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作真時真亦假

西西(1938-)於一首現代詩中，將場景設定在冰寒雪地，讀者眼見一名光頭斥足的人正待跪拜，讀者欲問其名，卻見一僧一道挾此人飄然離去。三人行蹤迅忽，卻將讀者留在偌大的雪影似的空白之處。也許是過去的閱讀經驗喚醒了讀者，也許是作者在詩的題目裡留存線索，讀者隨即想起了《紅樓夢》末尾，寶玉了卻塵緣；「上岸追趕兩個和尚一個道士去了」的畫面。

對典型讀者[1]而言，從西西的詩世界出發，隨後來至《紅樓夢》的大觀園，僅是進入虛構森林[2]的開端罷了，他們不會因此滿足，於是他們涉入廣懋森林核心，攀跨《紅樓夢》的庭廡，流連在《紅樓夢》第一百二十回裡的毘陵驛地方。同樣的畫面重演，我們又見「船頭上微微的雪影裏面一個人，光著頭，斥著腳」，「向賈政倒身下拜」。像穿梭在偵探小說的奇詭街廊一般，敏銳的典型讀者頓時發現，大紅猩猩氈斗蓬此等「證物」，已不知被西西(或隱含作者[3])藏至何處，這項代表寶玉的正字標記，卻明顯地高掛於詩題上，同時貼上「讀者反應批評」的條碼。

這就是西西，遊走在閱讀／創作、讀者／作者之間。筆名「西西」，便是以讀者為中心的一個創意符碼[4]。因此，相信西西會接受《紅樓夢》讀者從閱讀經驗取經的詮釋。正如艾柯(Umberto Eco)所言，文本「是部疏懶的機器，要求讀者也分擔部分工作」(5)，接受美學亦強調：有幾位讀者，就有幾種閱讀及詮釋的方式與結果。因此，童話故事的愛好者若將遺失的大紅猩猩氈斗蓬穿回小紅帽的身上，或也並無不可，但或也將與典型作者錯身而過。

從現代詩中那襲消失的大紅猩猩氈斗蓬裡，西西與讀者交手，要求讀者填補空隙[5]，將閱讀經驗轉化為創作實踐。因此，像西西這樣一個閱讀胃納強大的讀者身為創作者時，《紅樓夢》可以成為他的想像資源，而以《紅樓夢》為研究起點的紅學而曹學、曹學而清史，更是西西的創作金庫。本文擬從西西的〈奏摺〉一詩，及運用清史而寫就的《哨鹿》為主要研究文本，展陳《紅樓夢》、曹學及清史如何為西西所「接受」，透顯西西的創意紅學，進而將此收納進胡適「新紅學」的遼闊版圖中。

西西喜採「文本互涉」(Intertextuality)的閱讀策略，進行創作實驗，同時也有向經典大師致敬的意味，這點在〈永不終止的大故事〉和〈像我這樣的一個讀者‧序〉裡皆曾提及。論者亦透過敘事學的徑路，指出西西的〈肥土鎮灰闌記〉與中國古典文本和傳統藝術形成互涉，而〈宇宙奇趣補遺〉則是對卡爾維諾的〈恐龍〉存互文旨趣[7]。閱讀經典的同時並重塑、轉化經典，成為創意讀者／作者西西的風格，她閱讀歷史、閱讀大師，進而付諸創作實踐，藉此與歷史、時間對話[8]，用文字構設出穿梭古今的時空長廊。

在現代詩〈奏摺〉裡，西西對時於中國某段歷史，於是我們流連在臣對君稟呈的奏摺迴廊，然而由於缺乏時間座標，讀者很難辨識西西於歷史古街的確實降落地點。這是否也是西西的遊戲之一？我們先來看以下諸段文字：

切照蘇州地方，去年收成甚好，今歲菜麥俱茂盛，而米價忽然騰貴，賣至每石一兩三錢五分、一兩四錢三分不等。

竊江南二月三月以來，因青黃不接，米價稍貴，為免民以艱食為慮。

段(一)摘自西西〈奏摺〉一詩，段(二)則源於《李煦奏摺》[9]，且分別出自「鎮江丹陽一帶忽有飛蝗業經撲滅不致成災摺」(12)、「蘇州米價騰貴緣由摺」(30)及「江南青黃不接米價稍貴捐買米穀平糴摺」(82-83)，段(一)與段(二)若有相符之處。

淮揚一帶地方，有山東、河南流棍，聚集甚多，興販私鹽……

竊臣煦聞太倉州北門外永樂庵地方，十一月二十六日酉時，忽有強賊多人，以紅布裹頭，豎大明旗號，搶奪民人……

……群賊用布包頭，衣襟褲腰，復用圖記為號。外有飢民數百餘人依附……

西西以現代詩表現的〈奏摺〉，用字簡凝，其內容與李煦奏摺亦有類同之處，彷彿是將後者作一剪裁、拼貼而成。「當時民間各地的叛亂的具體情況，是李煦奏摺的主要內容之一。」(《李煦奏摺‧前言》，3)而以上〈奏摺〉的內容，似是「李煦奏摺民亂版」的濃縮。又〈奏摺〉中的另一段：「恭請／皇上聖安／所有新出枇杷果／理合恭進／再／湖筆鼻煙壺／鳥食罐／一併進／呈／伏惟／睿鑒／硃批／好／留下了」，字詞酌用與進呈內容則類似李煦呈康熙帝玄燁的「進枇杷果摺」，以及「進新出佛手及湖筆鼻煙壺摺」(88)。此外，〈奏摺〉的其餘段落，於《李煦奏摺》內咸有跡可尋[10]。

我們或可將這種類同視為巧合，但對新紅學的版圖擴充而言，這不啻是一項值得探掘、建構的創意工程。《紅樓夢》從紅學走向曹學，正意謂著《紅樓夢》的幅員遼闊，而論者對曹雪芹家世的考證研究，更為《紅樓夢》研究開啟新的視窗，因此，在結合歷史與創意的新紅學見證下，我們可以將《紅樓夢》的發生學上溯至曹雪芹的祖父曹楝亭，從片片「紫雪」中覓得《紅樓夢》的「微物」、浪漫血脈[11]。倘若我們願意走得更遠，與曹家有血親關係的李家[12]，不僅可納入新紅學的範圍，更為曹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李煦的奏摺，為研究古典小說《紅樓夢》的時代背景，以及曹雪芹的家世、創作思想，提供了一些有用的材料。」(《李煦奏摺‧前言》，2)。

倘若我們接受韋勒克的說法：「它(文學作品)作為一個價值系統，是有著它自己的生命。」(《文學論》，65)由此可見，討論作者「真正」的意圖似乎不太有意義。當文本脫離創作母體時，便是讀者與論者可資拆解、組構的有機體。因此，西西在寫作〈奏摺〉時，是否實際參閱了《李煦奏摺》，並非我們的關心焦點，但以「接受」的觀點討論，不僅可看出西西的讀寫創意，更窺悉了曹學跨時空的精彩「還魂」。

在〈奏摺〉裡，我們讀到皇上對民膜隱存的冷然態度，無論百姓安樂、民生艱苦、海盜起事、流棍為亂，皆是硃批一句「知道了」，而事實上在《李煦奏摺》中，亦不乏這種案例，正因「硃批」通常是君臣間的私房話，不像正式公文般地「官言官語」，因此更反映了帝王的真實面貌(《李煦奏摺‧前言》，3)。若將〈奏摺〉與西西另一詩作〈雨與紫禁城〉對讀，應有助於對西西進行解碼和破譯。〈雨與紫禁城〉將紫禁城的皇帝悠閒聽雨，以及遠方的洪災形成並置，形成強烈反差，這種對照尤其表現在最末幾句：「護城河內的紫禁城／在我國的地圖上／是一處／是唯一處／從來沒有水患的／地方」(106) 「百姓像水，有時候是清澈平靜的湖，有時候是洶湧氾濫的河。」(94)職是，一國之君貪享趣樂、漠視百姓的心態昭然若揭。西西將帝王的一句「知道了」，剪貼於詩行間，不僅為讀者提供了帝王畫像(正如《李煦奏摺》為研究者提供了清初政治的部分歷史見證)，同時展呈了詩人西西對君王的批判和庶民的同情。

這句「知道了」出自康熙之筆，在西西的拼貼下，成了乾隆之言。在小說《哨鹿》中，西西想像乾隆閱摺的場景，其中一個摺子是這樣的：「竊臣犬馬微賤，感激聖恩，日深依戀，但報效未能，惶悚彌切。茲值恭進端午龍袍，特請皇上萬安，伏惟睿鑑。臣無任歡欣送祝之至。」(5)而《李煦奏摺》「意外地」竟有「進端午龍袍摺」(5)，筆者逐字進行比對，發現後者除了在上文中的「臣」後表明身分「煦」外，其餘字句完全雷同。這回，西西隱藏李煦身分，將這段話「嫁接」給乾隆。不過，西西在奏摺外有所延伸。西西筆下的乾隆開始省思自己的天命、庶民的宿命，以及「萬歲爺」這個符號背後的隱含義。正由於小說家西西的創意，將《李煦奏摺》這類史料可能存有的縫隙予以填補，為歷史空白形塑了更多藏納創意的縐折，這不禁使我們想及提倡「元歷史」(metahistory)的美籍學者海登‧懷特(Hayden White)語出驚人的創見：新歷史主義者的作法「從根本上說是文學操作，也就是說，是小說創造的選作。」[13]

小說能彌縫歷史罅隙，將歷史形象化、具體化，讓逝去的時光回溫。從歷史奏摺到歷史縐折，西西靈活運用史料，發為「小說家之言」，在創意實驗的同時，也隱然透露著「歷史是如何被陳述的」、「誰寫／說／主導歷史」等議題。

從紅學而曹學，從曹學而清史，西西在《哨鹿》裡有更紛呈、細膩的文學想像與歷史建構。西西採看圖說故事的方式，由郎世寧等人的木蘭圖卷為本，以獵鹿為故事軸線，醞釀、鋪展出一段阿木泰欲行刺乾隆皇的長篇「小說」。「小說家」西西坦言，在撰寫過程中須參閱圖卷和書籍，並同意論者自己確實「拼貼了不少清人的筆記」(《哨鹿‧序》，1)，藉此再現歷史。

如前所述，西西以想像來填補史料的不足，以文學筆法揣摩帝王之尊的內心，此外，《哨鹿》的另一敘事軸線則鎖定在王阿貴一家人身上。王阿貴為一勤苦耕農，為生活奔波操煩，某日自家領土、家舍為官方所圈地，生活頓時陷入困境，既非「王」，亦不富「貴」。西西除了以外部敘事的手法陳述王阿貴的生活景況，並以王阿貴為內聚焦者，透過他的視角呈顯一介農民的生活想望和艱苦，藉由這種敘事模式，讓非「王」亦不「貴」的歷史缺席者，有發聲、現身的機會和可能。

《哨鹿》中的兩條敘事線，隨著情節的展開而交叉勾連，王家的兒子來牛(滿族姓名為阿木泰)，後被遴選為一名哨鹿人，參加乾隆皇帝的秋彌。阿木泰為漢滿族之後代，原先對族群無意識感，經一陌生人點悟，方知父親王阿貴的死與異族統治迫害有間接關係，故萌生「替爹報仇，去把皇上殺了」(161)的意圖，這種內心交戰最終決定付諸實踐的過程，在最末章〈木蘭〉中有淋漓盡致的描繪，同時扣緊獵鹿的主題：

阿木泰忽然覺得皇上也是一頭鹿，在圍圈的中心奔跑。有一個極大極大的圍圈，擴散在全國各地，這圍圈漸漸收緊，要把鹿圍在中間。皇上知道自己也是一頭大鹿嗎？(172-173)

西西雖採外部敘事的技法，但以阿木泰為內聚焦者，遂對全知全能的敘事者有所斂制，尤其聚焦於阿木泰對自身的滿漢族血統的糾葛情緒，讓讀者洞悉小人物的內心地圖。這般小人物正是傳統史冊的局外人，西西卻選擇通過這群人的世界／視界，為歷史作另類的見證。再者，敘述乾隆的片段，西西亦採外部敘事兼聚焦者的方式，企圖讓乾隆從華貴平面走向血肉立體，站在帝王的視點上，從看似漠然的「知道了」摺批，表現雖貴為帝王但猶關照民間疾苦的用心。

小說愈近尾聲，愈推入高潮，直至最末兩行，讀者方知阿木泰不僅失敗，且為乾隆不意射殺，而史冊有名、亦為讀者所熟悉的乾隆寵臣和珅，則在卷尾閃露關鍵性的一面。因此，「小說家」西西虛設、叉構的「歷史」，最終仍回歸至「真實的歷史」軌道，「現實」的乾隆並未被虛構的「阿木泰」所暗刺，阿木泰一家的存在「證明」，彷彿偵探小說中高明而狡猾的罪犯，不留任何線索，完全地滅跡了。此刻，西西則幻成那襲大紅猩猩氈斗蓬，從「犯罪現場」消失，留待讀者另一場閱讀冒險的開端。

典型讀者也許傾向將《哨鹿》末章頻頻出現的「眼睛」意象，解讀成歷史旁觀者／隱含作者的觀察視角。隱含作者暗示我們，這齣歷史劇究竟是透過誰的眼睛窺視，是敘事者、小說家西西，還是已踏進「虛構」森林的讀者你我呢？

這不禁令我想起史景遷。巧合的是，在某個意義上來說，史景遷與曹寅曾有一場跨時代的對話[15]。史景遷的《胡若望的疑問》，實是一部融會史家的精準與小說家的精彩之作，透過敏感、細膩的文學式處理手法，史氏再現歷史鮮活場景，讓讀者彷如步行在十八世紀初的廣州城街與法國渡口上。中國人胡若望始終囚在一個溝通不良的巨牢內，因此胡若望的疑問(The Question of Hu)，實則隱含著「誰的問題」(The Question of Who)[16]。

如果我們記得西西在《我城》中的「胡說」一角，於書末彰顯出書寫的虛構本質，這個問題會變得更透晰。在《哨鹿》中，「小說」家或隱含作者敘說著「史實」，和《我城》裡「胡說」敘寫著城市文本，兩者形成有趣的對照。案此，胡(Who)說即是「胡說」(nonsense)，換言之，小說家之言終是虛言妄語，這項條款在我們進入虛構森林時與作者簽署的契約中生效並獲保障(艾科，106)。再者，即使紀實與虛構的面目模糊，我們仍可從「側文本」的提示中判別「真正」的虛構作品的體質[17]。據此，我們早已由書內頁的介紹獲知《哨鹿》為一「長篇小說」，而西西所代表的「文本實驗」符號且為我們所接受，因此我們得知《哨鹿》的小說血統，而這種拼貼史實的徑路，正是西西(胡)說故事的商標之一。

西西於《哨鹿》首章〈秋獼〉中，寫到在圓明圓內，乾隆特別喜歡「舍衛城」前的南北長街，又稱「買賣街」，是以小老百姓市集聚會的街坊為藍本，所仿構出來的「裝置藝術」，作為宮廷的娛樂活動之一，對此西西形容：「一切都是假的，這裡是一座假城，一條假的街道；假的人，假的歌。但是，所有的人都在熱心地表演，彷彿一切又都是真的。」又寫到乾隆壽誕時隆重豪華的戲臺：

忽然，乾隆覺得，整座「清音閣」的上下左右前後都在演戲，台上演，台下也在演，所有的親王貝勒、王宮使臣、聽戲的官員、侍衛宮監，都在演戲，連乾隆自己，彷彿也在戲裡了。(88)

因此發出「雖然演戲是假的，但一切看來不就和真的一般麼？」的感悟，令人不禁想及《紅樓夢》中，太虛幻境「假做真時真亦假」的對聯。

《紅樓夢》第一回起始即明示，作者經歷一番夢幻，故而「真事隱」，又以「假語村」言敷演一段風月故事。甄士隱與賈雨村的開場，不正應驗了無恆常、如夢如幻的人生？寶玉遊太虛幻境，賞仙曲《紅樓夢》，竟不悟姊妹命譜就在演詞中，所謂「人生如戲、戲如人生」之理？倘以戲目、文本擬喻人生，遂直指其虛幻本質，《哨鹿》中的乾隆幾度分不清現實與幻境的邊境，或許正是西西暗示讀者小說文類虛實難辨的「真理」，並凸顯書寫的虛構本質。即使其中參閱大量史料，善於拼貼藝術的西西亦可將「真事隱」去且作「假語村」言，讓讀者徘徊在史實磚瓦和小說枝葉纏生的迷宮中。

除了對曹家史料的轉化，以及《紅樓夢》揭示的「真事隱」「假語村」隱喻，在《哨鹿》裡，《紅樓夢》曾出現在熱河避暑山莊的「文津閣」內：

雖然四周書架上列的是各類各樣的書籍，乾隆翻閱的可不是什麼經典著作，也不是他平日特別喜好的詩詞文集，卻是看的一冊足以令「南書房」那群鬍子翰林目瞪口呆的《石頭記》。(98)

這部乾隆從皇八子永璇府第搜來的「邪書」(99)，在乾隆看來，是記載聖祖仁皇帝時相國納蘭明珠家之事，但「寫書的人免不了胡說亂道，譬如書內提到賈、史、王、薛，是什麼有地位有等級的家族，真是說到哪裡去了」(99)不過，當乾隆讀到第四十六回時卻大為吃驚，發現《石頭記》竟與自己相關[18]，可見「寫書的人又不是一個等閒的人物。」(99)於是乾隆懷疑各地的邪書異說是否正興熾著：「全國又有多少類似《石頭記》這樣的書？乾隆能夠由得這些漢人亂謅什麼寶玉、寶皇帝嗎？」(100)

原來《哨鹿》裡的乾隆不僅是《紅樓夢》的讀者，且正以「接受」的觀點，將自己牽扯進《紅樓夢》的棋譜內。不過就艾柯看來，乾隆這個讀者不過是在「利用文本」而非詮釋文本[19]。重點是，西西透過在《哨鹿》中搭設戲臺；讓乾隆／讀者難分虛實，恍如立處迷霧之中，同時藉由穿插乾隆讀思《紅樓夢》的片段，織就真假／虛實之文字錦鏽，透顯「胡說」、「真事隱」、「假語村」的書寫質素。更進一步來說，即使建立在史實的基礎上，小說家西西仍樂衷於「滿紙荒唐言」的撰構。

《紅樓夢》第一回寫到，曹雪芹於《金陵十二釵》纂目錄、分章回後，曾題一詩絕，首句即是「滿紙荒唐言」。在西西筆下的乾隆的眼中，《紅樓夢》真是胡說，不過滿紙荒唐言，如何能與「紀實」的正史相匹。但如今從多元觀點審視，《紅樓夢》所獲得的極高評價，絕非荒唐言。我們或可以韋勒克的「展視主義」，為《紅樓夢》超越時空的永恆價值下一註腳：「一件藝術作品，既是「永恆的」(那就是說保持著某些同一性)也是「歷史的」(那即是經歷過一段可以追溯的過程)。」(67)據此，《紅樓夢》不斷為其後讀者所接受、為作者所延異的豐富內蘊，正充分窮盡了「展視主義」的涵攝。

這也正是「西西式」的「永不終結的大故事」之精神。西西在〈永不終結的大故事〉中，表示文學經典可被同時攤開併讀，故事中的主角「我」，喜將卡爾維諾、米蘭昆德拉或安伯托‧艾可的書籍同時閱讀，將不同故事中的相似場景或橋段互為連結，最終形成一個「永不終結的大故事」。從閱讀出發，西西在閱讀與創作的遊戲／實驗場域內，延展出創意的「文本生命鏈」。

韋勒克不也說：「無論文學和其他的價值有什麼樣的關係，書籍總是受其他書籍的影響，書籍總是模傚、嘲訕、改造別的書籍——並不只是在嚴整的時間順序上尾隨著。」(394)《紅樓夢》讓書本啣續書本，讓文本再生產文本，讓創意細胞瞬時分裂。

《紅樓夢》因此是「永不終結的大故事」，她的再造生命釀築了中國版的「一千零一夜」。而我們知道，像西西這樣的一個讀者／作者，轉化了《紅樓夢》並帶領讀者穿越另一座虛構森林。於是我們也知道，在《紅樓夢》跨時空的龐巨文本內，西西被敘說，被表述。

西西、何福仁《時間的話題──對話集》，台北：洪範，1995年12月

韋勒克、華倫，王夢鷗等譯《文學論》，台北：志文出版社，2000年11月再版

陳潔儀《閱讀「肥土鎮」——論西西的小說敘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

張京媛主編《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1月

《李煦奏摺——紅樓夢研究資料之三》，台北：里仁書局，1985年8月

米克‧巴爾著，譚君強譯《敘述學：敘述理論導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11月

W.C.布斯著，華明、胡曉蘇、周實譯《小說修辭學》，北京：新華書店，1987年10月

安貝托‧艾柯著，黃寤蘭譯《悠遊小說林》，台北：時報出版社，2000年11月

[1] 根據義大利符號學者安貝托‧艾柯(Umberto Eco)的說法，典型讀者是指「不牽涉個人情感、能隨電影開懷、能消化故事的觀眾。」這種類型的觀眾(或者書籍讀者)就是艾柯所謂的典型讀者(Model reader)，即「文章在創寫之初就預定的完美的合作對象，也是想創造的對象」，不同於「將文本作為裝載自我感情的容器」的「經驗讀者」(empirical reader)。詳見《悠遊小說林》，頁14。

[2] 安貝托‧艾柯將閱讀虛構文本比喻為在森林中漫步。

[3] 由布斯所提出，意指經驗作者所塑造出來的一個「理想的、文學的、創造出來的替身」。詳見W.C.布斯著，華明、胡曉蘇、周實譯《小說修辭學》(北京：新華書店，1987年10月)頁84。

[4]從西西與朋友的對話中，不難發現西西歡迎讀者的詮釋：「我的朋友說：你一定是喜歡密西西比河了。我說：嗯。我的朋友說：你一定是喜歡陝西西安了。我說：嗯。你一定是喜歡西西里島了。我說：嗯。我的朋友說：你一定是喜歡墨西哥和巴西了。我說：嗯。後來，我的朋友不再說甚麼你一定是喜歡聖法蘭西斯‧阿西西了等等，我也不再「嗯」了。……我的朋友說：你一定喜歡西西弗斯了。我說：嗯。我的朋友說：你一定是喜歡西班牙和西印度群島了。」見西西〈造房子——代序〉收入《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洪範，1984年4月，頁1-2。

[5]接受美學的重要理論家伊瑟爾強調，一旦讀者彌合了空隙，交流便即刻發生，「空隙的功能就像是一個樞軸，整個文本——讀者的關係都圍繞它轉動。」伊瑟爾〈文本與讀者的交互作用〉，收入張庭編《接受理論》(四川文藝出版社，1989年5月)，頁51

[7] 見陳潔儀《閱讀「肥土鎮」——論西西的小說敘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頁15。

[8] 西西與何福仁的對談「怎麼開始一個「時間」的話題」中，以為「如何開始一個『時間』的話題」必須從文學、電影、藝術談起，在西西看來，梁祝、羅密歐與茱麗葉是時差的悲劇，電影《回到未來》玩得則是時差的科幻喜劇，其他如馬逵斯的《百年孤寂》、張愛玲的《對照記》、莫言的《爆炸》、狄德羅的《拉摩的姪兒》等，皆可以從敘事時間、自然時間的交纏互動予以詮釋。詳參〈怎麼開始一個「時間」的話題〉，收入西西、何福仁《時間的話題對話集》，台北：洪範，1997年4月。

[9] 《李煦奏摺——紅樓夢研究資料之三》台北：里仁，1985年8月。

[10] 詳見《李煦奏摺》中的「進端午龍袍摺」(5)、「蘇州雨水調勻摺」(92)、「風聞浙江台州有人海上起事抗拒官兵摺」(117)。

[11] 這點康來新教授曾於「戀楝台灣」中〈《紅樓夢》的發生學〉提及。

[12] 指李煦。曹寅是李煦的妹丈，當時為內務府包衣。曹寅任蘇州、江寧織造二十餘年，曹、李兩人皆擔負著玄燁交付的特殊使命，因此曹、李兩家憑藉著與玄燁的特殊關係，構成了一個「聯絡有親」、「榮損與共」的特權豪族集團。關於曹學的緣起、曹寅的歷史地位等議題，可參劉夢溪的《紅樓夢與百年中國》(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三章〈紅學與曹學〉，而李煦與曹寅的關係則可參《李煦奏摺‧前言》。

[13] 見海登‧懷特〈評新歷史主義〉，收入張京媛主編《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1月一刷)，頁165。

[15] 史景遷(Jonathan D.Spence)為耶魯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英籍的史景遷因景仰中國史學家司馬遷顧名之。原以歷史學文學為主要研究，後轉向中國近代史，1965年以博士論文《曹寅與康熙皇帝》獲准留任耶魯任教，其重要著作包括《意欲改變中國的西洋顧問》、《胡若望的疑問》、《婦人王氏之死》、《天安門》、《利瑪竇的記憶宮殿》、《康熙自剖》等。史氏的教學素以善用文學質素引起、強化學生的歷史感，同時擅於結合史學見解及文學的敘說技巧，「使他的著作在描繪情境與人物一事上予人以小說式的感覺。」因此本文談及「小說家」西西從歷史素材轉化為文學創作資源時，「史家」史景遷的參照應可深化歷史與文學的「紀實／虛構」辯證。

[16] 見史景遷，黃秀吟、林芳梧譯《胡若望的疑問》(台北：唐山，1996年5月)封底推薦。

[17]艾科以為：「我們能識別出虛造敘事，還多虧『側文本』的幫忙，也就是圍繞著文本的外在訊息。」通常側文本的訊息表現在書名頁上的「小說」，或作者的「小說家」身分。

[18]西西《哨鹿》中提及，因《紅樓夢》第四十六回寫到鴛鴦不願為妾，竟說道：我這一輩子莫說是寶玉，便是寶金、寶銀、寶天王、寶皇帝，我橫豎不嫁人就完了，「這一段話，可數到乾隆的頭上來了，乾隆尚未即位時，乃和碩寶親王。如今，這《石頭記》可不是明明指的是寶皇帝乾隆？」，由此見諸西西的創意加工和文學戲法，詳見《哨鹿》頁99。

[19]艾柯以為，若讀者在虛構森林裡搜尋的是個人記憶的事件，那麼他就是「利用文本」，而非「詮釋文本」。見《悠遊小說林》頁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