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作真時真亦假——西西的創意紅學

 

李欣倫

中央大 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班

一、從消失的大紅猩猩氈斗蓬說起

那天乍寒下雪

忽見船頭上微微的雪影裡一個人

光著頭,斥著腳,倒身下拜

欲待托住問他是誰

只見船頭上來了兩個人

一僧一道,說道

俗緣已畢,還不快走

說著,三個人飄然離岸而去

西西〈大紅猩猩氈的斗蓬——讀者反應批評〉

 

西西(1938-)於一首現代詩中,將場景設定在冰寒雪地,讀者眼見一名光頭斥足的人正待跪拜,讀者欲問其名,卻見一僧一道挾此人飄然離去。三人行蹤迅忽,卻將讀者留在偌大的雪影似的空白之處。也許是過去的閱讀經驗喚醒了讀者,也許是作者在詩的題目裡留存線索,讀者隨即想起了《紅樓夢》末尾,寶玉了卻塵緣;「上岸追趕兩個和尚一個道士去了」的畫面。

對典型讀者[1]而言,從西西的詩世界出發,隨後來至《紅樓夢》的大觀園,僅是進入虛構森林[2]的開端罷了,他們不會因此滿足,於是他們涉入廣懋森林核心,攀跨《紅樓夢》的庭廡,流連在《紅樓夢》第一百二十回裡的毘陵驛地方。同樣的畫面重演,我們又見「船頭上微微的雪影堶惜@個人,光著頭,斥著腳」,「向賈政倒身下拜」。像穿梭在偵探小說的奇詭街廊一般,敏銳的典型讀者頓時發現,大紅猩猩氈斗蓬此等「證物」,已不知被西西(或隱含作者[3])藏至何處,這項代表寶玉的正字標記,卻明顯地高掛於詩題上,同時貼上「讀者反應批評」的條碼。

這就是西西,遊走在閱讀/創作、讀者/作者之間。筆名「西西」,便是以讀者為中心的一個創意符碼[4]。因此,相信西西會接受《紅樓夢》讀者從閱讀經驗取經的詮釋。正如艾柯(Umberto Eco)所言,文本「是部疏懶的機器,要求讀者也分擔部分工作」(5),接受美學亦強調:有幾位讀者,就有幾種閱讀及詮釋的方式與結果。因此,童話故事的愛好者若將遺失的大紅猩猩氈斗蓬穿回小紅帽的身上,或也並無不可,但或也將與典型作者錯身而過。

從現代詩中那襲消失的大紅猩猩氈斗蓬裡,西西與讀者交手,要求讀者填補空隙[5],將閱讀經驗轉化為創作實踐。因此,像西西這樣一個閱讀胃納強大的讀者身為創作者時,《紅樓夢》可以成為他的想像資源,而以《紅樓夢》為研究起點的紅學而曹學、曹學而清史,更是西西的創作金庫。本文擬從西西的〈奏摺〉一詩,及運用清史而寫就的《哨鹿》為主要研究文本,展陳《紅樓夢》、曹學及清史如何為西西所「接受」,透顯西西的創意紅學,進而將此收納進胡適「新紅學」的遼闊版圖中。

二、從歷史奏摺深入歷史縐折

西西喜採「文本互涉」(Intertextuality)的閱讀策略,進行創作實驗,同時也有向經典大師致敬的意味,這點在〈永不終止的大故事〉和〈像我這樣的一個讀者•序〉裡皆曾提及。論者亦透過敘事學的徑路,指出西西的〈肥土鎮灰闌記〉與中國古典文本和傳統藝術形成互涉,而〈宇宙奇趣補遺〉則是對卡爾維諾的〈恐龍〉存互文旨趣[7]。閱讀經典的同時並重塑、轉化經典,成為創意讀者/作者西西的風格,她閱讀歷史、閱讀大師,進而付諸創作實踐,藉此與歷史、時間對話[8],用文字構設出穿梭古今的時空長廊。

在現代詩〈奏摺〉裡,西西對時於中國某段歷史,於是我們流連在臣對君稟呈的奏摺迴廊,然而由於缺乏時間座標,讀者很難辨識西西於歷史古街的確實降落地點。這是否也是西西的遊戲之一?我們先來看以下諸段文字:

竊鎮江丹陽境內

忽有飛蝗  米價騰

  民以艱食為慮

僅奏

硃批  知道了()

 

惟聞鎮江丹陽一帶,直至常州境內,忽有飛蝗。

硃批:知道了

切照蘇州地方,去年收成甚好,今歲菜麥俱茂盛,而米價忽然騰貴,賣至每石一兩三錢五分、一兩四錢三分不等。

硃批:朕體安善。爾所奏聞甚是。

竊江南二月三月以來,因青黃不接,米價稍貴,為免民以艱食為慮。

硃批:知道了()

()摘自西西〈奏摺〉一詩,段()則源於《李煦奏摺》[9],且分別出自「鎮江丹陽一帶忽有飛蝗業經撲滅不致成災摺」(12)、「蘇州米價騰貴緣由摺」(30)及「江南青黃不接米價稍貴捐買米穀平糴摺」(82-83),段()與段()若有相符之處。

查濟南山東等處流棍

興販私鹽  太倉

北門  出現大夥強賊

布帛裹頭

豎旗

聚集

外有飢民數百依附

以無所衣食

相煽為盜 

州城劫庫  合併奏

硃批

知道了

——〈奏摺〉

淮揚一帶地方,有山東、河南流棍,聚集甚多,興販私鹽……

硃批:知道了

——「泰州私鹽犯殺傷緝私差役摺」(129)

竊臣煦聞太倉州北門外永樂庵地方,十一月二十六日酉時,忽有強賊多人,以紅布裹頭,豎大明旗號,搶奪民人……

硃批:知道了

——「聞太倉有人起事摺」(40)

……群賊用布包頭,衣襟褲腰,復用圖記為號。外有飢民數百餘人依附……

硃批:知道了

——「處州府屬彭子英等起事緣由及業已鎮壓摺」(68)

西西以現代詩表現的〈奏摺〉,用字簡凝,其內容與李煦奏摺亦有類同之處,彷彿是將後者作一剪裁、拼貼而成。「當時民間各地的叛亂的具體情況,是李煦奏摺的主要內容之一。」(《李煦奏摺•前言》,3)而以上〈奏摺〉的內容,似是「李煦奏摺民亂版」的濃縮。又〈奏摺〉中的另一段:「恭請/皇上聖安/所有新出枇杷果/理合恭進/再/湖筆鼻煙壺/鳥食罐/一併進/呈/伏惟/睿鑒/硃批/好/留下了」,字詞酌用與進呈內容則類似李煦呈康熙帝玄燁的「進枇杷果摺」,以及「進新出佛手及湖筆鼻煙壺摺」(88)。此外,〈奏摺〉的其餘段落,於《李煦奏摺》內咸有跡可尋[10]

我們或可將這種類同視為巧合,但對新紅學的版圖擴充而言,這不啻是一項值得探掘、建構的創意工程。《紅樓夢》從紅學走向曹學,正意謂著《紅樓夢》的幅員遼闊,而論者對曹雪芹家世的考證研究,更為《紅樓夢》研究開啟新的視窗,因此,在結合歷史與創意的新紅學見證下,我們可以將《紅樓夢》的發生學上溯至曹雪芹的祖父曹楝亭,從片片「紫雪」中覓得《紅樓夢》的「微物」、浪漫血脈[11]。倘若我們願意走得更遠,與曹家有血親關係的李家[12],不僅可納入新紅學的範圍,更為曹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李煦的奏摺,為研究古典小說《紅樓夢》的時代背景,以及曹雪芹的家世、創作思想,提供了一些有用的材料。」(《李煦奏摺•前言》,2)

倘若我們接受韋勒克的說法:「它(文學作品)作為一個價值系統,是有著它自己的生命。」(《文學論》,65)由此可見,討論作者「真正」的意圖似乎不太有意義。當文本脫離創作母體時,便是讀者與論者可資拆解、組構的有機體。因此,西西在寫作〈奏摺〉時,是否實際參閱了《李煦奏摺》,並非我們的關心焦點,但以「接受」的觀點討論,不僅可看出西西的讀寫創意,更窺悉了曹學跨時空的精彩「還魂」。

在〈奏摺〉裡,我們讀到皇上對民膜隱存的冷然態度,無論百姓安樂、民生艱苦、海盜起事、流棍為亂,皆是硃批一句「知道了」,而事實上在《李煦奏摺》中,亦不乏這種案例,正因「硃批」通常是君臣間的私房話,不像正式公文般地「官言官語」,因此更反映了帝王的真實面貌(《李煦奏摺•前言》,3)。若將〈奏摺〉與西西另一詩作〈雨與紫禁城〉對讀,應有助於對西西進行解碼和破譯。〈雨與紫禁城〉將紫禁城的皇帝悠閒聽雨,以及遠方的洪災形成並置,形成強烈反差,這種對照尤其表現在最末幾句:「護城河內的紫禁城/在我國的地圖上/是一處/是唯一處/從來沒有水患的/地方」(106) 「百姓像水,有時候是清澈平靜的湖,有時候是洶湧氾濫的河。」(94)職是,一國之君貪享趣樂、漠視百姓的心態昭然若揭。西西將帝王的一句「知道了」,剪貼於詩行間,不僅為讀者提供了帝王畫像(正如《李煦奏摺》為研究者提供了清初政治的部分歷史見證),同時展呈了詩人西西對君王的批判和庶民的同情。

這句「知道了」出自康熙之筆,在西西的拼貼下,成了乾隆之言。在小說《哨鹿》中,西西想像乾隆閱摺的場景,其中一個摺子是這樣的:「竊臣犬馬微賤,感激聖恩,日深依戀,但報效未能,惶悚彌切。茲值恭進端午龍袍,特請皇上萬安,伏惟睿鑑。臣無任歡欣送祝之至。」(5)而《李煦奏摺》「意外地」竟有「進端午龍袍摺」(5),筆者逐字進行比對,發現後者除了在上文中的「臣」後表明身分「煦」外,其餘字句完全雷同。這回,西西隱藏李煦身分,將這段話「嫁接」給乾隆。不過,西西在奏摺外有所延伸。西西筆下的乾隆開始省思自己的天命、庶民的宿命,以及「萬歲爺」這個符號背後的隱含義。正由於小說家西西的創意,將《李煦奏摺》這類史料可能存有的縫隙予以填補,為歷史空白形塑了更多藏納創意的縐折,這不禁使我們想及提倡「元歷史」(metahistory)的美籍學者海登•懷特(Hayden White)語出驚人的創見:新歷史主義者的作法「從根本上說是文學操作,也就是說,是小說創造的選作。」[13]

小說能彌縫歷史罅隙,將歷史形象化、具體化,讓逝去的時光回溫。從歷史奏摺到歷史縐折,西西靈活運用史料,發為「小說家之言」,在創意實驗的同時,也隱然透露著「歷史是如何被陳述的」、「誰寫/說/主導歷史」等議題。

三、從「胡說」(who says)到「胡說」(nonsense)

從紅學而曹學,從曹學而清史,西西在《哨鹿》裡有更紛呈、細膩的文學想像與歷史建構。西西採看圖說故事的方式,由郎世寧等人的木蘭圖卷為本,以獵鹿為故事軸線,醞釀、鋪展出一段阿木泰欲行刺乾隆皇的長篇「小說」。「小說家」西西坦言,在撰寫過程中須參閱圖卷和書籍,並同意論者自己確實「拼貼了不少清人的筆記」(《哨鹿•序》,1),藉此再現歷史。

如前所述,西西以想像來填補史料的不足,以文學筆法揣摩帝王之尊的內心,此外,《哨鹿》的另一敘事軸線則鎖定在王阿貴一家人身上。王阿貴為一勤苦耕農,為生活奔波操煩,某日自家領土、家舍為官方所圈地,生活頓時陷入困境,既非「王」,亦不富「貴」。西西除了以外部敘事的手法陳述王阿貴的生活景況,並以王阿貴為內聚焦者,透過他的視角呈顯一介農民的生活想望和艱苦,藉由這種敘事模式,讓非「王」亦不「貴」的歷史缺席者,有發聲、現身的機會和可能。

《哨鹿》中的兩條敘事線,隨著情節的展開而交叉勾連,王家的兒子來牛(滿族姓名為阿木泰),後被遴選為一名哨鹿人,參加乾隆皇帝的秋彌。阿木泰為漢滿族之後代,原先對族群無意識感,經一陌生人點悟,方知父親王阿貴的死與異族統治迫害有間接關係,故萌生「替爹報仇,去把皇上殺了」(161)的意圖,這種內心交戰最終決定付諸實踐的過程,在最末章〈木蘭〉中有淋漓盡致的描繪,同時扣緊獵鹿的主題:

阿木泰忽然覺得皇上也是一頭鹿,在圍圈的中心奔跑。有一個極大極大的圍圈,擴散在全國各地,這圍圈漸漸收緊,要把鹿圍在中間。皇上知道自己也是一頭大鹿嗎?(172-173)

西西雖採外部敘事的技法,但以阿木泰為內聚焦者,遂對全知全能的敘事者有所斂制,尤其聚焦於阿木泰對自身的滿漢族血統的糾葛情緒,讓讀者洞悉小人物的內心地圖。這般小人物正是傳統史冊的局外人,西西卻選擇通過這群人的世界/視界,為歷史作另類的見證。再者,敘述乾隆的片段,西西亦採外部敘事兼聚焦者的方式,企圖讓乾隆從華貴平面走向血肉立體,站在帝王的視點上,從看似漠然的「知道了」摺批,表現雖貴為帝王但猶關照民間疾苦的用心。

小說愈近尾聲,愈推入高潮,直至最末兩行,讀者方知阿木泰不僅失敗,且為乾隆不意射殺,而史冊有名、亦為讀者所熟悉的乾隆寵臣和珅,則在卷尾閃露關鍵性的一面。因此,「小說家」西西虛設、叉構的「歷史」,最終仍回歸至「真實的歷史」軌道,「現實」的乾隆並未被虛構的「阿木泰」所暗刺,阿木泰一家的存在「證明」,彷彿偵探小說中高明而狡猾的罪犯,不留任何線索,完全地滅跡了。此刻,西西則幻成那襲大紅猩猩氈斗蓬,從「犯罪現場」消失,留待讀者另一場閱讀冒險的開端。

典型讀者也許傾向將《哨鹿》末章頻頻出現的「眼睛」意象,解讀成歷史旁觀者/隱含作者的觀察視角。隱含作者暗示我們,這齣歷史劇究竟是透過誰的眼睛窺視,是敘事者、小說家西西,還是已踏進「虛構」森林的讀者你我呢?

誰是歷史的敘事者?誰又是歷史的注視者?

這不禁令我想起史景遷。巧合的是,在某個意義上來說,史景遷與曹寅曾有一場跨時代的對話[15]。史景遷的《胡若望的疑問》,實是一部融會史家的精準與小說家的精彩之作,透過敏感、細膩的文學式處理手法,史氏再現歷史鮮活場景,讓讀者彷如步行在十八世紀初的廣州城街與法國渡口上。中國人胡若望始終囚在一個溝通不良的巨牢內,因此胡若望的疑問(The Question of Hu),實則隱含著「誰的問題」(The Question of Who)[16]

如果我們記得西西在《我城》中的「胡說」一角,於書末彰顯出書寫的虛構本質,這個問題會變得更透晰。在《哨鹿》中,「小說」家或隱含作者敘說著「史實」,和《我城》裡「胡說」敘寫著城市文本,兩者形成有趣的對照。案此,胡(Who)說即是「胡說」(nonsense),換言之,小說家之言終是虛言妄語,這項條款在我們進入虛構森林時與作者簽署的契約中生效並獲保障(艾科,106)。再者,即使紀實與虛構的面目模糊,我們仍可從「側文本」的提示中判別「真正」的虛構作品的體質[17]。據此,我們早已由書內頁的介紹獲知《哨鹿》為一「長篇小說」,而西西所代表的「文本實驗」符號且為我們所接受,因此我們得知《哨鹿》的小說血統,而這種拼貼史實的徑路,正是西西()說故事的商標之一。

四、從「胡說」(nonsense)到「假語村」、「真事隱」

西西於《哨鹿》首章〈秋獼〉中,寫到在圓明圓內,乾隆特別喜歡「舍衛城」前的南北長街,又稱「買賣街」,是以小老百姓市集聚會的街坊為藍本,所仿構出來的「裝置藝術」,作為宮廷的娛樂活動之一,對此西西形容:「一切都是假的,這裡是一座假城,一條假的街道;假的人,假的歌。但是,所有的人都在熱心地表演,彷彿一切又都是真的。」又寫到乾隆壽誕時隆重豪華的戲臺:

忽然,乾隆覺得,整座「清音閣」的上下左右前後都在演戲,台上演,台下也在演,所有的親王貝勒、王宮使臣、聽戲的官員、侍衛宮監,都在演戲,連乾隆自己,彷彿也在戲裡了。(88)

因此發出「雖然演戲是假的,但一切看來不就和真的一般麼?」的感悟,令人不禁想及《紅樓夢》中,太虛幻境「假做真時真亦假」的對聯。

《紅樓夢》第一回起始即明示,作者經歷一番夢幻,故而「真事隱」,又以「假語村」言敷演一段風月故事。甄士隱與賈雨村的開場,不正應驗了無恆常、如夢如幻的人生?寶玉遊太虛幻境,賞仙曲《紅樓夢》,竟不悟姊妹命譜就在演詞中,所謂「人生如戲、戲如人生」之理?倘以戲目、文本擬喻人生,遂直指其虛幻本質,《哨鹿》中的乾隆幾度分不清現實與幻境的邊境,或許正是西西暗示讀者小說文類虛實難辨的「真理」,並凸顯書寫的虛構本質。即使其中參閱大量史料,善於拼貼藝術的西西亦可將「真事隱」去且作「假語村」言,讓讀者徘徊在史實磚瓦和小說枝葉纏生的迷宮中。

除了對曹家史料的轉化,以及《紅樓夢》揭示的「真事隱」「假語村」隱喻,在《哨鹿》裡,《紅樓夢》曾出現在熱河避暑山莊的「文津閣」內:

雖然四周書架上列的是各類各樣的書籍,乾隆翻閱的可不是什麼經典著作,也不是他平日特別喜好的詩詞文集,卻是看的一冊足以令「南書房」那群鬍子翰林目瞪口呆的《石頭記》。(98)

這部乾隆從皇八子永璇府第搜來的「邪書」(99),在乾隆看來,是記載聖祖仁皇帝時相國納蘭明珠家之事,但「寫書的人免不了胡說亂道,譬如書內提到賈、史、王、薛,是什麼有地位有等級的家族,真是說到哪裡去了」(99)不過,當乾隆讀到第四十六回時卻大為吃驚,發現《石頭記》竟與自己相關[18],可見「寫書的人又不是一個等閒的人物。」(99)於是乾隆懷疑各地的邪書異說是否正興熾著:「全國又有多少類似《石頭記》這樣的書?乾隆能夠由得這些漢人亂謅什麼寶玉、寶皇帝嗎?」(100)

原來《哨鹿》裡的乾隆不僅是《紅樓夢》的讀者,且正以「接受」的觀點,將自己牽扯進《紅樓夢》的棋譜內。不過就艾柯看來,乾隆這個讀者不過是在「利用文本」而非詮釋文本[19]。重點是,西西透過在《哨鹿》中搭設戲臺;讓乾隆/讀者難分虛實,恍如立處迷霧之中,同時藉由穿插乾隆讀思《紅樓夢》的片段,織就真假/虛實之文字錦鏽,透顯「胡說」、「真事隱」、「假語村」的書寫質素。更進一步來說,即使建立在史實的基礎上,小說家西西仍樂衷於「滿紙荒唐言」的撰構。

五、從「滿紙荒唐言」到「永不終結的大故事」

《紅樓夢》第一回寫到,曹雪芹於《金陵十二釵》纂目錄、分章回後,曾題一詩絕,首句即是「滿紙荒唐言」。在西西筆下的乾隆的眼中,《紅樓夢》真是胡說,不過滿紙荒唐言,如何能與「紀實」的正史相匹。但如今從多元觀點審視,《紅樓夢》所獲得的極高評價,絕非荒唐言。我們或可以韋勒克的「展視主義」,為《紅樓夢》超越時空的永恆價值下一註腳:「一件藝術作品,既是「永恆的」(那就是說保持著某些同一性)也是「歷史的」(那即是經歷過一段可以追溯的過程)。」(67)據此,《紅樓夢》不斷為其後讀者所接受、為作者所延異的豐富內蘊,正充分窮盡了「展視主義」的涵攝。

這也正是「西西式」的「永不終結的大故事」之精神。西西在〈永不終結的大故事〉中,表示文學經典可被同時攤開併讀,故事中的主角「我」,喜將卡爾維諾、米蘭昆德拉或安伯托•艾可的書籍同時閱讀,將不同故事中的相似場景或橋段互為連結,最終形成一個「永不終結的大故事」。從閱讀出發,西西在閱讀與創作的遊戲/實驗場域內,延展出創意的「文本生命鏈」。

韋勒克不也說:「無論文學和其他的價值有什麼樣的關係,書籍總是受其他書籍的影響,書籍總是模傚、嘲訕、改造別的書籍——並不只是在嚴整的時間順序上尾隨著。」(394)《紅樓夢》讓書本啣續書本,讓文本再生產文本,讓創意細胞瞬時分裂。

《紅樓夢》因此是「永不終結的大故事」,她的再造生命釀築了中國版的「一千零一夜」。而我們知道,像西西這樣的一個讀者/作者,轉化了《紅樓夢》並帶領讀者穿越另一座虛構森林。於是我們也知道,在《紅樓夢》跨時空的龐巨文本內,西西被敘說,被表述。

 


 

參考書目

西西《花木欄》,台北:洪範,199011月三版

西西《飛氈》,台北:洪範,1996年5月

西西《我城》,台北:洪範,19998

西西《西西詩集》,台北:洪範,20005

西西、何福仁《時間的話題──對話集》,台北:洪範,199512

韋勒克、華倫,王夢鷗等譯《文學論》,台北:志文出版社,200011月再版

陳潔儀《閱讀「肥土鎮」——論西西的小說敘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

張京媛主編《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1

劉夢溪《紅樓夢與百年中國》,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1

《李煦奏摺——紅樓夢研究資料之三》,台北:里仁書局,19858

米克•巴爾著,譚君強譯《敘述學:敘述理論導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11

W.C.布斯著,華明、胡曉蘇、周實譯《小說修辭學》,北京:新華書店,198710

安貝托•艾柯著,黃寤蘭譯《悠遊小說林》,台北:時報出版社,200011


 


[1] 根據義大利符號學者安貝托•艾柯(Umberto Eco)的說法,典型讀者是指「不牽涉個人情感、能隨電影開懷、能消化故事的觀眾。」這種類型的觀眾(或者書籍讀者)就是艾柯所謂的典型讀者(Model reader),即「文章在創寫之初就預定的完美的合作對象,也是想創造的對象」,不同於「將文本作為裝載自我感情的容器」的「經驗讀者」(empirical reader)。詳見《悠遊小說林》,頁14

[2] 安貝托•艾柯將閱讀虛構文本比喻為在森林中漫步。

[3] 由布斯所提出,意指經驗作者所塑造出來的一個「理想的、文學的、創造出來的替身」。詳見W.C.布斯著,華明、胡曉蘇、周實譯《小說修辭學》(北京:新華書店,198710)84

[4]從西西與朋友的對話中,不難發現西西歡迎讀者的詮釋:「我的朋友說:你一定是喜歡密西西比河了。我說:嗯。我的朋友說:你一定是喜歡陝西西安了。我說:嗯。你一定是喜歡西西里島了。我說:嗯。我的朋友說:你一定是喜歡墨西哥和巴西了。我說:嗯。後來,我的朋友不再說甚麼你一定是喜歡聖法蘭西斯•阿西西了等等,我也不再「嗯」了。……我的朋友說:你一定喜歡西西弗斯了。我說:嗯。我的朋友說:你一定是喜歡西班牙和西印度群島了。」見西西〈造房子——代序〉收入《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洪範,19844月,頁1-2

[5]接受美學的重要理論家伊瑟爾強調,一旦讀者彌合了空隙,交流便即刻發生,「空隙的功能就像是一個樞軸,整個文本——讀者的關係都圍繞它轉動。」伊瑟爾〈文本與讀者的交互作用〉,收入張庭編《接受理論》(四川文藝出版社,19895),頁51

[7] 見陳潔儀《閱讀「肥土鎮」——論西西的小說敘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頁15

[8] 西西與何福仁的對談「怎麼開始一個「時間」的話題」中,以為「如何開始一個『時間』的話題」必須從文學、電影、藝術談起,在西西看來,梁祝、羅密歐與茱麗葉是時差的悲劇,電影《回到未來》玩得則是時差的科幻喜劇,其他如馬逵斯的《百年孤寂》、張愛玲的《對照記》、莫言的《爆炸》、狄德羅的《拉摩的姪兒》等,皆可以從敘事時間、自然時間的交纏互動予以詮釋。詳參〈怎麼開始一個「時間」的話題〉,收入西西、何福仁《時間的話題對話集》,台北:洪範,19974月。

[9] 《李煦奏摺——紅樓夢研究資料之三》台北:里仁,19858月。

[10] 詳見《李煦奏摺》中的「進端午龍袍摺」(5)、「蘇州雨水調勻摺」(92)、「風聞浙江台州有人海上起事抗拒官兵摺」(117)

[11] 這點康來新教授曾於「戀楝台灣」中〈《紅樓夢》的發生學〉提及。

[12] 指李煦。曹寅是李煦的妹丈,當時為內務府包衣。曹寅任蘇州、江寧織造二十餘年,曹、李兩人皆擔負著玄燁交付的特殊使命,因此曹、李兩家憑藉著與玄燁的特殊關係,構成了一個「聯絡有親」、「榮損與共」的特權豪族集團。關於曹學的緣起、曹寅的歷史地位等議題,可參劉夢溪的《紅樓夢與百年中國》(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1)第三章〈紅學與曹學〉,而李煦與曹寅的關係則可參《李煦奏摺•前言》。

[13] 見海登•懷特〈評新歷史主義〉,收入張京媛主編《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1月一刷),頁165

[15] 史景遷(Jonathan D.Spence)為耶魯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英籍的史景遷因景仰中國史學家司馬遷顧名之。原以歷史學文學為主要研究,後轉向中國近代史,1965年以博士論文《曹寅與康熙皇帝》獲准留任耶魯任教,其重要著作包括《意欲改變中國的西洋顧問》、《胡若望的疑問》、《婦人王氏之死》、《天安門》、《利瑪竇的記憶宮殿》、《康熙自剖》等。史氏的教學素以善用文學質素引起、強化學生的歷史感,同時擅於結合史學見解及文學的敘說技巧,「使他的著作在描繪情境與人物一事上予人以小說式的感覺。」因此本文談及「小說家」西西從歷史素材轉化為文學創作資源時,「史家」史景遷的參照應可深化歷史與文學的「紀實/虛構」辯證。

[16] 見史景遷,黃秀吟、林芳梧譯《胡若望的疑問》(台北:唐山,19965)封底推薦。

[17]艾科以為:「我們能識別出虛造敘事,還多虧『側文本』的幫忙,也就是圍繞著文本的外在訊息。」通常側文本的訊息表現在書名頁上的「小說」,或作者的「小說家」身分。

[18]西西《哨鹿》中提及,因《紅樓夢》第四十六回寫到鴛鴦不願為妾,竟說道:我這一輩子莫說是寶玉,便是寶金、寶銀、寶天王、寶皇帝,我橫豎不嫁人就完了,「這一段話,可數到乾隆的頭上來了,乾隆尚未即位時,乃和碩寶親王。如今,這《石頭記》可不是明明指的是寶皇帝乾隆?」,由此見諸西西的創意加工和文學戲法,詳見《哨鹿》頁99

[19]艾柯以為,若讀者在虛構森林裡搜尋的是個人記憶的事件,那麼他就是「利用文本」,而非「詮釋文本」。見《悠遊小說林》頁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