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潤華和他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一個學術史的回顧
張松建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
在整個東亞地區的漢語學術界，王潤華先生無疑是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末期，他負笈遠遊、萬里寄蹤，受業于漢學宗師周策縱教授，取得博士學位後依次任教於南洋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和臺灣元智大學。執教鞭三十多年以來，王潤華通過講習、筆耕與心傳，將文化中國的學術精神傳播到遼遠而廣袤的東亞地區，持之以恆，迄今不輟。王潤華既是文史淹通的學者，又是才華橫溢的作家。他在撰述之餘，從事詩文創作，藉以保持心境的灑脫與性情的溫潤，職是之故，他的詩人氣質與學者情懷相互映發，歷久彌新。作為一名中國文學研究者，他能夠發揚一己之才情與史家之博雅，三十年來自由出入於古今中外的學術領域，在中國古典詩學、中國現代文學、比較文學和新馬華文文學等四個方面均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本文試圖對王潤華三十餘年來的“志業”作一個學術史的回顧，我所關注的不是對他的著作進行編年史的平面羅列，而是檢討他時常採用的理論、方法與視角，他的一以貫之的學術性格以及他在漢學發展史上的獨特貢獻。
一．
王潤華對於英美“新批評”(New Criticism)的學術思路表現出強烈的偏好，早在1983年，他已經著手翻譯了新批評派大師雷納·韋勒克（Rene Wellek）和奧斯丁· 沃倫(Austin
Warren)合著的經典著作《文學理論》[i](Theory of Literature)的幾個章節，收入《比較文學理論集》[ii]出版。這其實並不奇怪。從五十到七十年代，新批評在美國的發展勢頭非常迅猛，可謂如日中天，影響了文學批評、文學史和文學理論等領域，許多傑出的漢學著作也概莫能外，例如宇文所安的《韓愈和孟郊詩研究》與《初唐詩》[iii]，劉若愚的《中國詩歌藝術》和《中國文學理論》[iv]，林明慧的《現代中國詩歌導論》[v]，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和《中國古典小說導論》[vi]。新批評派理論家主張文本是一個自外于世界、作者、讀者的獨立自足的藝術體系，他們對於實證主義批評和社會-歷史方法極為反感，反對從社會、歷史、傳記、心理、思想等外在因素去解釋文學（他們稱之為“文學的外在研究法”，extrinsic approach），主張精細地研究文學作品的語言-藝術形式，例如，小說的主題、結構、情節、敍事等因素，詩歌的象徵、隱喻、韻腳、節奏、神話等內在的藝術構成（所謂的“文學的內部研究法”，intrinsic approach）[vii]，在具體的操作方法上則是文本細讀（close reading）。韋勒克呼籲打破按照作家的意圖來研究文學的做法：“作者意圖是文學史的合適的論題的觀點看起來是相當錯誤的。一件藝術品的意義不能被意圖所窮盡，甚至也不等同于作者的意圖”[viii]到了新批評派的後期，維姆薩特(William K. Wimsatt)和比爾茲萊(Monroe C. Beardsley)更是激進地提出了“意圖謬誤”（intentional fallacy）說和“感受謬誤”（affective fallacy）說，反對從作者的創作意圖、寫作過程和文學作品對於讀者的心理感受來評價作品[ix]。
王潤華借鑒了新批評的“文本細讀”法，也對“意圖謬誤”保持一份清醒和自覺，他以超卓的藝術敏感，細讀經典文本的藝術形式，每每有驚人的發現。甚至那些原本無足觀的作品，經過王潤華的一番疏解，頓時成為“尺幅千里，微言大義”的佳構。例如，他在研究老舍小說之時，一反學者們習見的闡釋模式而主張“打破限制在創作目的詮釋法”，他一針見血地指出：“《老舍論創作》與《老舍序跋集》固然是研究老舍予解讀其作品必讀的文章，而且非常有參考價值，但是目前研究老舍及其作品的著述，多數都受到老舍自己的見解的影響與限制，變成老舍這些自評文章，是最高也是唯一的權威。這是目前需要打破的一種解釋框架。一部藝術作品的意義，不等於作者的創作目的，也不停留在其動機與目的重。一篇短篇或長篇小說、一首詩、一篇散文，都有他一是價值的獨立生命。作品的意義不受作者或她的同代人所看見的意識所局限。文學作品在不同時代甚至具有不同的意義”[x]本著這種闡釋模式，他對老舍的《斷魂槍》的解讀，堪稱新見叠出、勝義紛披。老舍本人在1959年自評這篇小說的主旨是：“許多好技術，就因個人的保守而失傳了”，許多海內外學者也據此詮釋小說，自謂“若合符契”，實則大謬不然。王潤華走出“意圖謬誤”的解釋框架，描述了特定的時代氣候如何使老舍言不由衷，繼之以揭示“斷魂槍”和“沙子龍”的悖論性的含義“它原本是使人斷魂的槍，現在自己卻是斷了魂的槍”、“沙子龍固然令人想起他是西北沙漠的龍頭，也寓意著是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的首領”，他進而探索了“斷魂槍”、“鏢局”、“客棧”、“王三勝”、“孫老頭”、“白天”、“黑夜”等一系列人與物的象徵含義，最終發現了這個區區兩千多字的小說如何被建構成一個寄意宏遠的“民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y)[xi]。粗枝大葉的批評家認定《小坡的生日》只是一篇內容膚淺、遊戲筆墨的兒童文學而已，但王潤華卻“於不疑處有疑”，經過他的細心研讀，他發現這個不大起眼的作品實則隱含了老舍對於未來新加坡的多元種族圖景的文化想像(cultural imagination)[xii]在論述老舍的小說的時候，他認為老舍的小說並非象人們所議論的那樣，深受狄更斯的巨大影響，從深處看，它們與康拉德的淵源關係則更加具有深度、規模與持續性，其中的一個主題結構就是“人物被環境鎖住不得不墮落”[xiii]王潤華運用新批評方法得心應手，且每有創獲：他細察了沈從文的小說世界，敏銳地發現了《邊城》中的山水畫結構、自然象徵和過去與現在的對比手法[xiv]；認為《漁》不僅是一條河流上擴大的抒情幻想而且是一篇探索人類靈魂意識深處的小說[xv]；尤其值得玩味的事，他重新解讀了一篇不大引人注意的小說《靜》，發現了其中的三個寂靜的世界如何辯證地結合在一起，而且使作品產生了眩惑的藝術魅力[xvi]。王潤華將新批評方法用之於魯迅的小說，同樣也有重大的發現，他由《長明燈》中“瘋子”的口號入手，剖析了反叛舊文化的思想內容如何通過象徵性的人物、事物、風景表現出來，茶館、客廳與社廟怎樣隱喻了中國舊社會制度的縮影、“長明燈”與《野草》的火和黑暗意象的相關含義是什麽[xvii]。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潤華的現代文學研究並非是專意于單薄的文本細讀，他特別擅長大處著眼，小處入手，抓住主要的文學現象來展開論述。如果我猜得不錯，他走的就是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的路子。魯迅擬想中的文學史寫作模式，變平面的羅列為縱深的開掘，抓住主要的文學現象展開論述，以“酒、藥、佛、女”來勾畫出魏晉文章之風貌。王潤華發覺相當多的“五四”作家——例如，魯迅、郁達夫、廬隱、王魯彥、許欽文、蹇先艾、台靜農等——都不約而同地對“狂與死”主題表現出濃厚的興趣，繼之以文學形態傳達出來，而這種反復出現的思想主題既顯示出五四文學的鮮明的時代特徵，又與西方的死亡意識不大相類而具有民族的特色[xviii]。王潤華也發現魯迅的許多小說都有一種或隱或顯的“遊記結構”，這種遊記結構的三種類型——故鄉之旅、城鎮之旅、街道之旅——在敍事手法和表現技巧上都各不相同[xix]，他也敏銳地看到沈從文《菜園》中的“白色”無所不在，反復出現的“三”字產生了一種魔術力量，它們最終表現的是現代文明如何毀滅了田園樂趣以及作者不忍明言的隱痛[xx]。王潤華也注意到了沈從文小說中經常出現的“野花”意象具有多重含義，他的細緻綿密、要言不煩的解讀令人有豁然開朗之感[xxi]。當然，捕捉住文學作品中反復出現的關鍵意象來展開論述，其思維模式接近於洛夫喬伊的“單元思想”(unit-idea)方法[xxii]，也與威廉姆斯的“關鍵字”(key words)研究[xxiii]相去不遠，這種思路在文學研究中並不少見，錢理群的《心靈的探尋》就是在這一思想指導下的產物[xxiv]。
不過，話又說回來，新批評雖然富於創見，但又存在著與生俱來的缺陷，它對實證主義文學批評的偏重於社會-歷史因素而忽略了藝術作品的美學價值之弊端固然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反叛，但發展到後來，又不可避免地走到另外一個極端：將文本與世界、作家、讀者(M.H. Abrams所說的文學的四個要素)完全隔離開來，既不能說明文學的起源，也無法解釋讀者的感受，因此使自己陷於偏至之途，也為後來的接受美學和讀者-反應批評之興起埋下了伏筆。王潤華意識到新批評本身的誤區與盲點，發展出補偏救弊的另類思路：在“文學對話”(literary dialogue)之外，進行“歷史重建”(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注重文本(text)和語境(context)之間的互動關係；打通文學的“內部研究”(intrinsic
approach)與“外部研究”(extrinsic approach)，從而超越了新批評的人為的藩籬，獲致了一種辯證的精神、一種宏通的視野，一種理智審慎的文化-歷史觀。他的魯迅小說研究，習慣於在進行美學分析之前不厭其煩地縷述語境方面的知識，這絕非無的放矢，而是有深意存焉：自覺走出新批評的誤區，給予文學現象以語境化的解釋(contextualization)，這在更高的層次上又回歸了孟子“知人論世”的文學批評傳統，也與陳寅恪先生標舉的“詩史互證”有一脈相承之處[xxv]。譬如，他對《孔已己》的現實性與象徵性的論述，對《故鄉》的自傳性與對比結構的分析，對《白光》中多次縣考、發狂和掘藏結構的探索，對《長明燈》的象徵含義的考察，常常集中了日記、自傳、傳記、回憶錄、訪談錄、隨筆、書信等外緣材料，使之與文本細讀相接榫，真正把握住了text 和context之間的複雜關係，溝通了文學的“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
二．
進而言之，王潤華雖然使用了“歷史重建”和“語境化”的方法來彌補“新批評”的不足，但他並非絕對的歷史主義者(absolute historicist)，也稱不上是絕對的文化整體主義者(cultural-
holist)。一方面，他注意到某些文學現象儘管產生於具體而特定的歷史-文化語境，但具有本體象徵的色彩與形而上的涵義以及超越性和永恆性的美學價值，因此，他的運思方向超越了狹隘的時空限制，由特定的文學現象生髮開去，把握住了普遍主義的歷史情景中的人類意識(human consciousness in the historical situation)；另一方面，他也謹慎地避開了傳統/現代的本質主義的、二元對立式的思維模式，揭示出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強大張力與內在的邏輯相關性。在某種程度上，這種普遍主義的思路也許與錢鍾書和史華慈有暗合之處。錢鍾書的《談藝錄》[xxvi]、《管錐編》[xxvii]、《宋詩選注》[xxviii]、《七綴集》[xxix]的治學方法不局限於一時一地的文學現象之考察，而是跨越語言、文化、時空與國界，尋求天地之間的共同的詩心與文心，所謂：“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xxx]本傑明·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 教授在檢討約瑟夫·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的思想史方法時，指出後者的《儒家中國及其現代命運》[xxxi]一書的理論預設有絕對的歷史主義和文化整體主義的嫌疑[xxxii]，不過，他也欣慰地發現，更多的證據顯示列文森已對此有所補救[xxxiii]史華慈相信，我們生活在一個人類的各個部分密切關聯的世界裏，一些觀念(idea)、意識形態(ideology)、態度(attitude)、取向(orientation)和經驗(experience)，可能是跨文化的(transcultural)、元歷史的(metahistoric)，有必要從人類的普遍的境遇意識(consciousness of situation)的角度去考察歷史與文化，因為“歷史與文化一旦脫離了普遍的人類關懷，它們本身是完全沒有意義的範疇”[xxxiv] 。同時，他也認為，“過去的經驗的某些部分，無論好壞，都會繼續存在於當前。因為文化的整體並不是一個生物有機體的整體，即使過去的文化的整體已經死亡，但某些因素會繼續存活。在某些意義上，部分比整體更有意義，也可能比整體更有生命力。”[xxxv]回到正題上來。早在1976年，王潤華就撰文分析過錢鍾書《圍城》中的一系列“象徵物”（“圍城”、“鳥籠”、“鬼魂”、“自鳴鐘”、“泥娃娃”）的精深含義，他在文章結尾處有一段精彩的議論——
《圍城》不止是寫戰爭圍困中的戰亂中國，也是寫受現代文明包圍的具有古代文明的
這真是洞幽燭微的觀察，因為錢鍾書自己在《圍城》序言中就說過，他在本書中“要描寫一部分中國人。既然是人，就具有無毛兩足動物的基本根性”[xxxvii]，換言之，他所關注的不僅是中國的現實情形，更是要思考人類的基本問題，所謂“言近旨遠，寄慨遙深”是也。可惜不少批評家對此輕輕放過，未能深究，相比之下，王潤華的看法稱得上“孤明先發”，雖然是點到為止。十四年後，中國的青年學者解志熙在他的極具開拓性的博士學位論文中，更加細緻而深入地論述了這個課題，踵事增華，更上一層樓[xxxviii]。不僅如此，王潤華也發現，魯迅小說所寫的人物或背景，既有自傳性，也有地方性，既反映中國社會，也有普遍的世界性意義[xxxix]。他超越寫作時中國特定的社會背景來讀《孔乙己》，結果發現“魯迅表面上寫發生在中國清末的社會與中國人，實際上他也同時在表現人類及其社會中永恆的悲劇。表面上孔乙己是一個受了科舉制度毒害，‘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但他也使普遍性地代表了個人與社會之衝突的多種意義的象徵。”[xl]他認為孔乙己和卡繆的《異鄉人》之主角羅梭、米勒《推銷員之死》中的推銷員同樣是屬於具有全人類意義的代表人物。實際上我覺得，屬於這個人物譜系的還有許多：賽凡提斯筆下的“唐·吉珂德”，毛姆《人性的枷鎖》中的主人公，黑塞筆下的孤獨的“荒原狼”，哈代的“無名的裘德”與《還鄉》的主人克林·姚伯，莫不如此。王潤華也深刻地揭示了《故鄉》的多層次的主題結構：“他（魯迅——引者注）在《故鄉》中不但探索了中國現實社會的問題，也觸及了現代人的精神困境，一些具有世界性、普遍性的問題，如現實與理想之研究，現代人的疏離感等尖端現代人類的問題”[xli]。其實，具有類似本體象徵意義的至少還有錢鍾書的《圍城》、艾略特的《荒原》、卡夫卡的《城堡》、戈爾丁的《蠅王》、索爾任尼琴的《癌病房》等等。在探討陳士成追逐白光的悲劇時，王潤華別具慧眼地議論道：“白光可以解釋做一切幻想、理想和希望的象徵。因此陳士成是一位超越時間與空間的人物，他被白光矇騙的悲劇，不只是代表舊中國的讀書人，也是全人類的。今天每日都有人在希望的圓圖上找不到自己的名字，在理想底下發現藏著一個骷髏。幻想更是藏在“萬流湖”的一個陷阱，往往把人淹死”[xlii]，這真是一語中的。
長期以來，由於受到“文化整體主義”思想的籠罩，關於中國古典文學與現代文學的複雜關係，學術界一直有所忽略。在國際漢學界，似乎只有普實克注意到中國現代文學的抒情情景與古典詩歌傳統的歷史關聯[xliii]；他的女弟子米列娜受乃師影響，也比較注意晚情敍事小說與現代小說的關係[xliv]；後來，謝曼諾夫從中國古代的思想文化傳統中尋找魯迅的精神先驅[xlv]李歐梵從中國的魏晉文學、古代神話與民間傳說中尋找魯迅小說的創造性之源泉[xlvi]；王德威進一步探究晚清小說的四個文類如何受到“五四”啟蒙話語的排擠，成為“被壓抑的現代性”，以及它們如何在二十世紀末起的小說中再次浮出水面，大放異彩[xlvii]在中國大陸，王瑤先生最先注意到這個問題的迫切性與重大意義，他說：“對現代文學的歷史考察，目光只有與三十年的範圍會有很大的局限性；需要把研究視野做時間上的延伸”[xlviii] 陳平原的小說研究注重發掘現代小說在古典白話小說中的淵源[xlix]。王潤華也認識到明清小說與現代小說的複雜關係，他提倡“不同時代文學作品的類同研究”，並且身體力行，撰寫了新人耳目的《從李漁的望遠鏡到老舍的近視眼鏡》[l]，在文章的末尾，他清楚明確地揭示了這種研究思路的意義：“李漁與老舍雖然不同時代，但是基於要表達某些共同的思想（痛惜中國人沒有把視野擴大，把心靈開放，把目光投向先進的西方），由於在一種相同的文學氣候和文學傳統裏創作（以啟蒙文學改良國民性），再加上相同的技巧（望遠鏡和眼鏡：西洋科技產品），這兩篇小說把原本分割斷的小說傳統連接起來。如果這種類似研究很多，我們更能瞭解清代短篇小說傳統之河流是怎樣流過現代文學的土地的”[li] 確實，這種研究，既能讓我們加深對於老舍小說的認識，也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人們對於李漁的理解[lii]。
三．
認真地說，王潤華的研究方法並非一成不變的，而是與時俱進，不斷墾拓。早在七十年代，他就鼓勵學生重視本土知識資本，從自己特殊的文化話語（邊緣話語）來解讀中國現代文學，不一定都要服從由中原文化產生的解讀模式：“在新加坡研究中國文學，最終目標一定要本地化，以新加坡人的立場及眼光，來作為出發點，這樣比較有收穫，而且有意義”[liii]。換言之，研究者的“問題意識”應當來自於本土，必須把研究物件推向“他者”的位置，以確立“自我”即新加坡的位置，並且有意識地使自己所討論的問題和當下的本土語境發生關聯。這種思路讓人想起了日本學者竹內好和溝口雄三。竹內的魯迅研究正是把作為“他者”(the other)的魯迅與自己本國的歷史境遇相聯繫，因此在更為宏大的思想視野中提出了“亞洲的超克”這一經典命題[liv]。溝口也意識到日本的“中國學”處於邊緣位置，為了使人對於這一個領域格外關注，在把它放入主流討論的時候，必須深思這些問題：“如何使外國的研究與本國的問題相關？如何使外國的言說具有本國的問題意識，或者說如何使本國的言說具有世界的知識背景？”[lv]雖然兩個人的著眼點在於思想史的研究，但思維方法同樣適用於文學史的課題。王潤華對這種思路了然於胸，進入九十年代之後，他更是積極而深入地思考這一課題，他的《老舍小說新論》中的不少論文就與後殖民論述有關。因此，不消說，這種從“新批評”到“文化研究”的範式轉移(paradigmatic shift)，為他的現代文學研究帶來了全新的氣象。
王潤華的方法更新來自他對新加坡的歷史-文化變遷的省思：“新加坡由於在地理上處於東西方的重要通道上，最早遭到西方文化的侵略與影響，成為最明顯的具有東西文化的心境身心文明的國家。從殖民時期英國極權統治到高科技資訊網路的新世紀，新加坡的文化處處都是呈現著這是一個全球化的典範。另一方面由於新加坡原來長期遭受殖民統治，1965年獨立後，我們才開始塑造國家認同，建構自己文化的本土性。所以新加坡目前正在經受全球化與本土化猛烈衝擊的考驗”[lvi]因應全球化(globalization)與本土化(localization)的雙重語境，學術研究方法自當更加複雜化。雖然有人會擔心全球化會把各種文化差異逐漸抹掉，但王潤華關於二者之關係的看法則辯證而宏通：“全球化的極致，會導致本土特殊性的重視。本土化會阻礙現代化所造成狹隘的本土中心主義，其實本土的極致就是走向全球化。唯有本土化得到重視，才有資格與信心與全球化接軌，甚至並駕齊驅”[lvii]基於這種認識，王潤華主張超越以中國或西方文學為典範發展出來的詮釋模式，從本土多元文化的新視角重新打量中國現代文學，惟其如此，才能讓一些被忽略的重大問題與意義，重新解讀出來並得以彰明較著。例如，他從後殖民的角度來重探老舍的《小說的生日》，結果發現“《小說的生日》童話後面對多元種族，多元語文與文化的新加坡社會，尤其是花園城市之預言，就是老舍用來逆寫(write back)康拉德小說中的南洋。老舍通過創作一本小說，糾正白人筆下‘他者的世界’”[lviii]、“小說中寓言多元種族多元文化時代之爭取與來臨，正是本土文化與帝國文化相衝突，強調本土文化與帝國文化之不同的思考所發出的火花”[lix]。同樣，王潤華關於老舍對於康拉的熱帶叢林小說的後殖民論述、關於魯迅與新馬後殖民文學的關係、關於白先勇《臺北人》中的後殖民文學結構的一些列論文[lx]，都是上述思想指導的產物，它們以其敏銳的觀察與犀利的解剖，在東亞地區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不斷引起巨大的爭議，流波所及，至今未已。(完)
注釋:
[i] Rene Wellek & Austin Warren, Theory
of Literatur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442)
[ii] 王潤華編譯：《比較文學理論集》（臺北：國家出版社，1983年），這幾個章節分別是《文學與社會》、《文學與傳記》、《文學與心理》、《文學與思想》等。
[iii] Stephen Owen, The Poetry of Meng
Chiao and Han Yu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5); The
Poetry of the Early T’ang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iv] James J. Y. Liu, The Art of
Chinese Poetry (Chicago, Il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6); 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 (Chicago, Il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v] Julia C. Lin, Modern Chinese
Poetry: An Introduc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2)
[vi] C. T. Hsia,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17-1957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 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ix] William K. Wimsatt, Verbal Icon:
Studies in the Meaning of Poetry (Lexing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1954)
[x] 王潤華：<老舍小說新論的出發點>，《老舍小說新論》(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年)，頁11-12。
[xi]王潤華：<快槍使神槍斷魂，鏢局改成客棧：論老舍的“斷魂槍”>，同前注，頁127-142。
[xii]王潤華：<老舍在“小坡的生日”中對今日新加坡的預言>，同前注，頁29-46。
[xiii] 王德威認為《二馬》中的馬威的性格特徵相似於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萊特：被環境所宰製，優柔寡斷，沉湎於哲學思考，缺乏行動的勇氣，這與王潤華的論述非常接近，See David Der-wei Wang, Fictional
Realis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Mao Dun, Lao She, Shen Congwe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26.
[xiv] 王潤華：<論沈從文“邊城”的結構、象徵及對比手法>，收入氏著《沈從文小說理論與作品新論——沈從文小說理論、批評、代表作的新解讀》（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頁105-121。
[xv]王潤華：<一條河流上擴大的抒情幻想——探索人類靈魂意識深處的小說“漁”的解讀>，前揭書，頁145-160
[xvi]王潤華：<沈從文散文小說“靜”中的三個寂靜的世界>，前揭書，頁197-208。
[xvii]王潤華：<從口號到象徵：魯迅“長明燈”新論>，氏著：《魯迅小說新論》（上海：學林出版社，1993年），頁141-163。
[xviii]王潤華：<五四小說人物的“狂”和“死”與反傳統主題>，收入氏著：《魯迅小說新論》，注同18。
[xix]王潤華：<魯迅小說中的遊記結構>，收入氏著：《魯迅小說新論》，注同18。
[xx]王潤華：<沈從文“菜園”中的白色恐怖>，前揭書，頁175-195。
[xxi]王潤華：<每種花都包含著回憶與聯想——沈從文小說中的野花解讀>，收入氏著：《沈從文小說理論與作品新論——沈從文小說理論、批評、代表作的新解讀》。
[xxii] Arthur Oncken Lovejoy,
“Introduction,”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當然，將“單元思想”的方法運用到文學研究領域，並非盡善盡美，韋勒克多次批評洛夫喬伊把文學作品當作“稀釋的哲學”來研究，必然忽視了文學史的整體性，導致“見樹不見林”，參看Wellek & Warren, pp. 111-12. 以及 Wellek, “Introduction,”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1750-1950 (Vol. 3)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 但王潤華非常節制地使用了這種方法，避免了洛夫喬伊的誤區。
[xxiii] 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Fontana Press, 1990) 。王潤華對於這種方法有理論的自覺，他編譯的《比較文學理論集》就有一節專門談論“關鍵語”，儘管有些簡略。必須看到，和洛夫喬伊的“單元思想”方法的強調內在理路而忽略了外緣因素相比，威廉姆斯的“關鍵字”方法注意在社會/文化的變遷中把握“關鍵字”的含義，凸現了“語境化”的闡釋策略因而更值得讚賞。汪暉從《“賽先生”在中國的命運——科學概念及其在近代中國的應用》開始的一系列思想史研究的成果，使用的也正是這個方法，當然，他後來的《天理之成立》等文章更加注意思想史研究的文化史/社會史取向。汪暉的學術隨筆《舊影與新知》（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當中就有一篇文章，專門分析威廉姆斯的“關鍵字”方法。
[xxiv] 錢理群：《心靈的探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xxv]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北京：文學古籍出版社，1955)。
[xxvi]錢鍾書：《談藝錄》（上海：開明書店，1948年）
[xxvii]錢鍾書：《管錐編》（1-5冊）（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
[xxviii]錢鍾書：《宋詩選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
[xxix]錢鍾書：《七綴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xxx]錢鍾書：《談藝錄》序言，注同19。
[xxxi] Joseph R.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5)
[xxxii] Benjamin I. Schwartz, “History and Culture in the Thought of Joseph
Levenson,” in Maurice Meisner and Rhoads Murphey eds. The Mozartian Historian: Essays on the Works of Joseph R. Levenson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p. 102.
[xxxiii] Ibid., pp. 105-6.
[xxxiv] Ibid., p. 112.
[xxxv] Ibid., pp. 108-9.
[xxxvi]王潤華：<深一層看潛伏在“圍城”裏的象徵>，收入氏著：《中西文學關係研究》（臺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78年），頁152-153。
[xxxvii] 錢鍾書：<序>，《圍城》（上海：晨光出版社，1949年）。
[xxxviii] 解志熙：《生的執著——存在主義與中國現代文學》（臺北：智燕出版社，1991年；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參看論述錢踵書的<圍城>與存在主義之關係的一章。
[xxxix] 同注17，頁152。
[xl] 王潤華：<探訪紹興與魯鎮的鹹亨酒店及其酒客——析魯迅“孔乙己”的現實性與象徵性>，《魯迅小說新論》，頁98。
[xli]王潤華：<論魯迅“故鄉”的自傳性與對比結構>，前揭書，頁114。李歐梵也注意到《故鄉》中的疏離感，但他在“先驅者/庸眾”的概念框架內稍有涉及，未能從普遍主義的歷史情景中的人類意識的角度來剖析。關於李的見解，參看Leo Ou-fan Lee, 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 A Study of Lu Xu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81.
[xlii]王潤華：<論魯迅“白光”中多次縣考、發狂和掘藏的悲劇結構>，前揭書，頁138。
[xliii] Jaroslav Prusek, The Lyrical and
the Epic: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ed. Leo Ou-fan Le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xliv] Milena Dolezelova-Velingerova, “The Origin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Merle Goldman e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May Fourth Er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17-36. 米列娜 對於安敏成(Marston
Anderson)的《寫實主義的限制：革命時期的中國小說之研究》(The Limits of Realism: Chinese
Fiction in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感到不太滿意，因為後者未能從中國古典傳統中發掘現代小說的起源，而是一味地把寫實主義小說的興起與壯大歸咎於西方的影響。
米列娜的批評, 參看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ume 52: Number 1, Spring 1992), pp. 303-12.
[xlv] Vladimir Ivanovich Semanov, Lu
Hsun and His Predecessors,
trans. and ed. by Charles J. Alber (White Plains, N.Y. : M.
E. Sharpe , 1980)
[xlvi] Leo Ou-fan Lee, 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
[xlvii] David Der-wei Wang, Fin- de-
Siecle Splendor: 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 1849-1911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這四個文類分別是譴責小說（grotesque exposés），公案-武俠小說（court-chivalric），狹邪小說（depravity romance）和科幻小說（science fantasy）.
[xlviii] 王瑤：<中國現代文學的歷史與現狀觀>，收入《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歷史與現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頁13。
[xlix]陳平原：《中國小說敍事模式的轉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l] 王潤華：<從李漁的望遠鏡到老舍的近視眼鏡>，收入《老舍小說新論》，頁111-126。
[li] 同前注，頁126。
[lii] Patrick Hanan, The Invention of Li
Yu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liii] 王潤華：《華文後殖民文學——本土多元文化的思考》序言（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1年）。
[liv]竹內好：《魯迅》（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6年）
[lv] 葛兆光：《重評90年代日本中國學的新觀念——讀溝口雄三<作為方法的中國>》，《二十一世紀》2002年12月號
[lvi] 王潤華：<重新解讀中國現代文學：本土多元文化的思考>，注同40，頁7。
[lvii] 前揭書，頁7。
[lviii]前揭書，頁11。
[lix]前揭書，頁11。
[lx]王潤華：<中國最早的後殖民文學理論與文本：老舍對康拉的熱帶叢林小說的批評及其創作>、<從反殖民者到殖民者：魯迅與新馬後殖民文學>、<白先勇“臺北人”中後殖民文學結構>，分別參考前揭書之頁19-36；頁51-76；頁77-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