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馬華文多元種族題材小說論析

新馬社會是一個多元種族多元文化並存的社會。各族文化在這裏相互交流碰撞滲透衝突融合，各種文化都在受其他文化的幹擾和影響中存在發展；在此同時，新馬社會整體文化也在選擇采借融合多種文化元素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具有新馬自己本土特色的文化。一言以蔽之，多元種族文化的並存發展造就了新馬本土文化的多重性特色。新馬本土文化多重性特色在文學上的體現就是新馬文學的獨特性。

多元種族題材小說可說是最具這種新馬文學本地特色的一類作品。本文擬就戰後二十年間(1945-1965) 新馬華文多元種族題材小說作些粗淺的論析，希望得到諸位學者指教。

早在戰後初期新馬華文作家夏霖就將其小說創作觸角伸向新馬鞍山多元種族題材。他的小說集《靜靜的彭亨河》[i]受入了七部短篇，其中四篇涉及華族以外他族人物，有的作品甚至以他族任務爲作品主人公，書寫異族同胞的生活及人生遭遇。小說集中的《憧憬》描寫了戰後初期馬來亞農村一些馬來族農民的貧困生活。作品主人公是位元元元馬來族農村少女依沙。她父親戰前就當警察不幸在一次圍捕劫犯中以身殉職。此後，家庭生活陷入困境。她母親被迫淪爲私娼，她則由叔父帶回禁江農村撫養。他們叔侄兩人相依爲命，依靠耕種四畝水田爲生，過著十分困苦的生活。日本投降後，原想生活會好轉但事實卻把這美好的憧憬撕得粉碎。村裏的生活依然如故。這時候的依沙正在熱戀之中，準備時機成熟便舉行婚禮。可由於偏偏這時叔父年老多病，四畝水田缺少人手打理，收成減少，生活更困難。依沙只好把準備做嫁妝的一條珍藏幾年的沙籠，偷偷拿去賣了,換來幾罐谷米暫渡難關。

書寫異族同胞的人生遭遇這是多元種族題材小說最普遍的內容。貂問湄的《金馬梭膠園》[ii]書寫了受盡殖民統治蹂躪的新馬各族,尤其是馬來族、印度族婦女的悲慘人生。馬來亞金馬梭膠園原爲英殖民統治者所佔有，它的連任十年的全權經理端·冬森代表著主子的利益，殘酷地壓迫剝削新馬華巫印度族膠園工人。“園內數以千計的工人沒日沒夜拼命幹，可連啃木薯也難得過日子”，[iii]其中婦女的命運最爲悲慘。在端·冬森這個殖民統治者眼裏非白人異族婦女不過是他花錢買來的玩物。爲了供他幾天的淫樂、竟不惜糟蹋十七八歲未婚印度少女阿咪！然而作品最觸目驚心最令人悲痛的，是異族同胞心靈的麻木、奴化。作家以看似平靜的語調卻心態沈重地揭示殖民者對異族的精神扼殺，向人們展示了震顫人心的以幕：在殖民者的奴化統治下，金馬梭膠園的異族同胞已被完全馴服奴化，完全失去個性意識，麻木得完全喪失作爲“人”的自主和尊嚴，心甘情願過著失去人身自由，思想自由的奴隸生活。當他們看到自己的女性同胞受到欺負淩辱，不但沒激起憤怒，反倒羡慕受主人“恩賜”：

“哎喲喲,咱們的好姑娘呀，你真有福氣、端老爺給你這條小項鏈，起碼值得三十塊錢；這幾件衣服再好沒有了。我活這麽一把，還沒穿過這麽好布料又好顔色的衣服呀！”小古魯巴的親娘根本就是一個長舌婆，她把阿咪的這回事看做是端老爺對好姑娘的一種恩賜。

“真有福氣，端老爺給你吃什麽米飯呀？罐頭火腿是怎樣的一種味道？”

“三美老爺，你得到什麽贈物？阿咪姑娘，你有沒有帶回一瓶上好的威士忌酒？”

第二天，長舌婦通過老三美從阿咪姑娘那兒騙取了一條兩碼長的紅圍巾，快活到滴下了兩顆老淚。[iv]

奴性統治的結果使人格被異化，心靈被扭曲。一次，膠園一位寡婦不小心弄翻了一桶膠水，被總管用棍子粗的拐杖痛打了一頓：

……被打的不但沒叫痛，還連聲罵著自己：“天呀，我爲什麽這樣粗心，好好兒地會把這桶膠水綸翻了、我的孩子吃什麽？我真該死，該打……”一面哭嚷，一面捶胸，還故意跌跤，在滿是積水的地上打滾。……[v]

不僅在物質生活、更在精神上受到殘害壓迫以至心靈扭曲異化，對異族同胞這種人生處境的深層揭示，體現了作家對異族同胞深切真摯的關愛。

書寫多元民族和睦友好相處這又是新馬多元種族題材小說另一普遍內容。

黃叔麟的《瑪莉亞》就畫出了一幅種族和睦友好的溫馨畫面。它描寫了巫華族之間相互學習瞭解對方語言文化的願望和真摯熱情。

黃叔麟的《瑪莉亞》[vi] 寫于新加坡已取得完全自治但仍在爭取建立獨立國家的1958年，作品人物的思想和心態正是這一歷史階段新加坡部分青年的精神狀況。小說中馬莉亞是位渴望學習理解華族文化及民族精神的巫族女青年。在她看來，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值得讚美、學習：

“啊！多麽光榮的支那，多麽值得驕傲的支那人”馬莉亞激情地。

“不，我是在讚美中華民族的刻苦耐勞的剛毅性格，和愛國精神……嗯！要是我們馬來亞同胞也有著這股精神和魄力，你說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建立一個繁榮的，獨立的新加坡呢？” [vii]

“只有這樣，”她說：“我們民族與民族之間才能夠更徹底的瞭解，才能更和平的相處，才能夠精誠團結，才能夠建立國家。” [viii]

馬莉亞不只在口頭上這樣說，而且言之必行。請了“我”教她學華文，且學得很認真刻苦，還學出些味道來：

她曾對我說中國的文字真有意義，每一個字都是四四方方的，每一個字都有一種單音的讀法，讀音是這麽簡單，然而五千年的輝煌文化竟由這樣簡單的方塊字，一個個的建築起來。[ix]

種族和平友好關係需雙方的共同努力方能達成。小說中的“我”對這一點是明白無疑的。因此，在馬莉亞的影響下，“我”也作出相應的行動，也到夜校學巫文課，力圖對巫族語言文化作更多的瞭解。

在新馬異族題材小說中異族相戀婚嫁作品也許是最引人注目的最具新馬社會特色的部分。丁冰的《未了情》[x] 就屬於這類作品中的佳作之一。

《未了情》敘寫了華巫一對青年男女的愛情夭折。小說中“我”從大城市來到北馬一個偏僻山村的小學校任教導教師職位。這時學校裏剛增設巫文課，由一位剛從師範學院畢業的本村馬來甘旁主的女兒任教。

工作上的往來使“我”和巫文教師密司馬莉婀娜逐漸熟絡起來，互相學習，互相幫助。共同解決了別有用心的小人利用種族問題挑起事端以謀私利的陰謀，爲學校及村裏種族團結友好關係作了許多工作及貢獻。

朝夕相處中華人“我”和巫族密司馬莉婀娜慢慢萌發起情絲愛苗。然而異族之間的戀情並不是那麽容易順利發展，有情人未必能終成眷屬。首先是華巫兩族皆有人挑撥是非破壞中傷他們的愛情，學校的陸先生爲了要爭奪“我”在學校的教導老師的職位，不惜在學校、村裏散佈謠言說：“我”欲破壞回教規例；而另一位甘旁主的兒子，巫族青年曾向密司馬莉婀娜求婚未遂因而懷恨在心，也四處傳播謠言阻礙他們的愛情。其次，他們的婚嫁涉及到宗教教規。按照新馬回教教規，回教教徒必須與回教教徒成婚，不得嫁娶非回教教徒。小說中密司馬莉婀娜的哥哥曾來訪“我”，說明父親並不反對他們婚姻，只是不敢違背回教教規，他說：

“方先生，我是很贊同你跟我妹妹的婚事。你們互相瞭解，志趣相同，能結合該是多麽的理想。但是，爲什麽又要多這一層宗教上的隔離呢？華巫兩族的親善，這是一個大阻礙呀！”[xi]

此外，他們的婚姻還涉及村莊裏華巫兩族敏感的種族關係問題，小說中曾向密司馬莉婀娜求婚失敗的馬來青年在村中揚言，若“我”帶走馬莉婀娜，他就要來取“我”的命；而華族人中也有人放出空氣，誰敢動“我”一根毫毛，他們將以不客氣的以牙還牙。

面對這樣的處境，“我”陷入了情感與理智，民族意識與各族和睦意識的矛盾之中，陷入文化選擇，婚姻選擇及人生道路選擇的苦惱中：

面對這種情勢，非作一個決斷不可。於是，我抵制著衝動的情感，冷靜地作一番思考。本來，我和密司馬莉婀娜既能真誠相愛，大可一同遠走高飛，去到別處，但我又想到對林校長的諾言，絕不能使這位老教育家失望，增加他的困難。何況，假如我這樣做，勢必帶來更大的災禍，使得華巫兩族村民不和，而成爲一個罪人，終於，我作了痛苦的選擇，在聘約期滿之後，抛下我所愛的人，走了！[xii]

看來在那個歷史階段中，異族相戀婚嫁還沒被社會普遍認同。人們對此還有抵觸心理，這種心理有時甚至過於敏感，連異族男女的一般交往也會招來奇異的目光。我們可在作家筆下新加坡一家咖啡店之一隅看到人們的這種抵觸心理：

……馬莉亞拉著我走進一家咖啡店，當我們坐定之後，我立刻便發覺到，前後左右的茶客都把眼光集中到我們的身上，而且還不時唧唧私語。我知道當民族觀念還潛伏在人們的思想意識裏的今天，兩個不同皮膚，不同種族的青年男女如果走在一起，坐在一塊，是不難引起大家感到驚異的，這已經不只一次了，當我和黑色的馬莉亞走在一起的時候，我們就有磁力吸住不少路人的視線，但是那視線卻總是含有幾分輕蔑的意思。[xiii]

在開放的都市里尚且如此，可想而知，在相對封閉的村莊甘旁裏情況只會更甚。呂朗的《傳統》[xiv]就敘寫了印度青年山村英語教師高先生與鄉村女青年阿玉相戀卻無法結合的懊惱。

高先生是個三十出頭的印度人，爲山村裏唯一的英語教員。他可以說是語言天才，英語、印度語自不必說，連巫語、福建、廣東、客家、海南和潮洲方言，也都朗朗上口十分純熟。他雖爲印度人，可自小與華人相處，故也習慣了華族的風俗習慣，且兼有印度人的堅忍和華人的勤儉優良品質。他待人接物彬彬有禮和藹可親，山村裏的人都跟他很要好，有了英文公函，抄抄寫寫之類的東西，都請他代爲處理。對於阿玉一家，高先生更是照顧周到，幫助不少。幫她父親抓藥。做田芭工等，簡直可說是沒做女婿、卻先作了半邊子。所以阿玉與高先生相戀相愛，父母並不反對。倒不僅僅是高先生有恩于他們，他對阿玉的愛戀也是真誠的。他表妹幾年來一直糾纏著他，都被他婉拒。

然而，高先生與阿玉的純真愛情以及成婚願望卻受到華族傳統道德觀念及世俗種族偏見的極大阻礙。傳統道德觀念以其強大的穩固性、承傳性世世代代影響著人們的行爲和心理，儘管時代有力地促進了觀念的更新和現代化，然婚姻觀念是最保守最頑固的。在這山村百姓意識裏，“兒女婚事，父母作主；父母不在，兄長成之，這已經是定律！就是現代什麽自由了，一切也得父母允諾才成！面子要緊哩！”而異族相愛便是“敗壞家風”，“丟盡全村人得臉光，”“不成體統。”

這種觀念塑造出人們的“性過敏”心理。一次，高先生不過在阿玉的額頭上輕輕一吻，正好被人偷偷窺到，於是謠言全村漫飛，滿城風雨，說是他們倆人私通。真是“人言可畏” ！在議論壓力下，原本同意女兒阿玉婚事的父母變得躊躇不決；曾經那麽堅決的阿玉竟也變得吞吞吐吐，心理也多少有些動搖了。小說並沒有對他們的愛情結局作清楚的交代，只是點到即止：“他高先生有的毅力，並不因受到阻礙而退卻，他要再下一番工夫，鼓勵阿玉，說服兩位老人家，以堅強的意志，來和這傳統的惡魔搏鬥！”[xv]

然而，異族通婚、新馬多元種族和諧友好相處的道路並不一帆風順的，民族意識作爲一種集體潛意識，它的喚醒一方面推動民族的獨立解放，另一方面它的本能的排他性也潛伏著民族的衝突。民族文化的差異帶來了相應理解上的困難，歷史遺留下來的種族歧視和偏見，種族的糾葛和爭鬥，習俗及觀念的差別和相左；等等問題決定了新馬各種族和睦友好親密無間的融合關係將會是一段相當長的艱難歷程。描寫種族隔閡、矛盾甚至衝突，也是新馬華文多元種族題材小說的內容之一。新馬華文小說作家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坦然表露了自己對現實民族關係的焦慮心態。謝明在他的《夜來風雨聲》[xvi]中就書寫了這種焦慮。

《夜來風雨聲》敘寫了馬來亞一個鄉村（甘榜）裏華、巫兩族相處生活的一個則面。生活在這個甘榜裏的華巫兩族有次相互爲了一些傳聞、要遭殺害的謠言，攪得全村人心惶惶，頗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兩族間的打鬥一觸即發。村裏的華族青年祝群和馬來姑娘花蒂瑪共同展開調查，結果查出製造謠言的幕後策劃者：他別有用心地製造謠言，有意挑撥華巫兩族的相互仇恨和慘殺，以此一泄歷史遺留下來的兩族打鬥結下的所謂“民族仇恨” 。此外，他還指派兇手去殺害祝群，幸好祝群奮力搏鬥，終於制服了兇手把他捉拿歸案。謠言也隨之不攻自破，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不唯弄清事件的真相就萬事大吉、天下太平。爲什麽一兩句謠言就能挑起全甘榜的人都信以爲真，使華巫兩族怒目相向，劍拔弓張，這才是作者進行小說創作的主旨。謠言事件的發生只是揭示社會上確實有人不願看到華巫兩族的和諧友好，然而製造種族糾紛的陰謀之所以得逞，必有其社會觀念和社會心理爲環境、條件和基礎。作者正是從這方面對異族題材小說進行挖掘，促使這類題材小說創作向深度發展作了有益的探索和嘗試。正如作品中祝群和花蒂瑪所說的那樣，狹義的民族觀念和歧視心理是種族和諧友好相處的最大障礙：

祝群攏一攏蓬鬆的頭髮，“你看我們華巫民族之間，是不是還存在著嚴重的狹義的種族觀念？”

……花蒂瑪堅決表示：“這種觀念，對於我們馬來亞是有害的。它將是我們祖國進步的絆腳石。我們生長在馬來亞，我們就是馬來亞人，大家都應像一家人那樣，相親相愛，而不應有種族之分。所以，狹義的種族觀念，就是所有熱愛馬來亞的人的公敵。我們不但不能把這種不正確的思想流在腦裏，反而應該設法採取有效的步驟，將它根除。” [xvii]

“其實，我們會輕信謠言，主要的原因是我們對馬來同胞步瞭解，甚至有些人存著鄙視馬來同胞的心理。現在，大家經過了這次風波後，相信兩族之間的友誼必定會鞏固起來，像一個家庭裏的兄弟姐妹一樣，和和氣氣地過日子。”[xviii]

民族意識中的種族狹義觀念和鄙視潛意識心理作爲民族世代遺傳積澱並不是通過數次宣傳教育就能一蹴而就一夜之間改變過來的。新馬華文異族題材小說作品不僅爲這一命題作了形象的注腳，而且也展示了這種觀念和心理在那一歷史階段中的普遍性和濃厚程度。

種族狹義觀念的穩固性普遍性是異族問題小說作家關注的一個主要方面。如果說謝明的《夜來風雨聲》敘寫了甘榜這相對封閉的社會環境中人們狹義的種族觀念及異族鄙視心理，那麽麥青的《掙脫了泥濘的人》[xix]則揭示了即使生活在相對開放的現代都市的工人群體中也不泛這種狹義觀念和心理的存在。

麥青的這部小說從一個工人的心靈及觀念的變化這一視角展露了工人運動中新馬種族關係的變化。故事是這樣的：魯莽憨直、肝火旺盛、粗壯如牛的工廠工人牛仔因與上司印度管工南耶有些矛盾卻又奈何不得，因此常把憤恨有意無意地轉嫁于南耶的同族工人身上。他的性格及心理疙瘩正好被打鬥過日子的那夥人所利用，也爲放高利貸者所利用，拉攏他成爲催債打手。從此，不僅是印度工友恨他連在華族工人眼裏牛仔也不是個好東西。誰都避他而遠之，只有班揚例外。

班揚是個思想成熟，待人誠懇友善的工友。儘管許多工友都嫌棄牛仔，可他卻因此反而給牛仔更多的關心體貼。爲此還引起一些工友對他的不滿，他也不放在心上。不只一次他爲了避免華族與印度族工人之間的糾紛打架挺身而出去阻止，卻遭來同族人的誤解和白眼。然他總是耐心解釋勸導，從不放棄維護種族團結和諧的努力。

工廠裏的人誰也想不到像牛仔這樣的人會變成“好人”，然而牛仔確實終於“擺脫了泥濘”，參予了工人社會改革運動，還受到工會主席的稱讚，促使牛仔心靈改變的主因有二。一是班揚的引導和關懷，另一個是各族工人同胞的相互關懷，團結一致共同戰鬥的實際行動。

班揚對牛仔的關懷是無微不至的。一次牛仔病倒了，別人都忙著上工沒工夫理會他，可就在他身體和精神渴望別人的幫助和慰籍時，班揚就審出了友誼之手。他無私的真誠幫助與那幫高利貸酒肉朋友的利用擺佈形成了明顯的對照，使牛仔感激之餘體會到積極的人生生活態度和方式與糜爛腐敗生活方式的天壤之別，從而認識到人生的價值所在。這是牛仔心靈轉變的契機之一。

班揚對牛仔的關懷幫助不唯在生活方面，他更著重的還在於精神的提升，心靈的轉變和思想觀念的更新。他把牛仔帶往工人罷工鬥爭會面，讓他親眼目睹感受工人的勇氣和力量；鬥爭中華、巫、印族工人的相互支援鼓勵，齊心協力團結一致的動人情景，使他大爲激動：

一群印度工友和馬來工友滲插在人群中，通過巫語的對話，他們對頭縛著白紗，捆著一隻手或跛著腳的人，吐露著心中的慰語，並且跟隨著其他的人一般，從那拆了一層又一層的皮包中，拿出錢來，獻給苦難的朋友。一切是太令人感動了。當一個苦難降臨在我們的頭上，更會促成許多不同皮膚顔色的人，緊緊地靠攏著。

牛仔終於耐不住那股從心中湧上來的熱流，眼眶濕潤了。……

他從來沒有對旁的事，表現著這樣關懷和激動。打架，流血，對於他仿佛是一件平常的事。但今天，他卻像被人揍了一頓似的，感到憤恨，因而對那些人興起一片同情。那洶湧著的人潮深深地震動了他的心。[xx]

班揚的幫助，工人運動對他的心靈衝擊，使牛仔思想精神面貌發生

他們舞蹈，他們歌唱。一條一條的長蛇陣，像火車頭，沖向沒一個人，展開了雙手，迎接他們加入隊伍，口唱著歌，彎彎曲曲的轉著。不管是馬來人，印度人，後面的手搭在前面的肩上，自己的肩上被人搭著，歌唱代替了語言，行動又表示了心中的誠意。……[xxi]

牛仔倒有股蠻勁，什麽都肯幹肯拼，兩天來，口袋裏裝了幾包餅乾餓了便當飯，涼也不沖，整身衣服弄得髒裏肮髒，但並不防礙他那股牛勁。主席打著巫語稱讚他。[xxii]

投身社會改革運動的洪流使牛仔體會到各族團結奮鬥、和睦友好的美好感覺和愉快心情，改變了他過去的種族偏見和厭惡心理；同時也體驗了人生的意義和價值:

當牛仔的手搭在異族同胞肩上，或是自己肩上被異族同胞搭著，他的心笑開了：這雙手並不會使別人苦痛，而是使別人快樂的，從來沒有感覺到的感情，開始在他的心裏埋下了種子。[xxiii]

大家在一起工作多好呀！，也不覺得你是印人、我是華人，有困難大家互相幫忙，多愉快。從戰鬥中培育的友誼，才是最寶貴的和經得起敖煉的。[xxiv]

他站在自己的崗位，腦海裏閃耀著一陣新的感覺，榮耀的光輝閃在他的臉面上。……他的心更爽朗起來。[xxv]

不可低估社會政治心理對人們的巨大影響和作用。政治觀念意識和現實政治鬥爭在人的心理投影，以及由之形而的社會政治心理，常常潛移默化地支配著人們的行爲，改變人們的觀念和感情。在麥青的《掙脫了泥濘的人》裏，那時期反殖民統治爭取國家獨立的政治熱情是社會普遍的政治心理。這種事關國家利益的政治焦慮心理把階級團結，民族團結推向社會首要問題的地位上，種族的矛盾衝突則退居次要地位。因此，種族的恩恩怨怨也暫時消溶於更大的國家或階級矛盾的問題裏，種族的關係達致空前的和怒團結。牛仔受此社會思潮、社會政治心理的影響也化解了種族怨恨情緒和厭惡心理。小說中牛仔的心靈變化中班揚的幫助和引導固然是一個重要促進作用，然而更關鍵的，起決定作用的，恐怕是當時的社會政治氛圍和政治心理。

以上我們就戰後二十年間新馬華文多元種族題材小說的四個方面內容進行了粗淺的論析。這四個方面的內容分別是：(1)書寫異族同胞的生活及人生遭遇；(2)多元民族的和睦友好關係；(3)異族的戀愛婚姻；(4)種族矛盾和衝突。多元種族題材小說是新馬華文文學中最具本地特色的小說類型之一，上文的論析也許有助於我們從一個方面瞭解並感受新馬華文文學的本地獨特性內涵。

[i] 夏霖：《靜靜的彭亨河》，新加坡：民聲報社出版社，1948。

[ii] 貂問湄：〈金馬梭膠園〉，《金馬梭膠園》（新加坡：青年書局，1959），頁1—47。

[iii] 同上，頁46。

[iv] 同上，頁37—39。

[v] 同上，頁32。

[vi] 黃叔麟：〈馬莉亞〉，《牛車水之窗》（新加坡：文化生活出版社，1962），頁111—118。

[vii] 同上，111。

[viii] 同上，115。

[ix] 同上，116。

[x] 丁冰：〈未了情〉，《芭野上的春天》（新加坡：青年書局，1960），頁122-140。

[xi] 丁冰：〈未了情〉，《芭野上的春天》（新加坡：青年書局，1960），頁124。

[xii] 同上，頁125。

[xiii] 黃叔麟：〈馬莉亞〉，《牛車水之窗》（新加坡：文化生活出版社，1962），頁114。

[xiv] 呂朗：〈傳統〉，《星期六》周刊第367期（新加坡：南洋報社有限公司出版）， 1956年9月15日，頁15—18。

[xv] 同上，頁18。

[xvi] 謝明：《夜來風雨聲》，新加坡：馬來亞文學出版社，1960。

[xvii] 同上，頁6。

[xviii] 同上，頁14。

[xix] 麥青：〈掙脫了泥濘的人〉，《歡呼的日子》（新加坡：生活出版社，1956），頁53—74．

[xx] 同上，頁62—63。

[xxi] 同上，頁63。

[xxii] 同上，頁67。

[xxiii] 同上，頁63—64。

[xxiv] 同上。

[xxv] 同上，頁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