、台南童謠童話協會（1930）等團體紛紛成立，童謠創作風氣鼎盛，當時《臺灣日日新報》等報刊雜誌開始大量接收童謠創作稿件，促成了宮尾進於昭和5年（1930）編成《童謠傑作選集》，七百多首的童謠匯聚一起，豐茂如一座森林。這些資料均可證實兒童文學的根在台灣悄悄種下了。
日據時期台灣籍的兒童文學作家有如保育類稀有動物，根據邱各容〈日治時期臺灣兒童文學勾微〉一文研究，勉強搜尋到黃鳳姿、林越峰、郭秋生三人。1940年3月和10月，黃鳳姿著作《七娘媽生》和《七爺八爺》相繼出版，黃鳳姿是道道地地的台灣人，出生於艋舺，前述兩本書就是她就讀龍山公學校二年級時，由導師也是他後來的夫婿池田敏雄指導完成，且由曾發起成立「台灣詩人協會」、「台灣文藝家協會」，還創辦過《文藝台灣》的作家西川滿為之作序推薦，黃鳳姿從此贏得「台灣文學少女」的封號。台灣兒童文學倘若因為她以日文寫作就不算台灣兒童文學，那我們的台灣兒童文學史心胸未免太狹隘。邱各容長期投入心力蒐集台灣兒童文學史料，精神可佩，〈日治時期臺灣兒童文學勾微〉一文便是他有感於當前台灣兒童文學研究存在的缺口，努力補缺。不過該文中尚遺漏未談一本重要的專著，即片岡巖《台灣風俗誌》。
大正10年（1921）2月，台南地方法院檢查局通譯官片岡巖戮力完成《台灣風俗誌》，由台灣日日新報社出版。這本書搜羅了台灣人食衣住行育樂各種習俗民風，可一窺早期台灣人的社會生活風貌。該書也記錄了台灣的兒歌、兒童遊戲、小兒謎、童話等內容，是極珍貴的兒童文學文獻。舉例來說，「隱國雞」（即捉迷藏）這個遊戲，片岡巖詳載細節說，先用猜拳決定作雞的孩子，再用猜拳決定雞哥主，然後雞哥主用布蒙住雞眼，放開躲避之前要唸下面的童謠：
隱國雞，走白蛋；雖汝食，雖汝蛋；放國雞仔，去尋蛋；尋若著，放汝去；尋若著，放汝去；尋無著，卒竹莿。
我們今日看孩子們玩捉迷藏，已不聞這首童謠，因此《台灣風俗誌》留下的
記錄，會讓人懷想舊日樸拙古雅的童趣。此書裡收錄了十四篇「童話」，雖標榜是「童話」，但若依「為兒童設計的一種超越時空的想像性故事」的現代觀點檢驗，僅有〈醜婦變美女〉、〈小人島〉、〈大人島〉、〈和尚變蛤蟆〉、〈虎姑婆〉五篇合乎標準，其他多屬民間故事，或像〈小兒與孔子〉寫孔子和弟子御車出遊，途中遇一群嬉戲的孩童，唯有一人在旁未參與，孔子好奇相問，乃與童子展開一段頗有深度的哲學論辯，引發孔子「後生可畏」的歡喜讚嘆後，才登車離去。這根
本不能算是童話，而是歷史故事而已。雖然《台灣風俗誌》的童話純度不齊，對
於瞭解早期台灣兒童間流傳的童話、故事，仍極具參考價值。
留心日據時期台灣的成人文學報刊雜誌裡，也有兒童文學作品可尋。如創刊
於昭和10年（1935）5月9日，發刊辭標榜「文宜共賞，德必有隣，雅俗同流。」的《風月報》，守住了日治時漢語的最後一片天地，第五十五期佚名寫的〈虎姑婆〉：
南俗，小兒女夜嬉不睡，恆嚇之曰：虎姑婆來。謂昔日有兩姉妹，睡於床，母夜出，忽有老婦入室，登床同睡。姉問何人？夜曰：「姑婆來。」家貧無燈，妹聞囓骨有聲，問姑婆食何物？曰：「食炒豆。」須臾之間，其母歸，有老虎躍出，床上兩女皆亡，惟見殘骨濃血而已。吾台無虎，此語或由漳泉傳來者。
此文雖然以文言寫成，但是末句點出虎姑婆的故事是漢人渡海來台同時傳來的民間童話故事，可以想見當時應該還有許多故事在流傳。此文還不算創作，1939年2月第79期木口〈筆的話〉就有寓言創作的趣味了：
筆氏弟兄，一天相見，便大家自誇起來。
筆大說：「我是做小說的，何等聰明，決非尋常上帳折字可比，一刊出來，可以叫許多讀者傾倒。」
筆二道：「不行！我是理事先生簽字的筆，祇要我不簽字，做小說的人就拿不到稿費，你的主人祇好餓死了！」
筆三道：「就是拿了稿費，刊了出來，我這隻做廣告的筆，如果一句也提不這一篇作品，憑你本領怎樣大，也沒有人會注重你這篇小說的呀！」
筆大聽了，十分生氣，氣得變成禿筆了。
《風月報》的「笑林」專欄也常見以兒童為主人翁的笑話出現，童言童語很得兒童文學之趣。1933年4月號《文藝台灣》則有一篇池田敏雄撰寫的〈虎姑婆〉，對這個童話下了一番功夫考究根源，他支持此故事是二百五十年前福建移民帶來的說法，也認為台灣不產虎，虎這一猛獸是鄭成功時期引進的，並將〈虎姑婆〉與西方經典童話〈小紅帽〉、〈七隻小羊〉相提並論，肯定它們饒富興味。又如大正9年（1920）12月28日《台灣日日新報》刊載高森春月〈オトキバナツ魔法の鼠〉、1934年11月號《台灣文藝》有日高紅椿的童謠……凡此皆表明了日據時期台灣已有一批兒童文學先鋒部隊在墾拓了。
從日據追溯更遠的清代，《臺海使槎錄》是1722年巡台御史黃叔璥來台的見聞，遍記平埔族各社歌謠，記錄方式用漢字記音，再以漢語釋義，這是平埔族最早的文學資料。其中一首北路諸羅山打貓社番童夜遊歌，既算是童謠，當然是台灣兒童文學不可遺漏的一部分。
因此台灣兒童文學若還停留在以1945年為發展開端，再不談日據，甚至清代那些非現代中文寫作的作品或口述資料，那我們的兒童文學史應該比照中國大陸也叫《台灣現代兒童文學史》才對，少了「現代」一詞，問題便叢生不可不慎，我的異議便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