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馬華文文學的本土性建構
——以王潤華的相關論述爲中心
南治國
新加坡義安理工學院中文系講師
[摘要] 新馬華文文學的本土性建構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本文結合王潤華著述中的一些觀點，從馬華文學的歷史書寫、本土色彩的創作和馬華文學的經典建構等三方面試圖描勒在中國文學的背景下，新馬華文文學如何努力建構自身的本土性。論文強調指出，新馬華文文學的本土性建構，從一開始就同中國文學發生了絲縷不絕的關聯，而且隨著全球化進程的推進和新馬華文文學的發展，這種相互的影響將越來越明顯。在某種意義上，論文認爲，中國文學始終都在參與新馬華文文學的本土性的建構，只是在不同的時期，會呈現不同的特點。
[關鍵字] 新馬華文文學；王潤華；本土性
緒言
本文所討論的“本土性”是指新馬華文學的本土性。論及“本土”，這裏當指新馬本土，它既是一種地域意義上的本土，同時，其指涉又毫不含糊對準中國本土（包括臺灣）。一般說來，本土性往往是相對於“外來性”的，這裏討論的新馬華文學的“本土性”的參照物件自然是中國文學傳統無疑。本文試圖描勒在中國文學的背景下，新馬華文文學如何努力建構自身的本土性。因爲新馬華文文學的“本土性建構”問題是一相當寬泛的研究課題，而且，相關概念需要在對新馬華文文學有了全面細緻的梳理後方可厘清，因此，深入詳盡的研究只能留待他日。本文僅以王潤華先生在Post-Colonial Chinese Literature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NJ: Global Publishing Co. Inc., 2002) 、《華文後殖民文學——本土多元文化的思考》（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1）以及《從新華文學到世界華文文學》（新加坡：潮州八邑會館，1994）的相關論述爲基點，提出一些問題，並試圖就新馬華文文學的本土性建構的一些方面作淺要之論述。
本土性建構之一：注重新馬華文文學的歷史書寫
在殖民統治中，文學或歷史的文本可以是帝國權威的一種載體，它既是一種象徵，也可能是“行使佔有權利的具體行爲”；因而書寫便成一種權力和統治工具，它是收集資訊和行使權力的手段。[1](p13)作爲“他者”，同樣可以採用文本書寫的形式來抵制或消解帝國之權威。他們渴望有，也迫切需要一部以自身爲主體（即本土的）“鑒證性”的歷史，用書寫的形式記錄下他們移民本土、開拓本土的早期經驗、他們在本土上的生存和發展史，以及被殖民者壓抑的“人民記憶”[2](p80-82)[1]等等史實。而本土早期的歷史和人民記憶，往往藉文學書寫的形式得以保存。從這個意義上講，方修先生對馬華文學史的整理和編寫至少有其“反殖民”的意義。同樣，王潤華在其著述中也非常注重新馬華文文學史（特別是新華文學史）的整理和書寫。在《從新華文學到世界文學》一書中，他用了整整一卷，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來探討新華文學的發展史實，瞻望新華文學的前路。其指歸，便是新華文學的本土性的建構：
……外來的種子（指中國文學，作者注）播種在異國的土地上，每粒種子都會受到它生根成長的泥土和氣候的影響。因此，新加坡當時的社會因素，對華文文學的形成和發展，應該看作新加坡國家之成長的一環，這樣更能準確地尋找出它發展的正確方向及其精神內涵。[3](p3)
正如南帆所指陳，形式紛繁的文學史已經組成了一個龐大的家族體系，已然是文學學科的重要基石；[4](p33-39)[2]文學史意味了某種堅硬的、無可辯駁的事實描述，是一種“可以信賴的知識”。[5](p8)對多數國家（尤其是有著悠古文學傳統的國家，如英國、中國）而言，文學史的意義主要在於對過去文學事實進行記錄，並做規範和解釋，至於其文學（無論是從國家、民族，還是單從語言意義上）的身份和認同（Identity）則已是不爭之事實，因而，不是文史學家煩憂之心病。但在新馬，華文文學史的書寫不僅是其獨立的文學身份的重要指標，同時還隱含著遙指“大中華”的權力之爭，實現一種力圖主宰新馬文學現實的權力。文學史的書寫，就是本土性的張揚和建構，是展呈給世人的一種獨立姿態。王潤華多次主編或參編新馬華文文學的各種選集，並在不同時期撰文討論新馬華文文學各時期的發展脈絡，指陳新馬華文文學由受中國文學影響到獨立發展的歷史軌迹，對新馬華文文學本土性建構，居功大焉。
本土性建構之二：強調本土色彩的文學創作和批評
強調本土色彩，一直都是新馬華文文學的聚焦點。王潤華認爲“一九二七年是新加坡華文文學發展史上的里程碑”，因爲這一年朱發雨、黃振、張金燕、鄧勵誠等開始對創作具有本地色彩的文學發生興趣，主張“把南洋色彩放進文藝裏去”，並産生了一批以張金燕的《悲其遇》爲代表的“富有南洋色彩”的文藝創作，因而可視爲新華文學發展史中的“極重要的第一步”。[3](p8-10)對其後丘士珍“反對以上海才有文藝的錯誤高調”，明確打出“馬來亞文藝”旗號的舉措，王潤華同樣予以高度的評價：“丘士珍的理論，代表當時僑生作家開始認定新馬地區爲其服務物件，而且在文學運動算是新馬華文文學自立運動之另一個里程碑。”[3](p12)在對新馬華文文學史進行整理的過程中，王潤華非常注意其中，哪怕是非常細微的關於本土色彩的提倡，其實，這也是方修、苗秀等在整理新馬華文文學史時所關注的重心。
在文學批評中，王潤華也獎掖那些帶有本土特色的創作。他很欣賞鐵戈的新詩《我們是誰》，因爲“鐵戈的新詩《我們是誰》中的‘我們’最能代表戰後至獨立前華人的政治意識及其社會遭遇”[3](p44)；他喜歡梁鉞的《魚尾獅》，因爲“魚尾獅”這一意象反映了新加坡華人在立國後的文化困境；他給黎紫書的小說以“響亮的承認的掌聲”，因爲黎紫書的小說“是中華文化流落到馬來亞半島熱帶雨林，……掙脫了中國文學的許多束縛，再以熱帶的雨水、黴濕陰沈的天氣、惡腥氣味彌漫的橡膠廠、白蟻、木瓜樹、騎樓、舊街場等陰暗的意象，再滲透著歷史、現實、幻想、人性、宗教，巧妙的在大馬的鄉土上建構出魔幻現實小說。”[6](p225)他對慧適、劉文注、希尼爾、郭永秀、張揮、吳岸、冰谷等的文學作品的評論，無不強調其作品所反映出的本土的語言、意象和文化上的色彩。
注重文學史、文學創作和文學評論中的本土色彩是新馬華文文藝者所共同關注的課題，因爲它對新馬華文文學的本土性的建構意義重大。[3][7](p186)餘光中在論及馬華文學創作時指出，馬華作家只有把自身所處的社會和地理環境寫出來，馬華文學才有其本身的價值。[8](p1)餘氏強調的其實就是馬華文學的本土色彩。馬華文學的本土色彩，可是說是其區別於中國或其他地區華文文學的“衣裝”，強調本土色彩就是給新馬華文文學穿上獨特的衣裝。只是在這同時，我們也應切記，新馬華文文學的本土色彩固然取決於新馬本土的地理條件、社會歷史和文化傳統，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輕視源自于“大中華文化”的影響。相反，在一定程度上，我們甚至可以說，是中國文學和新馬華華文文學的差異性決定了新馬華文文學的本土色彩，因爲新馬華文文學的本土特色的建構在很大程度上是離不開中國文學這一參照系統。
本土性建構之三：構型新馬華文文學典律
其實，文學經典的確立，是文學史的任務。通常，文學作品可以粗略地分爲兩類，即文學史上存留的經典和尚待甄選、可能成爲經典但更可能湮沒後世的當代作家的創作。也許更多的讀者傾向于閱讀當代文學作品，但他們可能更傾向於認同文學史上的經典的地位，即便是他們並沒有讀過這些經典。這就是經典的權威，也是文學史和文學史家的“權力”。[4]在某種意義上，經典便是構建文學史這種幢森然大廈之磚石，基於此，建構經典亦即建構文學史。對新馬的華文文學，情形尤甚。
那麽，新馬華文文學有沒有經典？如果有，何爲經典？那些作品堪當經典？對此一設問，方修、方北方和苗秀等學者均持肯定之態度，在他們的文學史、論著作中，他們做出了自己的選擇，選取的主要標準主要是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但是，反對他們的聲音也不小，如中國大陸學者周甯就認爲，馬華文學，從1945到1965，完成了一個偉大的文學傳統（馬華文學傳統）的定位，卻沒有出現支撐這種文學傳統的偉大作品，即便是建國後的新加坡華文文學也是“有作家，無大作家；有作品，無名作；有新人新作，但無人願意留連文壇；有人寫，無人讀，華文普遍識字率與閱讀水平在降低。”[9](p118-120)馬來西亞旅台學者，如黃錦樹、林建國等對馬華文學是否存有經典也有不同解讀，譬如，黃錦樹就不客氣地認爲，“在馬華文壇，一直存在著一股‘經典的焦慮’，由於沒有可立於雞群之中的鶴，每一隻雞都等高，誰也不服誰”。[10](p35)此類爭論，近乎20世紀80年代中期對香港文學和文化的爭論，當時不少學人對香港文學持一種“文學沙漠”的“沒有文學”論。知名學者余英時甚至撰文指出，香港如有文化，“大約‘聲色犬馬’四字足以盡其‘文化’特色”。[11](p36)所幸的是，迄今的新馬華文文學似乎尚無人敢以“文化沙漠”目待，但爭論本身至少說明了馬華文壇遴選經典的難度（抑或期待經典的焦慮？）。
關於新馬華文文學經典的確立，王潤華並沒有直接和專門的論述，但在《從反殖民到殖民者——魯迅與新馬後殖民文學》和《走出殖民地的新馬後殖民文學》等論文中可以看出他對構型新馬華文文學經典的理解和期待。與其他學者不同的是，王潤華更清楚地意識到經典與新馬華文文學的“本土性”之間的關係：
當五四新文學爲中心的文學觀成爲殖民文化的主導思潮，只有被來自中國中心的文學觀所認同的生活經驗或文學技巧形式，才能被人接受，因此不少新馬寫作人，從戰前到戰後，一直到今天，受困於模仿與學習某些五四新文學的經典作品。來自中心的真確性（authenticity）拒絕本土作家去尋找新題材、新形式，因此不少被迫去寫遠離新馬殖民地的生活經驗。譬如當抗戰前後，田間、艾青的詩被推崇，便成爲一種主導型寫作潮流。[6](p139)
以中國新文學爲參照，王潤華注重的是新馬華文文學對中國現代文學經典的棄用（abrogation）、挪用（appropriation）和突破（如果說不是超越）。在《從反殖民到殖民者》一文中，他高度評價了土生的一代新馬作家開始調整和修正以魯迅爲代表的中國現代文學經典，用自己的文學形式和文學觀來表達和承載新馬的本土生活和本土經驗。他認爲雲裏風、黃孟文、曾也魯（吐虹）等的創作已然顯呈了新華作家開始拒絕和抵制中國文學的權威，在修改和挪用中破除了中國文學經典（如魯迅的文學作品）對新華作家的束縛，因而在某種程度上構建了新華文學的經典。[6](p139)
結語
新馬華文文學的本土性建構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以上結合王潤華著述中的一些觀點，從馬華文學的歷史書寫、本土色彩的創作和馬華文學的經典建構三方面作了簡述。值得注意的是，新馬華文文學的本土性建構，從一開始就同中國文學發生了絲縷不絕的關聯；我們應該清楚地認識到，新馬華文文學和中國文學只是彼此參照的兩極（儘管在地理和文化上客觀地存在中心和邊緣之別），但它們絕非不可相容、非此即彼的兩極，事實上，它們間的相互影響也一直存在，而且隨著全球化進程的推進和新馬華文文學的發展，這種相互的影響將越來越明顯。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中國文學（也許還包括其他的國族文學）始終都在參與新馬華文文學的本土性的建構。此外，我們還須看到，任何國家的文學的本土性建構都是一個漸進卻又開放的進程，新馬的華文文學也不例外，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這一進程便已開始，在不同的時期，會呈現不同的特點，但這一進程並非是封閉式的，原則上，它始終是開放的、進程中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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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黃錦樹. 馬華文學：內在中國、語言與文學史[C]. 吉隆坡：華社資料研究中心，1996.
[11] 余英時. 臺灣、香港、大陸的文化危機與趣味取向[A]. 明報月刊(香港)[J]. 1985，（4）.
作者簡介：南治國（1968- ），男，上海外國語大學講師，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論文題目英譯：The Construction of Indigeneity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Chinese Literature
[1] 這裏“人民記憶”是借用張頤武的說法，指受殖民者壓迫、爲殖民者忽略、甚至被殖民者抹殺的本土民族的“刻骨銘心”的記憶。見張頤武《在邊緣處追索——第三世界文化與當代中國文學》（北京：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頁80-82。
[2]韋勒克認爲，文學作爲學科通常包括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和文學史三個部分，而這三者之間並無清晰的界標。參見劉象愚等譯《文學原理》（北京：三聯書店，1984），頁33-39。
[3] 黃錦樹在考察馬華文學史時也同樣指陳馬華文學獨特性的意義。他說“從馬華文學史的脈絡來看，以‘馬華文藝的獨特性’論爭爲分水嶺，之前是僑民文藝當道，蔚爲主流，在儀式上象徵了把南洋視爲是中國的大後方，是中國地域的象徵延伸；論爭後逐漸的扭轉了情勢，清算了文學上的中國意識，當地的地域意識及具本土色彩的文學開始建立起來。”見黃錦樹《馬華文學與中國性》（臺北：元尊文化，1998），頁186。
[4] 劉勰在《文心雕龍• 宗經》指出“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參見劉勰著，向常清釋《文心雕龍淺釋》（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頁54。福柯認爲，文學史同樣是知識和權力聯盟的某種形式。請參閱櫻井哲夫著，薑忠蓮譯，《福柯：知識與權力》（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皆言史與史家之“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