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在新馬的影響

魯迅是對馬華文藝影響最大、最深、最廣的中國現代文學家。

新馬的新文學的源起，是與中國的新文學運動密切相關的。方修先生認爲馬華新文學就是接受中國五四文化運動影響，在馬來亞（包括新加坡、婆羅洲）地區出現的，以馬來亞地區爲主體，具有新思想、新精神的華文白話文學；它淵源于中國文學，且屬於同一語文系統，但在其發展過程中，又漸漸地獨立于中國文學之外，自成一個系統。[i]魯迅，作爲中國新文學的先驅和中國現代小說的開創者，其創作手法和思想高度，均對中國新文學産生了深遠的影響；時至今日，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仍可以“世紀冠軍”冕之而少有異議。[ii]魯迅並沒有來過新馬，但他對新馬文壇的影響卻巨大而持久，用章翰先生的話來說：“魯迅先生是對馬華文藝影響最大、最深、最廣的中國現代作家。”[iii]與其影響相對應，新馬文藝工作者對魯迅的研究亦起步很早、用力最勤、影響最大和成果最豐。本文將按年代順次梳理新馬文藝工作者對魯迅的著作和思想的理解及接受的大略軌迹，並概述他們在魯迅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發表於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5號上的《狂人日記》是中國現代小說史的開篇之作。它以悲愴的格調和寫意的筆墨，抨擊了全部舊曆史和整個舊社會的吃人本質，概括和寄託了中華民族的血淚和希望。[iv] 魯迅的所謂“寂寞的悲哀”是久而有之，但因爲“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所以，他“不免呐喊幾聲，聊以慰藉那在寂寞裏賓士的猛士，使他不憚於前驅”[v]；既不是“主將”，他似乎也不在“前驅”之列；到1926年編選《彷徨》之時，因先前的主將們“有的高升，有的退隱”，影響到他——兩間之餘卒——就有“成了遊勇，布不成陣的感覺”[vi]，只得“荷戟”獨自“向黑暗裏彷徨於無地”[vii]。心境灰冷若是，《彷徨》忝列“烏合叢書”，自在情理之中。

“三·一八”慘案[viii]之後，魯迅由津浦路乘車南下上海，再改水路到廈門，彷徨之中，分明還有一些的悽愴和倉惶。然而，廈門大學亦非久留之地，不到半年，1927年1月，他假道香港，“抱著夢幻”抵廣州，但好景不長，國民黨的“四·一二”大屠殺[ix]讓他經驗到“從來沒有經驗過的”恐怖，“被血嚇得目瞪口呆”[x]，魯迅借避於上海，頗有退隱書齋，埋首著述之意，其時已是1927年的10月。可是，在上海，等待他的依然是“苦境”；僅三個月後，他就成了創造社和太陽社左翼文人集體討伐的“封建餘孽”和“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xi]。

在中國國內，二十年代的魯迅雖以《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白話小說的創作無可爭議地“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xii]，甚至讓文學革命的主帥陳獨秀都“實在五體投地的佩服”[xiii]，但其生活勞頓奔波，其創作思想和成就亦惹非議，他的境遇，用“頗多坎坷”來表述，應不爲過。那麽，在新馬，魯迅又是怎樣一種情形呢？

1926年4月的《星光》周刊的第46期上，有由南奎執筆所寫的《本刊今後的態度》一文，其中有這樣的文字：

我們深願盡我們力之所能地掃除黑暗，創造光明。我們還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決不是
登高一呼，萬山回應的英雄，只不過在這赤道上的星光下，不甘寂寞，不願寂寞，忍不
住的呐喊幾聲“光明！光明！”倘若這微弱的呼聲，不幸而驚醒了沈睡的人們的好夢，
我們只要求他們不要唾駡，不要驅逐我們，沈睡者自沈睡，呐喊者自呐喊，各行所是。
那就是我們唯一的祈求。……這樣黯淡的星光，這樣微弱的呼聲，思想是這般的幼稚，
文字是這般的粗率，竟能得到社會的如許的同情，我們那得不努力，那得不興奮，那得
不振作，那得不使這暗淡的光，照澈這陰霾的宇宙，那得不使這微弱的呼聲，驚醒酣睡
的人群？[xiv]

顯然，最早發表在1923年8月21日的《晨報·文學旬刊》上的魯迅的《〈呐喊〉自序》，已最遲在1926年4月傳到了新馬，引起了新馬作家的注意，並影響了他們的思想和創作，因爲上段引文中的“呐喊”、“酣睡”，還有這“人群”，都令人不禁想及魯迅的《〈呐喊〉自序》，而且，這文字裏，這情緒中，也分明藏有魯迅的影子。根據手頭搜集的資料，我推斷這是魯迅與新馬新文學的首次的“影的接觸”，其時是1926年4月。

方修的《馬華新文學史稿》中論及了不少中國作家，但“魯迅”二字出現時，已是上卷的第311頁，馬華新文學也已經走到了1930年的3月：

……這是一位署名“陵”的作者提出的。他寫了一篇《文藝的方向》，說道：

“……我覺得十餘年來，中國的文壇上，還只見幾個很熟悉的人，把持著首席；魯
迅，郁達夫一類的老作家，還沒有失去青年的信仰的重心，這簡直是十幾年來的中國
文藝，絕對沒有推向前一步的鐵證。本來，象他們那樣過重鄉土氣味的作家，承接十
九世紀左拉自然主義餘緒的肉感派的東西，哪里能卷起文藝界的狂風？……

“現代文藝，決不是我們所需要的文藝。我們不當象惡魔派一樣，專門描寫醜與惡，
虛僞和黑暗；我們不當象唯美派一樣，沈淪於頹廢的傾向，而不自振拔；我們不當象
自然派一樣，專門描寫肉；我們不當象寫實派那樣太理智化，冷酷而沒有同情；我們
不當象鄉土派那樣太狹隘，太小氣，而忽略民族精神。……一言以蔽之，我們以後，
要努力建設Positive（肯定的）文學。”[xv]

這是發表在《星洲日報》文藝副刊《野葩》上的一篇評論文章，時間是1930年3月。這位署名“陵”的作者明顯受了當時中國國內由創造社和太陽社發起的圍攻魯迅的聲勢浩大的文化論戰的影響，而且，其措辭、觀點亦附和當時國內的圍攻者的論調，如錢杏邨的《死去了的阿Q時代》一文中的觀點，對此，王潤華教授和章翰先生都有詳細肯綮之論述，我就不再贅述。[xvi]我想特別指出的是，這位作者似乎並沒有讀多少魯迅的作品，對其作品的理解亦較幼稚。而差不多和他同時的另一位叫“悠悠”的作者，在隨後的《野葩》副刊上發表的一篇題爲《南國的文藝的方向》中，竟然將魯迅和張資平相提並論，他對魯迅及其作品的理解，恐怕已不僅僅是幼稚了：

歐亞交通的要道的南國，是否適合象魯迅的阿Q正傳的忍耐的文藝？是否適合張資平的
沈醉於戀愛的小說？現在的文藝已由性的問題走向食的問題方面去了。因爲大多數的群
衆都在饑餓；食的問題既得不到解決，哪里還准許你談到性的方面。這時代是普氏與布
氏針鋒相對的階段，魯迅的阿Q正傳的忍耐的文藝，張資平的沈醉於戀愛的小說，在南
國都不適合。南國只有建設一種獨立的，能代表南國各民族的特性的，能表現南國地方
色彩的新興文藝。[xvii]

在方修的《馬華新文學史稿》中，在論及新文學之發端時，便已提及唐、周鋼鳴（第13頁）、徐調孚、顧均正、嚴敦易（第16頁）、郭沫若、陶行知、李守常、鄭振鐸（第26頁）等一大批中國作家。而對馬華新文學影響最大的魯迅竟要遲至第258頁才作爲批鬥和誤讀的物件姍姍登場。由此可見，魯迅在二十年代的馬華文壇，不只是挨了寂寞，而且交的還是華蓋運。

受二十年代末中國國內太陽社和創造社圍攻魯迅的文化論戰的影響，三十年代初，魯迅在新馬的形象幾乎是負面的，這一點，從上文所引的幾位新馬文藝工作者的文章中可以看出。1930年3月2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在上海成立。在中囯共產黨的領導下，以魯迅爲旗手，團結了大批的進步作家，左聯成爲了反對國民黨的文化“圍剿”的堡壘。作爲左聯這一進步團體的領袖，魯迅贏得了中國現代文壇的廣泛尊重，並影響了一大批的進步作家。

在新馬，魯迅的形象也隨之改變，由落後而傾左，馬華文藝界其時已有不少人視魯迅爲導師，或在寫作時引用魯迅的辭令以加強自己的論據，或在分析問題時斷取魯迅的章句爲准衡。這種對魯迅的認識的急劇轉向無疑是中國國內情勢使然，但同時，我們也不應忽略一些南來新馬的中國作家對魯迅及其思想的宣揚。事實上，馬華作家也的確開始重視魯迅的創作和思想。章翰就指出：“在三十年代中期，馬華文藝界不少人花了很大的功夫熟讀魯迅的書，學習魯迅的思想和鬥爭經驗。”[xviii]。而馬華文藝界在三十年代中期提出的“民族自由更生的大衆文學”的口號，實則是周揚的“國防文學”和魯迅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之爭的餘緒。儘管新馬的文藝工作者之間也有激烈的辯爭，但他們中的多數，是站在魯迅一邊的。“民族自由更生的大衆文學”也基本上與魯迅的思想一致。[xix]

1936年10月19日魯迅病逝於上海。消息傳來，馬華文藝界迅速作出了反應，短短幾天內，星馬各華文報刊發表了大量的紀念文章，《南洋商報》、《星洲日報》、《新國民日報》、《光華日報》以及《中華晨報》等主要報刊都特輯了“魯迅紀念專號”，以寄託對魯迅無盡哀悼和崇高的敬意。下面是《星中日報》於10月20日在第二版刊出的對魯迅先生逝世的報道：

這是一篇簡短的標題新聞，但字裏行間，充彌的卻是強烈的悲痛之情。而在其後幾天趕編出來種種“魯迅紀念專號”，有詩歌、照片、木刻、評論和專論等等，“數量之多，內容之充實，令人感動和欽佩”。對魯迅先生的紀念是馬華文藝界紀念文藝家最隆重，最莊嚴的一次。[xx]

魯迅逝世後，馬華文藝界對他的認識趨同，對其創作和思想崇敬有加。我這裏列出的只是部分紀念文章的標題：

《文化界的大損失》（紫鳳，《南洋商報》副刊《獅聲》，1936年10月22日）

《吊唁群衆的導師——魯迅》（曙明，《星中日報》副刊《星火》，1936年10月23日）

《現代第一流作家魯迅》（佐藤春夫，《星中日報》副刊《星火》，1936年10月24日）

《向魯迅先生之靈致敬》（軍笳，《星中日報》副刊《星火》，1936年10月24日）

《這樣的戰士》（阿生，《星中日報》副刊《星火》，1936年10月24日）

《集體主義旗下的魯迅先生》（馬達，《星洲日報》的《文藝周刊》，1936年10月25日）

《魯迅先生是中國新文學之父》（陳祖山，《星洲日報》的《文藝周刊》，1936年10月25日）

《我們要向魯迅先生學習》（作者不詳，《星洲日報》，1936年10月26日）

《我們要踏著他走過的血路》（俠魂，《星洲日報》，1936年10月26日）

《悼導師魯迅先生》（戴隱郎，《南洋商報》副刊《文漫界》，1936年10月25日）

《導師·魯迅》（英浪，《南洋商報》副刊《文漫界》，1936年10月25日）

我相信，閱完這些紀念文章的標題，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最晚是在魯迅先生逝世之時的1936年，他已確立了其馬華文壇上的至尊的地位，“魯迅神話”亦應運而生——魯迅成了“一面旗幟，一個徽章，一個神話，一種宗教儀式”；[xxi]他是戰士、巨人、導師、嚴父；他是新文學之父，中國的高爾基，普羅文學的英雄……

1937年10月19日舉行了“魯迅逝世周年紀念大會”，出席的社會團體多達34個；大會主席胡守愚在致詞中說：我們紀念魯迅，不在於形式上的紀念，而貴在學習魯迅的奮鬥精神。魯迅的偉大，在於他一生不爲惡劣勢力所屈服，自始至終不斷以最堅強的精神與惡勢力搏鬥，至死不渝，這是我們青年所應該學習的。[xxii]而1947年10月19日的魯迅逝世十一周年紀念會則更爲熱烈，更爲隆重。大會主席汪金丁在致詞中說：

       今天紀念魯迅先生逝世十一周年，當不勝悲痛，悲痛的不僅是失去了偉大的導師，而更大的卻
     是民族苦難未過去而且日勝一日。但另一方面，今天紀念魯迅先生又感莫大驕傲，魯迅先生是
     民族的光榮，他的戰鬥精神，是中華民族精神的表現……[xxiii]

在這次會議上，胡愈之也發表了演說，他強調：“魯迅不僅是中國翻身的導師，而在整個亞洲亦然，他永遠代表被壓迫人民說話，對民族問題（的主張）是一切平等，教人不要做奴隸。”[xxiv]

兩次紀念會，相距十年，但主題、情勢卻是何其相似！王潤華教授認爲，魯迅在新馬1930年以後的聲望，主要不是依靠對他的文學的閱讀所産生的文學影響，而應歸功於移居新馬的受左派影響的中國作家與文化人所替他做的非文學性的宣傳。[xxv]他的確是看准了所有“浮華”之後的“困乏”：當所有喧囂淡逝，魯迅在三、四十年代留在新馬的只是一尊高高在上的蒼白“塑”像……

在這一時期，儘管魯迅神話仍在繼續，但新馬的文藝工作者對魯迅的創作及其思想的研究有了明顯的進步，其代表人物是方修和章翰。

方修是五、六十年代的馬華文壇上的魯迅精神和形象的最虔誠和最堅定的捍衛者，其探討問題，著書爲文，多以魯迅的章句爲圭臬，任魯迅的思想爲指歸。他在1955年至1956年間寫成的魯迅式雜感文集《避席集》最能體現他對魯迅先生的推崇。[xxvi]到了七十年代，章翰先後完成了《文藝學習和文藝評論》（1973）和《魯迅與馬華新文藝》（1977）等兩部著作，繼續推崇“左派”的魯迅精神，堅持認爲無論是學語言、爲人做事、思想、或探討如何搞表演藝術活動，都需要向魯迅學習。他對魯迅的崇敬更是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

魯迅是對馬華文藝影響最大、最深、最廣的中國現代文學家。作爲一位偉大的革命家、思想家，魯迅對於馬華文藝的影響，不僅是文藝創作，而且也遍及文藝路線、文藝工作者的世界觀的改造等各個方面。……不僅是在文學領域，就是在星馬社會運動的各條戰線，魯迅的影響也是巨大和深遠的。長期以來，確切地說，自魯迅逝世後的四十年，魯迅的高大形象，一直鼓舞著人民爲正義的事業而奮鬥。魯迅一直是本地文藝工作者、知識份子學習的光輝典範。我們找不到第二個中國作家，在馬來亞有象魯迅那樣崇高的威信。[xxvii]

方修和章翰都是新馬知名學者，在各自的研究領域都多建樹。他們對魯迅作品和思想的研究，雖然仍有公式化和概念化的痕迹，但他們畢竟都深入了魯迅的作品和思想，並能融入自己的體悟，較大程度上推進了新馬的魯迅研究。

此外，這一時期值得一提的學者還有鄭子瑜先生。早在1955年他就完成了《〈阿Q正傳〉鄭箋》[xxviii]和《魯迅詩話》兩部專書，開始冷靜地將魯迅的作品當作文學經典來認真地加以探究。在出版方面，除了《文藝行列》、《荒地》、《沙漠風》、《耕耘》、《生活叢刊》和《行動周刊》等刊物刊載的“魯迅紀念專輯/專欄”外，1976年出版的魯迅逝世40周年紀念文集《俯首集》也是一部不應忽略的魯迅研究論文集。

最近二十年來，新馬的魯迅研究開始有了不同的途向：馬來西亞仍沿承傳統，鮮有突破，更令人擔憂的是，魯迅研究似乎後繼無人了。吳天才（即江天先生）教授1991年從馬來亞大學中文系退休之後，至今，該系仍沒有開設任何與於魯迅研究相關的課程。而且，更讓人吃驚的是，馬大中文系自1972年開設中國現代文學課程至今，竟然沒有一篇學位論文是關於魯迅的。現在，馬華文藝界只有許德發先生仍困守著馬來西亞的魯迅研究的最後一塊陣地，他的研究方向是魯迅與中國傳統文化。

反觀新加坡近二十年來的魯迅研究，卻別是一番景觀。新加坡的學者在關注中國大陸的魯迅研究的同時，更多地融入了世界性的學術研究大勢，開始客觀、理性地從事魯迅研究，並在魯迅思想的探尋、魯迅作品的詮釋和魯迅語言藝術及修辭手段的研究等諸多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其代表學者就是王潤華教授和林萬菁教授。他們每年都在高校開設魯迅研究的課程，並鼓勵學生以魯迅研究爲論文寫作的方向，僅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的研究魯迅的學位論文就有十幾篇。林萬菁教授的代表著作《論魯迅修辭：從技巧到格律》從修辭學的角度來探討魯迅的作品，認爲魯迅的作品中有其獨特的修辭風格，其基本特徵就是矛盾力所構成的“內攝”兼“外鑠”的特殊風格；全書共分三編十章，旁徵博引而不避煩屑，創獲甚多。至於王潤華教授，從1976年發表第一篇研究魯迅小說《狂人日記》的論文《西洋文學對中國第一篇短篇白話小說的影響》至今，魯迅研究一直就是他最爲專注的學術領域。其學術專著《魯迅小說新論》和《從周樹人仙台學醫經驗解讀魯迅的小說》、〈回到仙台醫專，重新解剖一個中國醫生的死亡〉等學術論文揉合學人的嚴謹和詩人的才情，多角度、多層面地探尋魯迅的藝術和精神世界，充分地展示了他宏闊的學術視野和專博的中西學養，無疑是東南亞，乃至世界魯迅研究的最新成果，代表著現在，乃至今後一個時期的魯迅研究的方向。而新一代的作家，如雲裏風、黃孟文、吐虹等，也開始把左派的魯迅文學觀進行調整和修改，嘗試破除被神化了的魯迅的規範性和正確性，重新爲中文和文本定位。[xxix]

以上是對魯迅在新馬的影響和新馬的魯迅研究的一個概述。總的來說，魯迅的創作及其思想在新馬，由二十年代的寂寞和被誤解開始，經過很長一個階段的喧囂（其實也是另一種形式的被誤解）之後，到了八十年代方才擺脫“左傾”的索套，被視爲客觀的學術物件，從街頭走向大專學府，褪去浮華，返歸本真，新馬的魯迅研究者也因此取得了驕人的成績。這過程，雖多曲折，但終歸還是令人欣慰的。

[i] 方修《馬華文學史論》（香港：香港三聯書店，1986），頁8。

[ii] 王潤華《從反殖民到殖民者：魯迅與新馬後殖民文學》，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學術論文第144種，2000年，第1頁。

[iii]章翰《魯迅與馬華新文藝》（風華出版社，1977），頁1。

[iv] 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頁160。

[v] 魯迅〈《呐喊》自序〉，《晨報·文學旬刊》，1923年8月21日。

[vi] 魯迅〈《自選集》自序〉，《魯迅自選集》（上海：天馬書店，1933）。

[vii] 魯迅〈影的告別〉，《語絲》第4期，1924年12月8日。

[viii]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執政府屠殺赤手空拳請願的市民和學生，死傷甚衆。魯迅稱這一天是“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

[ix] 1927年4月12日，國民黨右派從上海開始，實行清黨，大肆捕殺共產黨和進步群衆；接著廣州發生“四一五”大屠殺。魯迅在〈答有恒先生〉中說：“我恐怖了。而且這種恐怖，我覺得從來沒有經驗過。”

[x] 轉引自支克堅主編《簡明魯迅詞典》（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1991），頁10。

[xi] 郭沫若〈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見陳漱渝主編《魯迅論爭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1074。

[xii] 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見蔡元培等著《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論集》（上海：上海書店影印，1982），頁125。

[xiii] 陳獨秀〈致周啓明（1920年8月22日）〉，見水如編《陳獨秀書信集》（北京：新華出版社，1987），頁258。信中說“魯迅兄做的小說，我實在五體投地的佩服”。

[xiv] 方修《馬華新文學史稿》（上）（星洲世界書局，1971），頁60-61。

[xv]陵〈文藝的方向〉，《星洲日報》的《野葩》副刊，1930年3月19日。亦見方修《馬華新文學史稿》（上）（星洲世界書局，1971），頁311-313。

[xvi] 請參閱王潤華《從反殖民到殖民者：魯迅與新馬後殖民文學》，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學術論文第144種，2000，頁3-5；章翰《魯迅與馬華新文藝》（風華出版社，1977），頁2-5。

[xvii] 方修《馬華新文學史稿》（上）（星洲世界書局，1971），頁316-317。

[xviii] 同注3，頁6。

[xix] 章翰《魯迅與馬華新文藝》（風華出版社，1977），頁8。

[xx] 同上注，第25頁。

[xxi] 同注2，頁9。

[xxii] 同注3，頁46。

[xxiii] 同上，頁48。

[xxiv]章翰《魯迅與馬華新文藝》（風華出版社，1977），頁46-48。

[xxv] 同注2，頁6。

[xxvi] 同注2，頁13。

[xxvii] 同注3，頁48。

[xxviii] 關於《〈阿Q正傳〉鄭箋》的出版還有一段傳奇的經歷：該書完稿於1945年，鄭子瑜當時將書稿寄給在廈門大學執教的朋友葉國慶先生，轉請鄭振鐸先生撰寫書序，並介紹出版處。鄭振鐸收到了書稿，亦答應作序，但不久，鄭振鐸因飛機失事，不幸遇難，書稿不知所終。到了八十年代，書稿竟在街頭出現，幾經周折，還奇迹般地回到了鄭子瑜手中。1993年，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終於將它印行出版。

[xxix] 同注2，頁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