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的魯迅

魯迅是對馬華文藝影響最大、最深、最廣的中國現代文學家。

還是在創作《呐喊》中的小說的時候，魯迅就已有了“寂寞的悲哀”，但因爲“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所以，他“不免呐喊幾聲，聊以慰藉那在寂寞裏賓士的猛士，使他不憚於前驅”[i]，既不是“主將”，他似乎也不在“前驅”之列；到1926年編選《彷徨》之時，因先前的主將們“有的高升，有的退隱”，影響到他——“兩間”之餘“卒”——就有了“成了遊勇，布不成陣的感覺”[ii]，進而只好“荷戟”獨自“向黑暗裏彷徨於無地”[iii]，心境灰冷若是，《彷徨》忝列“烏合叢書”自在情理之中。

“三一八”慘案之後，魯迅由津浦路乘車南下上海，再改水路到廈門，彷徨之中，分明還有一些的悽愴和倉惶。然而，廈門大學亦非久留之地，不到半年，1927年1月，他假道香港，“抱著夢幻”抵廣州，但夢幻很快就破滅了，國民黨的“四一二”大屠殺讓他經驗到了“從來沒有經驗過的”恐怖，“被血嚇得目瞪口呆”[iv]，魯迅借避於上海，頗有退隱書齋，埋頭著述之意，其時已是1927年的10月。可是，在上海，等待他的依然是“苦境”，僅三個月後，他就成了創造社和太陽社左翼文人集體討伐的“封建餘孽”和“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v]。

梁實秋給聞一多作傳，說“‘聞一多在昆明’那精彩的一段”，應該由更有資格的人來寫，因爲“聞一多如何成了‘鬥士’，如何鬥，和誰鬥，鬥到何種程度，鬥出什麽名堂”，他是一概不知的，所以，他所知道的，和所能寫的只是抗戰前的“詩人學者之聞一多”。[vi]每每讀到這裏，我的腦子裏就有梁氏“紳士式”蠻橫和理屈相，常常忍俊不禁，因爲對聞一多的“鬥士”的一面，政界、學界皆有定論，只是他堅持要不去知道罷了。然而，聯繫到魯迅，他是什麽時候開始成爲，如何成爲“旗手”和“主將”，又是怎樣步上聖壇的呢？是在1940年才開始成爲“共産主義的文化思想”的“文化新軍的最偉大的和最英勇的旗手”[vii]和 “文學革命的旗手”[viii]，還是在1930年左聯成立之時或更前的時候就已是如此呢？就我所知，學界和思想界似有多種說法，卻無專門之論述。但在二十年代的新馬，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魯迅，一如他自己所說的——我決不是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英雄。

我之所以不惜篇幅，講了魯迅在二十年代在中國國內的經歷，是因爲他在國內的經歷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對新馬新文學（當時的馬華新文學）的影響。

新馬的新文學的源起，是與中國的新文學運動密切相關的。方修先生認爲馬華新文學就是接受中國五四文化運動影響，在馬來亞（包括新加坡、婆羅洲）地區出現的，以馬來亞地區爲主體，具有新思想、新精神的華文白話文學；它淵源于中國文學，且屬於同一語文系統，但在其發展過程中，又漸漸地獨立于中國文學之外，自成一個系統。[ix]雖然在《新青年》最熱鬧的時候，魯迅先生並不熱衷於“什麽問題和主義”，而正寓在S會館鈔古碑，任其生命“暗暗的消去”；五四運動的時候，他也沒有情緒激昂地走上街頭，但是，他發表在《新青年》上的《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白話小說卻無可爭議地“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x]，讓文學革命的主帥都“實在五體投地的佩服”[xi]。作爲文學家的魯迅在中國新文學上的地位以及其作品在思想上的深度，由此可見一斑。有此一前提，我想魯迅應該在二十年代初就該“風靡”馬華文壇了吧？但實際的情況卻有些出乎我的意料。

而對二十年代馬華文壇上的魯迅，幾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惜墨如金，一筆掠過：

魯迅的作品早在二十年代已受到馬華文藝界的重視，然而，把魯迅當作導師，當作光輝的典範，那是三十年代的事。

一向與中國新文學的優良傳統有著深厚淵源和血肉關聯的馬華新文學，其深受魯迅的啓發和影響，更是十分自然的事。

……因此，我們可以說，馬華新文學從興起、發展以至繁盛，是不能和魯迅的影響分開的。

中國著名的作家，如魯迅、郭沫若、巴金、艾青、臧克家、田間等人，他們的作品風格都曾成爲馬華作家學習或模仿的物件。

魯迅在二十年代的新馬文壇，雖然已是知名作家，但他的知名度與地位並沒有特別重要，新馬逐漸擡頭的左派作家，反而嫌他思想不夠前衛，……這時候，郭沫若就比魯迅有號召力，……

（新馬華文文壇學習魯迅精神的）傳統早在本世紀二十年代便已開始形成。當時由許多從中國南下新馬的知識份子，將魯迅的作品傳播介紹到新馬。

爲什麽上面的魯迅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和新馬華文文學研究的專家們在討論魯迅與新馬文學的關係時，都對二十年代這一時期略而不述，或僅僅是從1928年創造社和太陽社對魯迅的攻擊時談起呢？（事實上，中國國內的這場關於“革命文學”的論爭波及到馬華文壇時，已經是三十年代初了。）是他們有意回避嗎？既然魯迅與新馬華文文學之關聯是如此之密切，影響是如此之深遠，爲什麽迄今爲止，還沒有一個專家學者去詳細地考察魯迅及其作品如何傳播到新馬，又是如何地影響新馬的文藝思潮和文學創作的呢？

帶著這個疑問，我開始翻閱了部分相關的書籍和報刊。我發現，這竟是一個很困難的課題，光是考證《阿Q正傳》在新馬的流傳和影響就非易事。更何況，在二十年代的馬華文壇，魯迅的確是寂寞的……

魯迅的名字出現在方修的《馬華新文學史稿》的時候，已是上卷的第258頁，馬華新文學也已經走到了1930年的3月：

……這是一位署名“陵”的作者提出的。他寫了一篇《文藝的方向》，說道：

“……我覺得十餘年來，中國的文壇上，還只見幾個很熟悉的人，把持著首席；魯迅，郁達夫一類的老作家，還沒有失去青年的信仰的重心，這簡直是十幾年來的中國文藝，絕對沒有推向前一步的鐵證。本來，象他們那樣過重鄉土氣味的作家，承接十九世紀左拉自然主義餘緒的肉感派的東西，哪里能卷起文藝界的狂風？……

“現代文藝，決不是我們所需要的文藝。我們不當象惡魔派一樣，專門描寫醜與惡，虛僞和黑暗；我們不當象唯美派一樣，沈淪於頹廢的傾向，而不自振拔；我們不當象自然派一樣，專門描寫肉；我們不當象寫實派那樣太理智化，冷酷而沒有同情；我們不當象鄉土派那樣太狹隘，太小氣，而忽略民族精神。……一言以蔽之，我們以後，要努力建設Positive（肯定的）文學。”[xii]

這是發表在《星洲日報》文藝副刊《野葩》上的一篇評論文章，時間是1930年3月。這位署名“陵”的作者顯然是受了當時中國國內由創造社和太陽社發起的圍攻魯迅的聲勢浩大的文化論戰的影響，而且，其措辭和觀點亦都附和了當時國內的圍攻者的論調，如錢杏邨的《死去了的阿Q時代》一文中的觀點，對此，王潤華教授和章翰先生都有詳細肯切的論述，我就不再贅述。我想特別指出的是，這位作者似乎並沒有讀多少魯迅的作品，對其作品的理解亦較幼稚，差不多和他同時的另一位叫“悠悠”的作者，在隨後的《野葩》副刊上發表的一篇題爲《南國的文藝的方向》中，竟然將魯迅和張資平相提並論，他對魯迅及其作品的理解，恐怕已不僅僅是幼稚了：

歐亞交通的要道的南國，是否適合象魯迅的阿Q正傳的忍耐的文藝？是否適合張資平的沈醉於戀愛的小說？現在的文藝已由性的問題走向食的問題方面去了。因爲大多數的群衆都在饑餓；食的問題既得不到解決，哪里還准許你談到性的方面。這時代是普氏與布氏針鋒相對的階段，魯迅的阿Q正傳的忍耐的文藝，張資平的沈醉於戀愛的小說，在南國都不適合。南國只有建設一種獨立的，能代表南國各民族的特性的，能表現南國地方色彩的新興文藝。

在方修的《馬華新文學史稿》中，在論及新文學之發端時，便已提及唐、周鋼鳴（第13頁）、徐調孚、顧均正、嚴敦易（第16頁）、郭沫若、陶行知、李守常、鄭振鐸（第26頁）等一大批中國作家。而對馬華新文學影響最大的魯迅竟要遲至第258頁才作爲批鬥和誤讀的物件姍姍登場。由此可見，魯迅在二十年代的馬華文壇，不只是挨了寂寞，而且交的還是華蓋運。

魯迅及其作品在二十年代已被介紹到了新馬（當時的馬來亞），這是毫無疑義的，但具體的是何時、以何種形式傳到新馬的呢？王潤華教授認爲，魯迅在新馬1930年以後的聲望，主要不是依靠對他的文學的閱讀所産生的文學影響，而是歸功於移居新馬的受左派影響的中國作家與文人替他所作的非文學性宣傳。[xiii] 他的看法無疑是深中肯綮的。可以說，從三十年代，特別是在魯迅先生逝世之後，新馬對魯迅及其作品的研究多是狂熱而盲目的喧囂，而不是理性和認真的思考，這種狀況到了七十年代後期、八十年代初才開始有所改觀。三十年代後尚且少有人去認真地閱讀魯迅的作品，探究其思想，那麽，這之前的二十年代魯迅的寂寞之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了。這裏，我打算採取“迂回”的戰術，先從側面來考證魯迅在二十年代的馬華文壇的寂寞登場。

馬華新文學發軔之初，刊載新文學作品的綜合性的副刊主要有三種：《新國民日報》的副刊《新國民雜誌》、《南洋商報》的副刊《商餘雜誌》和《叻報》的副刊《叻報俱樂部》。應該說，這三種副刊基本反映了馬華新文壇早期，主要是二十年代的概貌，並代表了當時馬華新文學最好的成績，也最能體現中國新文學與馬華新文學的關係。但如果你以爲你能從中發掘出魯迅與當時的新馬文學的關係的相關資料，結果恐怕會讓你失望的很。因爲最權威的新馬文學史史學家和最熱愛、崇拜魯迅的魯迅研究專家方修先生也未能從這三種雜誌中發現任何的與魯迅相關的蛛絲馬迹來。請看他的《馬華新文學史稿》（上卷）中的幾段文字：

該刊（《新國民雜誌》）很可能是戰前所有華文報副刊中歷史最悠久的一個。它在一九一九年十月一日創刊，一直維持到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才因改爲《蕉影》而停版。……常常轉載中國一些名作家的文字，諸如唐的雜文，周鋼鳴的文藝理論等；在當時一般寫剪兼收的綜合性副刊中，算是很可觀的一個。（第13頁）

（《商餘雜誌》）其中一些相信是轉載的文字，如徐調孚、顧均正、嚴敦易等中國作家的稿子，其篇名在抄錄時已經刪去。上列各篇，可能還有若干是剪稿（如林如稷——中國沈鍾社的作者，一度出國——的作品），但大部分可以肯定是當地作者的譯作。其中紫燕，不才，獨步等幾個，更顯然是當時協作相當勤奮的本地讀者。（第16頁）

《叻報俱樂部》是新加坡叻報的副刊。叻報是馬來亞最早創辦的一家華文報。……（從它的編目看來），有幾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第一，……。第二，馬華的新文學，固然是導源於中國的五四新文學運動，但一方面也接受歐西各國的民主思想和文學思潮的滋潤；創作和翻譯，在早期是同樣被重視的。至於印度哲人泰戈爾的思想，那麽早就被介紹過來，更說明了馬華的新文學界，一開始就很注重民族文化交流的工作，…… （修訂本，上卷，第27頁）

馬華新文學的萌芽期，……第一個階段是一九二零至一九二三年期間，……這是馬華新文學發展的最早期。這段時期，一些綜合性的副刊的取稿，都是寫剪兼收，不論是新文學作品或是舊文學作品，都有很多是轉載的。究竟哪一些是轉載的，哪一些是當地作者的稿件，現在是很難加以辨別的。就新文學部分來說，一些中國作家，如郭沫若，陶行知，李守常，鄭振鐸等人的作品，我們當然一目了然，但其他的一些不大有名的中國作者的文章，就很容易和當地的作品混淆了。…… （第26頁）

這三個副刊，時間上的總的跨度是從1919年到1936年。從上面引述的方修先生的幾段文字中看來，至少有一點可以肯定，三個副刊上都沒有登載過魯迅的文章，否則，以方修先生的學識和眼力，以及他對魯迅敬重，他是絕無可能視而不見的。

魯迅是寂寞的，但這並不是說在二十年代的馬華文壇就沒有了他的聲音；確證可考的就有中國南下作家許傑1928年在吉隆坡擔任文藝副刊《枯島》的主編時所撰寫的介紹魯迅的作品和文藝思想的一系列的文章，並在當時産生了不小的影響。那麽，再往前推溯，在馬華文壇上是不是能找到魯迅的聲音或身形呢？答案，依然是肯定的。

1926年4月的《星光》周刊的第46期上，有由南奎執筆所寫的《本刊今後的態度》一文，其中有這樣的文字：

我們深願盡我們力之所能地掃除黑暗，創造光明。我們還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決不是登高一呼，萬山回應的英雄，只不過在這赤道上的星光下，不甘寂寞，不願寂寞，忍不住的呐喊幾聲“光明！光明！”倘若這微弱的呼聲，不幸而驚醒了沈睡的人們的好夢，我們只要求他們不要唾駡，不要驅逐我們，沈睡者自沈睡，呐喊者自呐喊，各行所是。那就是我們唯一的祈求。……這樣黯淡的星光，這樣微弱的呼聲，思想是這般的幼稚，文字是這般的粗率，竟能得到社會的如許的同情，我們那得不努力，那得不興奮，那得不振作，那得不使這暗淡的光，照澈這陰霾的宇宙，那得不使這微弱的呼聲，驚醒酣睡的人群？

這呐喊，這酣睡，還有這人群，難道還不熟悉嗎？這文字裏，這情緒中，不是分明地藏著魯迅的影子嗎？顯然，最早發表在1923年8月21日的《晨報·文學旬刊》上的魯迅的《〈呐喊〉自序》，已經最遲在1926年4月傳到了新馬，並已影響了新馬作家的創作。然而，這終究還不是魯迅或其作品直接出現在馬華文壇，所以，我把這個日期稱之爲魯迅“影”現新馬文壇的日子。至於這是不是魯迅與新馬新文學的首次的“接觸”，我心裏是不願承認的，但因爲手頭資料的限制，我暫時還沒有辦法將這一日期往前推移了。我相信，隨著史料發掘的不斷深入，魯迅在早期的新馬文壇的輪廓將愈更清晰。也許，有一天，我們終於發現，在二十年代的新馬文壇，魯迅原來不是太過寂寞。

[i] 魯迅《〈呐喊〉自序》，《晨報·文學旬刊》，1923年8月21日。

[ii] 魯迅《〈自選集〉自序》，《魯迅自選集》，上海：天馬書店，1933年。

[iii] 魯迅《影的告別》，《語絲》第4期，1924年12月8日。

[iv] 魯迅《〈三閑集〉序》，《三閑集》。

[v] 郭沫若《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見《魯迅論爭集》。

[vi] 梁實秋《梁實秋懷人叢錄》，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1年，第82頁。

[vii]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見《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2年，第668-669頁。

[viii] 由賈植芳、蔣孔陽和潘旭瀾擔任顧問，上海辭書出版社1990年12月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詞典》中說“魯迅創作《狂人日記》等內容深刻的小說和一系列犀利的雜文，以其勇猛熱忱的戰鬥精神，成爲文學革命的旗手。”見該詞典第2頁“文學革命”的條目。

[ix] 方修《馬華文學史論》，香港三聯書店，1986年，第8頁。

[x] 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

[xi] 陳獨秀《致周啓明（1920年8月22日）》，信中說“魯迅兄做的小說，我實在五體投地的佩服”。

[xii]陵《文藝的方向》，《星洲日報》的《野葩》副刊，1930年3月19日。

[xiii] 王潤華《從反殖民到殖民者：魯迅與新馬後殖民文學》，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學術論文第144種，2000年，第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