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語的特色與價值


龔鵬程

台灣佛光大學創校校長•中國北京師範大學客座教授

 

 

一、對語言的思維

        人類什麼時候有了語言,誰也不知道;如何創造出語言,更沒人曉得。所以《文心雕龍.原道篇》就說是:「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把語言表達看成是人自然而然的行為。在有關語言起源的各種假想學說中,其說接近語言本能說。意謂語言能力是人的本能,其他動物再怎麼學也學不來,更不能發明語言(所謂「鸚鵡能言,不離飛鳥」)。而正因為是本能,故只要人心中有思有感,自然便會借語言來表達了。

相信語言是自然而有的,似乎也可以說明中國為何只有「倉頡造字」一類傳說,而無發明語言的傳說。蓋古人既認為語言乃人自然而有之能力,非神所賜、亦非某人之創造。

但語言之運用,主要是聲音的傳達。人在心有所思有感時,除了發聲之外,原即可用手勢、表情、動作等來表達,不一定非立言不可。故中國人特別指出一種語言情境,那就是在昏暗中,在手勢、表情、動作均無能為役之際,語言之用獨具優勢。《說文》:「名,自命也。從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以口自名」,所指即此。《釋詁》說:「瞑,聽也」,或〈玉篇〉說:「暝,注意聽也」,所指亦然。昏冥之中,聲音正是最主要的傳達方式。在手勢、表情、動作均無能為力之際,人才非使用語言不可。

 一些跟說與聽有關的詞,如命,《說文》云:「命,使也,從口令」;聆,「聽也,從耳,令聲」;令,「發號也,從亼卩」;問,「訊也,從口,門聲」;聞,「知聲也,從耳,門聲。睧,古文從昏」,大抵也都強調它在音聲傳達上的特點。隔門不見人,故以聲傳訊 ,適與昏夜不見人故揚聲以示意相似。

 人類學界有一種主張,認為人類發出聲音,最初都只是用以輔助手勢的,音節語也都多少會依仿著手勢語。但從中國人對語言這種聲音特性的認識及強調來看,古人並不以為語言主要是繼手勢而用或代手勢而起。因此,才會說音是「聲也,生於心有節於外」。漢語中凡從音之詞,也多有昏暗之義。如暗、闇、湆都是。換言之,每個民族都有語言,其起源也可能屬於自然本能,但中國人對語言特性的掌握卻頗有獨到之處,與其他民族不同。

基於對音聲的特殊感會,中國的語言發展當然也頗與其他民族不同。

            一般都把中國地區語言劃歸為漢藏語系。在這個語系底下再分侗臺、苗傜、安南、藏緬諸小系。有人認為漢語、緬甸語、藏語中有非常多相似的語根,因此它們可能來自一個已不存在的古老語言:漢藏語原型(Proto Sino-Tibetan)。但邃古難徵,漢語與藏語之關係,學界也仍多爭論,我又不太懂藏語,故以下僅論漢語。

            漢語發展的時間很長,當然頗有演變。例如中國人說養狗養豬,日本人就說是犬養豬飼,把賓語放在動詞前面。中國人聽了總要發笑,因為「狗養的」乃是罵人的話。可是古漢語中賓語前置的現象並不罕見,如《論語.子罕》:「吾誰欺?欺天乎?」就同時用了兩種語序,有賓語在前的,也有賓語在後的。又如漢語中量詞極為發達,一個人、一張床、一匹馬、一頭牛、一隻羊、一扇門、一根蔥、一尾魚、一葉舟、一方塘、一口刀、一把槍、一錠金、一泡尿、一坨屎,都有不同的量詞,印歐語系語言便不如此豐富。但古漢語的量詞使用原先卻較簡單,與印歐語系差不多。再者,印歐語系中複聲母的現象甚為普遍,漢語古亦有之。依古音學家之推考,古漢語中輔音接合的可能性,甚至更多於現代的印歐語,如dg-tp-dm-ml-nd-mbl-nh- 等均為現代印歐語所不習見者。但後來複聲母語終被淘汰了,漢語只以單音來表示。故由語序、量詞、複聲母等等這類事來看,漢語之演變不可謂不大。

            然縱觀漢語史,又可發現漢語的基本特質古今並無大異。其變化者,一是古有而漸豐,如量詞在先秦,雖已有之但尚不發達,魏晉才大量出現。這種變,其實只是發展,只是踵事增華。在古人說:「孚馬四匹,孚車卅兩」(小孟鼎)「卯五牛于二珏」(殷虛文字乙編,7645)「新鬯二升,一卣」(殷契粹編,525)「予光賞貝二朋」(三代吉金文存,十三卷)時,早已注意到每一物事之特殊性,故其後才會廣泛地以不同計量詞去指稱每一不同的物事。另一種變化,則是選擇的結果,例如上文所談到的詞序和複聲母。詞序漸漸穩定,以賓語放在動詞後面為主,複聲母則遭放棄,都是有意識的作為,故是變本而加厲。

           這也就是說:語言雖然是每個民族都有的,中國人也認為用語出於自然,但對語言的意識,各民族並不一樣。各民族語言之所以不同,即肇因於此。本於這種「對語言的思維」,各民族分別創造了他們的語言。漢語相較於其他語系,所具有的特色,便可顯示古人在造語時特具的思維狀態或傾向。順著這些狀態或傾向發展,後來漢語遂越來越與其他語系不同了。某些與其他語系類似的語言現象,則也已逐漸淡化或改變。語言,為人禽之分的界限,人文起始於此。故對語言的思維,也是思想史的起點。中國思想史,即應由中國人如何看待語言、如何創造語言、如何發展語言特色講起。

 

二、詞的特點

        從語音形式看,漢語的詞,有單音節的,如天、地、山、水;也有多音節的,如觀世音、王八蛋、社稷、君子。但多音節的詞,其實仍是單音節詞的綴組,其詞單獨仍可成立,故多音節的複合詞,僅是單詞在使用上的輔助或變化。正因為如此,語言學界普遍認為:整個漢語,乃是一個與其他語系極為不同的單音節語言體系。

         單音詞的特點,是簡無可簡,結構上已不可再分。一個詞指一件事、一個概念、一個動作、一項基本性狀。而詞音與其所指之間,則亦非毫無關聯的任意編派。

古代的語音現象,如今當然已無法復原了,但部分語音現象仍可於文字中尋其遺跡,因為文字本來就有部分記錄語音的功能。歷來均說中國文字為象形,殊不知漢字十之七八是形聲,形聲的音符部分就是表音的。轉注、假借,在漢語及漢字中亦屢見不鮮。而兩者也都與音有關。假借是同音字相替代,轉注是有聲音關係的同義字。同音字可以替代有聲音關係的字、可以同義互訓,正表示古人認為聲音與意義是有關聯的。某事某物之所以喚為某某,非任意為之,聲與義相關,故同音者義近,可以替代或互相解釋。同理,形聲字的聲符除了表音之外,亦有表義的功能。這個道理,清代王念孫、段玉裁等人均曾予以闡發,認為形聲必兼或多兼會意,如支聲詞有分支義,肢、枝、歧都是;少聲詞有微小義,杪、秒、眇、妙都是;囱聲詞有中空義,窗、蔥、聰都是;侖聲詞有條理義,綸、論、倫、輪都是;交聲詞有糾纏義,絞、狡、餃、校、跤、咬都是;奇聲詞有偏斜義,倚、寄、畸、騎都是;皮聲詞有分析或偏頗義,披、破、簸、頗、跛、坡都是。古代詞書,如劉熙《釋名》;或近人著作,如章太炎《文始》、高本漢《漢語詞族》,也都循此原則去因聲求義。

        因聲求義之方法也可以找出漢語的同源詞。例如枯、涸、竭、渴、槁,聲音和意義都相近,即是同源詞。此類詞不見得字形相近,而純是聲音的關係。如背、北、負、倍,均有相反義;逼、迫、薄,均有靠近義;冒、蒙、冥、盲、霧、瞀、夢、眠,均有迷濛不清義;陟、登、騰、乘、升、蹬,均有升高義;無、莫、靡、亡、昧、罔、蔑、勿、毋、不、否、弗,均有否定義等等。這些詞,更明確體現了音與義之間的關係。

單音詞,一詞一義,且詞之音義如此密切相關,這些都是漢語的特點。然而,漢語另一些特點,恰好是與它們相反的。比如,一詞多義。

            單音詞是最簡化的詞形,一詞一義。但詞義因人類文明發展越來越繁、指涉越來越多,勢必越來越擴大,這時單詞便不敷使用了。除非不斷增造新詞,像印歐語系那樣,詞典越編越厚、收詞越來越多。可是,漢語語音的音節單位是有限的,單詞並不能像英語那樣增造新詞。此時就會出現派生詞(如有虞、有夏、勃然、莞爾)、複合詞(如壁虎、土虱),不再只用單詞。甲骨文的複詞已有35個,金文便達237個,後來越來越多。因一詞一義的單詞,會隨機與另一個單詞組合而再變出另一個詞及另一個意思來。所以也不需另造新的單詞。

  另一個讓單詞不增加而又能適應指義需要的辦法,就是讓單詞可以指不同的義,一詞多義。這看起來與單詞原來確指一事一義相反,但詞義的來源若在音聲,則聲變有限,義指無方,一聲之中本來也就蘊涵多種意謂。如後來常見的釋義法:「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易緯.乾鑿度)「詩有三訓,承也、志也、持也」(毛詩正義.詩譜序)「深察王號之大義,其中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黃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王」(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都是以一音之周流說義蘊之多方。可見單詞多義,有其必然性在。中國人也善於掌握這個原理,好好地發揮了一番。

如何發揮呢?一詞多義雖然是各民族語言的普遍現象,可是漢語單音詞的多義狀況最特別。本義、引申、假借,可以多義流轉到匪夷所思的地步。如繩,是繩索,是繩墨、糾彈、正直,也是懲辦(繩之以法)。引,是開弓、拉長、引導,也是拿取。首是人頭、首領、發端、首要、朝向,也是自首。歸是回家、出嫁、滙聚、歸屬、依附、自首、稱許、趨向、委任、歸還、終於,也是死亡。凡此等等。詞義非常廣延靈活。

其中更為特別的是「正反合義」和「詞性不定」。

        一詞多義中,往往包括了完全相反的兩種意思,謂之正反合意。如花落,是指花的生命結束了;大樓落成,卻是說樓剛剛建好。故《楚辭》所謂:「餐秋菊之落英」,可能指的就是始英而非殘卉。落,兼開始與結束兩義,相反相成。同類者,如亂,治也。亂與治恰好含意相反。一個亂字即兼治亂兩義。面,既是面對面又是相背,如面縛就是指反背而縛。薄,既是少,又是多,如薄海騰歡之薄。逆,既是違背又是迎接。息,既是氣息又是停止休息,既是增長(如利息)又是減少。隱,大也。廢,大也。歸,往也。戻,善也。危,正也。誕,信也。虔,殺也。嗇,貪也。讓,詰也。寥,深也。困,逃也。亢,遮也。眇,遠也。……。這些都是正反合義。乖,既是乖張也是乖巧。易,既是變易又是不易。其他語文中非無此類語例,然遠遠不如漢語普遍。傳統訓詁學上所謂「反訓」,所指即為此一現象。蓋為常態,並非特例。

詞性不定,則是因一詞多義,繩指繩索時是名詞,指繩人以法時就成了動詞,很難定稱某詞的詞性如何。本來,跨詞性的詞,各種語言中也都有,如英語的fire是名詞火,也可以是動詞點火。Home是名詞家、動詞回家、形容詞家鄉的,也可以是副詞在家。但漢語情況特殊。印歐語言,可以依詞性不同分為八類: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介詞、連接詞、嘆詞、冠詞。漢語則自《馬氏文通》模仿印歐語也分詞為九類(加了一類印歐語所無的「助詞」)以來,爭議不斷,大部分語言學家都主張漢語之詞性難定或可以活用。「春風風人」,上風為名詞,下風為動詞,風又為風化之風、風教之風、風詩之風、風動之風、風土之風、風諫之風,義不定,詞性也就不定,很難把詞分類。

一詞多義、正反合義、詞性不定,都是其他語言也有,但漢語特別普遍的現象,可稱為漢語之特色。助詞則更是特色了,因為印歐語就沒有助詞。

清末馬建忠編《馬氏文通》時,發現漢語沒有冠詞,而助詞(如的、呢、嗎、也、乎、焉、哉)卻很多,所以特立了助詞一類。謂此乃「華文所獨」。漢語中為何會獨有這類詞呢?在甲骨文時代,助詞並不發達,周秦兩漢才逐漸形成的「虛詞」系統,計有三十幾個虛詞。虛詞是與實詞相對而說的。詞分虛實,這就是漢語的特點,其他語言並不這樣分。而正是在虛實相對的情況下,虛詞系統越來越完備、虛詞越來越多,許多實詞虛化成為虛詞,如也、聿、其、豈、因、而、然、亦、且、勿、弗不等本來都是實詞,後來才用為虛詞。虛詞體系越龐大,助字當然也就越來越增加了。其重要性也越來越獲重視,《文心雕龍》就說:「至於夫、惟、蓋、故者,發端之首唱。之、而、於、以者,乃劄句之舊體。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認為這些虛詞:「巧者回運、彌縫文體,將令數句之外,得一字之助矣」。對於傳達語氣、神情,虛詞助語確實功效甚大,漢語特別發展這方面,正可看出運用這套語言的中國人,其思維特性何在。

 

三、句的形態

以上說的都是漢語基本單位(詞)的特點。合數詞以構句,則形成另一些語法上的特點。

世上語言,可略分為四種語法結構:孤立語、粘著語、屈折語、複綜語。其不同可以看底下的例子:

    漢  語    

    俄  語    

                               我讀書。

                               你讀書。

                               他讀書。

                               我們讀書。

                              你們讀書。

                              他們讀書。

            Я читаю книгу

            Ты читаешъ книгу

            Он читаег книгу

            Мы читаем книгу

            Вы читаеге книгу

            Они читают книгу  

       這六句話裡,漢語的「讀」和「書」沒有任何變化。俄語的動詞читатъ隨著主語的人稱和數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形式,而книга也必須是賓格的形式 книгу。類似主語與謂語,形容詞修飾語與中心語的組合要求有嚴格的一致關係,動詞對它所支配的賓語也有特定的要求。詞在組合中這般多樣的詞形變化,在漢語中是沒有的。因為漢語和俄語正好代表兩種不同的結構類型。語言學中把類似俄語那樣有豐富的詞形變化的語言叫做屈折語,而把缺少詞形變化的語言叫做孤立語。漢語即是孤立語的代表。

        孤立語的主要特點是不重視詞形變化,但是詞的次序很嚴格,不能隨便更動。上述的六個漢語句子,每一個詞在句中的位置都是固定的。虛詞的作用很重要,詞與詞之間的語法關係,除了詞序,很多都是由虛詞來表達的。比方「父親的書」,「父親」和「書」之間的領屬關係是通過虛詞「的」表示的。這種關係在俄語裡就須用變格來表示:「книга отца」中的отцаотец(父親)的屬格。漢語、彝語、壯語、苗語等都屬於孤立語這一類型。

        屈折語的「屈折」是指詞內部的語音形式的變化,所以又叫做內部屈折。屈折語的主要特點是:有豐富的詞形變化,詞與詞之間的關係主要靠這種詞形變化來表示,因而詞序沒有孤立語那麼重要。像俄語的“Я читаю книгу”這個句子中的三個詞,由於不同的詞形變化都已具體地表明了每個詞的身分,因而改變一下詞的次序,比方說成“Я книгу читаю”,或者去掉Я,說成“Читаю книгу”或者“Книгу читаю”,都不會影響句子的意思。俄語、德語、法語、英語,都是這種屈折語類型。

        粘著語的主要特點則是沒有內部屈折,每一個變詞語素祇表示一種語法意義,而每種語法意義也總是由一個變詞語素表示。因此,一個詞如果要表示三種語法意義就需要有三個變詞語素。土耳其語、芬蘭語、日語、韓語就是粘著語類型。

        複綜語可以說是一種特殊類型的粘著語。在複綜語裡,一個詞往往由好些個語素編插粘合而成,有的語素不到一個音節。由於在詞裡面插入了表示多種意思的各種語素,一個詞往往構成一個句子。這種結構類型多見於美洲印地安人的語言。

        從孤立語和屈折語的比較來看,最大的差別在屈折語的形態變化多。其變化有以下各項:

(一)、。俄語和德語的名詞與形容詞都有性的語法範疇,分陽性、中性和陰性三種,不同性的詞有不同的變格方式。法語名詞也有性的範疇,但只分陰性和陽性。「性」是一個語法的概念,它和生物學的性的概念未必一致。例如德語的「das Weib」(婦女),「das Mädchen」(少女)在語法上是中性。其他各表事物的名詞也分成各種性,例如太陽在法語裡是陽性,在德語裡是陰性,在俄語裡是中性等等。這種分性的觀念,牆壁、門、窗、桌、椅都有性別,中國人常感莫名其妙。

(二)、。指單數和複數。如英語的名詞、俄語的名詞和形容詞都有單數和複數的變化。我國只有景頗語、佤語的人稱代詞有單數、雙數和複數的區別。在中國,若講到狗時,說「狗們」,也會笑死人。

(三)、。格表示名詞、代詞在句中和其他詞的關係。俄語的名詞、代詞的格有六種形式(名詞單複數各有六個格的變化,故有12種變化),修飾它們的形容詞、數詞也有相應的格的變化。名詞、代詞作主語時用主格的形式,作及物動詞的直接賓語時用賓格的形式,作間接賓語時用與格的形式,表領屬關係時用屬格的形式。英語的名詞只有通格和所有格兩個格,芬蘭語則有二十幾個格。中國人學外語,對這些格的變化,常感一個頭兩個大。

(四)、。表示行為動作進行的方式。英語動詞有普通式、進行式和完成式。「be + 動詞的現在分詞」表示進行式,「have + 動詞的過去分詞」表示完成式。

(五)、。表示行為動作發生的時間。以說話的時刻為準,分為現在、過去、未來。如英語「I write」(我寫,現在時),「I wrote」(過去時),「I shall write」(將來時)。英語語法中通常說的「現在進行時」,實際上包括時和式兩個方面:現在時,進行體;「過去完成時」則是:過去時,完成體。法語語法中通常說的「複合時」,也是包括兩個方面的,如「越過去時」(plus-que-parfait)實際包括過去時和完成體兩個方面。

(六)、人稱。不少語言的動詞隨著主語的人稱不同而有不同的形式。俄語、法語都有三種人稱。英語動詞只在現在時單數的時候有第三人稱。漢語不只無此變化,連我你他有時都很模糊,上海話說「儂」,有時指你、有時指我,即為一例。

(七)、。態表示動作和主體的關係。一般分為主動態和被動態兩種。主動態表示主體是動作的發出者,被動態表示主體是動作的承受者。

        以上這些語法的形態變化(性、數、格、式、時、態、人稱),漢語幾乎全都沒有;某些語法功能,則是用助詞來代替。例如「我吃了」表完成式,「我吃著」表進行式。其他形式上的表現只有語序。詞與詞綴合成句,由語序關係確定其含意。一些游戲語的故事,如主人逐客,下了條子說:「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卻被死皮賴臉的客人讀為「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或某君氣憤鄰居常來門口便溺,寫了告示:「不可隨處小便」,結果被鄰人改為「小處不可隨便」,把字拆開裱好了掛在廳堂上。這就都顯示了漢語中句子的意義,是靠不同的讀法、或對語序不同的處理而定的。

        不只此也。漢語一些結合字句的詞語,如前置詞、接續詞、關係代名詞也都不予重視;在組成一句話時,主語、述語、賓語、形容詞、副詞也都可以顛倒或省略;主語亦不具備印歐語式的主語功能;句子更可以沒有主語;主語與動詞謂語之間的關係又非常鬆散,不存在必然的「施事加行為狀態」及「被表述者(主語)和表述成分(表語)」等關係。這些,也都是它逈異於其他語言的地方。

        由於印歐系語言單詞本身有豐富的形態表現,體現豐富的語法意義,因此早在亞里斯多德討論靜詞和動詞時,就有了「格」形式的概念和「數」形式的概念。他把動詞和靜詞的所有「間接形式」(形態變化)都納入「格」的語法範疇中,還指出靜詞的「性」的區別。其後語法學之研究亦歷久不衰。印度則在公元前四世紀就有系統的《梵語語法》。可是,漢語的語法形態變化甚簡,只要明白了詞,又明白了詞序,句子自然就能通曉,不須做句法的形態結構分析。因此,從古至清末,中國只用訓詁之學去釋詞、用句讀之學去講明語序就夠了,根本沒有印歐語系中那樣的語法學。

        由此差異,亦可發現印歐語言顯示了較強的形式邏輯性,句子的謂語必然是由限定動詞來充當的。這個限定動詞又在人稱和數上與主語保持一致關係。句子中如果出現其他動詞,那一定採用非限定形式以示它與謂語動詞的區別。因此,抓住句中的限定動詞,就是抓住句子的骨幹。句中其他成分,均須藉位格或關係詞來顯示它們與謂語動詞的關係。而主謂語之分,又是從形式邏輯來的,以形成一種從屬關係句法。反觀漢語的形式限定很弱,詞序所構成的,乃是意義上的、事理上的邏輯關係,而非形式的(也有人稱為「意向性意涵的邏輯」或「隱含邏輯」)。故非「以形定言」之型態,乃是「意以成言」的。語意之明晰與否,不由形式邏輯上看,而要從詞意的關係上認定。

         語言學上稱此為「形態優勢」和「意念優勢」之對比。形態優勢的語言,講究形式邏輯的關係,時態、語態、人稱等均有明確的規定。語句的意思,可由結構形態上分析而得,故句意較為固定。意念優勢的語言,是意念(詞)的直接連接,不必仗賴形式上的鏈接,所以形約而義豐。對詞意本身的掌握越準確越深刻,句意也就發生了變化。有些人因此認為漢語不如印歐語明確、具形式邏輯性、含混、語意游移;以致用此語言所表達之思想也無明白的推理程序,顯得囫圇、簡單。有些人則推崇漢語拋棄了一切無用的語法形式,直接表達純粹的思想,把所有語法功能全部賦予了意念運作,也就是思維,僅以虛詞和語序來聯結意義。若把思維或概念外化為語言的過程稱為「投射」,則漢語是直接投射式的,英語等則須經詞的形態變化、結構成形等程式整合手續,所以是間接投射的。相較之下,漢語自有簡約直截的優點。

         「形式邏輯/意義關係」「形態優勢/意念優勢」「間接投射/直接投射」「以形定言/意以成言」等區分之外,印歐語與漢語還可以「動詞為主/名詞為主」來區分。漢語是以名詞為主的語言,動詞遠不如在形態語中那麼重要,注重名詞的基本義類,然後利用句讀短語組構語句。印歐語法則注重動詞的形態變化。上古漢語動詞還比較多,占71%,名詞占20%。現代漢語動詞則已降到26%,名詞高達49%。可見整個漢語史有朝形態簡化、動詞作用弱化、名詞作用強化的趨向。

 

四、漢語思與言

        意念優勢的語言,本來就以詞為主,而不以語法為重。它在一些缺乏語法形態變化的地方,要完成其語法功能,也仍然要靠詞。如前文說過的「我吃」「我吃了」「我吃著」那樣,詞本身無形態變化,但助詞可以完成時態表示的功能。數也一樣,數在漢語中也是以詞及詞彙表示的,如人們,加助詞以示複數;五匹馬,加數詞量詞以示複數;異議,以詞義融合表示複數;若干時日,利用表示複數的詞彙;重重關卡,以叠字示複;年久月深,以成語示複。這些都是運用詞彙手段(lexical means)的辦法。這種辦法極為靈活,因為詞與詞是可以隨機綴組的,因此它是個開放系統。語境不同,便可綴組不同的詞。其手段包括利用副詞、助詞(如竟、竟然、就、就像、真、想、多想、多麼、也許等);連詞(如若、假使、倘如、即使、本來、原本等);助動詞(如應、應該、理應、似乎、本可、會等)。

        以詞彙手段濟語法功能之用,當然更強化了漢語「以意為綱」的特點。屈折語中語法形態上的轉折,變成了漢語式的意念轉折。善於聽受漢語的人,也就不必去分析什麼句法的結構,只須注意其遣詞命語即可。

        注意遣詞命語,除了要留心其語法功能的詞彙手段外,當然還要斟酌玩味其所遣之詞。漢語的詞彙,本身也是頗有特點的。

        眾所周知,英語中上下兩代非直系親屬稱謂詞只有四個:uncleauntnephewniece。漢語中卻至少有十四個:舅舅、姑父、姨父、叔叔、伯伯(uncle);舅媽、姑姑、姨媽、嬸嬸、伯母(aunt);侄子、外甥(nephew);侄女、外甥女(niece)。若再考慮整個家族的情況,漢語親屬稱謂詞的數量更是驚人。須知漢語與英語在親屬稱謂上同屬「描述制」而非「類分制」,本來數量不應相差這麼多,但英語是稱謂的組合,漢語卻是詞素的組合,三十四個詞素(祖、孫、父、子、母、女、兄、弟、姊、妹、伯、叔、姑、舅、姨、姪、甥、岳、婿、夫、妻、嫂、婦、曾、高、玄、堂、再從族、姑表、舅表、姨表、內、外)合組起來可以達到369以上。可見親屬稱謂語多,本身就是詞彙組合所構成的。而其所以要組構出這麼龐大的稱謂語系統,則顯示中國人對親族關係人際網絡的重視。

        另一個龐大的詞彙群是飲食字。漢語中形容烹調方法者,在五十二個以上:炒、燴、燻、炸、爛、烟、燉、煲、爆、煸、烘、煨、烤、炆、煎、焗、灼、燒、焙、煮、滾、滷、蒸、熬、涮、淋、溜、涍、油、泡、汆、炰、沖、川、拉、削、搶、凍、硝、、切、撈、剁、飪、拌、醃、醬、醋、醉、酵、風。英語大約只有十來個。而僅是「吃」,與吃有關的詞彙就在一百二十個以上,有表能力的,如吃閑飯、吃不開、吃不消;表人的生活方式與手段行為的,如吃香喝辣、靠山吃山;表處事方法的,如吃老本、吃軟不吃硬、好漢不吃眼前虧;表經歷的,如吃苦頭、吃閉門羮、吃不了兜著走、吃力不討好;表心理,如吃醋、吃了定心丸、啞巴吃湯團;表屬性,如秀色可餐、味同嚼蠟;表狀態,如吃驚、吃力、吃重……。吃的語詞這麼多,豈不表示了中國人對飲饌的態度?

        語彙,表現的是民族對事物的關注現象。每個民族都有其親屬關係,也都要吃,但對親屬關係或飲食的認知、心理感受、意識內容都不一樣。就像天,英語裡也有天(sky),但sky源於古挪威語,指雲彩,故英語sky表示的乃是自然意謂的有雲彩的天空。漢語天則複雜得多,人窮則呼天,天有情感意蘊與神聖性。因此,此種詞彙也如親屬稱謂語或飲食詞般,可表現意識取向及人對世界有意向的認知狀況。

        此即古人所謂:「言為心聲」或「心生言立」。特殊的語彙,乃是內心世界之觀念叢,本此而展開對外在世界的命名或描述。那些實體詞(名詞),主要是用來命名的,山川花鳥草木竹石。那些描述語,如「有白馬,白馬非馬」「山外青山樓外樓」則是以話題型式建立的句子。

        這些句子,可能仍由實體詞構成,如「春風桃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古道西風瘦馬,小橋流水平沙」。句子都是話題型式而非命題型式。主謂結構不明顯。當然,句子也可能利用虛詞組成,如「時方隨日化,身已要人扶」,虛詞的作用不在表達語法範疇,而在顯示思路轉折,但詞無固定詞性,功能上的意義也不定。同樣地,實體名詞在句中一樣可以具有語法功能,一個句子沒有虛詞,沒有動詞助詞,照樣可以理解(但若習慣了印歐語及其思維形態,對漢語語意,可就拿揑不準了。民國以來,治思想史者,不乏此種毛病)。

        這特殊的詞語狀況,結合其語法特性,就構成了漢語獨特的型態。此一型態,與思維之關係,最明顯的,是句子短。即使是長句,也往往可析成若干短句,句中以意聯結,意斷則句絕。因此「離章辨句」非常重要,古代大學,要求學子入學一年後須有離章辨句之能力,即緣於此。不同的斷句法代表對語意之掌握有所不同,因此這是以語意為主的句子。語意之單位是詞,一詞一意,故一詞為一句的情況極多,至為簡約。短句在思維上代表簡捷、直接。中國人常常也有把一些複雜的事相或概念,濃縮為三、四個字的習慣,《三字經》及大量成語即為明證,思想是極縮約的。《詩品》稱陶淵明「文體省淨,殆無長語」,大約即是中國人對言詞運用的極則。此亦代表了思想上的要求,所謂「言簡意賅」或「文約意豐」,都是指這個特長。

         短句精簡的特色,因摒棄了機械式的關係結構,可能會使中國人不善於推理思維。漢語的概念直接投射型態,也使它較擅長直覺。但這部分,語言學界尚無定論,我尤其反對此說,因為推理思維是否一定只能是透過形式邏輯式的方式?以意定形,在不同語序中體會不同詞意的變化、比較其差異,同樣是一種推理思維,只不過它與印歐語系語言所顯示的或所優長的狀況不同罷了。相比之下,我還比較喜歡漢語哩!

        何況,漢語的語法形式匱乏,使得一個語句到底是什麼意思,一個詞語在語序組合中到底恰當否,都只能就實際的語詞中去認清楚它的意義而定。這樣的語言,語義的掌握就更為重要,「語言學」勢必成為「釋義學」。古代形容聖人,都強調其聰智;聖與聽本來也就是同一個詞。聰是耳朵聽的能力,故聖人之聖,從耳,從口。聽得懂話,才能掌握意義。孔子自謂:「六十而耳順」,境界尚在五十而知天命之上。註云:「耳順者,聲入心通」。發言者心生言立,聽聞者聲入心通,兩心相印,才能形成一次透徹深刻的意義傳達。此種理解與傳達之關係,比諸形式推理,更需要體會、詮釋的工夫,亦非形式推理所能奏功。此則非只懂印歐語、只曉得形式推理者所能知矣。

        若語句之重點不在形而在意,句子的重點也就不在句而在詞。這種情形有點兒像古代的音樂。琴瑟鐘鼓,都與漢語一樣,不重曲式變化,只由一個音一個音綴合;聽音樂時,雖尋聲而赴節,但重點在於品味那一個個的音。好的音樂,「曲澹音稀聲不多」,並無繁複的曲式變化,卻可由其簡素樸直的聲音中透顯無窮韻味,令人玩繹不盡,故又稱為「大音希聲」。能聽得懂的,稱為知音。知音殆如「知言」,亦聖人也。

        由語言到音樂,聲音的表達及其作用在上古的重要性,是無庸再強調的,每個人都知道:語言先於文字、語言也是人禽之分的關鍵。但語言不是工具,它是人類心靈狀態在聲音上的表現。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心靈狀態,即有不同的語言、不同的表現方式。即便語言只是工具,每個民族創造工具的思維也不相同。正如有些民族創造了筷子,有些就只用刀叉。刀叉製作繁難,形狀也較複雜,但未必優於筷子或可以替代筷子。這是創造工具的不同思維創造了不同的工具。可是運用這些不同的工具,卻必然又會使飲食活動產生差異。因為吃涮羊肉就絕對無法用刀叉,只能用筷子。會創造出涮羊肉這種吃法,也是因為有了筷子。創造語言的思維,創造了語言,語言又轉過來創造了思維,亦如為了吃東西而創造了筷子,筷子又影響了吃東西的方式和內容。中國人在上古,創造了漢語這樣一種頗異於其他語系的語言,其創造思維,乃是上古思想史上的第一聲,是人啼而非禽語,且是漢人之音聲語句,非其他類型的言說。本此思維,繼續發展,漢語本身既型塑了後來的思維,後來的思維也逐步完善著漢語。因此某些特性,古僅萌芽,後乃茁壯;某些現象,古本有之,後則刪汰。整個中國哲學史,也就與漢語語言史合而難分了。更不要說嗣後所有思想均採用漢語來表述啦。

        正是,「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華夏文明,即起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