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小說中的一種南洋圖像

在歷史上，南洋一直是中國人逃難避禍的地方。南宋末年，朝臣為逃避元軍的追剿，不少文臣武將流寓海外；清朝初年，明代之遺民，以義不事清，反抗滿洲異族統治，亦紛紛南遷，避難於東南亞一帶。太平天國失敗後，也有不少天地會會員由廣西南撤到越、泰、老等地。張楚雲在《南洋旅行漫記》中寫到南洋大富翁黃仲涵時指出，黃的父親參加了洪秀全發起的太平天國起義，“自從太平天國被曾國藩打翻了，各省次第剿捕餘孽，他被官府搜捕甚急，家鄉已不能住了，國內亦無容身之所了，於是‘逃之夭夭’，一逃就逃到了爪哇，從此就與中國絕緣了。在爪哇生兒育女，生意暢旺，手裏創了數十萬的家產”[1]。再往後，在辛亥革命時期，歷次反清起義失敗後，都有大批革命志士為了逃避清廷的追捕，大批潛匿南洋，如1900年惠州起義失敗，不少革命党人混藏於“新客”中下洋去；1908年雲南河口起義失敗，600餘名革命黨人先退到越南，後轉到新加坡、檳榔嶼、吉隆玻、吡叻、文島（荷印）等地的礦場、農場謀生。[2]

把南洋視為避禍之地，在中國文學中亦早有記載。較早的，如酈道元《水經注》卷三六中記載，說揚州人姓范名文者，小時候被掠為奴，賣到交州。當時才十五六歲，因為犯了不知什麼罪，按例要受刑杖。範文一聽怕了，趕緊逃之夭夭。恰好當時有個來自林邑（在今越南南部）的商人，範文便隨他渡海逃去。[3]到晚清，文學作品，尤其是小說中把南洋視作逃難避禍之所的情形漸漸多了起來，譬如說，僅在荒江釣叟的《月球殖民地小說》一篇小說中便有三位主要人物避禍南洋：龍孟華在湖南省城內殺人報仇，官府裏要捉拿他，他便帶了家小，逃到廣州，“搭了英國印度公司輪船，向新加坡進發”；[4]濮心齋“也因國事犯罪，挈眷逃往南洋”；[5]又有廣東新會人白子安因為“有人控他，說他同什麼亂黨來往，因此避禍南洋。”[6]這種趨勢，到了中國現代作家筆下，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他們作品中的人物有犯案潛逃南洋的，有被官府通緝躲匿南洋的，也有為國內禮法不容而奔向南洋的。他們筆下的南洋因此有了又一種圖像，即南洋是逃難避禍的化外之邦。下面我就分別以艾蕪的《松嶺上》、洪靈菲的《流亡》和張資平的幾部和南洋相涉的小說為例，對南洋何以為化外之邦做一簡要分析。

在國內犯案或惹禍，為了逃避仇家或官府的懲罰，逃走南洋，此類情形在中國現代文學中出現的頻率最高。南洋，作為避禍之所，在中國民眾心中印象頗深，所以，艾蕪《南行記》中的煙販子在緬甸北部莽林之中感到生存危機時，脫口而出的就是一句“我現在想起了，這怕不是個好地方，好人哪肯跑到這裏來種地呢！一定是漢朝地方蹲不下，犯了法的。”[7]。司馬文森《南洋淘金記》中僑界的頭面人物陳文總是“在中國鬧了殺人案偷渡過菲島”[8]，黑幫打手醉蟹也是在國內勾搭了一個堂兄弟的寡嫂，結果族中公審活埋了那女人，又出了榜要抓他，他就逃過番來了。[9]

艾蕪的《松嶺上》裏寫的就是“我”在滇緬邊地同一位孤單卻善良有趣的老人間短暫的邂逅。他是一位白頭發的老人，愛喝酒，愛講話，看上去非常平和、慈祥。我受老人的接納，隨他挑著貨擔，轉到山村裏叫賣。我和他相處得非常融洽，從老人酒後的言語中，知道他“十八九歲，便替人家趕馬，從這山到那山”，過著自由自在的生活，即便老了，也不願安安定定地住下來，“總是高興挑起擔子，從這兒到那兒，做著小小的生意”[10]。

然而，一個偶然的機會，在另一個山家店中，我碰見了一位禿頭的小販，從他口中得知老人“不是這一帶山裏的人，家鄉很遠很遠的”。而且讓我驚恐的是，老人竟然是“殺星下凡”：在他遙遠的家鄉，曾經牛一般強壯的他給地主做長工，終日勞作，仍不能養活妻兒，只好偷了地主家的米回家喂饑餓的兒女。偷米的事給地主知道了，他被帶到地主家，“反剪著手吊在梁上，給地主的兒子們鞭打著”，而與此同時，地主正在另一處------長工的家裏------威脅著長工的妻子，說她如果不依從，就要把她的丈夫送到城裏去，坐一生一世的牢。女人百般哀求無用，只能低下淌淚的臉，在矮小的茅屋裏，任地主蹂躪了。

長工果然被放回了家，他知道了妻子做了那件事，左鄰右舍的人也知道了。終於有一天夜裏，這壯漢把妻子殺了，然後提著刀，去了地主老爺的家：

“把老婆殺了，老爺一家殺了，也盡夠了嘛！天哪，他還回家去，把倒在媽媽屍邊的男孩和女孩，也一刀一個地殺了，天呀！這不是殺星下凡麼？……”[11]

這長工從此便消失了，二十多年後，他就是現在“我”跟前的白髮盈盈的老人。這些年來，自從他逃離家鄉，他就一直隱姓埋名生活在這滇緬邊地的深山中。生活雖然孤獨，特別是隨著年歲增大，晚景亦愈見淒涼，但在這深山中，他至少能夠生存，而且，中國國內的法律顯然鞭長莫及，他，更重要的是，安全了，高枕無憂。南洋，在艾蕪的筆下就是這樣的一片政令法律所不及的化外之地，是犯案者的棲身之所。

歷史上，南洋一直是失勢政治勢力和持不同政見者流亡避禍的方所。到了二十世紀上葉，由於國內連年軍閥混戰，國共長期不和，流亡南洋的革命者或持不同政見者更是絡繹不絕。在中國現代文學中，有一些作家的筆下涉及革命者逃亡南洋的內容，如司馬文森《南洋淘金記》中有描寫何章平參加革命集會，聽從國內蘇區流亡南洋的革命者發表演講的情節；巴人在《印尼散記》中，也寫到印尼山芭中隱匿著流亡海外的革命者：

……這主人姓陳，是大革命時從海陸豐逃出來的。“我呢，年紀輕，……跟著人家打土豪劣紳。還當上了農民自衛隊的小隊長。……我們打敗了。自衛隊小隊長，嚇，那可不得了，一捉到就砍頭的。我就逃出來了。到了南洋來。……”[12]

……姓柯的，年輕的時候，在故鄉很活躍，一九二七年大革命，險遭捕殺，後來，逃到南洋來。關於他們所以開闢這菜園的原因，也無非是亂世避秦之意。[13]

而所有這些作品之中，洪靈菲的中篇小說《流亡》是反映流亡革命者在南洋生活和心態的最具代表意義的作品。

小說《流亡》反映的是1927年蔣介石在廣東策劃“四·一二”事變後，因為中國國內險惡的政治局面，革命者被迫流亡南洋的經歷。在小說主人公之菲流亡南洋之前，他和情人曼曼在國內和香港已有流亡的經歷。因為國內風聲太緊，隨時有被殺的可能，在香港又被帝國主義殖民者逮捕、遣返回國。最後，潛返老家，發現家鄉，亦非安全之地，之菲毅然決定，隻身避走南洋。

之菲先是到了新加坡，那裏雖然也能感覺到緊張的氛圍，但相對國內，讓之菲頭痛的事情到不是他的安全，而是工作和生活毫無著落。在新加坡，之菲舉目無親，無法開展革命工作，卻也無須為自己是革命者而擔心被捕。南洋對他來說，可以避禍，只是難以維生。他嘗試著找工作，想盡辦法求人救濟，都沒有成功，之菲感覺到在新加坡不可能生存下去了。所幸的是，無意中遇上了老同學T君，得十元救濟，之菲才得以買了船票，僥倖自己沒有成為新加坡島上的餓殍，登上了開往暹羅的貨輪。

貨輪在海上航行了四五天，之菲和其他三個搭客過著奴隸般的生活，忍受著“一切惡意的待遇，和一切沒有理性的蹂躪”[14]。船終於靠停暹京，之菲先是住進了得合興客棧，兩天後搬進更為隱蔽的一家名為“泰興閥”的商店。

暹羅的政治情形同新加坡一樣，雖然這之前也有大批革命志士被捕或被逐，一些革命團體亦遭破壞，之菲在暹京的生活也很安全，而且比在新加坡舒適，“在這神異的，怪誕的，浪漫的暹羅國京城流浪著的之菲，日則弄舟湄南河，到佛寺靜坐看書，夜則和幾個友人到電戲院，伶戲院鬼混” [15]。時間在安閒卻毫無目標的情形下過得飛快，暹京的生活太安全、舒適，而且太灰色沉淪，這反倒讓之菲感到良心的譴責，感到自己的墮落。他覺得有些忍耐不住，“為著革命犧牲的決心又把他全部的心靈佔據著。他決意在一兩天間別去這馨香迷醉的暹羅，回到革命空氣十分緊張的故國W地去”。[16]之菲和好友王秋葉一起，先乘貨輪到新加坡，然後從新加坡換乘郵船回上海。就這樣，之菲結束了他在南洋的流亡生活。

洪靈菲在小說《流亡》中，把南洋描畫為革命者流亡的安全之所，這顯然不是他偶發的想像，南洋在中國歷史和文學中早就是革命者或被打壓階層逃難避禍的方所，洪靈菲把這種革命流亡的經歷以小說的形式呈現出來（事實上，這小說有相當程度的真實，因為之菲身上可以找到小說作者的明顯的痕跡），在中國現代文學表現此類題材的文學作品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意義。在他的筆下，南洋可能算不上革命流亡者完全舒適的地方，但它的確是一個安全的所在。

在張資平的長篇小說《苔莉》中，大學生克歐和表嫂苔莉墜入愛河，耽溺於肉欲而不能自已。對這種畸形的關係，他們都非常清楚，一旦為人所知，他們將不能見容于社會及朋友宗親。這時候，在中國，擺在他們面前的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割捨此段孽情，苔莉回到丈夫身邊，本分規矩地做三姨太太，克歐則拿了畢業文憑，回鄉同門當戶對且清純可愛的校長之女結婚。他們只有捨棄了這段畸情，向傳統的禮義屈服，方可在社會立足。然而，他們不能擺脫對彼此（肉體）的迷戀，他們不可能結束這段孽情。這時候，克歐想到了另一條出路：

……我們可以離開N縣，離開T省，離開祖國，把我們的天地擴大，到沒有人知道我們的來歷，沒有人非難我們的結合，沒有人妨害我們的戀愛的地方去！什麼是愛國！什麼是立身成名！……我還是放棄這些夢想吧！我還是回到我們固有的滿植著戀愛之花的園中去和她赤裸裸地臂攬著臂跳舞吧！……還是恢復我的真面目吧！恢復我的人類原有的純樸狀態吧！[17]

對克歐和苔莉而言，這個“滿植著戀愛之花”的花園就是南洋。他們合計著私奔到南洋，想像著在那裏他們可以“赤裸裸地”跳舞，可以回復到人類的原初的純樸狀態（在克歐看來，其實只是一種不識羞恥、任情率性的未開化時代的人的狀態）。他們計畫到南洋，藉熱帶的火熱光電來恢復他們因貪戀肉欲而已顯病態的身體，然後可以不必計較禮法社會中才有的身份、名分和倫常，不必在意旁人的眼光和判斷（事實上，在南洋，他們是闖入者，沒有人知道他們的一切，也沒有人在意，或想知道他們的身世），他們期望著在南洋“別創一個世界”[18]。南洋是他們想像中可以縱情任性、無關義理的熱帶花園。[19]

在另一部小說《性的屈服者》裏，南洋則是導致亂倫關係發生的直接誘因。小說中，吉軒和馨兒本是私下相戀的一對情侶，後來，吉軒外出求學，馨兒被吉軒的哥哥明軒誘姦，被迫同明軒結了婚。吉軒完成學業，回到家鄉，發現自己和馨兒之間的情愫仍存，但慮及馨兒現在的名分（自己的兄嫂），吉軒雖痛苦異常，卻不敢僭越叔嫂之大防，只能壓抑著自己對馨兒的性幻想。馨兒也同情吉軒此時的境況，自己也深感愧疚，她同情吉軒，甚至是愛著吉軒，但在禮教倫常的繩規下，她明白自己和吉軒今世已是無緣，也只能壓抑著自己的內心強烈的欲望，維持倫理綱常，並盡可能地使吉軒明白她的心跡，並原諒她的過失。父親過世後，明軒到南洋開了自己的店鋪不能返鄉，馨兒要求吉軒送她和兒子去南洋同明軒相聚。小說至此，情勢劇變，因為南洋的介入，使得吉軒同馨兒間長期痛苦地維持著的叔嫂大防頃刻崩解。在前往南洋婆羅州的本甸那埠的途中，馨兒終於屈服于自己的情欲，她決意要誘使吉軒犯罪，“把他所持的堅苦的倫理觀念打破” [20]：

小孩子早睡了。初夏的天氣，氣溫比較的高，馨兒只穿了一件淡紅色的貼肉襯衣懶懶的躺在一張梳化椅上。她像才喂了乳，淡紅色的乳嘴和凝脂般的乳房尚微微的露出來。襯衣太短了些，吉軒看得見她的褲頭和褲帶。……

今晚上馨兒莫名其妙，覺得自己生理上起了變化，有意的要劫著吉軒，要他犯罪。她希望吉軒和她的肉體的接觸……，使他犯罪，把他所持的堅苦的倫理觀念打破。[21]

馨兒的此種姿態對吉軒是一種很危險的誘惑，激起了長期以來潛伏在他的身體裏面的一種狂亂的欲望。雖然根深蒂固的倫常觀念仍逼著他去壓抑這種不端之欲望，然而，這在前往南洋途中突然變得挑逗、性感甚至近於淫蕩的馨兒顯然使吉軒再也難以自持。他一方面覺得馨兒是蛇蠍般的毒婦，一方面又驚訝於她成熟的女性身體的美：“極端的興奮了的精神在吉軒身體內部引起了一種熱醉的快感。他忍不住望了一望馨兒的微泛桃花的白臉，露出襟外的乳房，腰部，腿部，沒有一處不顯出她的女性美的”。[22]火烈的情欲燒斷了倫常的索套，“叔嫂之大防，終於在奔往南洋------義理所不及之異域------的途中被消解了”[23]。

同樣的情形還出現在張資平的小說《最後的幸福》中，同樣是去南洋尋夫，美瑛在去南洋的客輪上遇到了舊日情人松卿。途徑新加坡時，美瑛故意拖延行程時間，為的是找到機會同松卿相處。功夫不負有心人，他們倆終於能單獨一起同遊馬來亞。南洋特殊的環境又成了一種畸情的催化劑，當美瑛在海水浴場目睹當地土著居民裸身相抱而舞，心旌搖盪，竟然毫不顧及事敗後可能會被綁捆在柱子上被丈夫族人鞭抽錐戳的宗族制裁的殘酷後果，當晚就和松卿忘情於肉欲享樂之中。中國傳統的禮教倫常再度在南洋遭遇滑鐵盧。

這裏簡略地分析了張資平的三部小說中對南洋的欲望想像。在中國現代文學中，南洋作為化外之邦的這一圖像的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只要身處南洋，中國人心目中蒂固根深的傳統的禮教綱常和宗規族法就會頃刻失去效用，因此，在國內所不能見容的各種有悖綱常的畸形情欲在南洋卻可以自由滋生、縱意瘋長。林春美博士在分析張資平小說中和南洋相涉的畸形情欲時認為，只有在南洋，那些出軌的男女才能為他們的情欲找到一個安全的出口，因為南洋，在張資平看來是沒有軌道的，所以根本就不存在是否出軌的顧慮，這的確是有識之見。[24]臺灣學人彭小妍在分析劉呐鷗和張資平的小說時，也看出了在他們的筆下，南洋是作為一個“可以自由戀愛，可以逃避社會施加的壓力”的異域對應著傳統禁錮的中國。[25]中國現代作家如徐志摩、劉呐鷗等也都在小說中把南洋描寫成禮義成法不及的化外之邦，徐志摩小說《濃得化不開》中的廉楓在新加坡、劉呐鷗小說《赤道下》中的都市夫婦在南洋熱帶小島都曾有過鳥脫樊籠的體驗，但從典型性上看，張資平的小說中的南洋圖像更近乎於一個畸情私奔者的欲望花園，在這花園裏，綻放各種妖麗不端的欲望之花，卻無苛嚴森然的禮教之影。

本文通過對艾蕪的《松嶺上》、洪靈菲的《流亡》和張資平的三部小說的分析，試圖簡要勾勒出中國現代作家筆下南洋作為“逃難避禍的化外之邦”的圖像。由於歷史的原因，南洋作為蠻夷之地在中國人心目中由來已久，在早期，中國人對南洋在文化、經濟、軍事等各個方面都有強烈的優越心態，但近現代以來，中國同南洋各國一樣遭受西方殖民主義者的侵略，國力漸衰，民生日難，至少在經濟上，中國人的優勢地位和優越心態不復存在，然而，文化上，中央大國的心態依舊，南洋仍是化外之地，是犯案者、流亡者避難的良港，也是畸情男女縱欲的花園。中國現代作家筆下的南洋，正是在這個大背景下，透過他們各自不同的視角，融會各自特定的體悟而折射出來的鏡像，作為南洋圖像的一個重要部分，其逃難、避禍、縱情的鏡像則正是中央大國文化心態的一種體現。

[1]張楚雲《南洋旅行漫記》（上海：中華書局，1933），頁205。

[2]高偉濃《下南洋》（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00），頁26。

[3]陳橋驛主譯《水經注全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頁630-631。

[4] 荒江釣叟《月球殖民地小說》（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頁221。

[5]同上，頁222。

[6]同上，頁226。

[7]艾蕪〈森林中〉，見艾蕪《南行記》（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頁146。

[8]司馬文森《南洋淘金記》（香港：大眾圖書公司，1949年），頁123。

[9]同上，頁166。

[10]艾蕪〈松嶺上〉，見艾蕪《南行記》（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頁42。

[11]同上，頁50。

[12]巴人《印尼散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頁133-134。

[13]同上，頁143。

[14]洪靈菲《流亡》，見王平編《現代小說風格流派名篇》（普羅小說之二）（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8），頁234。

[15]同上，頁241-242。

[16]同上，頁241-242。

[17]樂齊主編《張資平小說精品》（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頁278。

[18]同上，頁300-1。

[19]但是，在小說中，張資平給克歐和苔莉安排的結局是從由K埠開往南洋各埠的P輪船上投海自殺，所以他們計畫好的南洋之旅，才剛剛開始便告結束，留給讀者的只是對南洋的想像。

[20]李葆琰選編《張資平小說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4），頁144-5。

[21]同上，頁144-5。

[22]同上，頁144-5。

[23]林春美〈欲望朱古律：解讀徐志摩與張資平的南洋〉，頁5。林春美博士是馬來西亞博特拉大學中文系講師。這篇論文，是她在2002年4月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舉辦的中國現代文學國際研討會“越界與跨國：中國現代文學的區域視角與多元探索”（Border-Crossing and Transnational Dialogue: Regional Perspectives and Pluralistic Inquiries in the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上提呈的論文。

[24] 同上，頁6。此處對張資平小說的分析，受林文啟益頗多。

[25] 彭小妍《海上說情欲：從張資平到劉呐鷗》（臺北：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2001），頁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