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土吾鄉

－－論三O年代台灣及新馬鄉土文學之異同

釋覺芸

台灣佛光大學文學系碩士生

        一衣帶水之隔，中國人越過台灣海峽、南海到福爾摩沙與遍地黃金的南洋，希冀有一天衣錦還鄉，回到故里，但隨著時間的遷移，在這片土地生根、定居，在這片土地生活，在這片土地延續著血脈與文化。因著生活環境的不同，各自展現不同面貌的生活方式及文學發展脈絡。雖處二地，不約而同的在三O年代提倡具有本土色彩的文學，關注所居住的那片土地上的人事物，在台灣名之為鄉土文學，在新馬則為南洋文藝。名雖異，主張卻相同，故皆可歸為鄉土文學。本篇旨在觀察這兩地鄉土文學的異同處。

台灣鄉土文學的主張首先由鄭坤五於一九二七年在《台灣藝苑》提出。[1]以「台灣國風」為題，連載民間情歌，並強調用台灣語寫作，但因缺乏一套完整的理論，未引起注意。直待一九三O年黃石輝在《伍人報》刊載＜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2]一文，才真正開始有了以「鄉土文學」為名的創作理念提倡。文中，他以台灣民眾為主體，闡釋他的文學觀點，他認為：

      你是台灣人，你頭戴台灣天，腳踏台灣地，眼睛所看的是台灣狀況，耳孔
      所聽見的是台灣的消息，時間所歷的亦是台灣的經驗，嘴理所說的亦是台
      灣的語言，所以你那枝如椽的健筆，生花的彩筆，亦應該去寫台灣文學了。

        所以他倡導「用台灣話做文，用台灣話做詩，用台灣話做歌謠，描寫台灣的事物」的鄉土文學。因為唯有如此，所寫的作品才會感動激發廣大群眾，使廣大群眾的心理發生同樣的感受。也因此不管是屬於哪一階級，都要以勞苦群眾為對象去做文藝，「便應該起來提倡鄉土文學，應該起來建設鄉土文學」。就在這篇文章中，重要的「鄉土文學」概念正式提出。   

此篇鄉土文學宣言清楚展現出幾項特點。首先就對象言，鄉土文學訴求的是台灣這片土地上廣大勞苦群眾，亦即普羅階級。也就是說，走的是平民化、普及化路線。就內容而言，是台灣讀者所熟悉的這片土地上的事物。以勞苦大眾為讀者群，創作的語言自然就不能不以他們的語言為訴求。在鄉土文學作品中所用的語言即是廣大勞苦群眾所熟知的台灣話。

這幾項訴求放在當今台灣社會環境中不足為奇，但若放在三O年代的台灣，則具深遠意義。三O年代的台灣仍屬日本殖民地，在殖民社會中倡導台灣人回歸自己的土地、語言從事文學創作，並且一再強調寫作和思考的範圍都不離台灣的人、台灣的天、台灣的地、台灣的事、台灣的經驗、台灣的語言，這種種顯示其具有重建台灣人文化主體的意涵（陳芳明 133）。此主體性的建立是為了對抗日本的文化侵略，這是延續二O年代反殖民同化的精神基調，是一種文化抗爭行動。[3]

一九三一年，黃石輝在《台灣新聞》發表＜再談鄉土文學＞[4]，亦是承續此一基本精神。文中主張應以台灣白話文創作，「因為我們所寫的是要給我們的最親近的人看的，不是要特別給遠方的人看的，所以要用我們最親近的語言事物，就是要用台灣話描寫台灣的事物」，「因為文學是代表說話的，而一地方有一地方的話，所以要鄉土文學」。再次強調他所謂的鄉土文學乃是以台灣話為表述工具，以描寫台灣事物為作品內容，堅持作家應該建設台灣白話文，並以一半以上的篇幅討論表記台灣語的技術問題，而這是前文未論及的問題。從這可看出，語言問題在台灣三O年代的鄉土文學運動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腳色。

應和黃石輝此種鄉土文學觀最有力者當屬郭秋生。一九三一年七月七日起，他在《台灣新聞》連載三十三回＜建設台灣白話文一提案＞，認為唯有建立台灣話文的鄉土文學才可以深入民眾、消除文盲。其訴求－－建立台灣話文、把文學歸還給吃苦的眾兄弟，把作品蔓延到賣菜兄弟、看牛兄弟的生活中－－可看出是與黃石輝一致。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份創刊的《南音》設立＜台灣話文討論欄＞、＜台灣話文嘗試欄＞，則清楚顯示其文學發展方向延續了黃石輝等人所倡的鄉土文學。＜嘗試欄＞中所發表的作品，如賴和的＜鬥熱鬧＞、一村＜他發財了＞、孤峰＜流氓＞等，通篇台灣話，其內容不離台灣的人事物，具現此時期的鄉土文學主張。從這可清楚看出，由於黃石輝、郭秋生的大力倡導，鄉土文學的發展推向台灣話文的書寫。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不斷強調「台灣」特殊性背後所透露出的訊息。正如施淑於＜想像鄉土•想像族群－－日據時代台灣鄉土觀念問題＞所言，這是一種「對鄉土認同和族群處境的焦慮情緒」，是在強勢的殖民文化滲透下，台灣知識界對鄉土傳統、台灣特殊性的失落所產生的危機意識（69－70）。一九二五年，黃呈聰發表的＜應該著（要）創造台灣特種的文化＞[5]有助於了解此種文化焦慮。他認為到清代為止，台灣人和台灣文化都來自中國，但因地理、環境因素，改造成適合台灣人的生活，而成為一種固有的台灣文化。日本據台後，透過強制的同化政策，移植進日本精神文化混在台灣固有文化中，而形成奇特的現象：「學日本式的生活法，當局看見便就讚美說已經同化了，和內地人是一樣的，其實外面裝做日本式，而裡面還是台灣式的生活」。他接著提出台灣特殊性存在的必要性。在日本殖民同化政策的壓迫下，堅持及追求固有文化、特種文化展現出文化危機意識，唯恐台灣固有特色（中國文化為根底）銷融在日本文化中。鄉土文學對台灣性的強調即潛藏著此種焦慮情緒。

鄉土文學另一重要面向即是使用語言的問題。此時期的鄉土文學論者多數主張用台灣話文描寫台灣事物，[6]並且多篇文章論及台灣話文的建立。[7]對台灣話文的強調使鄉土文學與台灣話文運動糾結在一起。在論及建立台灣話文的時代背景時，葉石濤指出

  語文是抗日民族運動中最重要的一環，給民眾灌輸民族意識，授以打破迷
  信陋習的觀念，衛生常識的培養，以改革台灣社會結構，促進近代化，獲
  得民族解放，必須依靠普及民眾的語文才行－－這就是台灣話文構想萌芽
  的基礎。                                     （25-26）

        教化民眾，啟迪民智，進而促進近代化，獲得民族解放亦是鄉土文學所關懷的焦點。為了讓文學能激發感動廣大的勞苦大眾，鄉土文學論者即倡導文學語言理所當然地應該採用大眾慣用的台灣話文，即方言白話文，而非普通話（中國）白話文。[8]郭秋生在＜建設台灣話文一提案＞清楚指出，要消除文盲，必須使用言文一致的台灣話文，而使用台灣話文的鄉土文學則可達到此目的，深入民眾，撥動民眾心弦。有此知，日據時期的鄉土文學是建立一種只描寫台灣事物的台灣話文（方言）文學。但從此亦可看出，強調語言本土性的著眼點在於廣大的讀者群是講方言、不講普通話的勞苦大眾。也就是說，若大眾使用語言的習慣改變，鄉土文學論者會隨之改弦易轍。語文選擇時的考量主要是根基於現實狀況，實用性多過於政治性。

        總體而言，台灣三O年代所倡導的鄉土文學是以文化區分異民族的抵抗運動，抵抗日本殖民同化政策，具有強烈反日的特色。[9]為了區分異民族文學，強化文學的本土特質，台灣作者用廣大台灣讀者熟悉的台灣話描寫台灣的事物，這就是此時期的台灣鄉土文學。

同一時期，地處南洋的新馬地區亦提出類似的主張，但不以鄉土文學稱之，而以南洋文藝稱之，大力提倡建立具有南洋色彩的南洋文藝。不同於台灣鄉土文學是根基於抗爭意識而產生的一種對本土的關懷，新馬華人則是由於南洋感情的驅策而大力提倡南洋色彩的文學。

一九二五年十月九日，譚雲山在《叻報》副刊＜星光＞＞發刊辭中說：「我們既到了這裡，不論是黃金世界，還是黑金世界，我們暫時居于斯，立于斯，衣食于斯了，我們就不能不盡點小小的責任，對于斯不能不有點暫時的小小貢獻，也可說是報酬」。[10]透露出當時的知識份子的過客心態已有所改變，增加了對所居住地的一份感情。進一步，從暫時居於此的客寓轉化到永恆的故鄉。此時期知識份子在諸多文章中顯出此種情感的轉變。如一九二七年張金燕在＜南洋與文藝＞一文中說到：

  我雖然不是完全一個飄蕩南洋有名的馬六甲海峽的椰果，但是未學成時已
  在無野狗患的鄉土『S埠』培植到鬍子刻滿嘴唇；黃河泥沙的滔水，又雖
  未浸染過，但我的皮膚遺傳著祖宗舊衣裳，而黃薑、咖哩，把我腸胃醃實
  了，因此我對於南洋的色彩濃厚過祖宗的五經，飲椰漿多過大禹治下的水。[11]

        強烈的南洋意識亦表現在黃僧的文中。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二日，黃僧在《椰林》發表＜學術文化與南洋華僑＞，清楚指出「總以為我們僑居南洋是客寓，不明瞭事實和環境上，華僑地位已確定其固定性，一般人終是癡望祖國境況較佳時，就回到父母之邦，殊不知華僑是絕對不能離開南洋的……我們應當醒悟了華僑以南洋為家鄉……不能再把客寓看待了」。[12]此種心態的轉變使新馬知識份子眼光從中國轉移到南洋。

焦點轉移使新馬知識份子開始關懷南洋社會、重新估定南洋一切價值，懷著改造南洋社會、澄清南洋思想、刷新南洋文壇的心願努力去建造新的南洋文化，以血與汗鑄造南洋文藝的鐵塔。一九二九年《南洋商報》刊首語中，頌魯表現了要積極建設南洋文化的理想：「我們不能以為南洋氣候的酷熱，文化開啟的落後，便不思勇往精進，任這炎荒的南洋，永無改進的希望。應得盡我們的力量，興奮的灌溉這炎荒的南洋，使他漸漸能有文化的孕育，以其將來開放鮮豔的玫瑰花朵」。[13]

就是在這種強烈的南洋情感、南洋意識的觸發下，新馬知識份子大力提倡具南洋色彩的南洋文藝。但從這些立論中，我們同時看到南洋色彩是相對於中國色彩而言的。他們極欲擺脫中國的影響，強調南洋意識，建立新的南洋文化。同樣是強調地方色彩、建立本體性，在台灣，鄉土文學的提倡是為了保有固有台灣文化，以對抗日本殖民文化，亦即是相對於日本文化而立說。在新馬，鄉土文學的提倡是為了文化的新建，斷除中國的影響；在台灣，倡導鄉土文學則是為了文化的鞏固，對抗異族文化的入侵，是「基於傳承與保存台灣歷史文化的立場，對異族殖民文化與資本主義掠奪的反抗和思考」（許琇禎 434）。二者相同處在於對所生長的那片鄉土的感情。

三O年代的台灣鄉土文學強調當地作家使用當地話文描寫當地事物，對象是當地廣大勞苦大眾。所謂的具南洋色彩的南洋文藝則主要從描寫當地景物、當地人（華人、土人）的生活二方面立說。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九日《南洋時報》副刊《南洋的文藝》發刊辭中，陳舊燕指出「文藝作品，必受環境的影響，南洋青年的環境，有椰林橡樹的葉影，同時也有煙突黑煙的怒憤與舟車汽笛的悲鳴，有升旗山上的清風，同時也有海旁街心的牛糞，午夜數苦難神明華胄的奴顏。這些這些，是南洋文藝的精靈，正是南洋文藝的精靈」。[14]當地景物與生活就是南洋文藝的焦點。「奴顏」即是江上風所指的錫礦工、貨車夫、工廠工人（117）；即是張金燕筆下的殭屍、為生活奮鬥的苦難者（120）。就鏈青而言，南洋地方色彩的呈現主要是在景物描寫方面，如蒼翠的椰林、濃密的橡膠、茂盛的芭蕉、一雨便成秋的熱帶生活（145），這些景物是針對中國的楊柳、白雪、紅梅而言。

在這些論述中，值得注意的是，關注點主要是放在作品內容上，語言不曾是討論的焦點。[15]台灣鄉土文學則大力倡導建立台灣話文。其立足點在於所訴求的讀者群是廣大不懂普通話（官話）只懂台灣方言的窮苦大眾，希冀藉著台灣話文文學打進群眾，進而達到啟迪民智、民族解放之效。相較之下，新馬地區南洋文藝的隱含讀者並非廣大群苦大眾，而是知識份子，目的在喚醒他們的南洋意識，共同建立南洋文化與文藝，也因為如此，語言非強調的重點。

整體而言，台灣與新馬在三O年代雖不約而同地倡導具地方色彩的文學，或稱為鄉土文學、或稱為南洋文藝，因為動機的不同，而使其同中有異，在推展上強調不同的本土要素。在內容題材上，二者皆強調以當地的人事物（風土）為描述的對象，實際地關注本土生活，具有濃厚的區域考量色彩。在台灣，鄉土文學倡導者就以「台灣」為限定詞。在時間意識上，寫台灣的歷史經驗；在空間意識上，定位在台灣的天地、台灣的事物、台灣的語言。在新馬，限定詞則為「南洋」。在時間意識上，展現前瞻性的特點，不再回顧父母之邦（中國），而努力地建設新的家園，打造新的文化；於空間意識上，黃薑、咖哩、椰漿取代了陽春、白雪、黃河。就目的而言，皆是為了強調當地文化的主體性。同樣處於被殖民的狀態，但對週遭的回應卻迥然不同。在台灣，鄉土文學倡導者是基於對宗主國（日本）的反抗，而大力倡導台灣話文。對他們而言，語言是民族精神的承載體，所以關注所使用的語言，呈現強烈的民族意識，但其所謂的民族意識其實就是基於歷史文化因素而認同的中國意識。因此，強調台灣話文的鄉土文學，其目的在保任固有的台灣歷史文化，反抗異民族（日本）的文化殖民。在新馬，則展現另一種型態。語言不被賦予民族精神意涵，只是一種客觀的表述及文學創作工具，本身不具有建構主體性的功用，所以儘管他們欲擺脫中國文化的影響，另創一個新的文化主體，中國白話文仍是他們用來建造新的南洋文藝/文化的工具。從三O年代新馬及台灣的鄉土文學運動中，我們清楚看到「鄉土文學」作為一創作理念來提倡，不是不證自明的先驗存在，而是會隨倡導者個人的主觀認知和時代因素來決定其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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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健民主編。 《清理與批判：台灣鄉土文學•皇民文學的》。 台北市：人間，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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