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前的號角：析論劉思的政治抒情詩歌——
“人在火中燒，火在心中燃”
張萱萱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學士
第一節 戰前：時代背景與文學概況
新馬華文文學肇源於1919年，發展迄今已走過80多年的風沙路。多數文史學者將新馬文學的歷史劃分爲三大階段：（一）戰前的新馬文學（1919－1942）；（二）戰後至新加坡獨立前的新馬文學（1945－1965）；（三）新加坡獨立以後的新馬文學（1965年至今）。（1）
從1919至1942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新加坡與馬來亞陷入日軍管制前的三十多年間，是戰前新馬華文文學的發展時期。1942年，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鐵蹄侵入新馬。日軍統治期間，是新馬華文文學最黑暗的時期。這一時期的文學資料因受戰火洗禮，已蕩然無存。1945年日軍投降後，新馬華文文學繼承前一時期的發展，繼往開來，邁入新的里程。
戰前的新馬華文文學作者，多數是從中國閩、粵南來的文人。在生活極端困苦與離鄉背井雙重愁緒交織的苦悶心情下，他們並未放棄鑄造文藝寶塔的努力，一方面感歎南洋文壇的荒涼，另一方面則不懈怠地創設副刊與雜誌，積極投入建設南洋文藝的陣營。同時，他們也從南洋的實際情況出發，發展具有南洋色彩的文藝，奠定了日後新馬華文文學蓬勃發展的基礎。
步入30年代初期，儘管世界經濟蕭條的風潮嚴重席捲馬來亞，若干寫作者頗受影響，不過仍有不少志士堅持他們對文藝的灼熱，在作品中反映馬來亞社會當前的情形。而在生活情況稍有改善時，他們繼續關心新馬文學發展的未來走勢，強調馬來亞應當有馬來亞文藝，並肯定馬來亞地方作家的地位。30年代中期與末期，當中國面臨日寇侵略時，新馬作者亦和廣大人民一樣積極動員，除了在作品中鼓吹抗戰救亡的主題，還頻頻呼籲新馬華人支援中國抗戰，賑濟中國難民。由於他們的努力，新馬華文文學在這段抗戰文學時期（1937－1942年）取得空前的成就，達致前所未有的高峰。（2）
1937至1942年間，由於日本侵略中國和東南亞的行動逐漸白日化，中國文藝界爲抗日救亡，試圖通過大衆文學的提倡，宣揚愛國意識和抗戰思想。新馬文藝界在大時代的感召下，也開始覺醒而興盛起來。文藝作者以他們熾熱的愛國熱情爲抗戰呐喊，通過普羅文學的提倡來傳達救國禦敵的訊息。這一時期的詩歌創作成爲宣揚愛國思想的最佳武器，詩歌的呈現方式遂走向口號式的激昂高唱，或是通俗式的民歌小調。隨著抗戰文藝運動的興起，文藝刊物增加了，以反封建、反侵略爲主題的詩歌創作更是源源不絕地湧現。新馬詩人成立了第一個詩歌團體¾¾“吼社”，積極展開詩歌大衆化的運動。（3）
事實上，戰前的新馬文壇深受中國國情及文藝運動的直接影響。中國的五四運動、20年代的“革命文學”運動以及30年代抗戰文學等的興起，皆對新馬文學創作起著催生的作用。
1919年，中國爆發五四運動，也同時掀起文學改革的浪潮。新詩體在新文學的帶動下應運而生。隨著中國及海外新文學作者陸續使用新詩進行創作，逐漸爲新詩的發展鋪砌一條藝術道路。（4）
由於多數新馬詩人從中國南來，僑民意識極爲濃厚，與中國的文藝思潮有著盤根錯節的糾結關係，因此在五四文化運動的衝擊之下，加上現實生活與殖民主義的頻頻壓迫，開始撰寫一些反映社會現實、謳歌生活、勞動與自由的詩篇。這些詩篇縱然在表現手法上流於粗糙，體裁半新不舊，未擺脫中國古典詩詞講求格律的外在形式，卻象徵著新詩體在南洋一帶已略露端倪。
1927至1931年之間，由於中國文壇展開了“革命文學”的運動，新馬文藝界也興起一項精神上與之相應的文學運動，即“新興文學運動”。因是之故，新馬詩壇出現不少新興的現實主義詩作。原甸曾指出這時期的新馬詩歌作品的主要特點是：“猛烈的抨擊黑暗，熱情的謳歌光明。”詩人們把筆觸伸向描寫勞動者的苦難生活，如受剝削的工人階層、挨餓受凍的窮家兒童等。（5）
1932至1936年間，新、馬兩地的詩壇進入低潮期，一方面是全球發生了空前的經濟危機，導致人心渙散，無暇進行文學創作；另一方面，在政治上馬來亞殖民地政府對於新馬華裔的言論嚴加監控，容不下內容尖銳的文學創作，整個詩壇因此處於低靡狀態。（6）
1937年，蘆溝橋事變，中日戰爭爆發後，新馬華人雖身處南洋，對中國的局勢仍然十分關心，整個新馬華人社會彌漫著憤慨激昂反日仇日的強烈氣氛，掀起一股聲勢浩大的抗日救亡熱潮。新馬華僑紛紛出錢出力，通過籌募賑款、購買公債、抵制日貨、拒絕爲日本人在馬來亞投資開採礦工、實行罷工爲返國服務等活動，援助中國抗日。（7）
文藝界在這種大時代變化的背景下，也沸騰起來。不少新馬文藝作者不落人後，積極參與宣傳抗日活動。隨著中國全面展開抗日戰爭，多數新馬文藝作者心中都燃起熾熱的抗戰情緒，高呼群衆奮起救亡。當時標榜著抗戰救亡爲口號的文藝活動亦如火如荼地展開。文藝作品多以抗戰救亡爲主題，就作品的質與量而言，這時期的新馬華文文學無疑空前繁茂。理論、創作、戲劇表演等，呈現百花齊放的繁榮局面。方修將這一時期（1937－1942年)稱爲“馬華新文學的繁盛期”。（8） 楊松年則將這一時期稱爲“僑民意識騰漲，本地意識遭受挫折時期”。（9）由於當時文藝作者所關心的多爲中國的局勢，抒寫的又是反映中國抗戰的情形及鼓勵新馬華人抗戰救亡的課題。因此，關懷中國的僑民意識自然騰漲，前此逐年增長的本地意識飽受重挫。 傳統知識份子往往將國家的興亡視爲己任，具有強烈的愛國意識。寄居南洋的知識份子面對抗日情況，也萌起強烈的憂患意識。身爲文人，他們認爲應該借助文學來反映戰火蹂躪的現實並宣傳抗戰，從而體現時代的精神。本著這樣的一種使命感，許多文學工作者便通過文學創作積極鼓吹抗戰救亡，於是文壇出現了所謂“抗戰文藝”。 在紛呈繁雜的抗戰文藝中，“以詩歌的發展最爲蓬勃”。除了“因爲詩歌是最適宜於表達人類的高度激昂的情緒的緣故”外，亦在於“詩的宣傳價值在這時期較諸其他功用都來得高”。抗戰詩歌絕大部分是反映當地的救亡動態或戰時生活，有別於著重描寫中國題材的抗戰小說及救亡戲劇。（10）
這一時期的詩作，不僅數量多，形式也多樣化。爲了達到詩歌爲抗戰效勞的目的，不少文藝工作者都講究詩歌朝大衆化的方向邁進。於是，利用新形式或舊形式進行創作就成爲當時寫作者所關心與論辯的核心課題。
劉思便是在這一文學高峰期崛起于新馬文壇。爲了深入廣大人民的日常生活，他採擷新形式，創作大量的政治抒情詩歌，對當時中國各地烽煙四起、人民顛沛流離的潦倒生活，寄予無限關懷之情。置身在動蕩不安的時局中，他卻站在時代的頂峰上，擂起陣陣激越高亢的戰鼓，奏起聲聲雷鳴震耳的號角，爲普羅人民所受的煎熬提出控訴，傳出時代的強音，寫出了人民的心聲，旨在喚起新馬僑胞群起抗戰。
第二節 主題思想與創作手法
1.1 政治抒情色彩
由於受到中日戰爭的影響，劉思戰前以政治抒情詩見長，其詩作多環繞宣傳抗日救亡爲主題，有較濃厚的政治抒情色彩。 政治抒情詩並不是政治事件的圖解，而是直接傾訴詩人的內心世界，表達自己對政治生活評價的一種文學樣式。詩人可選擇能抒發自己強烈、深沈激情的形象和事物爲媒介，自然而又純真地表達個人的典型感受。古遠清在《詩歌分類學》一書中認爲：
政治抒情詩應該力求做到思想性與藝術性的統一，政治性與抒情性的統一。它應該有巨大的號召作用和鼓動力量，又要像生活抒情詩那樣，有抒情和優美的文筆。政治性系指政治抒情詩敏感、迅速地反映現實中的重大事件，帶有強烈的政治內容、鮮明的傾向性和尖銳的論辯性；抒情性系指它用形像思維的方法，對現實生活進行深入觀察、體驗、分析、研究之後，憑藉種種具體的感性材料，通過聯想和幻想，構成完整的抒情形像。（11）
劉思作爲時代的鼓手，是自由的號角，在苦難的國土上，於飽受戰火狂燒的人民中，心中不免燃起熊熊烈火。他集政治性及抒情性於一體，以憤懣的激情痛斥中華兒女被外夷欺淩侮辱的遭際；傾注奔放的感情歌頌祖國每一寸芳土，關懷祖國之心及憐憫人民之情全融彙在其詩篇裏。
1.2 愛國激情澎湃
劉思戰前的政治抒情詩歌，無不充滿著時代氣息，洋溢濃烈的愛國意識，風格豪放不羈。許多詩作皆體現了劉思對故國剪不斷、理還亂的情絲。他熱愛自己的家鄉，任何與祖國相關的政治事件，都足以牽動他內心螫伏已久的愛國激情。 劉思在新馬詩壇崛起時，正是世界和平遇到嚴重威脅的關鍵時刻。一方面，與新馬華族社會存有緊密聯繫的中國全境受到日寇鐵蹄的步步深入；另一方面，以德國爲中心的國際法西斯的侵略力量在歐洲正四處肆虐；與此同時，在大東亞共榮圈的侵略計劃下,日本軍國主義者的魔掌又伸向東南亞，馬來亞半島與新加坡早已列入非佔領不可的進軍範圍。
在這樣嚴重的國際形勢下，人民陷入一片水深火熱之中。劉思在時代的波動及祖國的召喚下，一心系著祖國的命運，表現極度的憂憤與擔憂，於是在《世紀的呼喚》中將筆尖指向敵人，作無情的揭露，強烈地控訴法西斯蒂：“世界的法西斯蒂啊，/你想把宇宙擲入恐怖之網中，/請撒旦出來統治一切，/露個猙獰的笑臉，/要看衆生之倫在你眼前死亡。//世界的法西斯蒂啊，/你鼓動戰爭，/你忘記反擊，/你不怕自身碎裂。”（12）
即使祖國遭遇著種種不幸與困難，劉思對自己的國土依然懷抱希望，堅信只要燃起信心的火把，必能將黑暗從“長壽的古英雄”身上驅走，黎明的曙光就在不遠處。《黃河歌》唱出了詩人高昂的愛國情緒，表現他對捍衛祖國領土的決心：“天上奔來的紅鬃烈馬喲！/雄雄地，到底要到哪里去？/是不是要找到那個騎過你的/你的主人¾¾我們的祖先¾¾黃帝？//呵呵！長壽的古英雄喲！/不怕的，不怕的，/我們就是你的主人的後裔，/我們有四萬萬的兄弟，/我們要保護你！保護你！！/盡力保護你！！！/不然，也要緊抱著敵人，/一同投入你的懷裏。”（13） 《救亡線畔》也隱透著劉思憂國懷鄉的眷眷深情：“夢也成了缺陷/故鄉喲/蕩漾在火線上，//熱情 憧憬 希望/向誰呢/訴與天心月亮//分明頻在呼喚/怎麽了/又對碧海惆悵//雲雀已在高唱/歸去吧/天風就是翅膀”（14）。
劉思在《就回來了》中，更爲家鄉被蹂躪而痛訴：“大旗高飄，/太陽紅照。/我愛我的鄉土喲，/已是別一番氣象了。//當人們正抱著溫情的秋宵，/沈沈熟睡的時候，/它威武地從蘆溝橋踱到虹橋，/望世界長嘯。//烽火帶走了海上‘永恒的元宵’，/兵馬蹂亂了江南的花朝，/遺下雄鬼三十萬，/夜夜把守著黃蒲的寒潮。”（15）
從這些詩作中所表現出來的愛國主義精神，完全是中國歷代詩人那種“憂國憂民”思想的一脈相承。劉思從中國古典詩詞中秉承的愛國主義精神，將之轉化爲對祖國命運的關切而流諸筆端。
1.3 抗戰救亡情緒升溫
受到中國全面展開抗戰的影響，海外華人救亡熱潮高漲升騰。這時期的新馬文學作品皆服膺於抗戰救亡這個目標。劉思戰前政治抒情詩的特質，亦以“抗戰救亡”爲另一思想主流。
劉思戰前詩作最常見的題材，是聲援抗戰，激發民氣，鼓勵參軍。在《起來，中華優秀的兒女們》中，劉思力求喚醒民衆團結抗日，爲奮戰禦敵而呐喊：“起來/中華優秀的兒女們/除了鬥爭/不要再幻想生存/長城保不住華北/黃河羞別了中原/大好山河/任胡馬醉嘯，胡馬牧奔/看武漢城頭/一面浴血的大旗呵/縈繞著多少被侮辱被損害的夢魂//起來/中華優秀的兒女們/抗戰吧/決鬥吧/予侵略者以打擊吧”（16）。
此外，劉思也對英勇上前線殺敵的戰士，壯烈衛國守土，抱以崇敬之情，在《戰士》中予以歌頌：“好像遠客忽回歸故鄉，/你們興奮的跑上戰場。//冒著雪，沫著露，浴著霜，/雄心暖了大地的秋涼！//一匹馬，一面盾，一支槍，/守候東方第一個朝陽。//看，今夜萬重的紅霧裏，/國魂歸來，海上競飛揚！”（17） 劉思除了號召中華民族團結一致，參軍抗戰，在關懷祖國禍福之餘，也極力宣揚阻止日本南侵，保衛第二個家園¾¾馬來亞，在《致馬來亞住民》中表達了民族新生的願望：“戰爭的一天/就到來了/馬來亞的住民呀/準備戰鬥吧//我們要做人/可不願當牛馬/誰要來壓迫，奴役/就擊退它，消滅它//拿出力量，鞏固馬來亞/拿出熱血，保護馬來亞/起來/馬來亞的住民呀/奏出一闕東南亞弱小民族新生之歌吧”（18）。
另外，又有表現對抗戰勝利的期望和決心，如《你笑了，偉大的獅子》：“你笑了！偉大的獅子，/全世界愛和平的兄弟，/正寄以個最輝煌的希望/給你。你¾¾/正義的守衛者，/真理的戰士，/你曾過了許多黑暗的日子，/帝王之群用個滅絕人性的忍心，/逼你扮演出出滑稽的醜戲。/爲了時勢，/你止住淚，沈默了，/暫做個啞口的普羅米修士”。
然而，這一頭受屈辱的獅子，一旦振鬃奮起後，其勢正如詩人所接著唱道：“你崛起/你指著太陽起誓：/要與歷史作賭/用死去爭回正義。”（19）
除了上述關於抗戰救亡的激勵詩篇，其實劉思戰前的詩作也不乏對生活、家庭、親人及家鄉殷切的思念及篤實的摯情。
1.4 懷人思歸情切
劉思戰前詩歌的另一主題是圍繞著思念而生，包括懷念故土人物、抒展離愁別情，如《代募寒衣》、《留別》、《別》、《關山月》等。劉思也和第一代移民一樣，對故國家鄉有著濃郁的深情，不盡歸思縈繞在心間。在《安德生橋上》，他抒情地傾訴：“於是我向行人借問了/誰曾見月似花/在似花的月前面/誰個不思家/但，故鄉月/今夜也一樣玲瓏嗎？”（20） 《亡鄉小草》則以另一種方式懷念著家鄉：“征途 歸路/誰長呢？/旅人緊束著雙腳/呆住了！//龍眼花，/算是永別嗎？/昨夜才分外依戀地/裝飾我一宵好夢哪！（21）”。在整首詩裏，他用“征途 歸路/誰長呢？”鮮明地對比離開和重返家鄉的路途，相同的距離，來去卻有著不同的感受，讓人覺得家遙地遠，歸鄉無期。詩人未著一字“家鄉”或“故鄉”，僅憑藉家鄉的景物“龍眼花”點染歸愁，又以“一宵好夢”織成一個旅人的思鄉情。 《遊子吟》道：“月光漂白溫柔的記憶/我記起遠方一個城市//母親悄悄地來到燈裏，/伸手時她又隨風而逝//既然忘記帶一撮黃泥/何處許你挂一縷相思”。在這首詩裏，劉思思念“遠方一個城市”¾¾家鄉，在“既然忘記帶一撮黃泥/何處許你挂一縷相思”二句裏，懷鄉表現得尤爲強烈，同時也對家鄉的母親寄予深深的思念¾¾“母親悄悄地來到燈裏/伸手時她又隨風而逝”。（22） 在《寄祖母》一詩中，他又對遠在故鄉的祖母，悠悠低吟不舍之情：“祖母 讀了你的信/我快樂得流淚//是的 很久很久了//我沒聽到這樣溫柔而懇摯的言語/我在忘記別人中忘記了自己//而你/卻是天地間唯一真實的//祖母 你相信嗎/站在赤道上/我真望見彩雲外明天的祖國呢/呵 她是那麽美麗//而我 你哺育的孩子/對祖國/我和你一樣的忠實/永遠地 永遠地”（23）。
2.1 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
現實主義強調文學是現實生活的反映，文學應來源於現實生活，反映現實的生活本質。文學是爲人生的藝術，應能指導生活，創造人生。（24）據方修的說法，現實主義的原則是：“反映具有本質意義的現象，細節描寫上的真實，刻劃典型環境底下的典型性格。”可見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基本特徵，就是要作家在仔細冷靜的觀察之下，客觀如實地反映外在的現實生活。（25）
劉思運用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對現實生活與人生充分展現關懷之情與憂患意識，其詩作緊密聯繫整個時代背景，配合社會形勢，發揮“詩言志”的社會功能。《光華日報》副刊〈努力〉的編者曾說：
在目前這個動亂的時代，……唯一的路線只有大家聯在一起，努力殺退了我們民族敵人的吼聲。同樣地，新興階級的詩人們，也應該站在國防的最前線，儘量地捨棄個人主義的內容與形式，跑向現實主義的路線之最前面，去和時代合拍，與大衆同流，抒出時代與大衆的吼歌，用著他偉大的精神，巨聲地唱著大衆的聲音。（26）
劉思戰前的詩作代表著一個時代的作品，多能真切地反映社會現實，折射出生活的丰姿與光彩，並跳動著時代的脈搏，表現與時並進的精神特質。原甸評價道：“緊密地配合社會現實，盡可能充分的體現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的主要精神，講求語言的錘煉，注重形象的鮮明，獨創和美，看來都是詩人劉思在創作實踐中所致力的。”（27） 在現實主義創作路線的指引下，劉思戰前詩作所描述的物件，與當時發生的事件息息相關。如《五月獻詞》、《大火燒廣州》、《跳龍門》、《五彩夢》等作品，分別爲“雪恥月”、“火燒廣州”、“九一八”、“七七簽名運動”有感而作，具特定的諷訟物件，時代感極爲強烈。 《大火燒廣州》一詩更如實地反映戰區人民翻滾在炮火中的淒涼與無助：“火！幾時似曾來過？/一夜把西方的雄豪叱退。/怎麽又飄到南方來了啊！/廣州前身是莫斯科？//大地在火裏舞蹈，/星空在火上高歌，/一千里夢圈外，/還在喚‘奈何’！”（28） 即使是一些抒發個人情感的作品，調子也和時代合拍，加深了詩作的內涵，使之更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如：《祝福》、《自問》和《過番》等。 詩人以《過番》作爲他離鄉背井，過番後的真情寫照。眼見南洋時局動蕩，“大城挂了彩”/煙土殘灰亂一堆”，又心念故園國勢垂危，劉思的“悲憤”唯有“隨著被炸的枕木伸入無涯”（29）。 此外，劉思對於被生活壓榨下的底層勞動者，也用敏銳的筆尖表露同情之心，如《香煙女》中賣香煙的貧女就被商業社會吞噬了寶貴無價的青春。當時華人社會內部存在貧富懸殊的差距，大多數華人勞動者生活于貧困線下，三餐不得溫飽。這一嚴酷的現實自然激發了他作爲忠實于現實的詩人之正義感。因此，在寫了大量表現抗日救亡主題的詩歌的同時，他也不忘寄予生活于社會底層華人勞動者一絲同情和溫暖。在《黃包車夫》中，他滿懷義憤寫道：“路……/十裏百里千里萬里/走到頭白了/也跳不過這圈子//世界是一方死池/日子像爛泥/他¾¾自覺地/一條給遺忘了的涸魚//‘今夜馬來月/在你面前更美麗’/爭著車上少年的奢侈的笑聲/汗兒落大雨//‘快點’/高貴的紳士怒眼橫視/‘先生 路兒壞’/‘什麽 那不是你自己踏出來的’”。 這首詩以高度凝練的語言，運用象徵和比喻的手法，形象地刻劃“世界是一方死池”，“日子像爛泥”而黃包車夫猶如“一條給遺忘了的涸魚”，只聞“車上少年奢侈的笑聲”，爲了掙錢唯有無奈地繼續拉著車，步履維艱挪向前，鮮明地映照貧富兩極的矛盾和對立，留下一幅當年華人社會生活的真實記錄和生動畫卷。新加坡著名詩人杜紅認爲此詩“無論在技巧，內容方面都達到了相當成熟的階段，就是以今天的水準來衡量，也不失爲好詩。”（30） 劉思戰前大部分的詩歌創作皆屬於現實主義的範疇，其詩作繼承了中國詩歌中關懷並如實反映現實生活的傳統，不僅在內容上極富深刻的思想性，在表現形式和藝術手法上，也頗具不俗的藝術匠心。
第三節 詩歌體制與語言風格
3.1 格律形式的雛形
戰前，劉思創作大量的自由體詩歌，即新詩體。綜觀他戰前75首新詩作品，不少已初具一定的格律形式，排列齊整，句式短俏簡潔，如《保衛大徐州》、《自問》、《太陽》、《別恨》、《易水曲》、《窗子》等。多首政治抒情詩歌節奏明快，無不流瀉奔騰的情緒，充溢豪邁奔放的熱情，而其餘的生活抒情詩則音韻和諧，情感蘊藉含蓄。
劉思戰前除了抒寫行句參差的詩歌外，還相當重視詩歌在形式上的齊整，傾注不少心血創作字句行數整齊的詩，隱約可見詩人深受古典詩詞影響的軌迹，這種影響不僅表現在整首詩的外在形式，有時也顯現於詩句的用語結構上。試看：
袖底的信兒無處可投
燕子來時已誤了季候
樓外星辰點點如新愁
銀河流不盡天上哀愁
《倦遊篇》
我如野馬飛過萬重山
剩下只影獨對著荒寒
不知前面還有幾多程
只覺一程比一程陌生
《別宮扉》
上述二詩的形式排列縝密，全篇皆由每行9個字的句子所組成，可謂劉思走向格律詩體的雛形，預示了他戰後轉以舊詩詞爲首的創作風格。
再看《我》：
我是雲
靜靜地
飛過透明的園穹
青天裏
開一蕊芙蓉
我是風
悄悄地
掠過笑語的花叢
輕柔地
搖下一個夢
我是水
悠悠地
流過入睡的彩虹
追
古寺一聲鍾
我是露
怯怯地
盼紅日飛出高峰
還給它
這一份玲瓏（31）
這首生活抒情詩的特色之一，是寫得十分工整，全詩呈螺旋式的梯形。詩分四節，每一節第二行的副詞都用了疊字：靜靜、悄悄、悠悠、怯怯。第二個特色是押尾韻。詩人于每一節詩的第三和第五行的末字均押了“ong”或“eng”韻，使整首詩吟詠時音韻圓融，錯落有致，猶如晨鍾暮鼓，聲聲敲心。同時，詩人也發揮了他豐富的想像力：通過雲兒的變幻，芙蓉可以開在天空中。風過處，花叢也笑語盈盈，而且還能“搖下一個夢“。花草搖曳生姿，夢也就這般被抖落下來。水升成水蒸氣，水蒸氣變爲彩虹，因而能“流過入睡的彩虹”。正由於水蒸氣是流動著的，故能追逐飄渺的古寺的鐘聲。詩人巧妙地用“怯怯”二字，就把露珠不穩定的形象刻劃得淋漓盡致，並暗喻了露珠的無私。露珠僅享有短暫的玲瓏之美，就盼望太陽出來照耀大地，以便將晶瑩剔透的玲瓏還給它，自己則化爲烏有。 然而，形式工整的詩作難免會牽制語言的行動，扼斷詩歌用語的自然流程，造成致命傷。整齊的節奏固然呈現了，但語言無疑失去了自然與靈活性，如《自問》片段：“你可曾知道了/天給你把玉喉……你還要沈默嗎/等到什麽時候”（32）。甚而有些詩句因遷就于格式，執意於形式，以致出現斷裂的現象，詞不達意，著實讀不出新詩的味道。例《給歌者》：“巨響/震感了/風魔的/迷場//熱烈/緊張/進勁/豪壯//火/太陽/飛舞的黃河啊/揚子江//唱/爲祖國謳歌吧/更橫溢/更奔放”（33）。
3.2 節奏輕快，音韻和諧
劉思的政治抒情詩創作於特殊的年代，因而有著特殊年代詩歌的特徵：慷慨激昂，鏗鏘有力，節奏感十足。如《去！去當兵！》：“好，/你就去！/你到南國，/荔枝花應開了。//緊緊吧，/握一握手；/熱烈的掌心¾¾/燃燒著一團笑。//笑，/珍重它¾¾/帶到戰場上/迎接自由的歸來吧！//去，/去當兵，/去參加戰鬥，/跟著我就來呀！”。
奔放的熱情，嚴謹的詩思，鼓點式的詩句，易讓人聯想起抗戰時期中國著名的“擂鼓詩人”田間。事實上，劉思的政治抒情詩，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田間抗戰詩的影響。（34）在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風暴中成長起來的田間，也寫了許多以抗日救亡爲主題的詩作。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詩人滿懷激情地呼喚著：“在中國，/養育吧/鬥爭的火焰！”（《走向中國田野的歌》）（35）田間的詩在內容上富有現實性、戰鬥性，充溢著對偉大祖國深沈的愛。在藝術形式上，田間的詩作善於以非常精悍短小、鏗鏘有力的詩句表達獨具戰鬥激情的思想，又用這些詩句連續反復的出現來渲染雄壯的聲勢。這種既精短又反復的詩句，在整個詩的節奏上形成一種特有的急促感和鼓動性，使他的詩朗誦起來像在擂鼓一樣。（36）
有些詩論者曾經批評劉思政治抒情詩歌中，某些詩句未能擺脫戰鬥詩的概念化與口號式的缺漏，如所列片段：“敬禮！偉大的獅子，/鼓起勇氣，/爭取勝利。”（《你笑了，偉大的獅子》）、“起來！/抗戰吧/決鬥吧/予打擊者以打擊吧/記住：/我們是不許被侮辱的/偉大的一群！”（《起來！中華民“保衛徐州！保衛徐州！/ 徐州是 /通過自由天地的藍橋”（《保衛大徐州》）。 儘管在劉思這類攻擊法西斯或歌頌時代的作品中，確實存著上述問題，但亦不能因此全盤否定這些作品的價值。這種“鼓點式”詩行，與抗戰前期的時代精神正相契合，至少在當時曾經産生一定的鼓舞作用。一連串慷慨激昂鼓動性的詩篇，筆調輕快，如《易水曲》、《代募寒衣》、《放歌》等均爲佳作。 劉思擅長在詩歌中添加韻腳，使全詩音韻和諧，首尾渾融。《祭》就是一首押了韻的詩：“你恨地上的卑微/忽然想飛/西風裏，你踏著落葉走了/什麽時候回//我怕望，空山的寂寞/我怕望，雲樹的淒迷//一串相思淚/滴作靈台的灰/愛你的人來了/啊，你的眼未閉，她的眉先垂”（37）。 全詩幾乎每行的末字都押“ei”（微、飛、淚）或“ui”（回、灰、垂）韻，循序詠誦下來，竟有一股催眠的力量，使人雙眼也不覺溫柔地垂下。詩人這樣的處理法，有兩個好處：（一）賦予詩以一種揚帆起程的韻律，朗讀時心情亦隨之跌宕起伏。（二）通篇押韻容易使讀者感到疲憊，産生一種昏昏欲眠之感，詩人製造一種紆緩拖遝的節奏，欲達致未亡人哀悼逝者時心情沈重悒鬱的藝術效果，因此朗誦起來，音調委婉和諧，節奏自然。
3.3 語言凝練，形象鮮明
劉思戰前所創作的新詩，語言平易通俗，明白曉暢，句式一般短俏簡潔，一句很少超過10個字。例《“遂初”篇》：“日下/一海黃金/白雲/遊戲天心//宇宙/瀉淺水中/風定/何等玲瓏//貝殼/閃著五彩/映出/天上樓臺//少女/笑向永恒/萬物/一片透明（38）”。
此詩的一大特色就是句式精簡透闢，每闕皆由前短後長的詞句所組成：短則二字，最長也不過四字，言簡卻意無窮，展示一幅意境開闊的壯麗風景圖像：天海一色，雲日交輝，水天之間一片豁然無涯。另外，詩人使用淺白樸實的語言，清麗新鮮，不落俗套，不似一般詩人常以深奧幽晦、甚至已經僵化的詞類入詩，卻往往弄巧反拙。劉思凝練的用語，恰恰反映了他生活的廣度、雄渾奔放的風格以及藝術感染力的深度。
另一首《渡海》：“蔚藍的海上,/搖著只白色的小舟。/因貪看風景；/我獨坐在船頭。/舟像箭，射過千重的怒濤。/迷朦的煙雨外¾¾/漏出星星的紅樓。/越望越遠；/（忽依稀浮現一串玲瓏的名字）/蘇州？杭州？處女的潮洲！/‘來唱進行曲吧！’一位同志領先唱起來了：/大家也都放開粗喉。/目送激越的歌句，/爭逐蕩向無垠的長流，/我忘機笑了，/白鷗呀！/等我登上‘彼岸’，/還敢高飛不？”（39）誦讀起來，仿似一首敍事抒情散文，語句前後貫連，語言流轉自然，毫無矯飾，淺顯扣人。 劉思往往借助豐富的想像力將自然界的景物與欲表達的思想相結合，構成一個完整、鮮明的畫面。因此，他的新詩十分注重形象的完整和鮮明，追求藝術的和諧，像《南方》就體現了他的這種藝術追求：
草原懶懶的
借著東風把柔腰伸長……
探春的蝴蝶
亮著金色的翅膀
有如榮歸浪子
望家山出航
遠處的溪水
花花地響
扯著一個永遠扯不完的故事
美麗到近於荒唐
楊柳岸
一條粗影馱走了誰家的牧牛郎
少女以綠蔭作背景
當面繡鴛鴦
南方 你迷得以爲是一塊不存在的土地嗎
怎知它正是說給你聽的人的故鄉
詩人不說南方如何迷人絢麗，僅通過四個動作（草原伸柔腰；蝴蝶揮動翅膀探春；溪水流動嘩嘩響，少女繡鴛鴦），讓讀者由此聯想南方春天的美好迷人風光。這就是用形象來表達思想而産生的藝術魅力。劉思其他許多新詩，也都具這一魅力。（40）如：“蟬兒應叫綠了山水/月兒定照遍了桂香/烽火在眼底發亮/山河向夢邊呼喚”（《祝福》）；“圓天有如帝皇的金冠”（《三月六日夜》）等。
詩的語言與作者的風格是緊密結合的。一種風格的形成，乃是作者的生活經驗、藝術修養、思想感情以及個人氣質的總和；體現於語言上，就營造出一種可感、定型的藝術魅力。劉思的詩風清新明朗，其戰前新詩的總格調以豪邁激昂、積極樂觀及質樸無華見稱，並貫徹著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他以單純的語言體現生活中最複雜、最本質的事物，內涵意義無比深遠。 劉思戰前的詩作鼓舞著每一顆讓無情戰火折磨得垂死的心，勇敢地重燃生命的火花，擔負自己的命運。詩人確信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必將過去；理想的未來終將到來，從而建立一種正確、健康的人生觀，熱愛世界一切新生、美好的事物，任心中之火燃起不滅。
（1） 林文錦《戰前五年新馬文學理論研究1937－1941》，頁2。
（2） 潘家福《1959至1965年新馬華文詩歌研究》，頁7。
（3） 同上，頁7－8。
（4） 同（2）。
（5） 同（2）。
（6） 同（2）。
（7） 陳秀琴《陳如舊抗戰詩歌析評》，頁1。
（8） 同上，頁2－3。
（9） 同（7），頁3。
（10） 同（7），頁8。
（11） 古遠清《詩歌分類學》，頁90－98。
（12） 古琴編《詩家劉思》，頁5。
（13） 同上，頁3－4。
（14） 同（12），頁12。
（15） 同（12），頁18。
（16） 同（12），頁15－16。
（17） 同（12），頁17。
（18） 劉思《給馬來亞的住民們》，見《南洋商報·獅聲》1941年2
月25日。
（19） 原甸《劉思的詩》，見古琴編《詩家劉思》，頁336－337。
（20） 同（12），頁28。
（21） 同（12），頁29。
（22） 李龍《歷史的見證人¾¾編〈詩家劉思〉後的感言》，見古
琴編《詩家劉思》， 頁356。
（23） 同（12），頁50－52。
（24） 郭惠芬《中國南來作者與新馬華文文學：1919－1949》，頁32。
（25） 同（2），頁32。
（26） 楊松年《獨立前華文文學》，見何國忠等編《馬來亞華人史
新編》第三冊，頁222－223。
（27） 異史氏《劉思的三首詩》，見古琴編《詩家劉思》，頁271。
（28） 同（12），頁35。
（29） 同（12），頁21。
（30） 王振科《“詩歌王國”裏的“詩人家族”¾¾試論新加坡詩人劉思及其子女的詩歌創作》，見古琴編《詩家劉思》，頁297
。
（31） 同（12），頁68－69。
（32） 同（12），頁14。
（33） 劉思《挺進吧！新加坡！》，見《南洋商報·獅聲》1938年1
2月15日。
（34） 陳賢茂《劉思》，見古琴編《詩家劉思》，頁1-2。
（35） 郭志剛、孫中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冊，頁462。 （36） 劉勇編著《現當代中國文學》，頁103。
（37） 同（12），頁72。
（38） 同（12），頁58－59。
（39） 劉思《渡海》，見《南洋商報·獅聲》1939年1月28日。 （40） 同（34），頁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