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抗戰文藝及其現代命運
──功利主義文學觀的自我瓦解
張松建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
一個人要有寧靜的心，去接受那些他所不能改變的；要有勇氣，去改變那些他所能改變的；但更重要的是要有智慧，去分辨什麽是能改變的，什麽是不能改變的。
-----------尼布林
在選擇“中國現代作家南洋啓示錄”作爲我的興趣領域之後，經過仔細考量，我最終決定把論題設定爲“抗戰文藝及其現代命運----功利主義文學觀的自我瓦解”。但在轉入正文之前，我覺得似乎有必要將這一論題所隱含的三個子問題交代清楚：一，
什麽樣的“抗戰文藝”? 二，這種“抗戰文藝”的現代命運如何? 三，
它爲何會有這種“命運”? 必須說明的是，我在這裏將要討論的“抗戰文藝”並非實指在八年抗戰這個歷史時段裏産生於中國大陸和東南亞的全部華文文學，而毋寧說是興起抗戰期間的一種功利主義文學觀以及在這一觀念指導下所衍生的文學作品。鑒於這種文學觀念及文學作品的盲點和誤區在抗戰初期表現得相當明顯，而它又確實在現代中國和新馬文學史上産生了不小的影響，因而就有加以重新檢討的必要。本文的研究視點和理論設計是：從解讀中國現代旅新作家的文本入手，考察初期抗戰文藝在理論和創作方面的雙重迷失，並以此揭示它在現代中國日趨寂寞的歷史命運。同時，我還想聲明以下幾點：一，本文的寫作重心是對抗戰文藝之歷史命運的原因追溯，和對文學觀念的綜述和分析而並非是著力於文獻的考訂與文本的細讀，
因爲，在我看來，王潤華、楊松年、林萬菁、
黃傲雲、
姚夢桐等學者在這方面所做的工作已成就斐然，我已不可能再增益什麽［1］二， 我發現唯有拓展出更多的思維空間和研究物件才有可能較爲清楚地凸現出初期抗戰文藝的理論誤區和創作局限，所以，在我的歷史敍事之中，議論的物件將不限於戰時旅新的數量有限的中國作家，例如，郁達夫、胡愈之、巴人、吳天、高雲覽、陳殘雲等，而是試圖將其擴展到整個中國文壇這一闊大的歷史背景之上。這一點是必須要交代清楚的。
一
抗 戰 文 藝 之 興 起 及 其 在 現 代 中 國 的 命 運
抗戰軍興，不僅從根本改變了現代中國的政治格局和歷史命運，而且極大地激發了中國民衆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民族危機感。而素來就懷著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崇高的藝術良心的中國作家，不甘心坐而論道，更要起而行之。
作家人生觀的改變往往在作品中得到清晰的反映。先前強聒不舍的左翼文學作家自然無須多說，就連三十年代耽迷於現代派詩藝的詩人們也紛紛投袂而起，
以蔟新的詩歌風貌加入到抗日戰爭的滾滾洪流之中。以下的幾個著名的文學事件可以支援我的論斷：
何其芳從<畫夢錄>的唯美情調和頹廢意識中果敢地走出來，並且在一首題爲<雲>的小詩裏驕傲地宣佈：“從此我要嘰嘰喳喳發議論/我情願有一個茅草的屋頂/不愛雲，不愛月/也不愛星星” ［2］同一陣營裏的青年詩人徐遲(1914--1996)一改往日的都市題材和抒情詩風，相當激進地要求在抗戰詩中“放逐感情” ［3］卞之琳甚至在1938年8月親自奔赴延安，接受新生活的洗禮，稍後行世的<慰勞信集>以其迥然不同的風格令詩壇爲之側目［4］曾經比他們更加遠離現實人生的早期象徵派詩人穆木天，則誠懇地清算了自己早年詩歌中的“資本主義的沒落期的小市民的煙霧般的悲哀”，並決心在今後的創作生涯中抒寫“民族解放戰爭的呼聲”和“追求光明的戰鬥精神” ［5］老舍走得更遠，他甚至不辭辛苦地把“台兒莊的勝利，和殺敵人的故事，編成許多彈詞，京詞與大鼓書”，並且親自登臺演出，以激發群衆的愛國熱情［6］1938年10月，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武漢宣告成立，從此，中國文學藝術家不分流派、集團，在抗日救亡的旗幟下團結一致，書寫了一首又一首的“民族幽晦之歌”--------譬如，沙汀的《前夜》，艾蕪的《演習》，周文的《怒火》，舒群的《爆發》，蔣牧良的《突破》，聶紺弩的《找和平》，張天翼的《左右爲人難》，陳白塵的《前線總進攻》，羅烽的《反正》等等。
幾乎無可置疑的是，在中華民族面臨存亡絕續的關鍵時刻，絕大多數的中國知識份子都保持了可貴的民族氣節，而象周作人，徐祖正，錢稻孫等人那樣甘心附逆的文人學者畢竟是少之又少。
尤其令人感奮的是，不獨國內的文藝界是如此，就連旅居星洲的中國作家也與時俱進，爲救亡圖存的歷史偉業而奔波呐喊，並且筆之於書、刊行流布，與國內的同業遙相呼應。抗戰文藝，極一時之盛。例如，郁達夫欣慰地發現：原先相互鄙薄的文人“居然大衆一心，
犧牲己見，
在抗日建國的一個共同目標下於武漢團結起來”，
而且“抛棄了象牙塔，幻想宮，而與政治軍事，社會民衆，合成一道的洪流”，
因此自然而然地實現了“從前所空喊的文藝通俗化，民族化，革命化等口號” ［7］
在另外一個場合，他以不容置疑的口吻斷言：“文藝的應該通俗化，大衆化，是天經地義的一個原則”，
同時他也熱情地希望南洋文藝“不久之後，也一定會和我國的洪流接上，使文藝不至於象在過去一樣，僅僅是幾個人或少數階級的娛樂品，
裝飾品” ［8］
除此之外，他還討論了利用舊形式以達到大衆化目的這一個問題。出於愛國熱情，他甚至爲抗戰文藝的“差不多”傾向做了這樣用心良苦的辯護：“文藝傾向的一致,文藝作品內在意識的明確而不遊移, 並不時文藝的壞處,反而是文藝健全性的證明” ［9］郁達夫在爲潦倒而死的青年詩人馮蕉衣的遺著作序時, 儘管看出了馮“並不是一位革命詩人”，但又滿懷同情地推測道，他“對於改革社會, 打破邪惡的雄心，一定是有的”。
而唯一令郁達夫感到遺憾的是，
馮蕉衣生前“所缺少的, 就是直接推動革命的行動與歌詠這些行動的熱情而已” ［10］即使在遭受誤解、被人攻訐時，郁達夫依然堅持從抗戰大局出發，相當寬容地對發難者一再聲明“我對你們卻沒有失望” ［11］“我對你們還是不失望” ［12］在負責星洲抗戰救亡的文藝工作方面，
胡俞之較之于郁達夫也毫不遜色。
他主持筆政、勤耕不輟，重大局、識大體，摒棄黨派成見、戮力抗戰文藝，自是功不可沒［13］作家高雲覽明確指出“藝術這武器，在抗戰的現階段，是有著它更積極的任務的。在民族急激的變化中，能對著事實的正題，但不是副題，發揮其效能” ［14］詩人楊騷積極籲請文藝工作者“配合目前的需要，拿起他們的筆桿，用他們的紙彈，在後方打擊法西斯侵略的第五縱隊” ［15］劇作家吳天的抒情散文集<懷祖國>被蕭克譽爲“緊緊地把握著現實，沒有一般散文那種充滿著想象夢境的傳說” ［16］他的一系列報告文學、戲劇作品更是以其犀利的批判鋒芒而風行一時。
在民族危機日益加劇的抗戰期間，中國作家能以如此飽滿的愛國熱情和如此鮮明的救亡意識，寫出了大量的通俗化、大衆化的文藝作品，參與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因此在中國現代社會政治史和思想文化史上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勳。我想，任何一個有著清明的理性、辯證的精神和健全的歷史理解力的學者都不會“妖魔化”抗戰文藝的巨大影響，也不會以純粹藝術論的觀點來一筆抹殺它的歷史貢獻和前輩作家文學選擇的合理性。不過話又說回來，肇始於一九六零年代的的夏志清與普實克的曠日持久的筆戰［17］以及發生在一九九零年代的張隆溪和劉康關於左翼文學的論爭［18］都說明了在國際漢學界仍然有一批學者對那一段在特殊歷史情景下産生的中國文學缺乏同情的瞭解、有限的辯護和適當的肯定。
但是，另外一個無法回避因而令人相當尷尬的現象是：當年前輩作家生死以之的抗戰文藝在當代中國已喪失了大批的讀者群體。不錯，在文革終結之前，這些文藝作品在中國的新聞媒體，影視藝術，戲劇舞臺，通俗讀物和高校的文學史教材中很是紅火了一陣子, 然而，它們如今已風光不再卻也是無法否認的事實：坊間出版的各種文學選本裏已很難見到它們的蹤影；流行的文學史教材中用了非常之小的篇幅來漫不經心地提到它們；汗牛充棟的學術刊物上很少見到相關的研究論文；大大小小的學術會議上更聽不到議論它們的聲音；即使它們偶爾被影視媒體高調門地表彰，也更多是出於政治意識形態的需要而並非有真正文學方面的考慮，而且它們也很知趣地快速消逝在商品化的聲浪之中了，仿佛它們壓根兒就不存在似的。
相比之下，當初那些因其與抗戰主題並無較深瓜葛，或者因其思想的超前和藝術的前衛而聲華刊落、甚至飽受打壓的文學思潮和文學流派---------如錢鍾書, 張愛玲，沈從文等人的小說，西南聯大詩人的作品--------- 在商品化大潮日甚一日的當代中國，卻時來運轉，大放異彩，競相成爲讀者青睞的讀物和學術研究的物件！詩人穆旦，
當初文名寂寞，如今卻是學界所熱中談論的時髦話題，甚至榮登“百年文學大師排行榜” ［19］而對抗戰文藝功不可沒的左翼作家茅盾則被踢出局［20］,
一時輿論譁然，遂成爲大小報刊爭相議論的文化事件。而在這樣的時代氛圍裏，去圖書館翻閱那些發黃變脆，黴味撲面的舊報刊雜誌，遙想南洋和中國的抗戰文藝在當時産生的“振臂一呼, 應者雲集”的轟動效應，再對照一下它們在當今的寂寞命運，怎不感慨系之！
二
外 部 研 究: 多 維 視 角 的 因 果 式 解 釋
然而，僅有感慨是不夠的，我們應該從學理的層次上認真檢討它的得失所在。
鑒於傳統意義上的單一的理論框架已不能解釋抗戰文藝的歷史困境，因而我們必須在更爲宏大的知識背景中發展出更爲複雜的論述模式，從文化的、社會的、政治的、思想的、乃至文學自身的多維視角，去追問抗戰文藝何以在現代中國歸於日趨寂寞的歷史命運？
時移則事異：歷史情景的急劇演進
在中華民族處於存亡絕續的關鍵時刻，以通俗化和大衆化爲表徵的抗戰文藝，自然會有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社會效果。但是，當下中國的時代特徵是：商品化大潮裹挾一切，社會階層的分化、瓦解，各個利益集團在積極尋找自己的代言人，
政治參與意識漸趨淡薄，雖然偶爾有民族主義的暗潮奔湧，但較之於抗戰時期嚴酷的形勢，目前中國可以說是“太平盛世”。因此，可以想見，在這樣一個時代，誦讀充滿刀光漸影,，血淚交迸的抗戰文藝，自然不會有貼切的同情和深刻的共鳴。抗戰文藝之不被接受，已成定局.
自我邊緣化：知識者生存策略的自覺調整
在中國古代的思想傳統裏，知識份子既“士”的文化身份被規定爲：弘揚道統與傳承文明，並爲之殺身成仁，捨生取義，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以道自任，意氣風發，正所謂“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 ［21］馮友蘭頗爲欣賞的“橫渠四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 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22］------涵蓋了“士”的全部文化職能：格物致知(認識論)、教化蒼生(倫理學)、傳延知識(文化承諾)、兼濟天下(政治實踐)。明末東林黨人顧憲成的那副影響深遠的對聯“風聲魚聲讀書聲, 聲聲入耳; 家事國事天下事, 事事關心”, 以及那句流傳已久的道德訓誡“天下興亡, 匹夫有責”, “不出, 如天下蒼生何”都反映了傳統士大夫的精神寫照. 及至近代, 被傳統文化“化”過的知識份子, 依然有如此強烈的聖王情結：
某名士在抗戰當中曾激昂陳詞：“我不能死，
否則，
中國必亡”，熊十力譏之曰“瘋狂”，
對方坦然答曰：“狂則有之, 瘋則未也” ［23］一時風蜚士林。可以毫不誇張地說，
中國現代文學之興起，與中國現代政治文化的演進，這二者存在著互爲表裏的關係，而中國現代作家從一開始就具有相當強烈的政治介入熱情：
五四運動時期的作家，
毫不遲疑地把文學作爲實現思想啓蒙和社會變革的工具；
稍後的左翼文學，
則試圖通過文學書寫爲國內日趨緊張的政治鬥爭和軍事衝突而呐喊助威；
抗戰軍興，
知識份子之弘揚民族精神、宣揚救亡圖存更是壓倒一切地成爲時代的“劇情主線”(Story Line, Paul Cohen語) ［24］認真地說來，
抗戰文藝之所以能成爲蔚然大波，
實與知識份子的救世心態（或曰“感時憂國”精神［25］）、內聖外王情結、自我神聖化的人生期待有著天然的聯繫，
而傳統的價值觀念則爲他們的藝術定位和人生選擇提供了意義根據。
但是, 在當代中國的文藝實踐的主體-----知識份子------身上已很難看到強烈的憂患意識、
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
一些作家揚言要“逃避崇高” ［26］，以解構理想、
調侃神聖、
消解意義、媚俗玩世而相互期許；一些作家則企圖在知識、權力和市場三者之間尋求實現利潤最大化的結合部；
也有部分作家在藝術良心和商業利益之間依違不定、茫然失據。他們的共同點在於：從社會的中心位置撤退到邊緣地帶，從昔日的意氣昂揚的文化英雄蛻變爲如今的落寞失意的文字寫手。設想當年的抗戰作家依然健在，
對此天翻地覆的變化，
怕也要學學張愛玲，作一個“蒼涼而美麗的手勢”而已。九十年代後，陳平原，陳思和，解志熙等學人積極主張知識份子的自我表現邊緣化，放棄救世心態和“廣場意識”，倡導平常心、“崗位意識”和學術民間化，在述學和議政之間選擇前者，以免被激進的政治思潮所裹挾［27］因此，“八九”之後，中國知識界的分化趨勢日益明顯，學院派知識份子大批湧現。《讀書》、《學人》、《國學》《中國文化》、《中國學術》、《世界漢學》等學術雜誌大興於世，思想淡出，學術凸現，成爲一道醒目的人文景觀。中國當代文人學者的接連不斷的發言--------例如，陳平原關於“重建學術規範”的一系列努力［28］解志熙的“現代文學要想成爲真正的學術，必須遵循嚴格的古典學術規範”的真知灼見［29］汪暉對“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和現代性問題”的深入反思［30］-------既可以說是因應政治形勢和商品化大潮的一種主動的選擇，當然也可以說包含了一份清醒和無奈。雖然王曉明等人有感于知識份子的人文操守和終極關懷之衰頹，奮然發起了
“人文精神大討論”，但最終收效不大［31］作爲藝術創造和文化傳承之主體的知識份子業已“洗心革面”，換了心腸，還能指望他們創作出充滿社會使命感和歷史責任感的藝術作品嗎？在這樣一個社會氛圍裏，抗戰文藝之不被認可，個中原因，可以想見。
衆聲喧嘩：多元化的文學觀和審美趣味
中國傳統的文學觀念，大體說來,可分爲“載道”與
“言志”兩派，前者強調文學的社會功能和功利性質，是爲群體的寫作；後者則注重文學的審美屬性和藝術品格，是爲個體的寫作，當然，這種劃分只是相對的，二者的相互轉化和彼此滲透的情形也並不少見，唯側重點稍有不同而已。文人學者之看重文學，更譽之爲“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 ［32］經常以之來表現國家政治等宏大主題，即使是個人化的寫作、或私生活的描摹也往往是變形的“政治寓言”。與這種文學觀念和審美趣味相對應的創作原則是客觀寫實與浪漫抒情。五四運動時期，以艾青爲代表的現實主義和以郭沫若爲領軍的浪漫主義成爲制度化的兩大文學思潮，共領風騷，實與此文學傳統大有關係。而現代主義文學從一開始就被視爲“異類”，飽受左翼文學的打壓和圍剿，險些成爲沈默的“他者”（The Other, Edward Said語）［34］幸賴種原因，得以在中國文學現代化的道路上艱難前進，最終獲得了合法化和正當性，從文學結構的邊緣位移到中心位置。南洋和中國的抗戰抗戰文藝之表現題材、思想旨趣、表達技巧以及它們所依賴的文學觀念，概不出客觀寫實和浪漫抒情的美學範疇。在當時的歷史情景中，它們以通俗易懂的內容和激動人心的效果而被廣泛看好。但是，時至今日，人們不再偏執地相信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是理所當然的正統美學觀念，也不再偏好宏大敍事、道德訓誡和政治意識形態化的話語風格以及偏狹的審美趣味。西方的各種文學觀念乃至後現代理論紛至遝來，多元並存，衆聲喧嘩，互榮共進。文學界的審美趣味，價值觀念，期待視野大有“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之勢。在這種知識背景下，抗戰文藝之大受冷落，成爲昨日黃花，已是預料中事。
三
功 利 主 義 文 學 觀 及 其 自 我 瓦 解
然而，抗戰文藝的失落，似乎更大程度上是由自身的原因造成的。在文學觀念方面，抗戰文藝之理論預設顯示出相沿成習的盲點和誤區，並且，這種盲點和誤區隨著歷史的演進而愈發明顯：(1)關於文學之本質，抗戰文藝理論家習慣從功能論而非本體論的角度出發，過分強調機械反映論和泛政治化標準，將文學的宣傳功能不適當地誇大，在文學之表現題材方面，充斥著過於直露的社會批判意識和愛國主義激情，不可避免地遮蓋了文學的審美性質。例如，郁達夫曾直言不諱地說：“差不多也好，差得多也好，只教與抗戰有裨益的作品文字，多多益善。不問大文章小品，八股七股，只教是與抗戰有益的東西，在這時候，都可以成立，都可算作廣義的文藝”［37］這番良苦用心令人肅然起敬，不過，這種創作原則若推廣到極致，往外會將審美、道德和政治混爲一談，導致藝術與生活、現實與虛構的畛域更加模糊，直致出現韋勒克（Rene Wellek）所一再批評的現象：文學退化爲非文學。要知道，他在《文學理論》、《批評的概念》及《近代文學批評史》（ 8卷）中經常爲之痛心疾首的就是這種情形。他在<文學史上的現實主義>一文中宣稱現實主義的“危險性與其說在於其程式和規範的僵化，不如說是它在其理論支援下，抹殺藝術與傳播知識或勸世教人的界線的可能性。當小說家試圖成爲社會學家或宣傳家時，他生産的只是壞的藝術，沈悶的藝術，他展示的是了無生氣的一堆材料，完全混淆了小說與報道和文獻的界線。在較低的層次上，現實主義總是降格成新聞報道，論文寫作，科學論文等，簡言之，降格成樂一種非藝術”［38］自然，我們不必象他那樣走極端，但其中蘊涵的真理委實值得我們思考再三。吳天的《論戰時文藝》再也清楚不過地表明瞭他的創作原則：1，“抗戰文藝作品必須成爲一種救亡武器。因此，它必須配合抗戰形勢，把握每一個必須叫出的口號，具體化於作品中，完成宣傳和鼓勵的任務，使救亡意識鐵一般地生長於每一個人心中”。2，“戰時文藝作品應該有暴露和報告的能力。暴露敵人的僞裝，兇殘，與即將崩潰的趨勢，報告前方的英勇抗戰情形到達後方，使前後方取得聯繫，加強對抗戰的認識，加強抗戰力量”。3，“戰時文藝不僅要宣傳（使得群衆援助抗戰），報告（使得群衆明瞭抗戰），還要更進一步指示群衆應該如何參加抗戰，使文藝力量作爲一種組織的動力”
）［39］對內容的過分熱情必然導致對於藝術形式的忽視以至於漠視。（2）在抒情模式方面，崇拜自然--自發主義的詩學觀念（五四時期的白話詩人胡適即有這種說法［40］，不過其文化動因是瓦解中國傳統詩學的話語霸權，從而確立現代詩歌的藝術合法性），認爲一任情感的自然流露就是好詩，缺乏情感控制必要性的認識，終於泛濫無形，喪失詩意。例如，吳天的散文<無題>，報告文學<秘密的日本>。（3）在人物塑造方面，抗戰文藝忽視了個性而追求共性，人爲地拔高主人公的思想境界，導致人物失去了歷史真實感，流於概念化、臉譜化、平面化，甚至成爲“單純的時代精神的傳聲筒”（馬克思對席勒的評語）。吳天的《傷兵醫院》既是如此。（4）在表現技巧方面，缺乏豐富多彩的傳達手段，對象徵、暗示、隱喻、烘托等藝術手法很少借鑒，充斥著單純的說教、刻板的描寫、空洞的議論。（4）至於某些極左的文學理論家在從事批評實踐時所表現出來的專橫武斷、缺乏寬容、以至於黨同伐異、人身攻擊的作風，幾乎成爲一種通病。郁達夫《幾個問題》所引發的爭議［41］，梁實秋被扣上“宣揚抗戰無關論”的帽子［42］，就是其中的著名例子。令人惋惜的是，在創作實績方面，不少抗戰文藝作品也同樣地乏善可陳。儘管林萬菁先生幾乎毫無保留地將讚美之辭獻給了中國旅新作家，但我卻不能不對這些作品的藝術水準表示個人的異議。郁達夫的那些數量巨大的政論文、文藝評論我們且不予置評，即以純粹的文學作品而言，他的舊體詩詞和三篇遊記---------《檳城三宿記》，《覆車小記》和《馬六甲遊記》也見出想象力的枯窘和藝術才情的衰竭，這一點，就連林萬菁也不得不坦率地承認：“並不比他在國內寫的遊記來得精粹”，“舊體詩詞固然寫得不少，但傑作卻不多” ［43］胡愈之在星洲參與抗戰文藝工作的一年多時間裏（1940年2月—1942年2月），編報刊，寫社論，主持筆政，宣傳救亡，基本上不再從事文學寫作。這也難怪，他本來就是以社會活動家聞名而並不以文學創作名家。楊騷、巴人、陳殘雲等人的作品也無出其右。作爲“九葉詩人”之一的杜運燮儘管在星洲出版了文筆清新的散文集《熱帶風光》，但給他帶來文名的卻是在國內付梓的《詩四十首》［44］
如果說，由於我們僅僅把目光瞄準數量有限的旅新作家因而不免眼界狹隘，有失公允的話，那麽，讓我們且回顧一下國內文壇，聽聽當事人的證詞、親歷者的自白和旁觀者的批評吧！
1938年12月，自由主義文人梁實秋最先對“抗戰八股”的泛濫表示了個人的隱憂，並謹慎地申明自己的文藝觀：“於抗戰有關的材料，我們最爲歡迎，但是與抗戰無關的材料，只要真實流暢，也是好的” ［45］不料竟引起一些急進作家的憤怒反擊。一向以敦厚穩健著稱的朱自清先生在《新詩雜話》中也注意到：“抗戰以後，文藝朝普及的方向走，詩作者也就從從象牙塔裏走上十字街頭”，但接下來他就含蓄地批評道：“我國抗戰以來的詩，似乎側重群衆的心而忽略了個人的心” ［46］，這真是一針見血。以《寶馬》和《海盜船》兩部詩集而聲名大噪的新月派詩人孫毓棠對此頗有同感，他則毫不客氣地表達了自己的不滿：“兩年以來以新環境爲題材的抗戰詩，作者也作了，讀者也讀了，但卻在習慣上覺得不象詩，至少仿佛不象平日所喜歡的好詩。你要楞叫作者讀者都承認這些東西一定是好詩，正如你楞把北極熊放在赤道線上，叫他自己承認是熱帶動物一樣” ［47］艾青在評論抗戰詩歌時，也指出了其中的普遍缺點在於：一些詩人們“很輕易地在他們的作品裏排列著一些套語，而最普遍的現象則是情感的不夠深沈，思想力的薄弱”、“很多詩人在利用自己技巧上的一點小成就，和組織字句上的小機智，極力鋪張和岩石空虛，使他們的作品常常在浮面上閃爍著文字的光彩，造句的聰明，而裏面卻是一些僞裝的情感，和僅知識一些流行的概念化的思想” ［48］事實上，連郁達夫本人也敏感地發現了南洋的抗戰文藝模仿多於創造：“南洋的文藝界，當提出問題時，大抵都是把國內的問題全盤搬過來的，這現象不知如何？”；他也對南洋文藝的缺乏地方性提出溫和的批評：“南洋文藝，應該是南洋文藝，不應該是上海或香港文藝。南洋這地方的固有性，就是地方性，應該怎樣的使它發揚光大，在文藝作品中表現出來？” ［49］在談到“戰時文藝作品的題材與形式”問題時，他語重心長地勸告孤懸海外的南洋作家“好好地運用他的想象力” ［50］在遭到文學青年的圍攻時，他相當冷靜地爲自己辯解說：“我並不是要禁止人家去開討論會，或發起什麽運動；我只說文藝作品，是要人創作的，文藝作家應該守住自己的崗位，努力去修養於創作” ［51］當抗戰八股泛濫成災時，郁達夫認真剖析了其中的原因：“抗戰八股的作者，原因還是在生活內容的不充實”，並認爲“救這抗戰八股的藥石”在於“抗戰文藝的多元化，寫實的須徹底，所見的人物事物須具體化等” ［52］在爲窮愁潦倒、英年早逝的詩人馮蕉衣遺著寫序言時，他無法掩飾對極左文藝思潮的不滿，也對馮的作品給予了較高的評價：“在這樣一個動亂的大時代裏，若說不直接去參加革命，或鼓吹歌唱革命的人，就不配作詩人的話，那馮蕉衣或者在這獨斷機械論之下，並不是詩人。可是，社會是複雜，人類也是不一列的。當法國大革命的時候，我們也曉得有一位叫做賽難古兒的抒情作家，獨居在鄉間，寫成了一部不朽的傑作《奧倍曼》。馮蕉衣的情形，我覺得同這一位作家，很有點相象” ［53］發人深思的是，就連鼓吹抗戰文藝最力的左翼文學理論家胡風也認識到：一味的宣泄激情未必是真正的好詩：“在神聖的火線後面，文藝作家不應只是空洞地狂叫，也不應作淡漠的白描。他得用堅實的愛憎真切地反映出蠢動著的生活的形象。在這反映裏提高民衆底情感和認識，趨向民族解放的總的路線” ［54］如果說，以上幾位對抗戰文藝的批評都似嫌籠統、不夠具體的話，楊騷的文學言論正可以彌補這方面的不足。他針對老朋友舒群的的長詩《在故鄉》直截了當地批評道：“作者似乎過分相信自己的‘才氣’，把‘詩作’看得太容易，結果難免於隨便，不肯在表現技巧上用工夫。處處讓我們看到破綻，看到一些多餘的申訴和概念化的描寫”、“詩中充斥著許多不必要的申訴，呐喊，概念化的敍述”，以至於“真實的感情過於泛濫”，缺乏理性的節制［55］在他看來，田間的長篇敍事詩《中國農村的故事》重蹈了胡適的自發主義詩學的覆轍：“想到什麽就寫什麽，感到什麽就唱什麽”，“不能抒寫出來那應該讓讀者感到的鮮明的特徵和形象”。他甚至以嚴厲的措辭指責這首詩“既不敘也無事，只是在那兒亂堆方快字……浪費紙張，和讀者開玩笑”［56］與楊騷相比，沈從文的文學抱負顯得更加遠大，他不是要對抗戰文藝做細枝末梢的修正，而是試圖發起一場“文學運動的重造”。在抗戰文藝橫決天下之際，沈從文令人吃驚地發表了如下見解：“一個作家在拿筆時既得兼顧商業作用與政治效果，文學運動的逐漸墮落，可說是必然的，無可避免的……文學需要有個轉機，全看有遠見的政治家，或有良心的文學理論家，批評家，作家，能不能給文學一種較新的態度。這個新的態度是能努力把它從商場和官場解放出來，再度成爲學術一部門，則亡羊補牢，時間雖晚還不算太晚。學術的莊嚴是求真，和自由批評與探討精神的廣泛應用，這也就恰恰是偉大文學作品産生的必要的條件” ［57］在這裏，沈從文所批評的物件已不僅僅是藝術性貧乏的某些抗戰文藝，而是整個現代文學的根本問題，即，超越政治意識形態和功利主義束縛的“純文學”是否可能，又如何可能？坦率地說，沈從文對“文學性”的呼喚儘管不無洞見，而且也不乏知音，但在當時的歷史情景下只能招致非議而不會有真正的理論成效。
半個多世紀後，中國學者在回顧這段文學史時，對其作出了中肯的價值判斷和恰切的歷史定位：“關係到民族存亡和志向的全國規模的戰爭，賦予文學以莊嚴的，同時也是峻急的文學使命。發生于本期的許多文學問題的爭論，是與隱逸氣息，經院氣息不能相謀的，而帶有濃郁的戰時氣氛和政治實用色彩。其極端之處，往往以政治現實的需要，掩蓋了對文學內在規律的客觀冷靜和科學的探討” ［58］確乎如此。
結語
文學史: 觀念的辯證運動
看來我們只能得出一個平凡得使人困窘的結論了：某些中國和南洋的抗戰文藝由於功利性太過而藝術性貧薄以至於未能達到較高的美學境界，加上一系列社會的、政治的、文化的、思想的原因，導致影響頗大而成就不高、數量衆多而經典較少，最終淪爲日趨寂寞的當代命運。但是，歷史的吊詭在於：如此不無暇疵的文藝作品居然富有成效地推動了救亡圖存的偉業，雖然付出了自我瓦解的沈重代價。這樣說來，我們在看待這段文學史的時候，應該具有清明的理性、辯證的精神和健全的歷史理解力，既要對它的盲點與誤區保持足夠的清醒，又要避免以時下流行的純藝術論來一筆抹殺抗戰文藝的歷史選擇的合理性，從而在文學與政治之間、功利與審美之間維持一種“必要的張力”。而令人欣慰的是，中國抗戰文藝作家，隨著思想認識的深化和藝術實踐的曆練，已逐漸認識到早期抗戰文藝的理論迷失，並自覺地加以改進。正如楊義所說：“熱情的沈澱和理性的反省，使其後出現的許多小說散發著深邃的歷史感和閃爍著沈鬱的社會批判眼光” ［59］例如，王魯彥在1942年1月創辦了頗有影響的《文藝雜誌》，陸續刊發了端木蕻良、艾蕪、沙汀、王西彥、駱賓基等人的長篇和中篇小說佳作，在不違反抗戰國策的同時，強調了文學的藝術價值。在小說領域，茅盾的《霜葉紅於二月花》、巴金的《寒夜》、蕭紅的《呼蘭河傳》、錢鍾書的《圍城》、馮至的《伍子胥》、師陀的《果園城記》、老舍的《四世同堂》、路翎的《財主底兒女們》等文學名著，雖然是在戰後出版的，但此時已開始寫作或基本殺青。在詩歌領域，不久便出現了以馮至、王佐良、楊周翰爲代表的“西南聯大詩人群體”和以穆旦、鄭敏爲翹楚的“九葉詩人”等傑出個體，他們爲中國文學之現代化作出的貢獻，影響巨大，世所公認----------這一得一失，其價值豈可同日而語？！
注釋：
［1］參看王潤華：《華文後殖民文學》，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1；楊松年：《新馬華文文學論集》，新加坡：南洋商報出版社，1982年；林萬菁：《中國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響》（修訂版），新加坡：萬里書局，1994年5月；
黃傲雲：《中國作家與南洋》，香港：科華圖書出版公司，1972年；
姚夢桐、王慷鼎《郁達夫旅新生活與作品研究》，新加坡：同安會館，1987年。
［2］何其芳：《雲》，見氏著《預言》，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5年2月
［3］徐遲：《抒情的放逐》，原載《頂點》第1期, 1937年7月
［4］卞之琳：《慰勞信集》, 桂林：明日出版社, 1940年
［5］穆木天：《關於抗戰詩歌運動》, 原載1939年12月1日《文藝陣地》第4卷第3期
［6］［8］［49］郁達夫：《幾個問題》，原載1939年1月21日《晨星》
［7］郁達夫：《抗戰以來中國文藝的動態》，原載1939年1月4日《星檳日報》
［9］郁達夫：《關於抗戰八股的問題》，1939年5月15日《星洲日報半月刊》第22期
［10］［53］郁達夫：《序馮蕉衣的遺詩》，原載《星洲日報·晨星》1941年2月12日
［11］［51］郁達夫：《我對你們卻沒有失望》, 《星洲日報·晨星》1939年1月25日
［12］郁達夫：《我對你們還是不失望》, 原載《星洲日報·晨星》1939年1月27日
［13］詳參林萬菁：《中國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響》（修訂版）一書之第83頁到109頁
［14］前揭書，第113頁
［15］楊騷：《以紙彈配合子彈-------對反侵略文學口號提出一點意見》，原載1941年9月5日《南洋商報·獅聲》。
［16］轉引自林萬菁：《中國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響》（修訂版）一書之第35頁。
［17］普實克《中國現代文學的根本問題和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見氏著《普實克中國現代文學論文集》，李燕喬譯，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8年
［18］劉康：《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在西方的轉型-------兼答林培瑞、杜邁克、張隆溪教授》；張隆溪：《再論政治、理論與中國文學研究------答劉康》，參看汪暉、余國良編：《九十年代的“後學”論爭》，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年
［19］王一川、張同道
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大師文庫·散文小說卷》，海口：海南出版社，1994年。
［20］茅盾在抗戰其間主編了《文藝陣地》，歷時六年，共出63期，是抗戰時期僅次於《抗戰文藝》的長壽雜誌，而且創作理論上的成果及爲卓著，它最初三期推出張天翼的《華威先生》，姚雪垠的《差半車麥稭》，和丘東平發表在同時出版的《七月》雜誌上的《一個連長底戰鬥遭遇》，可以並列爲抗戰初期最有名氣的三個段篇小說。
［21］新儒家熊十力語。這首詩的前兩句是“伸手攀南斗，翻身依北辰”。但亦有人認爲此詩出自明代思想家陸九淵。究竟作者何人，待考。
［22］北宋理學家張載語。
［23］梁漱溟語。
［24］詳參保羅·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林同奇譯，中華書局，1989年
［25］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劉紹銘譯, 香港: 友聯出版社,1985年
［26］王蒙：《躲避崇高》，《讀書》1993年1月號
［27］［28］陳平原在《學者的人間情懷》一文中以冷靜沈著的姿態檢討了當代知識份子的地位：“我個人更傾向於在從事學術研究的同時，保持一種人間情懷。我不談學者的‘社會責任’或‘政治意識’，而是‘人間情懷’，基於如下考慮。首先，作爲專門學者，對現實政治鬥爭採取關注而非直接介入的態度。並非過分愛惜自己的羽毛，而是承認政治運作的複雜性。說白了，不是去當‘國師’，不是‘不出如蒼生何’，不是因爲真有治國方略才議政；而只是‘有情’、‘不忍’，基於道德良心不能不開口……其次，我議政只不過是保持古代讀書人以天下爲己任的精神，是道德自我表現完善的需要，而不是社會交給的責任……那種以‘社會的良心、‘大衆的代言人’自居的讀書人，我因爲近乎自作多情。帶著這種信年談政治，老期待著登高一呼應者景從的社會效果，最終只能被群衆情緒所裹挾，淹沒在一片震天動地的口號聲中’……再次，我議政只是對自己負責”，參看氏著《書生意氣》第157至164頁，北京：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6年；關於陳思和對“崗位意識”的論述，參看《關於人文精神的獨白》，見氏著《黑水齋漫筆》第198頁至205頁，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關於解志熙的觀點，參看《古典化與平常心------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斷想》，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7年第3 期。另外，《讀書》雜誌從1994年第3期開始，連續發表上海、南京的學者關於人文精神的討論文章，可以參看。
［29］見解志熙：《美的偏至-------中國現代唯美頹廢思潮研究》一書的扉頁題詞，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年
［30］汪暉：《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見海南：《天涯》雜誌1997年第 3期
［31］有關論文參看王曉明編的《人文精神尋思錄》，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年。
［32］曹丕：《典論·論文》
［33］參看傑姆遜的《後現代主義文化研究》，唐小兵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張旭東譯，北京：三聯書店，1997年。
［34］愛德華·賽義德：《東方學》，王宇根譯，北京：三聯書店，1997年
［35］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
［36］米歇爾·福柯：《知識考古學》，謝強、馬月譯, 北京: 三聯書店,1998年
［37］郁達夫：《抗戰以來中國文藝的動態》，原載1939年1月4日《星檳日報》
［38］雷納·韋勒克：《文學史上的現實主義概念》，見《文學思潮和文學運動的概念》，劉象愚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
［39］吳天：《論戰時文藝》，原載《星中日報》1938年新年特刊
［40］胡適：《談新詩》，收入《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胡適編，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5年。
［41］關於這場論爭的來龍去脈,參看林萬菁：《中國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響》（修訂版）一書之第八章“中國作家對文學藝術方面的影響”。
［42］針對梁的反駁文章數目衆多，例如羅蓀：《“與抗戰無關”》，見重慶《大公報》1938年12月6日，及《再論“與抗戰無關”》，見《國民公報》1938年12月11日；老舍：《“文協”給〈中央日報〉的公開信》，此信由於張道藩的阻撓，未能發表，收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資料彙編》，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3年。
［43］參看林萬菁：《中國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響》（修訂版）一書之第八十頁。
［44］杜運燮：《詩四十首》，1946年10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45］見梁實秋：1938年12月
日《中央日報·平明》副刊的《編者的話》，
［46］朱自清：《新詩雜話》，北京：三聯書店，1984年
［47］孫毓棠：《談抗戰詩》，原載1936年6月14日《大公報》副刊《文藝》之641期
［48］艾青：《論抗戰以來的中國新詩》，《艾青全集》第3卷，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1年。
［50］郁達夫：《戰時文藝作品的題材與形式》，原載《星洲日報·文藝》1939年1月22日
［52］郁達夫：《略談抗戰八股》，原載1939年5月5日《星洲日報·晨星》
［54］胡風：《願與讀者一同成長（代致辭）》，原載1937年10月16日《七月》第1集第1期
［55］［56］楊騷：《感情的泛濫-----<在故鄉>讀後及其他》,
原載1936年11月25日《光明》半月刊第1卷第10號
［57］沈從文：《文學運動的重造》，原載《文藝先鋒》第1卷第2期，1942年10月25日
［58］［59］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第3卷第15頁、13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
（本文摘要發表于馬來西亞《人文雜誌》第19期，2003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