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與《出路》

《星期文藝》是《南洋商報》戰後復刊後創辦的重要的文藝性副刊。它在周日刊行，登於副刊第八版，篇幅半版，一般登載5到10篇各類作品。1950年1月份有8日、15日、22日和29日四期，共有26篇作品，其中屬於小小說的10篇，散文8篇，詩歌5篇，遊記1篇，人物回憶1篇，書評1篇。[1]本文選題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在方修先生的研究中，從1948年6月到1953年冬被籠統地劃爲馬華文學的緊急狀態時期，本文則擬考察更短時間內更爲細緻的情況。[2]二是戰後文學單行本的增多，[3]馬華文學史研究的文本物件已轉向這些單行本，副刊相對受到冷落，[4]本文則有興趣嘗試探討副刊在戰後馬華文學史研究中的價值。本文將側重對1950年1月《星期文藝》作品內容進行介紹，通過作品分析看作者們的關注問題和精神狀態。

本文討論的這一時期副刊作品的最大特色是對現實社會的批判性思考。作者們在作品中描寫處在社會底層民衆的生活感受，突出普通勞動者受剝削壓迫、勞作一生但窮困潦倒的現實。在對窮人弱者的同情中，作者們表達出對和黑暗社會的不滿和責問，從而發出希望變革的呐喊。

例如，小說《拔牙齒的老人》勾勒出一個南洋華僑的一生。拔牙老人年輕時候就背井離鄉過南洋，本來指望撈黃金，但連基本生活都難維持，年已古稀，仍每天給人拔牙。他虔誠敬神，總是省下錢來買香。但這位孤寡老人最後的結局是“仆街”，即倒在街上死去，由警車拉走了事。

在小說《補鞋嫂》中，主人公補鞋嫂母老父病，丈夫補鞋爲業，她懷孕堅持給人家洗衣服掙錢，即將臨産前摔倒受傷死去。作者感歎：“她的死是給生活無形的壓迫，生活要她繼續做下去，她自己也覺得應該做下去。”“他像只拉車的黃牛，永遠只埋頭苦幹，至於他以後生涯會變成怎樣？那簡直不敢想……。”

小說《不算奇遇》講述的是逼良爲娼的故事。因爲父親腳腫十幾天沒法踩車，母親出去踩車，但是車被警察扣掉，而且還罰款十塊，無處籌錢，年輕的女兒無奈來到街頭招客賣身。一位好心人知道了原由後，把身上僅有的兩塊錢送給了她。她走後，那“叫我如何活下去？”的哀歎聲卻留了下來。

當時的教育工作者也每日爲謀生而苦。小說《鬻兒記》中的校長夫婦都要在學校上課，孩子又多，貧困勞累，無法承擔更多的負擔，只得把新生嬰兒送給別人。

散文《一株樹》以牆頭枯樹比喻窮人。“他已經沒有了一片葉。只管蕭索的在風中抖。窮，病，饑，寒，絡繹地追著他。他可就是人類的窮人的象徵？”

在小說《罰》中，作者把心中的不滿和憤怒直接喧嚷出來。“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的過去，然而起碼的生活還得不到解決；對於茫茫的人海充塞著的世界，不禁起了增惡。我要詛咒，詛咒那吃人的社會制度，我恨！恨那些富商豪們，專門剝削他人而自肥的傢夥。他們才真真是社會的蠹賊，沒有他們人們的生活那裏會困苦？社會那裏會不安寧？”

在詩歌《山城》中，戴振南展現了山城從荒涼到再度熱鬧的圖景，但在這種熱鬧的背後，殘酷的社會現實並沒有改變，而且矛盾正在激化。整個山城被震撼著，預示著變革將是不可避免。全詩如下：“這昔日裏荒涼的山城啊！/現在漸漸地熱鬧起來啦！/一般的——/掘金者，/夢的追尋者，/政治投機者，/還有……，/那貪婪的寄生蟲啊！/盡情湧到這山城裏來了！/亞答屋已變成洋房，/獨木橋也化成了鋼鐵的橋梁，/煤油燈也變成了電燈，/劇場，舞廳，賭館，娼寮，酒吧間……/享受主義者的家啊！/如雨後春筍般地/在山城裏蓬勃地建築著，/收音機底聲音，/汽車底聲音，/醉人底調子，/夾著/窮人們底哭聲，/富人們底笑聲，/震撼著/整個底山城。”

婚姻自主和幸福是青年男女的追求，但在封建的舊制度下，有情人往往不能成眷屬，而是淪爲禮俗的犧牲品。這些作品中有三篇就是用婚姻作爲題材來控訴舊制度對青年人生的摧殘。小說《小鶯的死》描寫一對年輕戀人情投意合，但女方家庭執意包辦，要把女孩子嫁給你外一個她不愛的人。女孩子留下絕命書，毅然選擇自殺，以死明志。小說《退了色的夢》寫因爲所謂的同姓不通婚，相愛的人被迫拆散。雙方無力挑戰習俗，但女主人公又不移情別向。於是，“終日淚水盈眶；鬱鬱寡歡；矛盾的情感，腐蝕了她青春活躍的生命；徒自悲哭地，期待那夢境的實現。” 在小說《出嫁》中，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就被家庭安排嫁人，鄰居覺得可憐，但她自己卻懵懵懂懂，不顯得憂愁。

許多作品在描述底層民衆的悲慘處境時，經常把場景放置在夜晚，通過對夜色的描寫，突出人們渴望改變、向往光明的心情。例如，在《小鶯的死》中，一對即將被迫分離的戀人在黑夜中感到前途的無奈。原先他們經常在這裏甜蜜地約會，“而今，這靜寂的景況！增加了我們的煩惱和惆悵！荒涼的夜色！象徵了我們暗淡的前途！消逝了——我們的希望，自由和幸福。”

小說《罰》中的“我”對黑夜的壓抑感到無法忍受。“窗外夜幕低垂，黑暗掩蓋了一切。”“我”由此憎恨詛咒可惡的社會制度。“窗外的黑夜仍隨著昆蟲的鳴聲在繼續進行；天空中沒有星夜沒有月，聯運快也看不見影子，只是一片嘿嘿，重甸甸地往下壓。風習習地迎面吹來，椰樹瑟瑟地作響，像在低語，像在傾訴。”他看不慣魚缸中一條欺負小魚的大魚，懲罰了這條打架魚。“夜，黑沈沈的夜，靜寂無聲的夜，在不斷地進行著，然而這個時候的我，卻比剛才興奮得多愉快得多。”

陳萍的《弱者的呻吟》則以不多的筆墨勾勒出處在社會底層的弱者的淒慘和無助。作者似乎是在向人們提問：誰來關心這些弱者的呼聲和命運？誰來打破這黑暗的世界？詩中寫道：“縹緲的人生，/何處有我的棲身。/像一葉輕舟，/在巨浪風濤中沈浮。/受盡了不知多少次的暴力襲擊，/誰來救護著小小的生命，/悽楚的號叫，/播散在一片茫茫的人海，/誰曾留意到弱者的呼聲。……縹緲的人生，/那兒能寄託我的精神？/你處身於一個黑暗的世界，/到處潛伏著猙獰毒惡的幽靈。/他伸出無情的魔掌，/張開血盆似的大嘴，/要把你生剝活吞，/叫你葬身在他的肚裏。”

史恒的小說《出路》講述一家四口，老母生病後，原來清貧而快樂的生活便無以爲繼。“我”半夜照顧母親後，走到屋外。“外面一陣寒風襲來，像浸在清冷的溪流中似的，使他覺得有點冷，但是不久他像洗了心府一樣的倒覺得舒適起來。”“周遭是這麽靜，靜得沒有一息人聲；雖然偶而也有幾聲狗吠，但很快又便回沈靜了。”在決定踩三輪車去掙錢養家後，“我”似乎有了出路。這時，“東方已露出一點微光，天快亮了。”

中國南部人民爲了謀生，告別災難深重的家鄉，來到東南亞各地，在血與汗的不斷創業中，逐漸發展出各地的華僑社會。這一可歌可泣的奮鬥史是東南亞華文作家經常性的題目。遊記《到金馬侖去》中寫道：“在金馬侖上，最能瞭解華僑父老的拓荒，功勞和忍耐勞苦適應環境的精神。”作者又對華僑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感到由衷高興，因爲“金馬侖的文化水準可說相當高，我親自聽見孩子們之間已用國語會話。”

另一方面，許多作者在批判社會不公的同時，也把眼光落向華僑社會的不良風氣。少磊的散文《漫談鼻子》指出華僑好像都像信任的鼻子又長又大才能富有，實際上體現出華僑崇商崇富的普遍心理，但是大家的鼻子都長了其實不好。“在南洋的華僑社會裏，一般人送子女上學，其目的大多在於‘掙錢’，非‘掙大錢’不足以榮宗耀祖，就是說，他們是贊成大鼻子的。/於是乎，問題來了！/‘人才’乎？‘奴才’乎？” 林佐的小小說《出殯》描寫了一個放高利貸的僑商爲了發財不惜讓許多同胞家破人亡，然而卻吝嗇成性，“醫院，學校，賑災，救國，關於慈善和公益上，出了一占錢，有如割他的肉。”儘管死後喪禮辦得極其奢侈，但路人的言談中沒有任何同情。作者在最後以幾份慶倖的口氣寫道：“人世間，少了一個製造罪惡的壞蛋。”

1950年是新馬社會不平凡的一年。此前較早的英國殖民當局宣佈緊急法令不說，最近的有1949年10月1日祖國大陸政權更替。英國政府雖然在1950年1月6日就宣佈承認新中國，但實際上新馬華僑與祖國的各種聯繫幾乎全部被終止。華僑社會面臨著何去何從的歷史選擇。1949年12月31日《南洋商報》歲末社論題爲《站在馬來亞看世界》，似乎是華僑開始適應外部環境巨變的具體表現。

文學作品反映現實，但並不直接討論政治。在本文探討的這一短時期內的文學作品中，對上述政治變革著筆很少，更不用說公開直白的反對或讚揚。除了文學的內在要求外，一個可能原因是殖民當局的政治高壓。只有兩篇文章點到當時的政治事件。在遊記《到金馬侖去》中，作者天璣提到，宣佈“動亂狀態”後，原來遊人如織的旅遊勝地現在人迹稀少，軍警駐紮雖然起著保護作用，但是多少影響了遊興。小說《拔牙齒的老人》一文談出了對祖國政治社會巨變的看法。主人公拔牙老人身無分文，卻關心時事。在他看來，“國民黨豈有不敗之理，那些豪門巨富的黨棍，整日猛刮猛貪，以至民窮財盡，生靈塗炭……”“我們這樣年紀的人還有眼看到人民政府的誕生，算是有幸！只希望新政府幹得好些，人民才有碗安樂茶飯。”

從這些作品來看，華人對自己身份認同並沒有很大轉變。“華僑”的稱呼原封不動地在沿用。幾篇文章中的“救國”和“國語”中的“國”當然仍指的是中國。不過，幾乎所有作品的描寫物件都是當地的華僑社會，祖籍故國在作者們的筆下已經被疏遠。散文《海》也許可以看成是一個例外。作者白芷對大海有著愛很交織的複雜感情，因爲小時常與表妹一起在老家海邊玩耍，後來表妹在南來的路上不幸葬身大海。該文似乎會讓人們多少想起華僑與祖國割不斷地聯繫。

既然現實是黑暗的，華僑社會又流弊甚多，那麽這些文學作者們除了揭露和呐喊外，對未來抱有何種態度呢？

從這四期的各類作品來看，主要有兩種態度。一種是秉承現實主義文學的戰鬥風格，主張與黑勢力作鬥爭，改造社會。例如，《風箏》的作者白浪通過對風箏翺翔於高空的描寫，表達了對自由的向往。文章寫道：“風箏，教我如何去洗掉這沾了封建毒素的心痕。” 趙子謙的《悟》觀察受傷的花草在主人的精心幫助下重新復活，從而發出感歎：“對於生的熱望可以戰勝任何黑暗的勢力，這個世界只有戰鬥者才能真正地繼續活下去。” 散文《一株樹》在談論牆頭枯樹的無奈時，也寫到它的頑強再生，告訴人們萬物“迴圈”的道理，只要堅持就會有希望。而在小說《小鶯的死》中，女主人公臨死前寫信給心上人，說出自己抗爭的心聲：“不自由，毋寧死！” 白浪的《用筆》是一首富有戰鬥性的詩。它可以說是強調用文學改造社會這一傳統的一個較爲典型的例子。其中寫道：“用筆，/要像用劍，/斬去社會底假布幕，/掃去‘僞君子’的面具，/嘿，瞧——/在幕後，是害人的陷阱，/除去面具，原來——/是‘趙貴翁’的子孫。……用筆，/要像用鋤頭，/爲大衆，/鋤泥石，蓋去陷阱；/爲弱者，/除去‘僞君子’。/用筆，/要像用旗，/領導人類向前沖，/馳向光明，成功。”

另一種態度同樣抱有未來會更好的願望，但它似乎更加注重現在，傾向於通過自我的努力和改善從我做起來對待生活。在散文《時間的分配》中，作者預人叫人們珍惜時光，做好計劃，多讀一些書。“到時候，你覺得人生是有無窮的美麗的。”《早晨的情趣》歌頌早晨，叫人們莫負韶光。“的確，早晨最使人們寄予無限的希望。早晨是活潑的，是朝氣的，是欣欣向榮的。”“起來吧，機械的人們，我們要年青，要活潑，要享受大自然的唯一的恩惠，那麽只有早起吧，在大自然的懷抱裏，薄霧圍中，讓我們跑跑，讓我們跳跳。” 小說《出路》的主人公下定決心去踩三輪車來掙點錢，因爲他得到女友的鼓勵，靠勞力吃飯並不可恥。白凡的《葉語》寫作於1949年12月14日。該詩與其他幾首詩略有不同。它立意別致，以擬人手法，描寫葉子對周圍世界的感受。葉子看到的是大自然的和諧和歡樂，由此萌生出對賜予自己生命的大自然的感激，以及要珍惜回報使之更加美好的衝動。不知它能否喚起人們對此刻此地的依戀？該詩文字相對優美，格式上也注重變化，可讀性強，現錄其四段中的首尾兩段如下。“有雲雀珠玉的喚鳴，/從藍空一串串墜下；/有碧綠的葉叢和藹地相擦，/ 讓風來牽引它們的感情；/從斜穀裏跑出來的流泉，/ 浮一莖草，/ 漂一片葉，/ 帶起它們旅行；/有露珠的晶瑩，/ 挑一縷初陽散佈的霞彩，/ 宣示萬物的歡愉；/有牧女遙遠的歌，/ 隨大地的氣息一起蕩漾……在大自然中，/我占著一個位置，/ 占著一寸土；/ 一寸土喂育著我的生命，/ 爲了生命真實的貢獻，/我以喜悅開成花，/我以希望結成種實；/ 不使生命浪費，/不使大地虛空，/我撥下無數種子，/ 在明春，/還給自然以無比的絢麗……”

方修先生在論述緊急法令時期的馬華文學時指出：“這時期（一九四八—五三）寫作界的另一個主要傾向——反映本地若干次要問題或非本質意義現象，一般作品大抵取材於都市或鄉區的灰暗面，諸如上流社會的醜態，教育界的黑幕，小市民的生活，私會黨的活動，封建農村的小悲劇，一些卑微人物的不幸遭遇，等等。”[5]因爲反帝反殖的時代主題成爲文學禁忌，這一結論是大體正確的，但它是在以分析蕭村、白寒等作家爲代表的出版著作的基礎上得出來的。如果以本文觀察的這段時期副刊作品爲例，則發現情況略有不同。副刊往往更近更快地貼近普通讀者，作者們勇於在作品中揭露社會的黑暗，敢於對不公正現象進行譴責，爲下層民衆的命運呐喊。他們在思考未來，儘管出路還不明朗，但他們表現出的批評和探索的態度是積極的。他們心中有希望感。不過，僅以一個月的副刊作品，要揭示這其中發生細微轉變的原因是很難的，但這也許可以從一個側面說明戰後馬華文學史研究中副刊研究的重要性。

[1]新加坡國家圖書館藏《南洋商報》（1950年1月）縮微膠捲NL2672號。

[2] 方修的戰後馬華文學史分期見《戰後馬華文學史初稿》，董總出版，1987年

[3] 據統計，1950年出版有小說10本，散文4本，超過以往任何一年。見楊松年彭志風，《戰後島獨立前華文文學的出版》，載柏揚主編，《新加坡共和國華文文學選集史料集》，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2年，第209頁。

[4] 這其中《星期文藝》的研究尤其缺乏，只有杜南發附帶分析過1977年的詩作者，見上引柏揚書第418-439頁杜南發1978年文章《各種刊物與詩作者研究》。

[5]方修，《戰後馬華文學史初稿》，董總出版，1987年，第89頁。

時間	文章名稱作者類型
1950年1月8日	1小鶯的死激流小小說 2出嫁葉子小小說 3悟趙子謙散文 4時間的分配預人散文 5初戀亦萍詩歌 6風箏白浪散文 7弱者的呻吟陳萍詩歌 8葉語白凡詩歌 9早晨的情趣天璣散文
1950年1月15日	1拔牙齒的老人林靜小小說 2鬻兒記田佳小小說 3海白芷散文 4罰宇夫小小說 5出殯林佐小小說
1950年1月22日	1到金馬侖去天璣遊記 2李先生龐而之人物回憶 3出路史恒小小說 4一株樹吳虺散文 5退了色的夢激流小小說
1950年1月29日	1讀秋天裏的春天（巴基著；巴金譯）魯直書評 2補鞋嫂兆光小小說 3漫談鼻子少磊散文 4用筆白浪詩歌 5永恒的過失旭光散文 6山城戴振南詩歌 7不算奇遇秋煙小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