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闊的學術視野，本真的詩人情懷

1968年，王潤華教授在威斯康辛大學受業于周策縱先生門下，其時他已有詩集《患病的太陽》和散文集《夜夜在墓影下》行世，顯露出不俗的創作天賦。周先生欣賞弟子寫詩爲文的才華，但又不免對其做學術研究的潛質暗自擔憂。[i]然而，他很快就發現其擔憂是多餘的：第二年，王潤華教授僅用了兩個學期就完成了《郁達夫在新馬和印尼》的碩士論文，展示了他良好的學術研究的稟賦，並從此開始了他的詩人和學者的生涯。二十一年後，故地重遊，他是這樣記述他學術研究的肇始：“我爲了趕在兩個學期念完碩士，曾一度天天從遙遠的校園西邊，把打字機帶來，請淡瑩替我打那篇《郁達夫在新馬和印尼》的碩士論文，然後在深夜，踏著雪，冒著嚴寒回到地下室的家。”[ii]威斯康辛大學地處陌地生（Madison)，[iii]冬季很冷，常被厚雪，夜靜更深，飄飛的大雪早已逼走了寥闊的街道上本就稀落的人迹，獨有年輕的王潤華教授夫婦，在異域，這雪夜的街上，留下兩行相依相攜的腳印……。三年後，還是在這裏，王潤華教授從早晨到午夜，以圖書館爲家，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司空圖的生平及詩學理論》。1973年，他到新加坡南洋大學中文系任教，正式踏上了教學和學術研究的不歸之途，並以其詩人的才情，澹趣的心境，穩健扎實而不事誇飾的治學作風在唐代詩歌、明清小說、比較文學、中國現代文學及世界華人文學等諸多領域，廣采博納，闡幽發微，屢有新見。二十多年來，他勤勉著述，誨人不倦，其治學爲人，堪當一代風範。囿于篇幅，本文僅介紹王潤華教授在比較文學領域所取得的學術成就。

譯介比較文學學科理論

三十多年來，王潤華教授筆耕不輟，才思不竭，創作出版了6本詩集，4本散文集，並兩度出任新加坡作家協會主席，可以說，新加坡華文文學能有今天的繁盛，能成爲目前中國以外唯一被接受爲國家文學的文學，並被公認爲世界華文文學的一個中心，這一切都是與王潤華教授傑出的創作實績和卓越的組織才能分不開的。文學創作上，勞苦功高，碩果累累；在比較文學教學和研究方面，王潤華教授更堪當新加坡，乃至整個東南亞篳路藍縷，積極倡引並頗具影響的第一人。

在中國大陸，儘管二十世紀初蘇曼殊、魯迅和王國維等人的著述中便能覓見“比較文學”的發端意識，到三、四十年代甚至有吳宓在東南大學和清華大學開設的多少帶有比較文學講座性質的課程以及傅東華、戴望舒等關於西方比較文學的專著的譯本，但比較文學並沒有形成一門獨立的學科。[iv]只是遲至1984年，大陸的比較文學才作爲一門學科初步建立起來。王潤華教授早在1968年在美求學期間就開始關注比較文學的理論，並寫就了《從“新潮”的內涵看中國新詩革命的起源》一文。在文中，他是這樣敍述他的寫作意圖的：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要探討這名詞所包涵的各種意義，希望通過這方面的認識，確定一下胡適在美國留學時的文學生活，他和其他中國留學生對文學問題的爭論，以及當時美國的新詩運動與中國新詩革命之起源的真正關係。這方面的實情是非常重要的。因爲它不但在胡適孕育文學革命思想時給予影響，引發新詩革命，而且是整個文學運動的開始。[v]

顯然，這是一篇典型的“影響研究”的論文，而且這裏探求的影響，不獨是文學層面上的，而且涉及到了文化和社會的層面。儘管在這之前，也有少數學者注意到了胡適的新詩革命和美國詩壇的影響，在此之後，也有人重新論及這一問題，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迄至今日，王潤華教授的這篇論文仍是這方面考據最充分、論述最透徹的論文。

1973年，王潤華教授受聘于南洋大學中文系。爲了向中文系的學生介紹比較文學的學科理論和研究方法，進而引導他們將它們應用到中國文學的研究上，他在中文系開設了“比較文學概論”和“西方漢學研究”的課程。這在整個東南亞的高校講壇上是開風氣之先的。聯繫到當時臺灣的情形－－“臺灣‘正規’的比較文學活動，可說是從一九六八年開始。當時康橋大學來的客座教授張心滄，在淡江文理學院開了一門‘比較文學’的課，但他一走，這門課便停了。”[vi]這門課之所以停了，是因爲當時校方覓不到能擔任這門課程的專才。而第一次站在高校的講壇上，剛過而立之年的王潤華教授便承擔比較文學的教學和研究，這固然有後生之勇毅，但更多的是體現了他厚實的中西學養基礎，敢立濤頭，敢爲人先的學術自信和綜觀今古，相容中外的學術視域。回顧這段教學經歷，王潤華教授有這樣的描述：

爲了傳播這種新技巧與治學方法，尤其希望把它運用到研究中國文學上去，我在一九七三年十月底開始在南洋大學中文系教授一門“比較文學概論”。這是一項大膽的嘗試。中文系的學生，除了極少數例外，一般人對西洋文學或其他學科的知識如政治、心理、宗教知道得不多。同時他們的英文程度也欠佳，要他們閱讀以英文寫的關於比較文學理論的文章，實在很困難。爲了避免他們因語文而不敢選修他們深感性趣的科目，我開始細心給他們講解，後來甚至一篇一篇翻譯出來，發給他們參考。我的教法是，在“講解課”（lecture)時間內，我講解來自西方的比較文學理論；在“研討課”(tutorial)時間內，把正課學到的理論，用來分析中國文學作品與問題。[vii]

講壇之上，精心若此，講壇之外，王潤華教授則是熱心地向新馬及港臺的學術界推廣和介紹比較文學的理論和方法。僅從1976年7月到1977年9月，他就連續在《蕉風》月刊上發表了《比較文學的定義與功能》、《比較文學研究的一些基本概念》、《比較文學的概念、歷史、研究方法及內容》等9篇譯介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文章，引起了新馬及港臺學術界的廣泛關注。1976年底，臺灣學者賴山舫在一篇論及比較文學與中國文學的論文中竟有兩次提及遠在新加坡的王潤華教授爲比較文學所做的努力：

……王潤華先生于一九七三年起，在南洋大學中文系榮譽班上，開了“比較文學”和“西方漢學研究”這兩門課，算是星馬僅有的比較文學正規活動了。

……一九七六年中開始，王潤華每期都在吉隆坡出版的《蕉風》月刊上，翻譯一篇美國學者寫的比較文學概論之類的論文，似乎打算以後收集成書。希望他也把上面提過的威立克(Wellek)幾篇論文，翻譯出來。有關這方面的中文資料，目前相當缺乏。我們同樣迫切需要做的是，編一本中文的比較文學書目，以及期刊論文索引，免得連這些有限的中文資料，也散失在龐大圖書館的某個書架上，難以追查。[viii]

從這段引文可以推斷：一、王潤華教授是較早在高校開設“比較文學”課程並以其理論和方法來探討中西文學關係的學者之一（前面已說過，臺灣在1968年才有第一次開設比較文學講座的嘗試，但不久就不果而終，而且臺灣比較文學學會的成立，也只是在1973年的6月份）；二、王潤華教授是最早用中文譯介西方比較文學研究的最新成果的少數幾個學者之一，因而其編譯的論文更是彌足珍貴；三、王潤華教授在比較文學重新爲華人學者所關注和倚重之初所做的諸多努力（不僅是教學、編譯，還有學術研究工作，王潤華教授早在1978年就出版了專著《中西文學關係研究》，下文將會論及），已倍受學界關注。事實上，以其學術敏感和前瞻意識，他也清楚編譯中文的比較文學研究資料、研究書目、期刊及論文索引的迫切性。1977年，綜合自己多年的治學心得，他編寫了《研究中國語文重要的英文學術期刊指引》，從幾百種漢學和亞洲研究期刊中精心挑選出34種英文期刊，並作簡扼的介紹，以供研究中國語言和文學而不熟悉英文漢學期刊的學者參考。他認爲，作爲一個現代學人，如果他的專長是研究中國語言或文學，不管他是華人或西方人士，除了平日的其他各方面的閱讀與研究，最基本的一種需要，就是翻閱世界各國出版的漢學刊物，隨時注意自己專長的學問在各地區的研究與發展。這裏僅選一例，以窺其用心：

（1）這是美國現代語言學會屬下東西文學關係研究小組所辦的學報。

（2）第一卷第一期（一九六五）；第十八卷，第一期（一九七四年三

（3）是一本發表研究東西文學關係的期刊，向來偏重中西文學問題。

1979年，王潤華教授將其幾年來編譯整理的有關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論文結集出版了。書名爲《比較文學理論集》，共收集了雷馬克（Henry H.H. Remak）、奧爾德裏奇（A. O. Aldridge）、科斯提烏斯（Jan B. Corstius）、約瑟夫× T× 肖（J. T. Shaw）、艾德爾（Leon Edel）、韋勒克（Rene Wellek）及沃倫（Austin Warren）等7位美國知名比較文學學者的12篇論文。內容涉及比較文學的定義（概念）、歷史、研究方法、基本觀念及功能、以及文學與心理學、文學與社會、文學與思想哲學、文學與傳記等諸多方面。更爲重要的是，每篇都附有參考書目和論文索引，它們都是用比較文學的方法來研究中國文學的一些實例。這樣的編排，使得原本是西方學者的理論變得具象而生動起來。譬如，他在譯介了約瑟夫× T× 肖的《文學影響與比較文學研究》之後，就附錄了11種“中西影響之比較”和14種“類同之比較”的專著和論文，涉及的學者有王潤華、林綠、周樹華、洛夫、陳銓、陳世驤、梁實秋、黃維梁、劉紹銘、王國維、古添洪、侯健、楊牧、陳慧樺、劉滄浪、翺翺、顔元叔、James Hightower等18位學者，幾乎囊括了港臺和新馬主要學術期刊上的比較文學研究的最新成果。這本《比較文學理論集》是王潤華教授多年致力於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教學、譯介的心血結晶，它是華文學術界最早系統介紹西方最新的比較文學理論的重要著作之一。它更是一本成功之作。1979年初版後，不到四年，臺北國家出版社就應讀者要求，予以再版。一本專門的學術著作，能有如此強烈的社會反響，這無疑是對王潤華教授的比較文學教學和譯介的最好的肯定和最佳的褒揚。

王潤華教授在赴美求學之前就已經是一名才華橫溢的青年校園詩人。他和淡瑩、翺翺、陳慧樺等一批文學朋友創辦星座詩社，出版《星座詩刊》。這時候，西方的文藝思潮，尤其是現代派的文藝思潮不僅強烈地吸引了他，而且滲入了他的骨子裏，溶入其創作之中。赴美後，儘管文學創作的欲望仍很強烈，但他已將主要的精力投入到學術研究之中了。有良好的國學基礎，加之威大一流的學術傳統和周策縱教授的悉心指點，王潤華教授很快就步入了學術研究的殿堂。1968年的《從“新潮”的內涵看中國新詩革命的起源》一文可以說是王潤華教授學術研究之肇端。有趣的是，這同時也是他以比較文學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中西文學關係之開始。在一定程度上，它又似乎昭示了王潤華教授日後的治學之路－－通古博今，學兼中西。

1972年，王潤華教授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司空圖及其詩學理論》（Ssu-K’ung T’u, the Man and His Theory of Poetry）。論文是用英文撰寫的，厚達二百三十九頁，其前半部分強調考證工作，從各種殘缺史料去考證、發現和重建司空圖的生活和思想；論文的後半部分則運用比較文學的理論和方法，從世界性的詩學結構去分析司空圖詩論的特殊性和普遍性，集中地展示了王潤華教授深厚全面的中西學養和穩健扎實的治學風格。

1978年出版的《中西文學關係研究》收集了王潤華教授1971年至1976年間陸續發表在各類學術期刊和報紙副刊上的16篇論文。這本論文集是他積極譯介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和治學方法之同時，身體力行，自覺地運用比較文學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中國文學的一次小結。在接下來的20多年裏，他再接再厲，在唐詩研究、明清小說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及新馬和世界華文文學等諸多領域都取得了驕人的學術成就，先後主編了《新華文學作品選》（1983年）、《亞細安文學作品選》（1985年）、《世界中文小說選》（1987年）、《東南亞華文文學》（1989年）、Journeys, Words, Home and Nation: Anthology of Singapore Poetry (1995年)、《新馬文學新成就新方向》（1996年）等作品選集和論文集，還出版了Essays on Chinese Literature: A Comparative Approach （1988年）、《司空圖新論》（1989年）、《從司空圖到沈從文》（1989年）、《魯迅小說新論》（1992年）、《老舍小說新論》（1995年）和《沈從文小說理論與作品新論》等學術專著。如果說論述謹嚴，考證確鑿，行文從容、穩健是王潤華教授治學的一貫風格，那麽，運用比較文學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中西文學關係則是他最常用的治學手段。

影響研究是比較文學的傳統的研究方法，其主要目的就是闡明各國文學或各民族文學之間相互影響，相互關聯的事實。這種相互影響、相互關聯的事實，不僅表現在文學的思想內容、藝術形式和創作方法等各個方面，而且也表現在與文學相關的更爲廣闊的文化背景的各個層次。[x]在研究魯迅、老舍和沈從文的文藝思想和創作方法時，王潤華教授經常採用這一方法。在魯迅研究方面，他早在1976年就發表了《西洋文學對中國第一篇短篇白話小說的影響》[xi]，詳盡地考察了西洋文學作品－－迦爾洵的《紅花》，果戈理的《狂人日記》以及尼采的《查拉圖斯特如是說》－－對魯迅的《狂人日記》的影響。他“不但追究每種形式、風格、內容、主題思想，甚至每個意象、場景等等的來源出處，同時密切注意一切外來影響的東西，哪一部分被吸收？哪一部分被排斥掉？作者爲什麽原因和怎樣選擇與吸收，並將之溶化在自己的作品裏？”[xii]。在《魯迅與象徵主義》、《從口號到象徵：魯迅〈長明燈〉新論》等論文中，王潤華教授認爲，要瞭解魯迅文學思想與創作中象徵主義的重要性，僅從學者的解釋上認識是不夠的，重要的是要根據魯迅自己對象徵主義的理解與看法，去分析並找出答案。他列舉了大量散見於各個時期的魯迅對象徵主義的認識和評論，並探討了廚川白村、安特列夫、迦爾洵等對魯迅的影響，認爲“魯迅的小說，正象安特列夫的創作，象徵主義與寫實主義相調和，‘消融了內面世界與外面表現之差，現出靈肉一致的境地’”[xiii]。此外，論文《論魯迅〈故鄉〉的自傳性與對比結構》和《從周樹人仙台學醫經驗解讀魯迅的小說》則是運用傳記學的方法來考察魯迅的作品及思想的經典之作。劉介民認爲“表現一種思想、學術上的變化，表現作家創作與影響的關係，表現個人命運和精神思潮，恐怕再沒有比傳記學中更明顯的了，”因爲它“可以幫助我們認識一個人的天才及其道德、學問和感情上的發展，接受外國影響的心路歷程。”[xiv]王潤華教授早年就譯過韋勒克的《文學原理》中的《文學與傳記》等章節，因而清楚地知道“即使藝術作品和作者生活具有密切的關係，也不能被解釋爲文學作品只是生活的複製品，”[xv]基於此，他對徐中玉、許傑、李歐梵等學者對《故鄉》的定論－－自傳，抒情，沒有結構－－提出了質疑，認爲《故鄉》有其自傳性，但決不是生活的複製品，而且，《故鄉》不是沒有結構，而是結構謹嚴，“魯迅把表面上敍述回鄉搬家的私人瑣事變化成了一篇具有深入主題的小說。”[xvi]王潤華教授並不是否定對魯迅的傳記研究的重要性，相反，他強調的是，只有掌握了真實的傳記材料後，我們才能清楚魯迅思想深處的暗潮，瞭解其小說創作技巧的高超。同樣地，在《從周樹人仙台學醫經驗解讀魯迅的小說》一文中，他一方面堅持要盡可能地發掘魯迅在仙台學醫時的生活點滴，以期能更好地分析解讀其思想和作品，另一方面，他也強調不能止於事實，譬如說，不能因爲魯迅在《〈呐喊〉自序》中的文字就固執地認爲“幻燈事件”一定就是他棄醫從文的唯一的重要原因。

在老舍和沈從文小說研究方面，王潤華教授也從影響研究的角度寫了不少論文探討老舍與康拉德，沈從文與艾略特及沈從文與世紀末思潮之間的關係，這裏就不再一一展開了。

王潤華教授還有不少論文是採用平行研究的方法來考證中西文學關係的。所謂平行研究，“普遍是研究不同國家的毫無關連的作家與作品之風格，結構，情調，主題思想，藝術表現手法之相似點。”[xvii]如《圓規和水井》一文，乍看起來，讓人匪夷所思，但讀完全文之後，你定會爲王潤華教授高妙的聯想所折服。在文中，他是這樣點題的：

本文要分析的“圓規”，是英國十七世紀玄學派詩人（Metaphysical poet）鄧約翰（John Donne，1572－1631）詩中的一個意象。圓規是研究數理工等學科的重要工具，水井是古代日常生活分不開的一部分。圓規與水井的關係，正如鄧約翰與賈島，從表面看來，根本沒有什麽關係存在。鄧約翰活在十七世紀的英國，賈島是九世紀的中國詩人，他們國家的文學傳統既沒有血緣關係，兩個詩人間也絕無直接影響。但是，正如圓規和水井都包含著圓的形象，它們本身代表文學中恒常不變的一種共用且類似的比喻手法，在不同語族內，當人類用語文刻意經營文學作品時，時常會運用到它。本文的目的是通過比較兩首具有玄學詩派之曲喻詩，分析中西詩的一種類似的比喻手法。

鄧約翰以圓規入詩，寄寓愛情之圓滿；賈島以水井入詩，喻爲靈感之源泉。圓規和水井這兩個外在形象毫無干系的事物，卻被詩人以同樣的手法借用爲媒介來傳達其內心的經驗和感受！如此“異曲同工”之妙，若非王潤華教授慧眼識得且妙手玉成，恐仍在中西詩海，淹沒沈淪，不爲人知。

論文《亞裏斯多德與中國小說家的“解脫說”之比較研究》、《西方的“解脫說”和〈紅樓夢〉的“還淚說”》從文學功能的思想觀念的層面上探討“解脫”一詞的內涵，進而指出亞裏斯多德和中國的解脫說原是個別的屬於不同文學思想系統，而且出自不同形式的文學作品。原來這兩種文學思想系統在很多立論點有許多不同。亞裏斯多德的解脫方法和他的時代的宗教和醫藥學理有關係。中國小說家淨化的理論得自完全不同的宗教和文化背景。它有濃厚的中國佛教道理。在亞裏斯多德的世界裏，引發哀憐和恐懼的效用的最終目的，是要協助人類接受一種更美好的人生。對《肉蒲團》和《紅樓夢》的作者而言，“哀憐和恐懼”是意識著醒悟人生，不去謀虛逐妄，甚至看破紅塵，如寶玉和未央生，最後都遁入空門。錢鍾書先生說：“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xviii]；王潤華教授想說明的其實也是這樣一個事實：“作爲文學作品的功能的解脫是世界文學作品的共同現象，它可以在不同類型的文學作品中找到，同時也存在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的文學作品裏。”[xix]此外，《司空圖與表現論》、《詩的結構》、《桃源勿遽返，再訪恐君迷－－王維八次桃源行試探》等論文也是採用平行研究的方法，分別探討了司空圖的詩論與西方表現論之關聯、中西詩中曲喻（conceit）的表現手法及其內涵以及美國現代詩人弗洛斯特與我國唐代詩人王維詩中的母題。

以上簡略地介紹了王潤華教授在譯介西方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和運用這種理論和方法來研究中國文學所取得的學術成就。王振科在分析王潤華教授在學術上能推陳出新，屢有建樹時認爲，除了王潤華教授嚴肅認真的學術態度以及深厚扎實的學術功底之外，還有兩大原因：其一，他雖身爲海外學者，受西方文化的熏陶，但他又是華人，有牢實的國學傳統淵源；其二，也正因爲他是海外學者，與大陸學界保持有距離，沒了一些不必要的思想上的藩籬，因而學術視界不獨周全，而且更爲客觀。這不失爲中允之評。[xx]最後，我想說的是，王潤華教授不僅是“學者的”詩人，同時也是“詩人的”學者。讀他的學術著作，常常會無意之中隨了他去，遨遊于中西文學殿堂而不自覺；這固然是因爲他平易的態度和平實的文風讓人如沐春風，陶然不覺，更重要的是他宏闊的學術視野，精博的專業積累和本真的詩人情懷使他往往在討論最嚴肅的學術問題時也能舉重若輕，涉筆成趣。《從李漁的望遠鏡到老舍的近視眼鏡》一文中包含兩篇故事，兩個儀器：在李漁小說《夏宜樓》中講的是望遠鏡－－西人用以遠眺，以謀開疆拓土，而吉人卻用以選豔，以求偷香竊玉；在老舍小說中講的是近視眼鏡，亦本是東漸之西器，但專致於科學的高度近視的窮大學生宋修身卻摯信越是去戴它，視力會越壞，所以非不得已，決不肯戴，後來竟是丟了；小趙眼睛無礙，碰巧得了近視眼鏡，硬要戴了，以示身份，終於目眩頭暈，爲車所撞，不知所終。兩篇時隔近三百年、看似詼諧的小說，在王潤華教授筆下揭示卻是一個並不輕鬆的主題：兩個不同時代的作家，都在利用一種來自西洋的科學儀器，透視中國在走向現代，走向世界時，由於自己還鎖在病態的環境中，不得不墮落的悲劇！可以說，沒有通古博今的知識積累，沒有學兼中西的知識結構，沒有關切社會的憂患意識，就不可能有如此才情，如此深度！

[i] 王潤華主編，《東南亞華文文學》，新加坡，新加坡作家協會，1989年，第382頁。

[ii] 王潤華《王潤華文集》，廈門，鷺江出版社，1995年，第166頁；另，淡瑩是王潤華之妻，他們都受業于周先生門下。

[iii] 國內通常譯作“麥迪遜”，這裏採用的是周策縱先生的譯名，因爲它頗能代表美國華人學者的一種心境。

[iv] 此段史實可參看賈植芳的《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過去、現在與將來》，《復旦學報》，1984年第5 期，上海。

[v] 王潤華《中西文學關係研究》，臺北，東大圖書，1987年再版，第228頁。

[vi] 賴山舫《比較文學與中國文學》，《蕉風》月刊，第293期，吉隆坡，1977年7月，第12頁。

[vii] 王潤華《比較文學理論集》，臺北，國家出版社，1979年初版，第4頁。

[viii] 同注6，第11頁和第15頁。

[ix] 王潤華《研究中國語文重要的英文學術期刊指引》，南洋大學研究院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論文，No.89，1977年12月。

[x] 關於影響研究，可參閱孫景堯《簡明比較文學》，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8年，第218頁。

[xi] 該文刊載于《南北極》，第78期，臺北，1976年11月，第78－93頁。

[xii] 王潤華《魯迅小說新論》，臺北，東大圖書，1992年，第90－91頁。

[xiii] 同上，第230頁。

[xiv] 劉介民《比較文學方法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7頁。

[xv] 同注7，第169頁。

[xvi] 同注12，第189頁。

[xvii] 同注5，第57頁。

[xviii] 錢鍾書《〈談藝錄〉序》，《談藝錄》，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xix] 同注5，第12頁。

[xx] 王振科《同根的文學》，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6年，第354－35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