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的詮釋權──收編與逆寫
簡文志
台灣•佛光大學 文學系助理教授
在全球化的視野之中，「世界華文文學」的概念正能夠體現各地華人文學的重要性與獨特性，可以解消大中國「父性生殖」的霸性詮釋（馬華文學或新華文學經常被「強命」爲域外的簡體版），也能夠自「後殖民」的論述中脫蛻。
根據薩伊德(Edward
W. Said)的研究發現：「『民族』是一個會産生順服的緊繃且不可原諒的權利接受器。」爲了避免這樣的強制性，可以參照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提出的「想象的群聚」(imagined community)，也就是能夠容忍多元文化與人種，則「想象」是對種族血緣的破解。於是，想象中華是世界華文文學的基礎內涵。
在以「中華」（中國乃地理名詞，中華乃歷史名詞）爲想象疆域的世界華文文學論述框架之中，「多元中心」的概念恰可以旋篩掉「正統」、「異端」、「典律」與「邊緣」等單調的教條宣諭。「多元中心」的構想當是針對這「一元」中國的窒息氛圍。在此「假設命題」尚未出現之前，各地的華文書寫只是「嫡系論述」，中國的跨下即是天空，我的現代舔舐，是你的過去排泄；於是我剔肉刮骨，只求昂立於千里之外。
然而，多元中心的概念容易因中心的大小，而再度複製中心與邊緣的命題。於是，當學界甩唇噴涎、高談後現代的時刻，「戲擬」似乎是對假設命題多元中心的嘲諷。我們當知，多元中心理念之困難；困難，卻不妨礙建構遠景。
即使提倡世界華文文學，還是可以發現來自邊緣的「掙扎敍述」。我們的遠景，就是關注弱勢或發展中的各地華文文學，不能總是聚焦在臺灣本土或中國神話的內核，要體認地方的原創與生趣，助以提升各地華文文學的質地，邁向真正的世界華文文學。
「流動」的人口乃現代地球村之必然，應該受到疼惜與照顧，不要讓孤獨的身影成了一種自傷的情調。文學或是書寫者，必是睜著一對雙重視域的複眼，兩地觀照，掌挪彩筆，恣情潑繪，突顯在地的詮釋權。
而「華」字標示母臍血緣的陰性圖騰，「華文（語）」訴說著同文同種的「歷史」情結／情節。然而，「中華」的意涵，隨著時間與空間的轉移，早已在認知上産生變化，「華族」也早已不再是單一的精神共同體，而是體式各具，精神獨存。同樣是華人，海外華人以節慶標示文化的認同；中港臺的節慶可能不若其他華人居住的地方熱鬧。於是，中華文化仍在海外延伸綿長，這就形成在地同化與中華文化選擇上的困難。選擇在地同化則是文化歸屬的焦慮，如美加華人；選擇中華文化則陷入邊緣國民的困境，如馬來西亞。在臺灣，「單一義」的中國符旨退卻，徒剩符征，各自在文學中表述臺灣大於／等於中國的政治語意。
「華文」在開枝散葉之後，「世界華文文學」於焉成形，獨特的在地精神與虛弱化／焦慮化的「唐山意象」匯流，於是中國、台港澳、新馬東南亞、美加、歐洲、澳紐與微弱的東北亞，在在顯示各地華文文學合力建構世界華文文學，成爲彼此牽引的體系，能夠各自散發奇香異采，迤邐異域文風，而形成體系內的多元風格，以此宣示邁向世界華文文學一體化的格局之不可能，也不必要。文學的生成是一種意識型態，一個「純粹」的華文文學，事實上從未共存。
「世界」正在改變中，世界的體勢將不再是「唯一」，轉化之後，華文／華文文學基碼變異，既熟悉且陌生，親切且疏離。而綜觀各地華文文學的特質，面對「華」字的內涵，短短時間內，竟也勇敢地走過「破—立—蛻—存」的四個階段，得到梳理後的風采。
在世界華文文學當中，台港澳文學的發展，是相當重要的另一個中心，具有「彙集／輸出」的系統功能作用，近悅遠來，沒有島嶼的偏狹視野，能夠克服地理的限制性；而台、港、澳的情形又且彼此相識不相似。
「臺灣文學」的「台」字顯示了禁入了意識形態的鬧區，卻也讓某些早已亟欲另外尋親的論述，獲得「釋華」的渴切，於是獨派論述於焉而起。不管是釋放中華，或是從中華釋放，撕落大中國符碼爲必要之閹割。
中國維持「勢華」（中華的姿勢）之必然；東南亞、或者是澳紐、歐洲的華文書寫，則在「勢華」的姿態上，配合在地特色的融入，美學於焉流轉。
好的身分常常是一種優勢，也是決定發聲的位置。然而，我們看到已然是「臺灣人」的張貴興，沒有刻意加強「台制」的本土論述與在地主義的企圖，反而在流動之間，在情欲燦然之際，沒有島嶼視野，將「原鄉」與「新鄉」結合，建構成「臺灣文學」與「馬華文學」的新品種，這勿甯是世界華文文學最寶貴的資産。
且從「理論－－實踐」之間轉換的困難度來看，實際上身分「安置」後的心態，「轉型」成在地的世界華文文學，語言的（刻意／非刻意）運用看得出身份安置、心態轉型是否成功的；但是，即使安置、轉型不成功，或者間會流泄鄉愁與心事，其仍然是不同於中國文學，如臺灣的李永平，會被某種狹隘的評論框架中揪出，是不符合臺灣本土主流期望的；但是，李永平屬於臺灣文學與馬華文學雙系統的重要資産，亦殆無疑義。
再者，文學傳播的發展，加速各地文學的流動與瞭解，增進彼此文學活動與影響。如臺灣臺北市的駐市作家中，中國作家群粉墨登「台」，莫言、王安憶、王丹、李銳相繼爲臺灣文學與環境注入新的成分。則臺灣文學史的書寫者，如何處理？如何處理臺灣文學中的中國文學？臺灣文學在新馬流通（新馬的臺灣文學出版品，報紙刊載臺灣作品），新馬文學如何能等閒視之？余光中、馬森能否納入香港文學？於是，就産生文學史的收編與逆寫之可能，小區域文學也能涵蓋大區域文學。
在世界華文文學的概念之中，所有的「屬性」當是模糊的，刻意強調臺灣性、馬來性，或者中國性反而是一種困擾（旅台馬華作家更在「台」、「馬」、「華」字上困擾或被困擾）；惟有模糊界限，回歸文學的辭彙與本位，才能解決屬性的焦慮。因此，中國除了中國性，更可以有地方性；臺灣又何必要在意本土性。再者，各地華文文學爲了刻意突示內在效忠巍巍中華文化的屬性，矯揉造句，蔚爲典文，文字成了「書面中國」、「字面鄉愁」，造成陌生化效果，舉手發言反而暴露了「外華」的身份，縱使沒有在地特色，刻意的標明中國性，又有何不可？其實，各地的華文文學／華文文學書寫者，本身就有建構自我記憶的權力。今日提倡世界華文文學，所應關注的，當是文學性與精彩度，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