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古律的誘惑──
《濃得化不開》（星加坡）中的欲望苦旅
南治國
新加坡義安理工學院中文系講師
徐志摩及其南洋經歷
儘管徐志摩在散文、戲劇、小說創作和文學翻譯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實績，但他主要還是以詩人的風采而卓立于中國現代文壇。徐志摩一生經歷曲折，遊歷甚廣，足跡所至，僅是域外，便有歐洲的英國、德國、俄國，亞洲的日本、印度及南洋等地。似乎是一種宿命，他最後竟然也是“死在路上”。[1]因陸小曼生活鋪張奢華、吸食大煙，並與戲子翁瑞午關係曖昧，徐志摩在精神上倍受煎熬，但同時還得拼命兼課寫作掙錢，以維持家用和陸小曼的開銷。1928年6月，身心疲憊的徐志摩決計遠遊。他先東渡日本，而後由日本赴美，隨後還訪問了英國和印度，最後由印度回上海。大約是在1928年的11月初，在從印度返國時，途經新加坡，“濃得化不開”的熱帶的芭蕉、“濃得化不開”的肉糜的氣息、“濃得化不開”的朱古律姑娘給了他感官上強烈的刺激，迫著他寫下了那篇情緒飽漲的小說《濃得化不開》（星加坡）。
徐志摩的小說創作並不多，影響談不上廣，在中國大陸，他的小說似乎從來便是寄放在被遺忘的角落，讀者群小，研究者更少。[2]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情形似乎要樂觀一些，有不少的研究者注意到了徐志摩的小說，尤其是《濃得化不開》（星加坡）。[3]譬如，黃傲雲指出，熱帶感染給徐志摩的，是一種“橡膠似的”“濃得化不開”；林春美博士曾撰文探討徐志摩小說《濃得化不開》（星加坡）中建構的南洋形象，指出徐志摩是“最早通過詩化的文字，感性地肯定色彩之南洋的意義的中國作家” [4]；王潤華教授也在探討中國作家的“南洋幻想”時特別提到了徐志摩、郁達夫、張資平等中國現代作家對南洋的“幻想”——“南洋是義理與律法所不及的異域，這神秘的南洋即是化外之邦，自然之地，因此被想像成是原始情欲的保護區”[5]。我在這一節中也會借用上述學者的觀點，仔細分析徐志摩小說中的“朱古律”的誘惑，但我的重點則在小說中的“旅程 ”之上，亦即以小說主人公林廉楓從歐洲到新加坡，繼而到香港、北京的這一大的旅程為背景，聚焦林廉楓在新加坡由“旅館裏的煩躁——旅館外‘肉糜’氣息的刺激——回旅店門口時‘飽和著奶油最可口的朱古律’的誘惑——最終止於旅店房間裏的香豔噩夢”這一既是空間意義上的轉換，同時也是情緒上的流動的過程，試圖給《濃得化不開》（星加坡）這篇小說一種新的解讀。
《濃得化不開》（星加坡）中的南洋之旅
新加坡是廉楓洲際之旅中的一個小站。熱帶的風情，是他未曾經歷過的。《濃得化不開》（星加坡）便記錄了他的此次途經南洋的經歷，是介乎於遊記、詩歌和小說之間的一種“詩化小說”[6]。
小說中對廉楓的遊蹤的描述非常簡略。他先是一個人呆在旅店裏，因為人地生疏，頗感淒涼，哼上幾句戲腔，本以為能驅遣獨坐旅店靜聽雨打芭蕉的落寞，不想羈愁更生，因此決定乾脆就“出門吧”。出了門，“廉楓跳上了一架敞車”，給馬來車夫“比了一個丟圈子的手勢”，他就到了街上，可以欣賞到“焦桃片似的店房，黑芝麻長條餅似的街，野獸似的汽車，磕頭蟲似的人力車，長人似的樹，矮樹似的人”[7]，而傍晚時分涼爽拂面的島風，熱帶島上“芭蕉的巨靈掌，椰子樹的旗頭，橡皮樹的白鼓眼，棕櫚樹的毛大腿，合歡樹的紅花痢……”(p64)讓坐在敞車上的廉楓舒適愜意，“皮膚上，毛孔裏，哪兒都受用，像是在最溫柔的水波裏游泳”，而心裏頭，又恍惚有“一隻疏蕩的胳膊”正擱在胸口上，濃得化不開的，是幽散在空氣中的“肉糜的氣息”……(p63)敞車到瀦水潭，忽地停下。夜幕暗合，赤道的夜空朗明無雲，天上的星星歷歷在目，他下車走了一會了，心情仍是舒暢，旅困全無，潭邊黃昏的紫曛，叢林的倒影，林中懸掛著的紅燈，湖中窄窄的堤橋，湖面輕泛的漣漪，還有天上的疏朗的星光等等，給了他“真不壞”的印象。至於湖亭裏起初“糊成一餅”，見到廉楓忽地分開的一雙人影，則是此次遊潭的另一種景觀了。似乎是擔心在外逛悠會擾人好夢，廉楓決定回旅店去。走近旅店時，因為旅店門口對“飽和著奶油最可口的朱古律”(p66)的驚鴻一瞥，廉楓躺在床上，夢裏尋思著他和朱古律姑娘的豔遇，故事以錯愕、夢醒而告終：“廉楓覺得口裏直發膩，紫姜，朱古律，也不知道是什麼，濃得化不開”(p69)。
以上是《濃得化不開》（星加坡）中廉楓的旅蹤，也是小說簡單情節的概述。接下來，我想分析旅程在這篇小說中主要的敍事功能。
旅程在《濃得化不開》（星加坡）中的作用
一、旅程為小說提供了獨特的“熱帶”環境，這樣的環境，影響了小說的人物、情節和語言風格
環境刻畫是小說的主要要素之一。西方“新批評”的代表人物雷·韋勒克在其經典之作《文學理論》一書中非常強調環境對人物塑造的重要作用。他指出，“背景即環境”，“背景又可以是龐大的決定力量，環境被視為某種物質的或社會的原因，個人對它是很少有控制力量的”。正因為如此，“哈代筆下的愛頓荒原”和“辛克萊·路易士筆下的贊聶斯”對小說的人物刻劃具有決定意義。[8]因為“旅程”的獨特的功能，徐志摩很容易就可以為他小說的主人公“廉楓”提供一個赤道下、熱帶的、陌生的異域環境。這一特殊的環境，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小說人物的刻劃、情節的發展以及語言的風格。
首先，因為是在熱帶的異域，語言隔閡，人地生疏，廉楓基本上是比較懶散（這是熱帶環境裏人類的通病），其活動範圍的局限性也比較大，無非是一些街道和景點；而這些浮泛的活動空間，在一定程度上也決定了廉楓的觀察是浮面的，他的觀感是主觀的，也決定了小說情節的簡單，只是對以陌生場域的“經歷”而已。但是，過埠的這種“掠影”式的浮泛倒是最能給人強烈的震撼，因此徐志摩的這篇《濃得化不開》（星加坡），在其浮泛的表像下其實也潛湧著夾在兩種文化之間的欲望之潮，雖然這暗潮太過主觀，但仍不失其意義，亦不會“單調”失色。
其次，熱帶的環境，異域的風情，使小說的語言濃豔繁縟，小說的風格近乎抒情詩。《濃得化不開》（星加坡）中濃縟熱烈的語言給讀者的印象是綺麗、突兀，令人目眩。譬如小說一開首對“紅心蕉”的描述：
大雨點打上芭蕉有銅盤的聲音，怪。“紅心蕉”，多美的字面。紅得濃得好。要紅，要熱，要烈，就得濃，濃得化不開，樹膠似的才有意思，“我的心像芭蕉的心，紅……”，……(p62)
這是對熱帶植物的描寫。對熱帶環境裏的人的刻劃，同樣地濃稠，濃得化不開：
……他忽然感覺到一股彩流的襲擊從右首窗邊的桌座上飛驃了過來。一種巧妙的的敏銳的刺激，一種濃豔的警告，一種不是沒有美感的迷惑。……廉楓最初感覺到的是一球大紅，像是火焰；其次是一片烏黑，墨晶似的濃，可又花須似的輕柔；再次是一流蜜，金漾漾的一瀉，再次是朱古律（Chocolate），飽和著奶油最可口的朱古律。這些色感因為濃初來顯得淩亂，但瞬息間線條和輪廓的辨認籠住了色彩的蓬勃的波流。(p65-66)
這是對熱帶的土著女郎的描寫，色彩既濃烈，激情又狂瀉，此種濃豔的語言，此種詩意的激情，只有在這熱帶的異域環境裏，方才顯得自然，不悖人性。
二、旅程為小說提供“異域”的場所，為小說製造了文化上的震盪
因為是洲際旅行，徐志摩可以自然地讓廉楓在這個赤道附近的南洋（新加坡）略作停留。雖然中國和南洋的交往古已有之，但畢竟還是分屬於不同的文化場域。自然上的景觀已是大相徑庭，文化上的差異也迥然有別。在小說《濃得化不開》（星加坡）中，這種文化上的差異使小說的主人公廉楓在心理上產生“性狂想”，在心態上則居於“優勢視點”。
南洋在中國現代文學中被視為化外之域，這差不多是學界的一種共識（論文的第十二章將有詳論）。王潤華先生將它表述為：“在中國三十年代作家的筆下，中國是禮儀之邦，太多的社會倫理，會扭曲人類自然的情欲需求。而南洋是義理與律法所不及的異域，這神秘的南洋即是化外之邦，自然之地，因此被想像成是原始情欲的保護區”。[9]廉楓在新加坡的心理，完全是一種擺脫中國本土人倫義理的禁錮後，在突然失去“重力”的狀態下“失重”的躁動和失控的性狂想。如果我們綜觀徐志摩在這一時期創作的《肉豔的巴黎》、《濃得化不開》（星加坡）、《濃得化不開》之二（香港）和《死城》（北京的一晚）這四篇小說中的主人公的性心理，我們可以看出，在巴黎，這種性的心理側重於浪漫；在星加坡，側重於淫欲；在香港側重於異想；到北京（中國文化的中心）就回復了理性。巴黎、星加坡和香港在當時都可以視為異域，因而主人公的性的壓抑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舒解。在舒解程度上，以星加坡為最，次為巴黎，香港再次之，在北京，則難以舒解。廉楓在星加坡的性苦悶，從根本上講，是源于中國傳統文化和南洋本土文化的衝突：廉楓到了南洋——一個在他看來是“半開化全野蠻的風土”——他敏感地嗅到了這塊土地上飄散著的自然的野性的“肉糜的氣息”。他身上長期被壓抑的性意識開始蠢蠢欲動，中國本土文化施加其身的倫理枷鎖開始松崩，旅途的困頓也沒了，他有了“輕身”的快意，繼而恣意於欲望之狂想。然而，不幸的是，廉楓畢竟在中國文化中浸熏已久，中國文化的枷鎖又不時地讓他的性狂想有所收斂。處在這兩種文化的張弛之間，廉楓註定要經驗“欲火”的煎熬，而他的性的壓抑最終也只不過是一種欲望高漲的狂想，只能在夢中得以宣洩。因此，要理解廉楓的性的苦悶和狂想，只有從兩種文化的差異上分析，才是正確理解的關鍵。
夾在兩種文化之間的“欲望”苦旅
小說中的旅程往往具有雙重的意義：一是小說主人公的實際的遊蹤；一是小說主人公心靈之歷程。在西方小說史上，旅程象徵的心路歷程表現得更加明顯，如帶有宗教寓意（Pilgrim quest）的《天路歷程》、《神曲》，帶有自我發現（Self-discovery）意識的《黑暗的心》、帶有成長意味的英、法、德國早期描寫“歐洲大陸旅行”（The Grand Tour）的小說等等，其中旅程的雙重意義表現得非常明顯。在中國現代小說中，旅程的雙重功效雖然沒有西方小說中來的明顯，但仔細閱讀分析之後，我們也能找出不少有精神意味的旅程。徐志摩的系列“遊歷”小說中分明隱匿著小說主人公（甚至是徐志摩自己）的精神苦旅。在這篇《濃得化不開》（星加坡）中，廉楓在新加坡的簡單的遊蹤又何嘗不是他渴求舒解、卻又不得舒解的欲望苦旅呢？
小說中，欲望一開始便隨雨打芭蕉的音節開始躁動：紅心蕉“紅得濃得好。要紅，要熱，要烈，就得濃，濃得化不開……”(p62)；驟雨下的小草，在廉楓看來並沒有被“侵淩”的苦楚，相反，小草竟然愛的便是這“出其不意的，使蠻勁的，太急一些”的“急勁兒”。被這驟雨狼虎似的胡親了一陣子，小草都露著喜色，“綠得發亮，綠得生油，綠得放光”，它們其實是在樂著呢。熱帶的自然中旺盛的生命力顯然是感染了廉楓，他開始放鬆了心裏對性的長期壓抑，居然吟出了一句“蕉心紅得濃，綠草綠得油”來：欲望醒來了，廉楓從這熱帶的自然中看出了“淫”——“熱帶的自然更顯得濃厚，更顯得倡狂，更顯得淫，夜晚的星都顯得玲瓏些，像要向你說話半開的妙口似的”(p63)。在南洋，這化外之邦，廉楓身不由己地開始了他的“性狂想”。
苦於人地生疏，大概還有一點中國傳統文人的拘謹（傳統文化的束縛），廉楓只好一個人呆在旅店裏，看窗外的雨。然而目及之處，皆充滿著性的誘惑，挑戰著他克制力的限度。耐不住店房裏的淒涼（實則抗不過熱帶環境裏性的誘惑），廉楓被欲望所驅遣，出門了。叫了一輛敞車，他感覺自己是一條在“最溫柔的水波裏游泳”(p64)的魚，非常受用。為什麼呢，原來，在熱帶傍晚時分涼爽的空氣裏，廉楓嗅出了濃得化不開的“肉糜的氣息”，在其狂躁的瞳仁裏，街道兩旁的熱帶植物也似乎在招搖胳膊和大腿，擠弄著眉眼。到了瀦水潭，浪漫寧靜的湖邊大概正如廉楓所期盼，正有“糊成一片”的成雙的人影。刺激在遞深，廉楓無意識地哼起了戲白，感歎自己只是“一朵遊雲”，偶然地投在這南洋的小島上，因此，這別人可以上演的“好戲”，他只能投去心儀的一瞥了。似乎是要掩飾自己罩不住的心亂，廉楓抽身返坐到敞車上，“他記起了煙捲，忙著在風尖上劃火”(p65)，看戲和哼戲都已經不能平息他內心的躁動。廉楓選擇了逃離。
南洋無處不在的誘惑，無時無刻不在撥弄著廉楓敏感的神經；但既是一朵遊雲，畢竟一時還難以融入這片不屬於自己的南洋蒼穹，一時還不能擺脫自己思想深處中國文化的沉重背負，因為，這朵遊雲很快就會掠過這片海島，飛回他的故土。外面誘惑無處不在，理性終於收緊了羈絆，廉楓選擇了逃避，他決定躲進旅店，將誘惑拒之門外。中國傳統的禮義教化暫時占了上風。
然而，兩種文化的抗衡太過強烈，它們既不能達成某種平衡，亦不能決於一種定勢，夾處其間，廉楓的煎熬仍未結束。就在旅店門口，等著他的仍是“昏沉的圈套”，心中的躁動仍是“一陣熱，一陣煩”(p65)，畢竟，他曾是懷了某種期盼出了旅店，期冀裏甚至有莫名的熱望，而現在，他卻無功而返。這雖是理性的選擇，但多少有些讓他心有不甘呀！然而，這場同欲望的角力遠未結束，就在廉楓進入旅店的那一刹，他遭遇了“一股彩流的襲擊”，是“火焰”般的“飽和著奶油最可口的朱古律”：
……廉楓幽幽的喘了一口氣。“一個黑女人，什麼了！”可是多妖豔的一個黑女，……烏黑的惺忪的是她的發，紅的是一邊鬢角上的插花，蜜色是她的玲瓏的掛肩，朱古律是姑娘肌膚的鮮豔……(p66)
這幾乎是最後的一擊！廉楓的戲詞都哼成了“好花兒出至在僻島上”(p67)。“她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一筏普濟的慈航，她是賑災的特派員，她是來慰藉旅人的幽獨的”(p67)。這也差不多是廉楓性狂想的最高音符：
……她果然進來了，紅的、蜜的、烏的、金的、朱古律、耐宿爾、奶油、全進來了。……朱古律笑口的低聲的唱著，反手關上了門。……朱古律姑娘也不等請，已經自己坐上了廉楓的床沿。……朱古律的濃重的色濃重的香團團圍裹住了半心跳的旅客。濃得化不開……(p68)
果真如此，廉楓倒真成了“朱古律”的俘虜，其壓抑良久的欲望終於在南洋得到暢足的宣洩。但實際的情形是，當朱古律的烏雲蓋下來時，廉楓看到的是“血盆的大口”，聽到的是“狼嗥的笑聲”，滿身虛汗中驚醒過來，廉楓這才意識到剛才的讓他心跳眼熱的不過是“南洋一夢”。望著被他在夢中夾成了“一個破爛的葫蘆”的枕頭：
廉楓覺得口裏直發膩，紫姜，朱古律，也不知是什麼，濃得化不開。(p69)
廉楓終於還是既不能掙脫中國傳統文化的禁錮，亦不能忘情於南洋的熱帶誘惑。旅程結束了，廉楓的“欲望”之旅就是這樣地——以一個香豔卻仍不得舒解的夢境——宣告結束。
正因為廉楓在星加坡的簡單行蹤之後，還隱藏著強烈的欲望的旅行，所以，小說中廉楓的形象不再是簡單的旅者，而是南洋語境中的一個中國傳統文化的背負者；小說對熱帶風物的描寫也不再是簡單的景物描寫，而是小說主人公潛在的性覺醒和性狂想的共謀者；而身處南洋熱帶環境裏廉楓的渴求舒解卻不得舒解的性苦悶，則體現了中國傳統禮義文化同南洋本土原初文化的隔膜和衝突。理解了這一層，我們才能理解《濃得化不開》（星加坡）這篇小說中主人公廉楓性格的複雜性，才能體悟小說主題的深刻性。
小 結
文學中的旅行，往往不可等閒視之。因為旅行是一把雙刃劍，我們既可以通過它瞭解旅行地的風俗民情，也可以通過它來窺視旅行者內心世界，即基亞所謂的旅行者的“成見、他的單純幼稚和他的一些發現”[10]。異域的旅程因此也就成了本我文化和他者文化遭遇的媒介。
《濃得化不開》（星加坡）中廉楓的南洋之旅就是這樣的一種兼跨兩種文化的旅程。小說中廉楓的旅程的最突出的敍事功能當屬其中所包容的象徵的文化之旅。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廉楓南洋之旅的象徵意蘊：
首先，廉楓的南洋之旅提供了一個不同于中華文化的南洋文化場域，亦即米克·巴爾（Mieke Bal）所謂的“主題化”空間。巴爾認為在旅程中空間常被“主題化”，空間自身就成了描述的物件本身，成為一個“行動著的地點”（acting place），這樣，置身其間的旅行者的活動就可能“產生一種變化、解脫、內省、智慧或知識”。[11]《濃得化不開》（星加坡）中的熱帶環境，已然不只是自然和地理意義上的空間，它同哈代筆下的愛頓荒原、沈從文筆下的湘西一樣，是一種參與小說主題的文化空間。處於這樣一個空間裏，廉楓必然要有文化的“內省”，必然出現文化上的漂移，因此，他不得不在中原文化和南洋文化之間做著既痛苦又快樂的狂想和飄忽。
其次，我們也應注意到，旅程所提供的南洋環境在相當程度上舒解了廉楓骨子裏中國傳統文化的背負，南洋熱帶環境的刺激、南洋本土女郎的挑逗使得他長期受到壓抑的力比多（即性的欲望）突然蘇醒過來。夏志清先生在分析中國古代短篇小說中的社會和個人時對中國的說書人（其實是短篇小說的作者或整理者）的心態看得非常透徹，認為他們雖然不得已帶著正統的面具，但骨子裏“對女人一旦撕下了正經的面紗之後那種不可抑制的性狂亂卻似乎特有興趣”[12]。同古代的說書人一樣，廉楓也是一位傳統的文人，突然置身南洋，正統的面具似乎可以不戴了，骨子裏的“性狂亂”當然就可以形於色，溢於表了。影響到他的視線，他關注的景觀是躁動、狂豔的花草林木，他嗅到的是空氣中的“肉糜的氣息”，他看見的人是“糊成一餅”男女和妖豔性感的朱古律女郎。
那麼，廉楓的性狂想最終為何不能實現呢？究其原因，還是文化的因素在作怪。南洋雖然給廉楓提供了一個不同於中國的環境，但作為旅行的主體的廉楓同樣是一種文化的“在場”，任何時候都不曾缺席。因此，廉楓並不能真正地擺脫自己所代表的文化的羈絆，命定地必須在兩種文化的夾縫裏煎熬。表面上看，旅程帶來的只是地理區域的改變，但深層裏，無論是作為人的廉楓，還是作為地的新加坡，都固執的持守自己的文化陣線，從這個意義上看，廉楓的旅程亦是中國與南洋本土文化交鋒相持、各不相讓的文化苦旅。
注釋
[1] 1931年，徐志摩因經濟上的壓力，開始在上海和北京兩地的大學授課；當年11月19日，因搭乘的運送郵件的飛機在從上海到北京的飛行過程中失事，徐志摩在濟南遇難。
[2] 我曾試圖在“中國期刊網”上找尋一些研究徐志摩的小說的論文，但結果大失所望：從1994年至2003年，大陸的主要學術期刊上，對其詩歌的研究，有15篇（這還只是論文題目中包括“徐志摩”的論文），而對其小說的研究，僅1篇而已，是任國權的《論徐志摩小說的詩化性》，《溫州師範學院學報》（社科版），2002年4月第23卷第2期。
[3]譬如黃傲雲在《中國作家與南洋》一書中就注意到了徐志摩的小說《濃得化不開》（新加坡），並指出，熱帶感染給徐志摩的，是一種“橡膠似的”“濃得化不開”。參見黃傲雲《中國作家與南洋》（香港：科華圖書出版公司，1985），頁12。黃傲雲還將這篇小說收在該書的附錄中。
[4] 林春美〈欲望朱古律：解讀徐志摩與張資平的南洋〉，頁3。林春美博士是馬來西亞博特拉大學中文系講師。這篇論文，是她在2002年4月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舉辦的中國現代文學國際研討會“越界與跨國：中國現代文學的區域視角與多元探索”（Border-Crossing and Transnational Dialogue: Regional Perspectives and Pluralistic Inquiries in the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上提呈的論文。
[5] 王潤華〈重新幻想：從幻想南洋到南洋幻想——從單元的中國幻想到東南亞本土多元幻想〉，頁3。這是王潤華教授在“當代文學與人文生態：2003年東南亞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Contemporary Literature & Human Ecology: 2003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terature in Southeast Asia），（2003年2月22-23日，新加坡）上做的專題演講。
[6] 這裏“詩化小說”這一概念是借自于任國權的論文《論徐志摩小說的詩化性》中對“詩化小說”的界定：它肇端於法國象徵派詩人古爾蒙1893年的原則“小說是一首詩篇，不是詩歌的小說並不存在。”而在中國，周作人在二十年代初對“抒情詩的小說”的倡導，魯迅、郁達夫、廢名、沈從文等在創作上的實驗，使小說具備了濃郁的“抒情詩”的審美風格，使“詩化小說”成為20世紀中國現代小說的別一格局。見任國權《論徐志摩小說的詩化性》，見《溫州師範學院學報》（社科版），2002年4月第23卷第2期，頁39。
[7]徐志摩《濃得化不開》（星加坡），見徐志摩《徐志摩全集》（2、小說集）（香港：商務印書館，1983），頁64。下文如出現本篇小說的引文，只在引文後注明頁碼，特此說明。
[8] 雷·韋勒克，奧·沃倫《文學原理》（北京：三聯書店，1984），頁249。
[9]王潤華〈重新幻想：從幻想南洋到南洋幻想——從單元的中國幻想到東南亞本土多元幻想〉，頁3。這是王潤華教授在“當代文學與人文生態：2003年東南亞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Contemporary Literature & Human Ecology: 2003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terature in Southeast Asia），（2003年2月22-23日，新加坡）上做的專題演講。
[10]馬·法·基亞著，顏保譯《比較文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頁23。
[11]米克·巴爾著，譚君強譯，《敍述學：敍事理論導論》（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頁108-109。
[12] 夏志清著，胡益民等譯《中國古典小說史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頁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