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構本質主義與超越決定論
──評汪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
張松建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
這是一部試圖重新塑造魯迅形象的著作。作者所關注的中心問題是“在魯迅小說世界的複雜的精神特徵與魯迅內心世界之間找到關聯的紐帶”［1］。所以，這本書提供的是對於魯迅的思想與文學世界的深入的描述與分析。顯而易見，汪暉所使用的研究視角、理論模式具有深刻的原創性，他所塑造的魯迅形象與中國大陸學術界流行了數十年的魯迅觀截然不同，因此在國際漢學領域引發持久而熱烈的爭議也就在所難免了［2］。
一
傳統魯迅研究的誤區
《反抗絕望》一書的方法論意義在於：它超越了中國大陸魯學界相沿成習的“本質主義”的思維模式和決定論的解釋框架，避免從政治意識形態的先定前提出發，而是儘量貼近研究物件關於自我與世界關係的思考，試圖從時間和空間兩個方面重建當時的Context，努力發掘出魯迅精神結構的矛盾性、複雜性和悖論性特徵，以此呈現魯迅小說在敍事結構、敍事原則等方面的文化心理內容。何謂“本質主義”？簡單地說，本質主義認爲一種事物、現象有著一個單一的、固定的、不變的本質或者核心，從而忽略了事物和現象本質的歷史性、時間性特點。而解構本質主義不是說取消掉一個事物的本質，而是要求我們認識到事物的複雜性、差異性和多樣性，否認一個事物只有單面的、靜態、不變的本質；儘量把抽象的概論落實到具體的語境裏面，以避免簡單化和概括化的傾向；儘量用歷史的眼光看待事物，認識一個事物或現象的時間性與歷史性，以及它在歷史進程中發生的種種變化。至於決定論，則傾向於對於現象、事物進行“本質性的”、“規律性的”、“必然性的”界定，漠視偶然性和可能性在歷史發展中的巨大作用，不可避免地具有目的論特徵和宿命論色彩。本質主義和決定論實乃一體之兩面：二者相互聯繫、彼此支援，具有極爲密切的邏輯關係，可謂殊途而同歸。在西方學術界，本質主義和決定論的思維方式遭到卡爾·波普爾、維特根斯坦、羅蒂等人的徹底清算［3］，已經風光不再；但對中國傳統的魯迅研究而言，它們卻是描述和解釋魯迅思想與文學的不二法門。
學者們一般公認，有三本著作可以標誌中國魯迅研究的階段性成果：一，陳湧的《魯迅論》（1984）；二，王富仁的《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呐喊〉、〈彷徨〉綜論》（1985）；三，汪暉的《反抗絕望——魯迅的精神結構及〈呐喊〉、〈彷徨〉研究》（1991）。當然，這只是粗略的劃分而並非精確的描述。因爲在王著與汪著之間的過渡時期，就有錢理群的《心靈的探尋》（1988）這樣觀察敏銳的著作誕生；而在汪著之後，又有王曉明的頗有爭議性的《魯迅傳》（1992）行世。爲了說明汪暉著作的“範式”（paradigm）意義，有必要從魯迅研究的學術史脈絡出發，不但比較上述幾本著作在研究方法上的分歧，更要揭示深層的思維模式之差異。
陳湧從先定的政治意識形態前提出發，把魯迅的生活道路和精神歷程簡化爲“從進化論到階級論”、“從民主主義到共産主義”的線性發展過程，將魯迅小說定位爲“中國反
封建政治革命的一面鏡子”，試圖印證中國的政治精英關於“農民問題”、“婦女解放問題”、“資產階級革命問題”的經典論述，最終把魯迅塑造成“中國的第一等聖人”、黨外的布爾什維克”、“民族英雄”和“階級鬥士”的光輝形象。不言而喻，這種簡單化和偶像化的努力所導致的直接後果是：魯迅本體不僅被抽空了原本就有的複雜內涵與深層矛盾，並且無法挽回地對普羅大衆失去了親切感和感召力。針對于此，王富仁博士率先提出“回到魯迅那裏去”的革命口號，試圖把理解魯迅的重心從社會政治領域轉移到思想文化領域。他力圖否定魯迅研究的先定的政治意識形態前提，從理性啓蒙主義層面描述魯迅小說和思想的意義，在宏觀和微觀方面進行了精彩而深入的分析，他的理論勇氣和批判觀點使這部著作至今具有無法替代的學術史意義。
必須承認，陳湧和王富仁的著作分別代表了不同時期對於魯迅研究所作出的傑出貢獻，任何視而不見或故意抹殺的態度都是非理性的表現。但同樣無法否認的是，無論是陳湧的“政治革命說”還是王富仁的“思想革命說”，儘管在基本結論和研究方法上截然不同，但思維模式卻如出一轍：二者都傾向於不加分析地使用一些普泛性的政治概念——例如，“革命民主主義”、“封建主義”——，視之爲內涵和外延絕對清晰的不證自明的“公理”；而沒有認識到：這些概念的産生有其特定的西方歷史-文化語境，除非加以中國化的改造才能真正適用於描述中國的思想人物。除此而外，陳湧和王富仁對於“本質”、“規律”和“必然性”有一種過分的偏好。這種本質主義和決定論的思維模式要麽全然無視魯迅關於國民性的批判思想、以及他與現代西方文化思潮的內在關聯，視之爲與“本質”無關的東西而不予置評；要麽雖然給予了一定的篇幅進行浮光略影的論述，但卻曲意解釋爲魯迅在特定時期的“思想局限”和“歷史性的誤解”。與之相比較，錢理群的《心靈的探尋》前進了一大步：他不從外在的歷史情景變遷去解釋魯迅思想的來龍去脈，而是盡力貼近魯迅的複雜而豐富的內心世界，將他的文本中反復呈現的獨特“意象”——例如，“希望”與“絕望”、“生“與”死”、“天上”與“深淵”、“黃金世界”與“現世”、“戰士”與“無物之陣”等等——提煉出來，認真檢討它們所蘊涵的文化的、哲學的、審美的、倫理的含義。不過，錢理群似乎將文學批評的任務理解爲研究主體與研究物件之間的對話與交流，以至於個人的情感因素介入過多，“同情的瞭解”終於淹沒了應有的理性審視與批判立場。此外，他對於車爾尼雪夫斯基提出的“心靈的辯證法”命題情有獨鍾，所以他在展示了魯迅思想中的對立、衝突因數之後，又把這些在人本意義上無法調和的因素納入一種井然有序的辯證統一的過程中。正如一位學者所概括的那樣：“錢理群不辭辛苦地一層層打開了一把思想的摺扇，目的在於向人展示他最後那一記漂亮的收合”［4］而王曉明的《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則以個人的主觀體驗和精神內省爲特色，這種獨特的運思角度使本書顯示出迷人的思想魅力。在他筆下，魯迅頭上所籠罩的神聖光環早已消褪乾淨，代之而來的是一個走投無路、處處碰壁、在肉體和精神方面都飽受折磨的人生失敗者的形象；一個年事漸長、憤世日深、對個人和人類的前途都充滿懷疑和不信任感、預言民族與文化必將衰亡的偉大先知；一個“二十世紀中國最苦難的靈魂”。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作者有意在寫作過程中介入強烈的主體性和當代性，以致於把一部“魯迅傳”寫成了自己的“心靈史”。
二．重新塑造的魯迅形象
一言以蔽之，傳統的魯迅研究所設定的論題限制了自身的視野，而理論的建構又缺乏原創性，所以，出現“魯學”研究表面上熱鬧非凡、而實際上並無實質性進展的局面也就不難理解了。汪暉對此進行了自覺的理論反省，在《反抗絕望》一書的研究模式上尋求突破。他積極走出本質主義和決定論的解釋框架，努力把歷史理解爲一個不斷變化的、充滿可能性的領域，將魯迅研究的重心從客體方面轉移到主體方面。汪暉的研究視點是魯迅的“精神結構”及其文學形態，而他的基本結論是：魯迅的思想和文學世界是由許多自相矛盾、彼此衝突的觀點、情感和思維方式構成；這些矛盾的、複雜的、非統一的方面在不同時期雖互有消長，但同時共存和發展，形成了一種悖論式的張力結構，導致魯迅的內心焦慮和靈魂分裂；更爲重要的是，魯迅的內在矛盾並不僅僅存在于情感與理智、歷史與價值之間，而且存在于情感和理智領域的內部。因此，那種試圖把魯迅思想納入到一種和諧有序的辯證統一過程的做法，或者，那種用東西方文化衝突或傳統與現代的矛盾來解釋魯迅的模式，都在不同程度上簡化了魯迅思想與文學的複雜性與多元性。從這樣獨特的理論設計出發，汪暉深入揭示傳統的魯迅研究所忽視或漠視的一些關鍵性問題——諸如：反現代的個人如何被置入現代的歷史？創建民族國家的歷史願望爲什麽表現爲民族自我批判的現代工程？反傳統的個人與傳統的關係到底如何？輪回的心理經驗爲何瓦解了進化的時間觀念？魯迅爲什麽在尋求變革、倡導科學、主張人道主義、支援共和革命和民族主義的同時，卻對法國大革命及其自由平等原則深表懷疑？爲什麽這樣一位偉大的思想人物卻熱衷於尼采式的超人、叔本華式的生命意志、拜倫式的英雄、施蒂納式的唯一者？爲什麽他的以“爲人生”和“改造國民性”爲宗旨的文學創作，卻充滿了“安特萊夫式的陰冷”
和對於現實世界的訣絕？
這些問題反映了魯迅文化心理結構的矛盾性、複雜性和悖論性特徵，而傳統的魯迅研究無法對此作出令人滿意的解釋。從這些問題意識出發，汪暉著重考察了“單元思想”在魯迅精神結構中的發展歷程，並且發現了一些階段性特徵：例如，1903-1924年間的“個人、自我及其對啓蒙主義歷史觀的否定與確認”；1920-1936年間的“自我的困境與思想的悖論”。這裏值得注意的是，汪暉的魯迅研究與別人有所不同，他研究魯迅的起點是魯迅在1907-1908年的思想，特別是魯迅與施蒂納、尼采、叔本華等哲學家以及他們在文學上的代表——易卜生、安特萊夫、阿爾志跋綏夫、安德列耶夫、廚川白村等人——的關係；而他所著力分析的魯迅文本——例如，《摩羅詩力說》、《文化偏至論》、《科學史教篇》、《人的歷史》等等——也是別人所忽視的方面。
汪暉這部書的最重要的貢獻在於：對魯迅的“歷史中間物”意識的發現、對“反抗絕望”的人生哲學的分析。通過對於大量文本的獨到詮釋，汪暉令人信服地證實了：“中間物”
概念標示的不僅是魯迅個人所處的“在”而“不屬於”
兩個社會的歷史位置，而且是一種深刻的自我意識，一種把握世界的具體感受世界觀；這一概念的前提是對進步或進化的信念以及反傳統的價值取向；作爲一種自我意識，它標誌著對於自身的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的洞察，從而使得魯迅在觀察社會事務時獲得了一種歷史性的定位和感覺方式。也
關於“反抗絕望”的人生哲學，汪暉認爲它與現代西方文化思潮、尤其是存在主義哲學有內在的關聯，而傳統的魯迅研究只是涉及了魯迅思想中的人道主義、進化論和個性主義等理性啓蒙主義方面，關於非理性主義思潮對於魯迅的意義則絕少提及。應該說，這並非汪暉的個人創見。至少據我所知，在他之前和同時，美國的嶶拉·舒衡哲已經注意到了這個重要方面；林毓生在《中國意識的危機》中專辟一章來討論“魯迅意識的複雜性”
；夏濟安提出了“黑暗的閘門”這個著名的隱喻；日本的山田敬三也曾以存在哲學來解釋魯迅思想；中國的解志熙更以探討魯迅與存在哲學的事實聯繫與文學影響作爲自己的博士論文的中心議題。但汪暉的著眼點顯然不在於以衝擊—回應模式來解釋魯迅這種思想的外來淵源，甚至也沒有興趣對二者之間的關係作細緻綿密的考證。這並不意味著比較文學領域的“影響研究”無足輕重，而是說汪暉的主要關注點是魯迅精神結構及其內在矛盾；這也不是說外在的動力是不重要的，而是說這種外在動力只有進入中國、成爲中國自身面臨的問題才是真正中國的問題，因而才能對中國的歷史顯現出重要性。換言之，“必須把中國的思想與文學的發展視爲人們對自身的（中國的、因而也是獨特的）歷史及其危機的回應和演變，而不是外在的動力的結果”［6］。從這個基本預設出發，汪暉首先將論述的焦點集中在《野草》這部具有形而上學意味的散文詩上，努力彰顯其中與存在哲學相互發明的因數；然後，把論述中心轉向《呐喊》、《彷徨》等小說文本上，檢討隱含在文字背後的“明暗之間的絕望的抗戰”。與傳統的魯迅研究有所不同，汪暉在這裏所使用的方法明顯有竹內好的影子：不是就具體篇章作現實性的還原，而是把《野草》當作一種思想性著作、一種完整的人生哲學體系去闡釋。通過將具體的文學現象昇華爲抽象的理論表述，汪暉深入考察了《野草》中的一系列重大命題：“無家可歸的惶惑”、“走向死亡的生命”、“荒誕與反諷”、“自我與選擇與反抗絕望”、“罪感、尋求、創造”、“超越自我與面對世界”，最終證實了“反抗絕望”的人生哲學之特質——一種不同於人道主義、個性主義、進化論或民主主義等普遍性的意識趨向的東西，一種對生命的非理性的把握、一種屬於人生“態度”範疇的精神現象。值得注意的是，汪暉並沒有因此而把《野草》誇大爲一部存在主義的作品。他正確地指出，儘管魯迅對尼采、基爾凱廓爾這兩位公
三
一些有待討論的意見
按照闡釋學的觀點，所有的解釋都離不開解釋者自身的歷史性與個人性；在這個意義上說，任何對於魯迅的看法都只不過是“我的”魯迅觀；而魯迅作爲一個已經沈入歷史的思想人物，任何對於他的描述也只能屬於一種“想象歷史”的方式。不過，話又說回來，以上的分析並不表明汪暉的魯迅研究已經完美得無可挑剔了。不言而喻，魯迅複雜的精神本體和文學世界爲各種解釋方式提供了可能性，但任何一種解釋方式在顯示了理論優長之同時又不可避免地暴露出自身的局限性。
《反抗絕望》一書的研究思路有商榷的餘地。簡而言之，是關於思想與文學的關係、以及文學史研究的思想史取向問題。汪暉的一個理論預設是，作家的思想世界與他的文學世界有一種密切的對應關係，他的心靈衝突與思想變遷必然在他的文學作品中反映出來，而通過對於他的文學作品的精細解讀也可以反觀到他的思想世界的深層矛盾與發展變化。要之，文學可以視爲思想的折射、投影與回聲。因此，作者關心的主要是魯迅的思想而非文學問題，文學只是提供了思想的註腳而已。從著作的篇幅可以看出這一點。全書分3章，共計350頁，第1章分析魯迅思想，有130頁，第2章兼及思想與文學，140頁，第三章純粹探討“文學性”問題，72頁。看得出來，作者分析“思想”的篇幅大概210頁，佔據了全書的至少五分之三，而“文學”部分則不到五分之二。章節的安排不只是個純技術性的問題，它反映了作者對於研究物件的整體思考。《反抗絕望》一書結構上的特點難免給人一種印象：汪暉似乎過於迷戀魯迅的精神結構以至於忽略了文學自身。
如何理解文學與思想的關係，這牽扯到文學理論問題。美國文藝理論家雷納·韋勒克曾說過，文學的特性在於想象性、創造性和虛擬性，它雖然與社會、傳記、心理與思想有一些聯繫，但只能看做是作家藝術天才和想象力的結果，而不能想當然地把它化約爲後者的産物。從社會、傳記、心理與思想到最後的文學作品，其間必然要經過作家的刻意的藝術經營，這是一個包括了扭曲、變形、強化、弱化、誇大、掩藏等創造性轉化的過程。文學與生活、現實與虛構之間始終有一條無法消除的界限。因此，即便是最真實的文學作品也不可天真地被當作傳記或文獻來看待，而那種試圖從文學作品中發掘思想體系的做法也是靠不住的，往往犯下艾柯所說的“過度詮釋”的錯誤［7］。因此，韋勒克反復批駁洛夫喬伊的“思想史”方法，並將這一文學信念貫穿到他的全部著作中，包括素負盛名的《文
堅持從文學與思想的對應關係出發來從事研究，必然忽視文學的性質與思想的特點，將作家本人的思想與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混爲一談。汪暉著作中有大量的類似論述——
其實，全部的魯迅小說都是這種態度的客觀化，它們既是這種態度的表述，又是這種態度的結果；在這個意義上，小說家魯迅的形成正依賴於這種態度》［10］。
從這個意義上說，整個魯尋小說，包括那些這裏沒有直接分析的小說，都是反抗絕望的人生哲學的體現和結果［11］。
對於魯迅來說，這相互對立的思想因素在很長時間裏，尤其是在《呐喊》《彷徨》時期，不是處於一個克服另一個的線性發展過程，而是處於相互並存、相互否定、相互消長的狀態。可以說，創作主體的多結構性和矛盾性正是魯迅小說“悖論式反諷”的主觀根源［12］。
《頭髮的故事》中N先生的感想、追憶、觀點乃至思維方法（由小及大、由辮子問題到歷史過程）、情感特點（冷中見熱）、語言風格（冷話反語中見熱情焦灼、苦悶憤激）都直接地呈現著作者的思想與心態［13］。
對偶式主人公是和作者內在精神結構的矛盾性相聯繫的，小說人物的論辯性及小說內容的未完結性，恰恰說明作者內心的矛盾的尖銳性和未完結性［14］。
對偶式主人公的對話過程是作者自己觀察自己，同時又竭力表現並超越自己的過程，客觀的、獨立存在的、具有社會學和性格學的典型性的人物之間的論爭關係，實際上又是創作主體在揭示自我、確立自我、超越自我的矛盾過程的一種雙重思維，一種內在意識衝突，這種衝突是作家正在經歷並且未完結的思想狀態［15］。
魯迅小說的對偶式主人公的論爭關係其實正呈現著魯迅內在精神結構的論爭關係。因
此，這些小說的結構原則同時表現了作者內心世界的結構特點［16］。
在我看來，汪暉對於結構主義的方法論抱有相當樂觀的態度，以至太過強調魯迅的精神“結構”對他小說的支配作用，同時又輔助性地使用魯迅的小說文本來印證他的精神“結構”的印記，試圖突出二者之間的“天衣無縫”、“若合符節”，這不僅忽略了思想與文學的各自性質以及相互之間的複雜關係，而且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循環論證”的怪圈之中。必須聲明：我不是全然反對思想史研究，而是對使用文學材料的合法性和解釋的有效性表示懷疑。具體來說，此書的第1部分所使用的材料基本上是魯迅的《摩羅詩力說》、《文化偏至論》、《科學史教篇》、《人的歷史》等論文以及數量客觀的雜文，這些材料具有真實性和說服力，作爲思想史研究的文獻是合適的。第2編的一部分和整個第3編，就開始大量運用小說這種虛構性文體來作爲立論的依據了。耐人尋味的是，追求文學研究的思想史取向在中國是非常入時的一件事。面對這樣一股潮流，我想冒昧地說幾句不大中聽的話：必須牢記思想自身的特性及其與文學的複雜關係，那種試圖對文學進行思想史研究的做法，很有可能使文學史降格爲思想史的註腳。
注釋：
［1］［2］［5］汪暉：《無地彷徨：五四及其回聲》自序，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4年。
［3］卡爾·波普爾：《歷史決定論的貧困》，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年；維特根斯坦：《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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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解志熙：《魯迅遺産的歷史代價》，氏著：《風中蘆葦在思索》，鄭州：河南人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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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汪暉：《中國的“五四觀”——兼論中國現代文學和思想史研究的歷史前提》，《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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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12］［13］［14］［15］［16］汪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第318、321、331、333、336、337、337諸頁，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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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發表于《跨文化對話》第11期，200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