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台灣近年「艱難文論」的一些觀察和評論

黃維樑

前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現任台灣佛光大學文學 系教授

（本文之正文部分，曾以〈唉，艱難文論〉之名發表於2004年4月4日《聯合報副刊》）

年輕的學者對研究生說，你們要認識西方的文學批評理論；[1]要運用理論去研究文學，去撰寫論文。年輕的學者用中英夾雜的語言，向研究生介紹最近的文論：心理分析學不新了，馬克思主義不新了，新批評不新了，結構主義、解構主義不新了，女性主義、後殖民主義也落後了；現在流行的是文化研究；大家都來文化研究吧！[2]

研究生奉年輕教授之言為南針，都去學理論、啃理論，種種新的或半新半舊的當代理論；聽課之不足，還自行組織讀書會，捧讀傅柯、拉崗等等的當代文論的中譯。[3]把鐵柱磨成針真是艱難的事，磨啊磨啊，手起繭了，甚至磨損了手，刺破了手，磨白了少年頭，針呢？卻左搖右擺，指不出什麼方向。艱難的磨練。年輕的學者，在老招牌的《中外文學》一篇文章裡說：不用某種主義，就不能「對學術積累有甚麼幫助」；「我甚至覺得，整個古典文學都該從頭『艱難處理』一番，否則根本不可能了解文學史」。[4]

數十年前，我們有晦澀的、朦朧的、艱難的詩，現在我們有晦澀的、朦朧的、艱難的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了；然而，為什麼要對文學作「艱難處理」呢？運用文論以寫作文評的目的，在於幫助讀者認識作品、欣賞作品，在於評斷作家、作品成就的高下。文論、文評為什麼要艱難呢？二十世紀中國人從西方引入的多種艱難理論，對我們了解李白的飄逸、杜甫的沈鬱有何幫助？對我們欣賞諸葛亮的「隆中對」和林黛玉的《葬花吟》有何幫助？我們可曾用艱難的解構理論來評選「三十本文學經典」？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可曾根據艱難的典範（paradigm）理論來撰寫得獎者的讚詞？

艱難處理的論文，說穿了，泰半不過是「以艱難文飾淺陋」（西方有the elaboration of the obvious一語）的現代八股文而已。新科的博士要成為教授，資淺的教授要升級、要成為資深，不出版就完蛋，於是不得不參與這些艱難的智力遊戲。「艱難處理」有「真的艱難」和「假的艱難」之別。真的還好，「真積力久」，可能不無收穫；假的簡直可惡，君不見八年前的Sokal Hoax事件（香港有人譯作「騷哥戲弄事件」；騷者show也，台灣譯作「秀」）嗎？[5]騷哥教授製作了一篇長而艱難的學術論文，投給著名學報《社會文本》（Social Text），蒙其編委及匿名評審袞袞諸公「青睞」審查通過，予以發表。發表之日，騷哥預先寫好的惡作劇式事件本末聲明也公布了。原來其大作弄虛作假、胡說八道，一大堆的術語，一大串的徵引，都不過是裝腔作勢、眩人耳目而已。美國的學術界為之騷動。七寶樓臺，拆卸下來，不成片段，而且材料都是贗品。詹明遜（Fredric Jameson），曾光臨台北與北京大受歡迎的文論名家，列為《社會文本》的編委，不知當騷哥的艱難假文本舉世矚目時，作何感想？難道可引解構主義的「任何閱讀都是錯誤的閱讀」高論以解其嘲？

其實西方一向有反艱難之士。半個世紀以來，從布希（Douglas Bush，不是講話常常不清楚的小布希總統）到阿伯拉穆斯（M. H. Abrams）到布扶（Wayne Booth），都曾譴責「文論的艱難主義」（且容我鑄造這個明白曉暢的新術語）。[6]《批評探索》（Critical Inquiry）2004年冬季號發表了布扶的《致所有關心文學批評前途的人》一函，是文論名宿對當前歪風的聲討，其力度不下於老將黃忠揮舞的寶刀。布扶不服老，向同輩和後學建言，包括對學報的忠告：「編委不能完全看懂的論文，就不要發表，即使論文作者是名家。」[7]我們讀來彷彿仍然感受到騷哥事件的震撼。

學術似乎非高深、艱深以至艱難不可；這是個人文社會學者追求深奧——像高深科技那樣深奧——的時代。反艱難的言論，就像和平分子反對霸權超強國發動戰爭一樣，大概起不了甚麼大作用。一九六○年代的台灣現代詩，晦澀虛無等西化徵狀明顯，關傑明在一九七二年二月發表文章，表達不滿，斥那些生吞活剝、東拼西湊的分行書寫為「文學殖民地主義的產品」，[8]但艱深晦澀者大多如故。文化的殖民地上，自命時髦的知識分子，視中西古代的遺產如無物，最喜歡新潮前衛的事物，詩如此，文論如此，連教育理論也如此。黃光國去年批評教育改革，痛貶台灣為「美國學術殖民地」。[9]

台灣深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影響，以致有論者認為她淪為學術文化的殖民地。平心而論，台灣的學術文化一直有其本土化、中華化的一面。[10]就文論而言，顏元叔與歐陽子當年都不前衛地艱難，後來的黃永武、柯慶明、龔鵬程等等，[11]也都頗能西而化之。

文論的殖民地之說雖過於誇張，不過，目前艱難文論之勢頭旺盛，食西不化之風仍熾熱，這至少是可嘆的半個殖民地。當然，中國大陸和香港的不少文論之士，也深受艱難主義之害，這是題外話了。[12]

【附錄】

詩谷清音—美國學院老將批當前文論界歪風

黃維樑

當代西方文學理論，不斷「入侵」中文學術界。崇洋趨新之士，受某些理論影響，言必「解構」，文必「後殖」，文學批評變為「文化研究」。崇趨之士，往往對不知所云的艱難理論，人云亦云起來，以致連篇累牘的學術論文，深入深出，艱奧晦澀，讀起來好像是長篇的朦朧詩。艱難文論之風，在海峽兩岸三地的文學學術界吹了多年，頗為猛烈。正在哀文論多艱之際，我讀到美國文論界老將布扶的一封書信，精神為之一爽。

布扶(Wayne Booth)越洋飛來的是一封公開信，題為《致所有關心文學批評前途的人》。信函刊登在最近一期即2004年冬季號的《批評探索》(Critical Inquiry)上。布扶長期任教於詩家谷大學，現為該校榮休教授(professor emeritus)。他趁去年美國文論界群英谷中論劍之際，發表此函，筆鋒所及，我相信已刺痛刺傷了當代不少名家及新秀，乃至刺出了日後一些文壇恩怨。

布扶為詩家谷派文論大將之一，以修辭學見稱，有《小說修辭學》(The Rhetoric of Fiction)和《反諷修辭學》(The Rhetoric of Irony)等名著。布扶在公開信中說，霍米巴巴(Homi Bhabha)等人的論文他是讀的，也頗能欣賞；然而，他但願曾對他們耳提面命一番，教他們怎樣造句綴段，把文章寫得清晰可解(intelligible)。看官，霍米巴巴是什麼人？是後殖民主義文論權威，是哈佛大學數年前重金禮聘而得的講座教授！而布扶要教他怎樣寫好文章。布扶倚老賣老耶？嫉妒青年才俊耶？(巴巴現年五十五歲，已是中年或後中年了。)

這實在是有感而發，布扶感慨太深了。在公開信中，他謔稱自己是老笨蛋。這個老笨蛋和它相熟的一些老讀者，讀著時下《批評探索》的眾多文章，全然摸不著邊際，被嚇跑了。布扶常常擲卷興嘆。太息之餘，他苦苦勸告《批評探索》的編委：你們「不能完全看懂的論文，就不要發表，即使論文作者是名家」。

老了，榮休了，無能為也矣？三十年前《批評探索》創刊，布扶是編委之一。此刊物是「詩家谷學派」的園地，為的是宣揚學派的理念，那從阿里士多德《詩學》傳承而來的價值：文學重視藝術質素，作品結構嚴謹尤為關鍵。詩家谷學派與新批評學派(The New Criticism)同中有異，其強調文學性、藝術性則一。鏗鏘而耐讀、字字皆珠璣的詩，自阿里士多德以來所珍視的，乃吾家之事物。而今，滾滾而來的學術界後浪，汹汹滔滔，竟然連文章的可讀性也不顧了。理論，理論，理論，一味理論，多少惡多少假多少艱難，以汝之名而行之！這些理論究竟有什麼用？難怪布扶公開信發表之日，也是《批評探索》主辦的座談會舉辦之時，引來了《紐約時報》的貶抑性報導：「最新的理論就是理論沒有用」。

艱難的文論，使人擲卷。這些文論，且與批評無涉，使布扶幾乎憤怒了。當今的文論，對作品優劣高下的評斷，多不措意。從前布扶讀過的論文，每每使人驚喜。「啊，上帝！我從前沒有好好閱讀那部作品，不知道它怎樣偉大；這論文的作者真正指引我該怎樣讀，怎樣看到它真正偉大之處！」這才是當行本色的批評家的作用，而現在幾乎絕響了。老將布扶，就是不服，在詩家谷的夕照中，「詩是吾家事」，揮其未老之筆，續成其名山之業：他下一本出版的書，將要強調修辭研究之價值。他甚至說此書是一宣言。

詩家谷學派又稱為新阿里士多德學派，把古希臘阿氏的文學理論發揚光大。阿氏有《修辭學》一書，影響雖然沒有《詩學》那樣大，卻也非常深遠，至今仍是經典。布扶的新著，想必因革通變，我們有厚望焉。

布扶的反對艱難、回歸評價之說，我讀來如獲清風明月，爽悅何似！本來這些主張，中華學術界的卓識之士，早已提出。奈何西風至今仍然壓倒東風，崇洋趨新者聽不進華夏自己的聲音。現在我接收到詩家谷的清音，在此轉播。詩家谷就是芝加哥，詩谷清音，請君傾耳一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