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金天堂‧致富樂土

南洋作為中國人聚富斂財的淘金之處，可謂由來已久。據王賡武先生考證，大約在西元前三世紀中國商販就從越南北部或廣東海岸進入東南亞。對於中國遠古商販進入越南，他認為，商販們的動機便是尋求“異物絕產”，唯利是圖，因而無所不至。[1]秦始皇統一中國後，中國人便認識到東南亞“地富而民眾”，“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湊”[2]。到了漢代，學者高偉濃指出，華人在南洋生意場上已經嶄露頭角了。[3]可見，南洋物產豐異，足可淘金，中國商人很早就知曉一二了，只是早期山隔水阻，交通不便，能到南洋的人很少，所以普通百姓，對南洋仍是相當的陌生，尚不足形成比較鮮明的圖像。

明清以降，尤其是到了二十世紀初，中國人大批南下謀生，特別是東南沿海的閩粵一帶，每年春節過後，大批“水客”踴躍過洋，場面已是非常壯觀。廣東一帶鄉村還流傳這樣一種歌謠：“大鵝咬小鵝，背著包裹過暹羅；海水迢迢，父母真梟；老婆不娶，此很難消” [4]。足見下南洋謀生非常普遍。司馬文森詳描寫了福建沿海一帶出洋淘金風氣熾烈，其誘因便是地方上有少數在南洋“掘金”成功並因此富甲一方、顯赫一時的大家族，它們是無聲卻強勢的象徵，昭示南洋乃淘金之天堂，致富之樂土。於是做父母的，“一個小錢一個小錢的積蓄著”，為的是攢夠了錢買張“大字”（相當於今天的簽證和綠卡）把兒子送過番；小孩剛學會開口說話，他所受的第一課家庭教育是長大後“過番發財”；剛結婚的女人，完成婚事後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催促丈夫出洋淘金，期待他“有一天突然回來了，把成箱成箱的金銀珠寶交給她，她把它買了田建了屋成為全城中第一個富戶”。總之，所有的人都堅信，只要到了南洋，“沈住氣，苦等，苦鬥，運氣到了，好日子是你的！”[5]

正是因為這種風氣盛行，南洋作為苦難的現代中國人的淘金之所，成了千千萬萬中國人夢想的寄託，反映在中國現代文學中，南洋，儘管有無盡的辛酸苦楚，其鮮明的圖像之一，便是淘金之天堂，致富之樂土。

南洋是黃金天堂，現在的中國人可能並不這麼認同，因為現在他們認同的天堂和樂土大概是美國或發達的歐洲國家（我還是相信在歐美謀生的中國人並非人人有在天堂的感覺）。但是在中國國內民不聊生的二十世紀初，南洋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較諸於今日中國人心目中的歐美，恐怕有過之而無不及。我這裏想首先看一位學者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寫就的一本學術性較強的書籍中對南洋的描畫：

熱帶特產物甚多，凡寒溫帶所有者，熱帶有之；而熱帶所有者，寒溫帶無之。……南洋腹地，虎豹犀象，千百成群，孔雀鳳凰，飛翔九皋，一入內地，森林蔽空，果實累累，土地肥沃，幾可不耕而獲。如此美麗境界，絕非吾人所能想像，只要吾人肯吃苦耐勞去做，成功之機會甚多。[6]

這位學者就是高事恒，有多次到南洋的經歷，其著作便是篇幅浩瀚、有六十一個章節的《南洋論》。從其自序中推測，他應該是在上海的一家南洋經濟研究所工作，因此他對南洋理解應該有相當水準。大概是受了日本出版的南洋書籍中“把南洋寫成一片安樂土，滿地黃金”[7]之風尚的影響，高事恒不僅把南洋描畫為超出想像的“美麗境界”，把南洋生活描畫為涼快舒適，“樹林發達，終年碧綠；鮮果之鮮美，……海濱浴場，隨處皆是；公路四達，交通便利”的“實為具有真善美之生活”[8]，而且把其著作開篇之章標為“樂土南洋”。似乎這些尚不足表其心跡，最後高事恒還情不自禁地要“為我可愛之中國青年，作南洋樂土歌”，鼓勵他們奮起南下，淘金致富，為國爭光。歌曰：

這就是當時對南洋研究有相當影響的學者為南洋描畫的天堂般富饒舒適的圖像。這個圖像，同中國現代作家筆下的黃金天堂幾乎不謀而合：其一，南洋出產豐饒，幾可不耕而獲；其二，南洋遍地珍寶，運氣稍好即可發財。

南洋作為黃金鋪地的天堂，在中國現代作家的筆下，首先體現為自然條件優厚，礦產資源豐富。具體而言，南洋地廣人稀、土地肥沃、雨水充足，“四季皆春”，“終年似夏”，“上有澄滄的天宇，下有高大的椰林”，“有四時不謝的奇花，有終年常蔭的綠葉” [10]，而且天厚此邦，即便不事耕作，亦無饑寒之憂，誠如艾蕪《南行記》中所述：“就是過冬，也不需要多穿衣裳。長年四季，都不斷有水果生長。香蕉、椰子，隨處可以找著，吃了以後，又的確可以飽肚皮”[11]。相形于戰禍連年、天災不斷且人多地少的中國而言，這是多麼讓人想往的地方。生活在南洋，又該是多麼舒適愜意的享樂。無怪乎洪靈菲羡慕生活在這方土地上的南洋本土居民曾有過的安閒知足的生活態度和生存方式：

他們過的差不多是一種原人生活，倦了便在柔草的草原上睡，熱了便在茂密的樹蔭下納涼，渴了便飲著河水，饑了便有各種土產供他們食飽。他們樂天安命，絕少苦惱， ……[12]

這的確是一片讓中國人充滿遐思的樂土，更何況，南洋還有極為豐富的出產，種植業方面有橡膠、棕櫚、金雞納霜、稻米、蔗糖及品種繁多的熱帶水果，礦產方面有豐富的錫、石油、煤、鐵等資源。許傑說，倘若“關於氣候及物產的話連成一片，那在沒有到過南洋的人的心目中想來，南洋是不知怎樣成為一個奇妙的境界了”。[13]斯言信也。

作為黃金鋪地的天堂，南洋在中國人看來遍地珍寶，運氣稍好即可發財。這種對南洋的期望在司馬文森、艾蕪、許傑、洪靈菲、巴人等中國現代作家的筆下時有體現。在小說《森林中》裏，有一位煙販子因為遭了攔劫，人去貨空而憤不欲生，艾蕪就藉馬哥頭之口向煙販子開導，動員他到南洋去，並給他描畫了一幅金玉滿地的南洋圖像：“那裏麼，寶石玉石，到處都有，只消運氣好，何愁發財！並且那地方的女人呢，阿喲喲，才標致哩！我敢打賭，你一去就不想回來了。”[14]煙販子為之所動，不再尋死，決意南下。為著謀生和求財，才是中國人下南洋的最根本的動機，因為即使南洋再舒適，中國人強烈的鄉土觀念使他們覺得久留異邦永是一種失根的漂泊；下南洋，發了財，榮返故里，這才是他們的夢想。這種夢想，能夠實現的機率並不高，但是，至少在他們揮別家人，背對故園時，他們堅定地“以為南洋是世外的樂土，又是一處黃金鋪地，俯拾即是的地方”；他們個個“是抱了滿心的希望，希望到了南洋，即刻能發一筆洋財”，然後，返土歸鄉，“安安穩穩的住半生世”[15]。司馬文森《南洋淘金記》中的何章平、天賜叔，洪靈菲《歸家》中的百祿叔，《金章老姆》中金章老姆的兒子，艾蕪小說中的流浪者，以及其他千千萬萬的中國僑胞，他們渡海南下時，心裏揣著的都是同一個夢想------到南洋樂土，發財，返鄉。

在家鄉，勤耕苦作仍然難以維持生計，使得百祿叔把全部的希望寄託在南洋，決定拋妻別子，渡海“過番”，他心裏憧憬的南洋是“日日正月初一，伸手可以拿著黃金”，只要去了，“包管是發洋財回來！”[16]。同樣，金章老姆的兒子，誠實勤勞，但仍只能艱難度日，年過三十都無娶妻的希望，他也把希望壓到最後的一張南洋牌上。在他心目中，南洋也是一個夢幻般的天堂：

……我從許多人的口裏聽到“番邦”的情形了。在那兒可以做著各式各樣的生意，只要伸直手便可以拿到錢來。而且，聽說，那兒有著許多大山大嶺，裏面儘是金銀財寶。那兒又有奇怪的鱷魚，有著圍著紗籠的女人，有著法術高明的和尚……那兒有著這裏所沒有的一切呢！……我已經是決定了，我要到那兒去。我不願意再耕種下去了！[17]

從上面的論述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二十世紀初中國人心目之中確存有一個黃金鋪地的南洋圖像。從學者、作家到普通民眾，他們都傾心於將南洋描述成一個遠比中國清新豔麗、殷實舒逸的一方樂土。南洋的這種圖像，是吸引中國人南下淘金的主磁力。[18]

南洋作為黃金鋪地的天堂，還只是中國人長距離隔海遠眺所產生的一種帶幻想色彩的圖像，基本上是一種憧憬。帶著這種憧憬，正式地踏上南洋的土地，如何實現淘金之夢，聚斂起大批的財富呢？這是，中國人編織的是另一種更為切實的夢想，那就是在南洋，任何人都能靠勤勞努力，從白手起家，最終成為大大小小的頭家。做頭家，在南洋實現斂財置業的夢想，才是中國人心目中對南洋的期待的確實所在。

可以推測，遠古時期下南洋的中國商人大概還不曾留在南洋做頭家的打算，他們只是流動的商人，定期南下，然後滿載“異物絕產”而歸。做頭家，就是在南洋置有產業，需要長期的經營。至於什麼時候中國人開始在南洋開始買地築樓開店（或開工廠）還很難考證，但有一點可以肯定，華人在南洋做頭家的風習，明清以來已經相當明顯，到二十世紀初，就開始盛行了。這裏有黃遵憲的南洋詩《番客篇》為證：

“上頭白衣人，漁海業打漿。大風吹南來，布帆幸無恙。初操牛頭船，傍岸走近港。今有數十輪，大海恣往來。銀多恐飛去，龍圜束萬鏹。多年甲必丹，早推蠻夷長。”（寫船運致富）

“左邊黑色兒，乃翁久開礦。寶山空手歸，失得不足償。忽然見鬥錫，真乃無盡藏。有如窮秀才，得意掛金榜。……”（寫開礦致富）

“初來錐也無，此地甫草創。海旁占一席，露處辟榛莽。……有如千戶侯，列地稱霸王。……聞有小妻三，輪流搔背癢。”（寫地產致富）

“長袖善新舞，胡廬棄舊樣。千帆複百箱，百貨來交廣。……即今論家貲，問富過中上。”（寫經商致富）[19]

黃遵憲於1891至1894年（光緒17至20年）南下南洋，出任清朝駐新加坡總領事，長詩《番客篇》便寫於這一時期。詩中讚揚了華人在南洋勤勞創業的功績。上面摘引的幾節反映的是華人南下白手創業，最終取得成功的顯例。他們起始之時，差不多都是“有如窮秀才”，“初來錐也無”，但都憑著勤勞耐力和才智，成為船運、礦業、地產和商界的巨頭，掌控著南洋經濟的命脈。

二十世紀初，在二十年代末的西方經濟大蕭條之前，中國人在南洋各業都取得了驕人的業績，不少人成為南洋種植業、工礦業和商業、船運業的經濟巨頭。張楚雲在《南洋旅行漫記》中寫道：“南洋呢，三五十萬家產的華僑隨處都有，過百萬的舉目皆是。過千萬的總有十數以上，過萬萬的亦有一兩個。為什麼南洋華僑這樣富有呢？因為南洋的華僑做大企業的居多，開礦山的，種樹膠的，開糖廠的，經營航業的等等。這種大企業不發達則已，發達起來，哪里能夠限量他。所以許多今日明明是一個窮人，再過幾天，忽然可以變成巨富，象這樣的人，南洋不知多少！”[20]這種描述，雖嫌誇張，卻也有相當程度的真實。

正是因為有這麼多成功的榜樣，南洋在華僑心目中成為斂財置業的樂土。南洋華僑無不期待著有一天機運到來，由“窮人”而成“巨富”。他們都非常清楚，促成這轉變的第一步，就是必須千方百計，自己做頭家。在中國現代作家筆下，就出現了許許多多的頭家，大的到腰纏萬貫的巨賈，如《南洋淘金記》中的大老闆黃見山、陳文總等，小的包括艾蕪小說中在滇緬大山裏謀生存的小旅店店主如《松嶺上》中的老人、《在茅草地》中的店主，司馬文森小說中在偏遠山芭經營小雜貨店的店家如春培叔、廉伯等，也包括巴人筆下在印尼的荒島上開闢山芭的任生父子，以及不計其數的其他的在城鎮裏作各種小本經營的金店、布店、旅店等等生意的店主們。

在中國現代作家筆下，在南洋做頭家並不難，經濟情況好，先打幾年工，有些積蓄，就可以租個店面，從小頭家做起。為什麼這麼容易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南洋當地人，如艾蕪筆下的緬甸人、巴人筆下的馬來人和印尼人、司馬文森筆下的菲律賓人，他們都不善做生意，也做不來生意，與他們正形相反，做生意天生就是中國人的長處，所以艾蕪在其作品中說“中國人之所以能在南洋發財，乃是極其自然的事情”：

在那裏有廣東人的洋貨店和飯店，雲南回教徒的面店，印度人和福建人的茶店，獨獨沒有緬甸人開設的鋪子。這並不是緬甸人不願做生意，甘心讓外族人賺錢，而是他們一向就缺乏著做生意的技術和商業資本的原故。倘若說商業資本的勢力，是必然要征服農民的話，那末，中國人之所以能在南洋發財，乃是極其自然的事情。……也僅能穩坐在“買辦”這一把交椅上面罷了。[21]

艾蕪描述的是“我”在緬甸仰光所見到的情景，大略的情形是，中國人經營著那裏的所有的商店；在新加坡“我”看到的還是相類情形，“這裏跟中國的大都市，極相仿佛，滿街都是中國人，滿街的招牌和飄動的布招，都是寫的中國字”[22]，因此，新加坡的生意人也多半是中國人了。司馬文森《南洋淘金記》中的何章平到達馬尼拉的第一天，就從二哥那裏得知中國人在馬尼拉將一個小荒村經營成一個繁華的“華僑小城市”，裏面最主要商業街的經營者全中國人。[23]

在南洋，甚至沒有本錢，只要有體力，有主見，也能當頭家。在《任生及其周圍的一群》中，任生的父親就是租借當地人的土地經營種植業，在經濟形勢好的時候，也有發家興旺的時候。最不可思議卻又是真實的情形是南洋巨富，新加坡華僑總商會副會長林推遷的發家史，張楚雲在《南洋旅行漫記》中有詳細的描述。因為這段經歷太過特別，這裏轉錄如下：

在殖民地的法律，凡是別人棄了的礦山，倘若你能招工來掘，盈虧都算是你的，礦主再無干涉之權。俗語說：“運氣好的時候，跌了一跤反可以拾得金子。”林推遷那時就是這種情形。他看見礦主已經將礦山不要了，他渾渾沌沌的自己一個人終日在那裏掘，別的工作也不去做。究竟他手頭所剩的錢有限。天天有出沒入，經不起一兩個月就幹了，但是他一點也不顧慮，仍然天天向著那個礦山來掘。許多人笑他也不顧，罵他也不理。後來他也頗有退悔的意思了，旁邊有一個人說可以借錢給他，於是再用苦功來掘，果然苦盡甘來，一日忽然發現了新礦苗，喜出望外的大招工人共同開採，此時候的林推遷已經不是從前的林推遷了。

林推遷得著這座礦山後，一日興旺一日：看看幾年間便成為一個富翁了。他從前雖然是一個鄉下出來的笨伯，但有了錢後便可以做一個福至心靈的聰明人。[24]

林推遷在南洋白手發跡的經歷，讓人聽來覺得是“天方夜譚”，卻也正是南洋遍地黃金，伸手可及的觀念的絕佳演繹；而且因其真實性，它在廣大僑胞中的影響力就更大了。廣大僑胞離家南下時心中默默念叨著的“沈住氣，苦等，苦鬥，運氣到了，好日子是你的”[25]的信念，也在這個傳奇故事中找到了的真實注腳。

接下來我要討論的和南洋是淘金之所的圖像相抵觸的方面，亦即華僑在南洋創業和生活的艱辛。必須承認，在二十世紀初上葉，南洋在中國人心目中的主要圖像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黃金天堂”，這也就是為什麼每年在東南沿海一帶，有如此多的家庭不顧生離死別，不惜勒緊褲帶，籌錢借款，為的就是買一張“大字”，將家人送到南洋去。在中國現代文學中，我們也的確可以經常讀到作家筆下的黃金天堂南洋的種種描述，但是，南洋絕非人人之天堂，在天堂的背面，有不少中國勞工在南洋殘酷惡劣的工作和生存環境下，命歸黃泉，有的甚至未及南洋就已屍沉大海，葬身魚腹；有的在南洋碌碌終身，亦無積蓄，因無顏（或無路費）返鄉，病死或終老南洋。洪靈菲《氣力的出賣者》中的“我”，到暹羅後，靠出賣氣力在一間制鹽公司當火夫，在高強度下每天從淩晨四點做到下午四點，一個月下來，便因為睡眠紊亂，食欲下降，形同骷髏。但是找不到別的工作，還要擔心失業，所以還是賣命地做下去：

……我一個月，一個月地捱下去，現在已經是精疲力竭，身體上的每一滴血都把爐火的熱氣焙乾了。我的氣力是完全出盡了，我非死亡不可了。公司方面，已經另請人在替代我著我的職務，預備我一死，這新來者便可以很熟練地做下去。

……我現在已經完全不中用了，我象一條死屍似的橫陳在地板上。我這幾年來借著出賣力氣所得到的財產的全部，只是一條破洋氈！[26]

這是賣完力氣，只剩骷髏的“我”在即死前給遠在國內的母親的信中的哭訴！“我”何曾不想“發了財，拿著很多很多的錢回家去”，但現在，“我”連拖著病體回家的希望也破滅了。“我”明白了南洋同中國一樣，“富人們一定是不允許窮人們發財的”，因此到南洋淘金，“這自然只是一個夢，而且是一個愚蠢得了不得的夢！”[27]

在南洋，更多的情形是洪靈菲在《歸家》中所表述的“佃農們十之八九都曾到過南洋的。他們去的時候，都象火一樣熱，回來的時候，一個個都變得冷灰了” [28]，南洋成了他們的痛苦和傷心之地。在小說《在木筏上》，洪靈菲寫旭高滿懷希望，拿著鋤頭到B埠來發掘金礦，結果呢，到南洋後，“所度的只是一種礦坑下的生活，金子卻不知道到哪里去發掘去呢？”[29]至於那些賣豬仔來南洋當苦力的，生活更慘。在《印尼散記》中，巴人講了這樣一個苦力的遭遇：這個苦力是賣豬仔倒南洋的，後來好不容易脫了身，靠幫人家摘椰子為生，勉強糊口。但在祖國家鄉的人們，總以為他們來南洋是發了洋財，根本不知道南洋謀生的艱難。那苦力的家人還寫信來要他寄錢回家，他哭笑不得，托人照他說的寫了四句話：

巴人感慨地說，這是一個含淚的笑話。然而，這確也是南洋成千上萬的底層華僑艱難謀活的真實寫照。在該書地另一處，巴人也為另一類的象蚯蚓一樣貼在南洋熱帶荒島上的黑土地上的華僑的命運而悲憫：他們是“土地的兒子，自己家鄉的土地不能供養他們，飄洋渡海來到這榛榛莽莽的南洋，斬草除萊為資本家開闢了大農場，壯年的時代過去了，象一根吃剩了骨頭被擲了出來，又不得不為了活命，象蚯蚓似的在人家的土地上耕作，而最後卻還一樣為的去供養別人”，而最終，他們仍然只能住在陰暗、狹小、骯髒的山芭的屋子裏，困頓在草萊叢生的土地上。“他們正和這任生岳父和飛來伯一樣——獨身，孤老，沒有人間的安慰，望著那同樣罩住中國土地的異域的蒼蒼天空，衰老下去，等待死的到來” [31]。這就是許許多多生活在南洋——黃金天堂——的背面，找不到黃金的下層華僑的悲慘命運。

遺憾的是，弱者的聲音向來就是低微的，更何況，任何社會的法則總是將掌聲和鮮花贈予成功者。因此儘管有黃金天堂的背面呻吟，人們還是傾向於把耳朵和眼睛側向那些在南洋淘金成功衣錦歸鄉的幸運者。也正因為如此，那些去過南洋卻未曾發達，以及那些從未曾去過南洋冀望發達的中國人還是一個一個地渡海南去，因為“南洋是他們的希望，是他們發達的道路，他們非去跑一趟不可”。[32]

本文討論了中國現代作家筆下南洋圖像中的最為中國人關注的一個方面——南洋是聚斂財富的淘金之地。南洋是物阜民豐、黃金鋪地的天堂，是華人創業置地、發家致富的樂土。雖然南洋古有多“異物絕產”的美譽，並因此吸引了不少冒險的商人到南洋易貨經商，但只是到了近代中國封建王朝行將沒落，國力日漸衰竭之時，南洋作為聚斂財富的淘金之地的形象方才凸顯在中國人的心目之中，因為相形之下在南洋謀生遠比在戰禍連年、風雨飄搖的中國容易。體現在中國現代文學中，雖然不少作家業注意到南洋黃金天堂背面的酸楚和呻吟，但這幾乎沒有影響南洋作為黃金鋪地之天堂，作為聚富斂財之樂土的鮮明形象。

[1] 王賡武《南洋華人簡史》（臺北：水牛出版社，1998），頁2，10。

[2]王賡武《南洋華人簡史》（臺北：水牛出版社，1998），頁11。

[3]高偉濃《下南洋》（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00），頁12。

[4]洪靈菲《金章老姆》，見洪靈菲《大海》（廣州：花城出版社，1984），頁324。

[5] 司馬文森《南洋淘金記》（香港：大眾圖書公司，1949年），頁5-6。

[6]高事恒《南洋論》（上海：南洋經濟研究所，1948），頁4。

[7] 高事恒《南洋論》（上海：南洋經濟研究所，1948），頁2。

[8]高事恒《南洋論》（上海：南洋經濟研究所，1948），頁20。

[9]高事恒《南洋論》（上海：南洋經濟研究所，1948），頁10。

[10]許傑《椰子與榴梿》（上海：現代書局，1931），頁38-9。

[11]艾蕪《南行記》（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頁135。

[12]洪靈菲《流亡》，見王平編《現代小說風格流派名篇》（普羅小說之二）（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8），頁217-218。

[13]許傑《椰子與榴梿》（上海：現代書局，1931），頁38-9。

[14]艾蕪《南行記》（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頁136。

[15]許傑《椰子與榴梿》（上海：現代書局，1931），頁87-8。

[16]洪靈菲《歸家》，見洪靈菲《大海》（廣州：花城出版社，1984），頁308。

[17]洪靈菲《金章老姆》，見洪靈菲《大海》（廣州：花城出版社，1984），頁321。

[18] 儘管中國作家和西方作家看取的南洋存在著根本的差別，但在尋財求寶這一點上是相同的。西方作家筆下南洋、印度、非洲的也都是聚斂財富的淘金之地。Elleke Boehmer在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一書中指出繁榮、物質的改善、還有尋寶，這三項是西方殖民者領土擴張最想得到的回報；他還引用G. A. 亨梯的《與克萊夫同在印度》（With Clive in India，1884年）中，日後在東印度公司當上船長的查理·馬里亞特的話，說“凡是去印度的統統都發了財”。由此可見，南洋、印度和非洲等殖民地同樣是西方人夢想致富的淘金之地。這裏引用的譯文參見盛寧等譯《殖民與後殖民文學》（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頁41。

[19]轉引自陳中行《中國人到東南亞》（香港：自由出版社，），頁115-116。

[20] 張楚雲《南洋旅行漫記》（上海：中華書局，1933），頁24。

[21]艾蕪《漂泊雜記》（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82），頁139。

[22]艾蕪《海》，見艾蕪《南行記》（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頁246。

[23]司馬文森《南洋淘金記》（香港：大眾圖書公司，1949年），頁44。

[24]張楚雲《南洋旅行漫記》（上海：中華書局，1933），頁25。

[25] 司馬文森《南洋淘金記》（香港：大眾圖書公司，1949年），頁5-6。

[26]洪靈菲《氣力的出賣者》，見洪靈菲《大海》（廣州：花城出版社，1984），頁335。

[27]洪靈菲《氣力的出賣者》，見洪靈菲《大海》（廣州：花城出版社，1984），頁332。

[28]洪靈菲《大海》，見洪靈菲《大海》（廣州：花城出版社，1984），頁215。

[29]洪靈菲《在木筏上》，見洪靈菲《大海》（廣州：花城出版社，1984），頁256。

[30]巴人《印尼散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頁94。

[31]巴人《任生及其周圍的一群》，見巴人《印尼散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頁58。

[32]洪靈菲《大海》，見洪靈菲《大海》（廣州：花城出版社，1984），頁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