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視域下的多元思考

在回顧自己多年來研究現代文學時所採用的多元文化、多元批評和多元思考的方法和經驗時，王潤華先生將其特點綜括爲兩點，即“全球性的視野”和“本土性的行動”[i]。“全球性的視野”已是學者之爲學的必具前提，毋須贅論；那“本土性的行動”呢，恐怕只有貪吃榴蓮欣賞咖喱飯的學者方解個中況味。王潤華先生從1973年開始定居新加坡，一方面致力於“本土性”文學創作，一方面立足本土，以新加坡視角觀照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華文創作方面有鄉風撲鼻的《橡膠樹》（詩集，1980）、《南洋鄉土集》（散文集，1981）和《熱帶雨林和殖民地》（詩集，1999）等作品，學術研究方面有《中西文學關係研究》（1978）、《魯迅小說新論》（1992）、《老舍小說新論》（1995）和《沈從文小說理論與作品新論》等專著。到如今，是新加坡獨特的本土性造就了王潤華先生的華文創作和學術研究，抑或是王潤華先生的華文創作和學術研究彰顯了新加坡華文創作和現代文學研究的“本土性”，竟然也成了一個難以辨斷的命題。

如果要更好地理解王潤華先生的“全球性的視野，本土性的行動”研究方法和經驗，他的新著《新馬華文後殖民文學》（Post-Colonial Chinese Literature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新澤西：環球出版公司，2002。以下如有對本書的引用，僅注頁碼）不失爲一個絕佳注腳。該書收錄論文12篇。從時間跨度看，最早的《郁達夫流亡蘇門答臘的最後日子》（Yu Dafu in Exile: His Last Days in Sumatra）寫於1968年，而《新馬華文後殖民文學簡介》（The Post-Colonial Chinese Literature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An Introduction）一文則是王先生近年來的思考，前後間隔達30餘年；從內容向度上分析，既有王先生長期關注的“全球視域中的新馬華文文學”和“新加坡視角下的中國現代文學”，同時還涉及眼下新馬華文文學研究中相當前衛的“後殖民解讀”。三十年的釀酵，不難窺度王先生勤勉而謹嚴的治學風範；而全球性的視域，營構的則是充滿變數的思索意味和彌漫張力的解讀空間。

新馬華文文學，無論在創作還是在學術層面，一直都是王潤華先生著力經營的人文“莊園”。《新馬華文後殖民文學》中有8篇論文，約三分之二的篇幅探討全球視域中的新馬華文文學。無論是對“史”的規範，還是對“料”的爬剔，王先生始終堅持既聚焦本土，又環看全球，堅持在全球視域中“打造”新馬華文文學。其目力所及，由新加坡而擴散，至東南亞，至臺灣和中國，至歐洲和北美，至全球華文文學的大背景，皆若登高攝景，俯仰鹹宜；其研究手段則從傳統的新批評，到比較文學的平行和影響研究，到後現代、後殖民的論述，有如囊中探物，驅遣從容；結果是論史則縱橫有識，持論則恢宏有度。

新馬華文文學從誕生之日起就和中國文學結下了不解之緣。如何正視中國文學的影響，近年來已被臺灣和馬來西亞的“新銳”批評家炒作得炙手可熱。針對漸近漸高的“斷奶”呼聲[ii]，王潤華先生明確指出中國文學的影響對二戰前的馬華文學[iii]的發生和發展取了關鍵作用（P11）。不僅如此，他還指出，二戰前馬華文壇上的不少文藝人來自中國，對本地的認同感尚未形成，所以出現了大量的遊子思鄉，自憐身世的作品，如靜海的《懷鄉》中就有不少感慨身世飄零的詩作（P24）。這些作者儘管身在新馬，心底懷念和腦裏構想的卻是由無數記憶和文化符碼組合想象而成的“內在中國”，因而作品中傳遞出濃濃的“文化鄉愁”。在《二戰前馬華文學中的“感時憂國”的主題》（Obsession with China: Chinese Literatur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before World War II )一文中，王先生詳述了“感時憂國”這一中國文學的傳統主題對馬華文藝者的創作理念，對馬華文學的主題思想以及文學意象等諸多方面的影響。

正視中國文學對馬華文學的影響，這是一種氣度；然而，二戰後，尤其是新馬獨立以來，新馬華文作家要如何走出中國影響，需要的則是一種勇毅。爲此，王潤華先生開出了自己的“藥方”：堅持雙重傳統，注重本土性建構。所謂雙重傳統，即中國文學傳統和本土文學傳統，“中國文學的傳統給我們提供一個文學的根源。而我們的土地、人們、風俗、習慣、文化和歷史以及特殊生活經驗自然形成我們所擁有的本土文學傳統”[iv]。新馬華文文學需要堅持雙重傳統，更需要建構本土性，需要新馬的寫作人淡出中國影響，更深沈感性地擁抱腳下的土地，“向自我尋找才華，形成自己獨特的創作個性”（P27），創作出有別于中國傳統的、具有新加坡意識和情感的作品來。他進而以張金燕爲例，指陳其小說對當地的風土人情，生活習慣的細節等作了非常細膩的描寫，小說語言也儘量口語化和方言化，注意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等（P12）。張金燕的小說創作於20世紀20年代，可見，馬華作家很早就開始注重建構本土性的文學傳統；到30年代，丘士珍正式提倡“馬來亞文藝”則可視爲本地作家建構本土性的更爲自覺的努力（P13）。二戰後，特別是新馬立國以來，大批的年輕作家在堅持雙重傳統的同時，“引進世界各國文學潮流，吸收世界各國優秀作家的寫作技巧”（P19），反映的是現代新馬人民的真實生活，至此，新馬華文文學的本土性建構已基本完成。

早在20世紀30年代，馬華文藝人姚寄鴻便撰文指出馬華作家的移民觀念尚未清除，容易盲隨中國文壇的動向，而正確的創作觀應堅持馬華文學是世界文學的一環，而非中國文學的支流（P39）。姚雖未明示馬華文學應是獨立的“華文中心”，然其指歸不言自明。新馬立國後，華族早已紮根本土，認同新馬，華文文學亦是兩國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80年代以來，隨著世界一體化進程的加快，海外華文文學在世界各地多有不俗表現，其中尤以新馬的華文創作最爲矚目。借鑒英聯邦（British Commonwealth）英文文學確立多元中心的經驗，王潤華先生極力倡導建立“華文文學的大同世界”。他認爲，在新的世界版圖下我們應該重新認識和構設世界華文文學的新地圖，對多元的華文中心予以肯定，呼籲不可再把新馬的華文文學視作“邊緣文學”或中國文學的“支流”（P166）。新馬的華文文學在完成各自的“本土性建構”後，形成了各自華文創作中獨特的語言、風格、主題和技巧，完全能傳呈本土的歷史、文化變遷，體現本土人民特殊的生活方式和特有的國民心態，並且業已構型了自己的文學典律，應該能更加自信地再出發，成爲華文多元文學中心的亮彩一極。

王潤華先生是詩人，在學術上用力最勤的卻是中國現代小說研究。他在魯迅、老舍、沈從文小說研究上所傾注的心力，使他成爲海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重鎮”。《新馬華文後殖民文學》中收有4篇關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論文，它們都無一例外的展示了研究中的“新加坡視角”，略作分述如下：

論文《郁達夫流亡蘇門答臘的最後日子》展呈了王潤華先生利用田野調查，調動多國資源以考辨“郁達夫在蘇門答臘流亡生活的事實，一點一滴，一片一片的綴串起來，構成一幅比較完整的紀錄”的企圖（P84）。在翔實的考證和公允的持論中，讀者不難發現始終閃爍其間的新加坡學人立場和觀點。

王先生早年曾要求學生在研究時重視本土知識資源，從自己的特殊的文化話語（邊緣話語）來解讀中國現代文學，不一定要服從源于中華文化的解讀模式[v]。本書中的《一個中國作家對新加坡的預言：解讀老舍的〈小坡的生日〉》（A Chinese Writer’s Vision of Modern Singapore: A Study of Lao She’s Novel Little Po’s Birthday)可以視爲王先生的身范。置身於新加坡的情境，以新加坡人的立場，王先生在《小坡的生日》中讀出了“一個現代國家的寓言”：花園城市、混族教育、多種族多元文化下的和諧生活以及紮根本土、認同新加坡的新一代新加坡人。這一“異數”解讀，誠如王先生所言，只有吃過榴蓮或穿過沙籠的新加坡人方能品解（P102）。

《老舍對康拉德的熱帶叢林小說的迷戀》（Lao She’s Obsession with Joseph Conrad’s Stories of the Tropics）一文以康拉德和老舍的“南洋經驗”爲契口，彰顯的卻是他們不同視角下的小說創作中的截然相反的“南洋”。老舍因爲康拉德的小說，身居英倫而心儀南洋。到南洋後，突然不僅沒有了在英倫處於“被看”位置上的壓抑，反倒油然而得放眼南洋的主人公的“看”的感覺。“被看”和“看”的易位，使老舍不滿於康拉德熱帶叢林小說中白人淩駕于亞洲人的優越感，因而決意用自己的小說顛覆康拉德小說中白種人的話語和權威，“建構”另一樣的南洋：讓華人、馬來人和印度人充任小說中的主角，而乾脆讓白種人失蹤。老舍的“南洋經驗”改變了他對康拉德小說的解讀，有趣的是，同樣是老舍的“南洋經驗”爲我們提供瞭解讀其《小坡的生日》和《駱駝祥子》的另一把“新加坡式的”鑰匙。

抗戰期間，南下新馬的中國作家爲數甚衆，其中對馬華文壇産生過重大影響的亦不在少數。他們在創作中既寫中國戰區的現實，也反映新馬一帶抗日救亡的熱潮，産生了不少具有濃郁新馬鄉土氣息的文藝作品，極大地提升了本地華文創作的熱情和水準。他們的創作實績一直爲新馬學界看重。然而，在中國，這些作品並未引起足夠重視。以胡愈之、郁達夫、金丁、葉尼、鐵抗、流冰等的文學實踐爲實例，王潤華先生在《中國作家和馬來亞、新加坡的“抗戰文學”：1937—1942》（Chinese writers and the “War Resistance Literature” of Malaya and Singapore, 1937—1942）勾勒了中國本土以外抗戰文學的另一片風景，那就是貼近新馬本土、謳歌新馬華族齊心抗日的文學景觀。而此種景觀，須得從新加坡看去，方見真切。

在新馬華文文學研究中引入後殖民理論，一直都是衆多學者熱切關注，卻又難以拿捏，甚至不敢涉足的批評前線。王德威先生曾坦言自己的疑惑，說“後殖民論述談得如火如荼，怎麽會沒有人談馬來西亞的華人？”[vi]如果對馬華文學和後殖民理論有更深層瞭解，我們可能會改變本來先入爲主的想法（即後殖民論述可以很廣泛、很方便地解構和解讀馬華文學），反而大失所望，抱怨“後殖民論述一點也用不上”[vii]。近年來，儘管已有學者，主要是出生於馬來西亞的年輕學人（如張錦忠、黃錦樹、林建國等）開始試圖在後殖民理論的框架中解讀新馬華文文學，但面臨一些基本概念的複雜“歧義性”（譬如說，何以爲“馬華後殖民文學”、“馬華本土性”、馬來西亞華族複雜而莫名的“現代境遇”以及“馬華文學典律”的構型，等等），進展並不如意。後殖民論述似乎只是一種憧憬，而且還只是一個卡在“瓶頸”的憧憬。

相形於此時此種衆聲喧嘩卻一籌莫展的文苑景觀，王潤華先生卻冷靜地埋首耕耘，從作品解讀開始，做出了不俗成績，其成果便是《華文後殖民文學：本土多元文化的思考》一書。[viii]在本書（《新馬華文後殖民文學》）中，雖然只有第一篇論文明確論及“華文後殖民文學”，但只要我們稍加留意，應該不難發現著者隱綴全書的“後殖民解讀”的機杼：在《一個中國作家對新加坡的預言：解讀老舍的〈小坡的生日〉》一文中，他指出《小坡的生日》是中國最早的後殖民文本，並從中解讀出了一個後殖民的國家寓言；在《老舍對康拉德的熱帶叢林小說的迷戀》一文中，不乏對康拉德和老舍小說的後殖民觀照；而在篇幅最多的關於新馬華文文學史論的系列論文中，我們也時時感覺到王潤華先生建構新馬華文文學本土性的良苦用心（如重構文學史、建構經典、張揚“本土性文學傳統”、淡出大中華文化的箝制和建立多元文化下的華文文學中心等等），以及他置身後殖民時代的新加坡所流露出的諸種“後殖民焦慮”，如（1）對新馬華族及華文文學的身份考求的焦慮，（2）走出“大中華文化”百年陰影，打破中國中心的話語權威，尋求新馬華文文學、文化獨立的焦慮，以及（3）力圖改變新馬華文文學的邊緣處境，建構“華文文學大同世界”的焦慮，諸此等等。明白了這一層，我們方能理解王潤華先生預留在《新馬華文後殖民文學》這一書名背後的初衷。

2001年4月，王潤華先生在新加坡召集並主持了一次規模龐大的中國現代文學國際研討會。他將會議主題定爲“越界與跨國：中國現代文學的區域視角與多元探索”（Border-Crossing and Transnational Dialogue: Regional Perspectives and Pluralistic Inquiries in the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並在會上作了《越界與跨國：世界華文文學的詮釋模式》的主題報告。“越界” 與“跨國” 正是目前後現代、後殖民社會的學者和寫作人所必須具有的思維範式和典型特徵。埃勒克 · 博埃默（Elleke Boehmer）在其頗具影響的《殖民與後殖民文學》（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Literature）一書中也精到指述“典型的後殖民作家更應該是一個文化上的旅者，是‘越界’ 和‘跨國’的，而不只是限於一個民族”[ix]。王潤華先生身處“邊緣”（地理意義上的相對邊緣）而“便捷”（新加坡是世界知名的航空港）的新加坡，在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方面都有諸多的“越界”和“跨國”的便利，惠及本書，便有了全球視域下的多元思考，讀者也因此有幸能一讀他對新馬華文文學和中國現代文文學的“越界”思索和“跨國”解讀。

[i] 王潤華《華文後殖民文學：本土多元文化的思考》（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0），第8頁。

[ii] 典型的有林建國在1997年馬華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期間發表的觀點“我的‘斷奶’回答是一石三鳥之計，是用來反奴役、反收編、反大漢沙文主義。我們必須能對中國說不，……我們除了‘斷奶’別無選擇”（語出《星洲日報》，1998年3月1日）。而正是在這次會議的總結發言中，王潤華重申了馬華文學必須堅持“雙重傳統”。關於“雙重傳統”，下文將會論及。

[iii] 1965年新加坡獨立前，“馬華文學”一詞包括了在馬來亞和新加坡的華文文學；1965年以後，新加坡的華文文學通常被稱爲“新華文學”，馬來西亞的華文文學通常被稱爲“馬華文學”。現在有人提出馬華文學應做“馬來西亞華人文學”解，本文不取此義。

[iv] 王潤華《世界性文學批評與馬華文學的尖端對話》，1997年馬華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閉幕總結發言。

[v] 王潤華《華文後殖民文學：本土多元文化的思考》（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0），第1頁。

[vi] 胡金倫《異域的聲音：與王德威教授談馬華文學》，載《中外文學》，2000年第29卷第4期，第18頁。

[vii] 林建國在臺灣念清華文學所時，仔細清理了後殖民論述和馬華文學的種種可能的關聯後，大失所望，抱怨說“後殖民論述一點也用不上”。見黃錦樹《反思“南洋論述”：華馬文學、複系統與人類學視域》，載《中外文學》，2000年第29卷第4期，第38頁。

[viii] 王潤華先生的實績集中體現在《華文後殖民文學：本土多元文化的思考》（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0）一書中，該書收錄了16篇相關論文，記錄了他過去20年來對華文後殖民文學的思考，“是一本期待已久的第一本研究世界華文後殖民文學的重要著作”（語出該書封底《內容簡介》）。

[ix] 盛寧譯，埃勒克 · 博埃默（Elleke Boehmer）著，《殖民與後殖民文學》（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第268頁，譯文略有改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