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王潤華和江天訪魯迅故居的詩
——兼論新馬魯迅研究的現狀
南治國
新加坡義安理工學院中文系講師
一
讀王潤華先生的《訪魯迅故居》[i]，常有不堪承耐的時候。那一行一行的詩句，鉛塊般的壓在心上，而情緒，有如漸近漸密的網，直逼腦際，讓人難得喘息。聞一多說他自己的詩是一座沒有爆發的火山，但他還是有按捺不住的時候，《死水》、《靜夜》、《發現》等詩的結句，無一例外地開了情緒的閘門。而王潤華先生的詩，沈鬱、冷雋，迫著人去深思，驅著你去探尋詩句之外的另一個世界；讀者只有浸熏其中，讓膨塞於胸的情緒宣泄出來。而這宣泄中，自有一種難以言述的愉悅。
最近，翻看江天（即吳天才）的《魯迅贊》，不意發現他也有寫訪魯迅故居的詩《過上海魯迅故居》和《上海虹口公園魯迅墓》[ii]，但其風格，以及詩中的情緒與王潤華先生的詩明顯不同。王潤華先生和江天先生均是新馬知名的詩人、學者和魯迅研究專家：王潤華先生是現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江天先生是馬來亞大學前教授兼系主任。他們訪問上海魯迅故居的時間也頗爲接近：王潤華先生是在1986年11月，江天先生是在1989年12月，在節令上，都是深秋或初冬。他們詩中的情緒的差異，已讓我頗覺是費解，而他們對魯迅及其作品中的人物的理解，竟然也有很大的不同，這就讓我很是吃驚了。半是出於好奇，半是因爲最近自己滿腦子的都是“魯迅與新馬文壇”，我認真地比較了他們的詩作，並試圖以此管窺新馬的魯迅研究的現狀。
二
整整一個下午
我站在且介亭門
等待魯迅
踏著滿街的落葉回家
王潤華先生的詩《訪魯迅故居》共有七節，這是首節。詩人站在山陰路魯迅故居門口，“等待著魯迅/踏著滿街的落葉回家”；已是深秋，天色大約有些陰晦；滿街的枯葉，在秋風中翻舞著蕭索和冷意，而料峭中顫動的街樹的禿枝，牽引的已不只是詩人的視線，因爲詩人的情緒，亦逐了秋涼，回溯到五十年前：他身上用以裹寒的風衣，似乎幻成了單薄的長衫，“整整一個下午”也恍若是過了五十個年頭，詩人就一直站在那裏，用心期許著魯迅的出現……
就是這起首看似平實的四句詩行裏，有時間和空間的更疊，有虛（且介亭門）和實（山陰路街）的交錯，在淡淡的哀思中包孕了一種“魯迅”式的深沈和孤獨。這深沈和孤獨，便是這整首詩的基韻。
三
江天先生的《過上海魯迅故居》只有兩節，這是其詩的第二節。詩的語言質白，詩人對魯迅的敬仰之情盡溢言表。在另一首詩《上海虹口公園魯迅墓》中，他表達的是同樣的敬意：
周宏興評江天先生的詩“不事雕飾，不求華麗，卻體現了一種自然、流暢的詩風”[iii]；許懷中認爲詩人訪魯迅故居，“無不情不自禁地噴發出、傾瀉出、抒寫出深沈的詩請，蘊藏著深刻的思想，把讀者帶進‘民族魂’這個廣闊深邃的心靈世界。”[iv]這些評論對江天先生詩的藝術性似乎有過譽之嫌，但也真切地看出了詩人的意圖——“把讀者帶進‘民族魂’這個廣闊深邃的心靈世界”。
四
顯然，王潤華先生和江天先生都參觀了山陰路大陸新村九號的魯迅故居和虹口公園的魯迅先生之墓。王潤華先生的詩中還提及了現已改爲銀行了的原“內山書店”的舊址。魯迅作品中的人物，在兩人的詩中均有提及：
——王潤華《訪魯迅故居》
——江天《上海虹口公園魯迅墓》
可以看出，除了詩的風格不同，王潤華先生和江天先生對魯迅作品的理解，尤其是對其作品中至爲重要的人物“阿Q”的認識存在分歧。有了這種認識上的差異，我們再讀到他們兩人瞻仰魯迅墓詩的不同感受，也許不會覺得奇怪了：
——王潤華《訪魯迅故居》
——江天《上海虹口公園魯迅墓》
五
錢杏邨在1928年就認爲阿Q時代已經死去了，因爲他和太陽社的一幫同仁已“把阿Q的形骸與精神一同埋葬了”[v]。不幸的是，事實並非如此，因爲70多年後，在二十世紀的最後一年，魯迅先生的《呐喊》（《阿Q正傳》即收在其中）被來自全球各地的華人學者和作家推選爲《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之首。這與其說是對魯迅先生的推崇，倒不如說魯迅先生及其同代人在作品中所體現的人文啓蒙精神，感時憂國的情懷，以及對人性、國民性的探尋和反思至今仍有其現實的意義。茅盾在二十年代末曾提過三個問題：“你沒有你的‘精神勝利的法寶’麽？你沒有曾善於忘記受過的痛苦象阿Q麽？你潦倒半世的深夜裏有沒有發過‘我的兒子會闊得多了’的、阿Q式的自負？”[vi]。面對這三個問題，我相信，即便是今天，不少的國民仍會耳熱眼跳，倍覺難堪。的確，魯迅先生所揭示的許多的國民的劣根性至今仍頑固地延存著。所以，王潤華先生在詩中說“常常看見阿Q、閏土、祥林嫂等人經過。”在江天先生的詩中，“受盡淩辱的阿Q/已挺起脊骨面向強權/喜見苦難的中國/有了美好的明天，”其潛臺詞大約就是“勞苦大衆翻身做主人”了。從這裏似乎可以看出，他對魯迅作品及其思想的認識似乎還在左翼激進的年代。
接下來看王潤華先生和江天先生對魯迅的不同的認識。
在王潤華先生《訪魯迅故居》的詩中，詩人一開始便苦等著，翼望能見上魯迅一面。他向街上的每一棵梧桐樹探問，但結果是“短須撇在唇上的魯迅/五十年來未曾出現過”。最後詩人找到的只是一尊魯迅的雕像，“他沈默地安坐在園中的石椅上/草木都枯黃了/只有他身上的綢袍還是那樣綠”。細讀這幾句詩，我們不難發現其中的似非卻是的“悖論”（Paradox）：如果說魯迅先生死了，詩人再長久的等候亦是徒然，那麽，爲什麽現今的街上仍能“常常看見阿Q、閏土、祥林嫂等人經過”呢？既然街上仍能“常常看見阿Q、閏土、祥林嫂等人經過”，那麽，虔誠的詩人爲什麽等不著“踏著滿街的落葉回家”的魯迅呢？應該說，既然今天仍有阿Q、閏土、祥林嫂等人的存在，那麽，魯迅先生也應該是存在著的，然而，回視從三十年代至今的大陸及新馬長期以來爲魯迅“塑”像的事實，我們不難理解這詩句中的含義：魯迅先生在某種程度上已不復存在了，他只是一尊“塑像”，甚至是一種政治的“符記”。難怪癡心的詩人只能是徒然地盼顧了。更讓詩人不解的是，即便是石座上的魯迅先生的雕像，似乎也是不“真實”的——因爲先生的塑像是“沈默”的，他周圍的草木在蕭索的秋寒裏都已“枯黃”了，而只有他身上的“綢袍”依然別一樣地“綠”著……
在江天先生的詩中的魯迅則是另一種形象。我這裏僅引用曾“親自爲魯迅先生墓選址並親自上北京取回毛澤東主席爲魯迅墓寫的題字的”黃源先生的評論，因爲他的話，似乎已明說了一切：
對上海魯迅塑像，我出過什麽主意，已經忘卻，但在杭州樹立在西子湖畔的魯迅塑像、我曾建議：必須體現“俯首甘爲孺子牛”的精神，這是魯迅與群衆關係的準則，我在魯迅家裏親自體會到的。江天的詩說明海外的遊子、看到在上海虹口公園裏魯迅安坐在石椅上的笑顔了。[vii]
六
同樣是新馬詩人，同爲新馬知名的魯迅研究專家，同是訪問了魯迅在上海的故居，寫的也完全是同一題材的詩，爲什麽王潤華先生和江天先生竟有如此不同的感受，而且在對魯迅及其作品的理解又存在這麽大的差異呢？要分析産生著差異的根源，恐怕還得結合近二十年來魯迅研究在新馬的現狀。
新馬傳統意義上的魯迅研究其實是追隨中國大陸，亦步亦趨的。到20世紀80年代初，情形依然如此。這其間，鄭子瑜、方修、章翰等學者用力最勤，成果最多，貢獻也最大。但因爲在指導思想和研究方法上過於左傾，他們在魯迅研究上的局限和缺憾也是顯而易見的。
最近二十年來，新馬的魯迅研究開始有了不同的途向：馬來西亞仍沿承傳統，鮮有突破，更令人擔憂的是，魯迅研究似乎後繼無人了。吳天才（即江天先生）教授1991年從馬來亞大學中文系退休之後，至今，該系仍沒有開設任何與於魯迅研究相關的課程。而且，更讓人吃驚的是，馬大中文系自1972年開設中國現代文學課程至今，竟然沒有一篇學位論文是關於魯迅的。現在，馬大中文系只有許德發先生仍困守著馬來西亞的魯迅研究的最後一塊陣地，他的研究方向是魯迅與中國傳統文化。
反觀新加坡近二十年來的魯迅研究，新加坡的學者在關注中國大陸的魯迅研究的同時，更多地融入了世界性的學術研究大勢，開始客觀、理性地從事魯迅研究，並在魯迅思想的探尋、魯迅作品的詮釋和魯迅語言藝術及修辭手段的研究等諸多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其代表學者就是王潤華教授和林萬菁教授。他們每年都在高校開設魯迅研究的課程，並鼓勵學生以魯迅研究爲論文寫作的方向，僅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的研究魯迅的學位論文就有十幾篇。 尤其是王潤華教授，從1976年發表第一篇研究魯迅小說《狂人日記》的論文《西洋文學對中國第一篇短篇白話小說的影響》至今，魯迅研究一直就是他最爲專注的學術領域。其學術專著《魯迅小說新論》充分地展示了他宏闊的學術視野和專博的中西學養，無疑是東南亞，乃至世界魯迅研究的最新成果，代表著現在，乃至今後一個時期的魯迅研究的方向。
七
對新馬的魯迅研究的現狀有了初略的瞭解之後，再來細讀王潤華先生和江天先生的訪魯迅故居的詩，我們應該不難理解囿固于傳統的且相對較爲閉塞的魯迅研究的環境之中的江天先生和處於開放的學術環境之中且置身於世界魯迅研究的最前沿的王潤華先生之間的差異。王潤華先生和江天先生都是兼學者、詩人于一身，並都在新馬學界深孚衆望，學術上不同的指歸竟然對其創作産生這樣大的影響，看取的魯迅“雕像”竟然也有“沈默”和“開朗的笑顔”之別，這大概是他們也始料未及的吧。
[i]
王潤華．王潤華文集[M].
廈門：鷺江出版社，1995：72-74.
[ii]
江天.
魯迅贊[M].
吉隆坡：東南亞華文文學研究中心，1991：122-125.
[iii]
同上：52
.
[iv]
同上：26.
[v]
錢杏邨.
死去了的阿Q時代[J].
太陽月刊，1928，3月號.
[vi]
茅盾.魯迅論[J].
小說月報，1927，第18卷第11期.
[vii]
同注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