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對當代印尼文學的影響

作為印度尼西亞最具影響力的作家，普拉穆迪亞·阿南達·杜爾(PramoedyaAnantaToer)曾多次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並被美國康奈爾大學教授安德生(BenAnderson)譽為“東南亞在世的最偉大作家。”[i]他的知識分子曆程及其在印尼文化史中的地位也成為眾多研究的中心論題[ii]。學者們普遍認為，1956年至1959年是普拉穆迪亞文化和政治思想演變的重要時期。然而，在探求這一轉變的原因時，現有的研究都將焦點放在印尼混亂的國內政治變革及其對普拉穆迪亞的影響上面，很少有人關注促使他轉向文化左傾的重要的外來靈感源頭：他對中國和中國文藝理論的理解。印尼現代文學的權威特烏(A.Teeuw)是少數注意到普拉穆迪亞對中國的態度及其對印尼看法改變有直接聯系的學者之一。他說，普拉穆迪亞1956年對中國的訪問是個裏程碑：“正是在他從北京回來以後，他由一個夢想的詩人變成了一名實際行動的社會鬥士”[iii]。然而，特烏沒有解釋為什麼普拉穆迪亞的北京之行如此重要以及普氏對中國的理解如何影響他對印尼的看法。普拉穆迪亞對中國的感覺很複雜，如果不對此進行詳細研究，將使我們無法確切地評價普拉穆迪亞和他在1960年代上半葉印尼左傾文化運動中的重要角色。

本文將討論普拉穆迪亞對中國文化准則和實踐的理解，並探討它與普拉穆迪亞的思想演變的關系。本文的觀點是，普拉穆迪亞在重新塑造理想中的印尼遠景時，他總是拿印尼存在的問題來與似乎處理得很好的“中國榜樣”進行對比，如此一來，他所構造和展現的中國形象就成為一面鏡子和隱喻，其中蘊涵的可轉變的深遠意義遠超過其本來的內涵。通過將中國作為一個政治聲明和文化象征，普拉穆迪亞有效地將當代中國文藝學說中的部分關鍵因素結合進他對印尼的新構想之中，從而促使他向文化激進主義轉變。

普拉穆迪亞1925年2月6日出生在爪哇中北部一個名叫布嶗若的小鎮，其父為“至善社”學校的校長。初中學業修完之後，普拉穆迪亞1940年到泗水的廣播職業學校求學。1941－1945年日本占領時期，他在日本通訊社工作的同時，到一所成人學校就讀。1945年印尼革命爆發之後，他加入一個青年准軍事組織及東爪哇的西裏萬吉師。1947年7月至1949年12月，普拉穆迪亞被荷蘭人關在監獄。1950年印尼正式獨立後，他成為一家官方出版機構－BalaiPustaka的現代文學編輯，同時也擔任《印度尼西亞》雜志的編輯。1951年底，他離開BalaiPustaka，創辦了文藝組織（DUTA）。

普拉穆迪亞1956年之前的思想表現在他對民族主義和普遍人道主義的堅持，這可以從他的反映抗日和抗荷的作品《追捕》和《遊擊隊之家》中明顯地看出來。除了愛國和民族主義色彩以外，這兩部小說都有著深厚的人文主義基礎，這也反映了當時占主導的普遍人道主義思潮。這種人道主義文學理論的關鍵內容之一就是堅信印尼作家是“世界文化的真正繼承人”。1950年的《信仰宣言》宣稱，“印尼文化是由世界各個角落發出、然後彙集成各種激動人心的聲音所決定的，其後我們把自己的聲音傳遞回去”[iv]。正如普拉穆迪亞後來所寫的，“《遊擊隊之家》的靈感來源於愛國思想，從另一方面看也是來源於人性－－一種因拒絕現實而生存和消亡的烏托邦理念。”。這種人道主義的關懷部分導致了普拉穆迪亞對印尼共產黨的反感。例如，他的《遊擊隊之家》不僅譴責了荷蘭和英國，也批評共產黨人發動血腥的茉莉芬暴動。他在1950年代早期的其他作品都繼續展現了“人類的普遍孤獨感”這一沮喪主題[v]。

普拉穆迪亞的思想方式受到當時國內政治和文化變遷的影響。50年代初期印尼正在堅持不懈地尋求適合本國環境的政治模式，新誕生的共和國內部根深蒂固的社會政治分歧使得這一任務變得尤為艱難。因此，政治動蕩、文化對抗、種族/宗教對立就構成了印尼後殖民時代早期曆史的顯著特征。知識分子的樂觀和期盼情緒也逐漸被幻滅、疏離感所取代。他們不滿的最明顯跡象就是政治文化論述中頻繁出現的“危機”主題。例如，1953－1955年“文學危機”的爭論就圍繞了三個主題：危機是由於革命失敗造成的；西方對印尼文學的消極影響是危機的原因之一；知識分子與人民的疏離進一步加重了危機。普拉穆迪亞加入了這場爭論，並且對那些迷茫的參與者所表達的大部分意見深表贊同。

普拉穆迪亞於1953年6月赴荷蘭，或許是要逃脫印尼的灰暗，從外部世界尋求靈感。然而，他在阿姆斯特丹“荷蘭文化合作基金”的六個月的訪問並無收效。荷蘭之行對普拉穆迪亞而言是失望的，主要是由於他意識到印尼和荷蘭是完全不同的。荷蘭使他想起了“棺材”，他也特別敏銳地觀察到印尼與荷蘭的區別：“前者正在建立自身、尋求認同的進程中，而後者已經建立自己的認同”。他更多地批評西方，指責荷蘭文化合作基金是個“殖民思想庫”，其目標只在於“將西方文化輸入印尼”[vi]。在荷蘭期間，普拉穆迪亞或許受到了荷蘭的印尼研究權威沃斯海姆的影響，沃斯海姆認為印尼文學混亂的根源在於“作為社會革命的印尼革命的失敗”。回到印尼之後，愈演愈烈的腐敗和社會混亂加劇了普拉穆迪亞的幻滅感。後來他回憶道，“我看到所有革命的承諾都沒有實現”[vii]。從文學中去洞察人類問題的探索已經使得他無處可停。1956年年中，他出版了一本名為《生命午時的沉寂》的小說，它生動地描述了知識分子對西方文化侵入的疏離和怨恨。根據特烏的看法，這部小說具有深刻的象征意義:

在這部小說裏，作者似乎已經到達了一個他准備用行動取代夢想的階段--他來到這個階段是因為對周圍世界的怨恨，也因為對自身生活無用、寫作的失敗和人性不足的失望[viii]。

然而，與過去決裂，並不意味著已經找到了新的方向。1956年中期，普拉穆迪亞對於他作為一個邊緣作家，可以反抗社會不公、幫助實現“社會正義與繁榮”的夢想，仍然感到不十分確定。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啟程前往中國，開始一場可能深深影響他的文化和政治思想的訪問。

在1956年訪問中國之前，普拉穆迪亞對中國和中國文藝理論有一定的了解。二戰期間在日本通訊社工作時，亞當·馬立克（後來曾任印尼副總統）指派他負責中日戰爭的報道。根據普拉穆迪亞自己的說明，中國共產黨軍隊、毛澤東、周恩來已經在印尼獨立之前的“革命報紙”得到廣泛的報道。1948年在他被關入武吉杜瑞監獄時，遇到了一個前荷蘭皇家東印度軍（KNIL）軍官。這個荷蘭人告訴普拉穆迪亞他已經被宣判死刑。他說，“但是我還有一線希望，就是如果中國紅軍南下的話，我就平安了”。普拉穆迪亞回憶道，自從那時，“我產生了一種想法，覺得中國紅軍的影響，竟也滲進一部分荷蘭皇家軍隊的士兵心中。這對印尼也產生了切實的激勵效果”[ix]。

五十年代的前半段期間，普拉穆迪亞開始關注中國的文化實踐。在1952年寫的一篇題為《文學作為工具》的文章中，普拉穆迪亞引用了毛澤東的文章來支持自己的觀點，即文學只是人們用來實現自身目標的工具。不過他對毛澤東“藝術應該為人民，尤其是工人、農民和戰士服務”的准則表現出了矛盾的看法。他將毛澤東的看法與“貴族化的觀點”，即藝術屬於那些理解藝術的人（他並不反對），進行比較後，發現了兩者都存在優點和不足：貴族化的觀點有可能保存創造性的完整，而毛澤東的觀點有助於根除危害社會團結的頹廢創作[x]。1954年，普拉穆迪亞從英文或是荷蘭文翻譯了周揚的一篇文章：《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中國文學的前進之路》。周揚認為中國文學需要自身的民族特性，並能夠開放接受所有的進步影響。他還介紹了一些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的准則，呼籲用“階級的觀點”來描寫現實生活[xi]。到1950年代中期，普拉穆迪亞對中國作家極高的社會地位十分贊賞：“中國把文學視為政治經濟中的一股力量”，與印尼相比，中國作家也可以得到極高的稿酬[xii]。

在1955年萬隆會議期間，普拉穆迪亞與中國代表團和中國大使館有所接觸，這或許表明他對中國的興趣不斷增加。1956年初，普拉穆迪亞從英文版翻譯了著名作家丁玲的一篇題為《生活與創作》的長文，登載在文化學報《印度尼西亞》上[xiii]。丁玲認為一部好的文學或藝術作品只能從親身經曆中產生。要創作有價值的作品，作家必須“走進生活，與人民生活在一起”。只有了解到“為工人、農民和戰士寫作”這一點之後，作家才能夠真正地與群眾結合在一起。普拉穆迪亞似乎同意丁玲的看法。在三個月之後出版的一篇論文中，他回應了丁玲的觀點，建議作家到人民中去，與他們生活在一起，直接參與工業生產[xiv]。普拉穆迪亞1956年10月之前的作品顯示他已經從英文與荷蘭文資料中廣泛閱讀了中國文學，非常熟悉中國主要作家（如郭沫若、丁玲、茅盾）的作品。在1956年7月的一篇論文中，他贊揚中國政府努力提升文化和教育事業。他認為茅盾和魯迅“是中國最優秀和最著名的作家，因為他們屬於意識到自身社會責任的新一代”。到1956年中，普拉穆迪亞也已經完成了魯迅小說《狂人日記》的部分翻譯工作[xv]。

總之，1950年代中期的普拉穆迪亞正處在十字路口。他確信印尼革命已經失敗，加上對國家灰暗現實的認識使得他更為沮喪和幻滅。普遍人道主義已經被證明無法解決印尼所面對的深重社會和政治問題。他渴望知識分子獲得更多的社會認可，並扮演和更積極的角色，但又對印尼作家缺乏組織和貧困的財政狀況感到十分失望。他對共產主義的不信任使得他無法加入左翼文化組織――印尼人民文化協會（Lekra）。因此，1956年之前的普拉穆迪亞仍然是一個痛苦地追尋新方向的獨立知識分子。更深一層來說，他在荷蘭的經曆使他確信西方文化無法為印尼問題提供任何有用的幫助；他開始向別處尋找答案。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中國逐漸成為普拉穆迪亞構建文學理念和政治思想的參照物，並獲得一個隱喻性的地位。他對中國文學作品的翻譯也表明他被中國的文化實踐和文藝理論所吸引。實際上，普拉穆迪亞已經發現了自己的文化觀點與中國文藝學說的共同之處。例如，對勞苦大眾命運的關心，盡管對普拉穆迪亞而言，群眾所指的是在社會階級意義上的毫無差別的“小人物”，而中國作家所指的是勞動階級的成員，即農民、工人和戰士。

應全國文聯主席郭沫若、作協主席茅盾和對外友協負責人楚圖南的邀請，普拉穆迪亞到中國進行了為期一月的訪問。他於1956年10月中旬抵達北京。在出發之前，他就設想這次北京之行將不僅為他形成對中國的看法，更重要是對印尼的思考，提供很有價值的機會。正如他後來回憶道，

在訪問外國之時，我通常會注意一些事情。如果是到發達國家，沒有任何問題。但是如果是新興國家，我就得研究。因為在如何改善國家和人民的命運的課題上，我們有著本質上的相似之處。中國就是這樣的新興國家。如果我受到中國的影響的話，那是受到那個國家自身，因為這是一個自己建設起來的新興國家。印尼也是一個新興國家…新國家之間必然有些類似之處。有些東西我們可以學習，有些範例可以采納。的確，那時的中國比印尼成功了許多[xvi]。

普拉穆迪亞在中國的第一項主要活動是參加魯迅逝世二十周年的紀念大會（共有來自20多個國家的作家出席）。在闡釋了魯迅的重大影響之後，郭沫若和茅盾在各自的主題發言中都強調魯迅的偉大來自“他的革命思想和對人民的熱愛”。郭沫若還向外國來賓表示，中國知識分子將“不辜負其他國家文化工作者的期望――中國的新文化將為世界文化做出更大貢獻，中國將產生更多的魯迅”[xvii]。作為應邀在大會發言的外賓之一，普拉穆迪亞贊揚魯迅是偉大的作家，他的貢獻不僅在於對社會的敏銳觀察，更重要的，在於他積極為改善群眾命運而鬥爭。“魯迅是他的民族的喉舌，是他的人民的聲音。魯迅體現了充滿對全人類有良好願望的人們的道德覺悟。他並非僅僅停留在希望上，而是采用了他認為最好的和最恰當的方式――文學，而積極鬥爭，來實現這些希望。”[xviii]普拉穆迪亞對魯迅的理解顯然再次點燃了他自己對印尼知識分子的希望:

每個作家都有責任，正是由於這個責任而產生了選擇。魯迅選擇了遭受苦難的人民的一邊…但是魯迅不僅僅是選擇，他還進行了鬥爭，使得他選擇的對象不停留在文學作品上，使它成為現實。他是一位思想的現實主義者，行動的現實主義者。[xix]

這一思想與行動結合的理想為普拉穆迪亞找尋解決印尼社會文化問題的有效方法提供了最佳範例。回印尼之後，普拉穆迪亞將魯迅塑造為不僅是一個偉大的知識分子，也是作為戰士的“中國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之父”[xx]。

參加北京會議之後，普拉穆迪亞訪問了上海、南京和廣州。他告訴一位印尼記者，與他在歐洲的經曆相比，他發現很容易與中國人建立良好聯系，中國之行令他十分愉快[xxi]。在中國期間，普拉穆迪亞與中國一些著名作家和文化官員有著頻密的接觸，他們包括周揚、茅盾、巴人（王任叔，作家兼文學評論家，首任中國駐印尼大使，後任人民出版社社長）、楊朔、劉白羽、劉之俠、郭小川及李銳等。他們之間的會談是在親切的氣氛中進行（有一次在巴人的住所，沒有進行事先的安排，普拉穆迪亞與主人在晚宴之後繼續進行熱烈的討論）。會談主要交流兩個主題。首先是中國“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的文學路線。這種文學路線的核心是藝術作品應該反映社會現實和人民生活。中國作家也用大量時間來批評“藝術為藝術本身而存在”的概念。第二個主題是“藝術應該為人民服務”。毛澤東於1940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首次系統地進行了闡述。如前所述，普拉穆迪亞對這兩種路線都有著一定的熟知。他與上述兩個主題的建築師和實踐者的討論增強了他對中國文學路線的了解，因而有助於他對這些文藝思想的評價[xxii]。

普拉穆迪亞首次的中國之行給他留下良好的深刻印象。他對中國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十分驚歎，相信中國人“正在創造曆史”。普拉穆迪亞說，對於中國人民最重要的“不是金錢、利害得失，而是真誠、覺悟和工作”[xxiii]。他對中國人同時擁有“浪漫主義和實用主義”的精神感到驚訝，覺得他們並非為個人工作，而是為國家和社會利益。他把中國比喻為“正在創造的史詩”，中國革命是“完完全全的革命”，而不是改革。與其他在1950年代期間到中國訪問的眾多印尼人一樣，普拉穆迪亞以良好的中國形象來與自己的國家進行對比：“在印尼，人們只考慮自己；在中國，每個人都為別人著想。那裏的人必須貪婪才能生存；在中國，貪婪的本能早已被完全根除”[xxiv]。

作為作家，普拉穆迪亞對中國知識分子和社會的關系尤感興趣。如前所述，這是普拉穆迪亞試圖了解的中心問題之一。中國的實踐為他提供了可供借鑒的榜樣。普拉穆迪亞對中國大為贊賞的原因之一就是作家和藝術家享有崇高的社會政治地位。他寫道，

中國作家享有很高的地位。社會聽得到他們的聲音；他們與政治家一起組成了精神領導層，在這個時代的國家建設中發揮了重要角色。這足以解釋為什麼作家受到社會的良好對待。[xxv]

根據普拉穆迪亞的看法，中國作家具有崇高的社會地位的表現之一就是他們可以從其作品中獲得豐厚的金錢獎勵。“吸引我大量注意力的一件事就是新中國作家所享有的安逸生活。”他評論道，“在中國，作家可以用他的筆獲得很好的生活條件”。他報告說，劉之俠的小說《鐵道遊擊隊》獲得40萬元人民幣的稿酬，這顯然不是筆小數目，“這大約是中國部長級月收入的240倍”。“換句話說，劉之俠可以就靠這本小說，過著20年部長標准的生活”。這種對作家的物質獎勵證明了“中國文化得到最高權威者的支持的。”[xxvi]

普拉穆迪亞對中國作家令人羨慕的生活地位的熱情描述，潛意識中包含了他對印尼的理想在中國有效實現的內心承認。1956年之前，普拉穆迪亞多次抱怨印尼作家只得到的低微的經濟獎勵。他呼籲給作家更多的尊重，使作家獲得與創作地位一致的獎勵。另一方面，中國的實踐使普拉穆迪亞意識到，知識分子的社會政治地位是與他們對國家的貢獻聯系在一起的。他相信中國作家參與政治進程的直接後果便是他們得到普遍的尊敬。普拉穆迪亞強烈地感覺到，中國作家已經在了解社會和當前形勢重於考慮自我利益上樹立了一個榜樣。換言之，他開始意識到知識分子要提高自身地位，首先就要積極參與社會和政治進程。作個獨立旁觀者的態度只會進一步損害作家在社會中的地位[xxvii]。

中國之行也為普拉穆迪亞提供機會，學習如何組織作家參與建設國家。在訪華之前，普拉穆迪亞曾呼籲作家應該組織起來，為反對社會頹廢的風氣（如腐敗）而戰鬥，但他對缺乏有效的組織感到失望，這也是他認為印尼知識分子所面臨的主要困難。他與中國文化官員，尤其是與中國作協主席茅盾的會面有助於了解組織作家的具體方法。回到印尼後不久，普拉穆迪亞撰文詳細闡述作協的角色。他提到了作協的五項主要職能和實現這些目標的方法；這些職能從“組織作家參與和體驗生活”到“管理與先進國家的文化交流”[xxviii]。普拉穆迪亞對中國作家融入社會的贊賞也影響了他對中國文學作品的評價。如前所述，普拉穆迪亞對“藝術為藝術本身”和“藝術為人民服務”這兩種觀念豆抱著矛盾與不確定的態度。然而，在1956年底之後，他完全傾向於後者。他寫道：

從國際文學的角度來看，中國文學作品的確有些形式主義。然而，從國家的觀點來看，沒有理由對此進行批評，因為中國正進行著偉大的建設；作家為教育大眾的目的進行創作，而不是為了金錢。[xxix]

1958年10月底，普拉穆迪亞進行了他的第二次中國之旅。這次已經是一個全新的普拉穆迪亞了，主要是因為他的文化政治思想在上次中國之行之後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此時的中國也是不同的；剛開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改變了國家和人民情緒的面貌。因此，普拉穆迪亞是用新的政治和文化觀點來看新的中國。中國依舊是靈感的來源，這次旅行也加速了普拉穆迪亞向文化激進主義者轉變的進程。

普拉穆迪亞是在率團出席于蘇聯塔什幹舉行的亞非作家大會結束之後，回國途經中國，進行了曆時約一個月的訪問，期間他去了北京、武漢、成都和昆明。這次，中國當局不再將他看做是一個“茫然失意的作家”，而是一個開始脫離“幻想陣營”、加入左翼“民族主義和民主陣線”的代表人物[xxx]。在普拉穆迪亞一行到達之後，東道主中國作協就決定了與印尼來賓會談和討論的三個中心議題。首先，“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將被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的人民所擊敗。第二，介紹中國在進行偉大經濟建設中的經驗和成就。第三個主題是文化領域要以“政治掛帥”為准則。普拉穆迪亞與中國作家和文化官員的會談中也涉及其他話題。例如，周揚就論述了“革命的浪漫主義”的中國新文化路線，其他人則強調了“作家必須跟隨毛主席主義”。與1956年的討論相比，這次政治味更濃了。普拉穆迪亞認真地接受了這些主題，並同意中國朋友的看法[xxxi]。

1958年的普拉穆迪亞不再是一個獨善其身的旁觀者，而是一個積極的參與者。在首次訪華期間，他對藝術和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的態度還是矛盾的，他對中國的印象主要是驚訝和羨慕。第二次的訪問則喚起了他深刻的政治敏感。在多項問題上他也公開地表示了他的政治觀點。換句話說，中國已經成為普拉穆迪亞的政治象征，而不僅僅是文化象征。他繼續稱贊中國作家作為“人類靈魂工程師”的角色，但他更頻繁地關注中國的政治和政治意涵。例如，他批評西方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呼籲建立以北京（這是亞非的象征）為中心的統一陣線，反抗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xxxii]。他明確表示藝術應該為人民服務；作家應不僅作為社會的良心，也應該參與到前線的鬥爭中去。普拉穆迪亞的第二次中國之行顯然加深了他對中國人民的欽佩，進一步使他確信要向中國學習。他在1959年寫道：

我真誠地欽佩中國人民的堅韌、靈巧、刻苦、誠實和革命的品格。除了資產階級之外的印尼人民，可以從中國學到許多，尤其是在國家建設時期。曆史上從沒有一個國家在這麼短的時間裏取得如此巨大的建設成就。這樣的革命已經改變了地球和人類的面貌！而這，就是中國！[xxxiii]

作為一個積極的參與者，普拉穆迪亞試圖從中國作家投身社會政治改變中獲取某些可行的實例。他參與“煉鋼”過程就是重要的一個例子。如前所述，1958年是大躍進運動的開始；運動的宏偉目標之一就是在1959年生產出300萬噸鋼，作為工業領域中“超英趕美”的一個指標。中國知識分子都加入了大煉鋼鐵的活動。普拉穆迪亞對此十分興趣，在抵達北京三天後寫道，“這個（煉鋼）問題也是印尼非常急迫的問題，況且我本人曾建議印尼政府普及煉鐵和煉鋼的工作。因此我臨時提出要求參加煉鋼。將來我可能將這個新的經驗推廣到印度尼西亞”。普拉穆迪亞證明了他是認真的，而非僅僅作個姿態：在煉鋼現場，他寫下草稿，記下明確程序的詳細要點[xxxiv]。他參與這一進程具有更廣泛的象征意義；它顯示普拉穆迪亞已經脫離了旁觀和幻滅階段，開始努力不僅用筆，更重要的是用行動，來改變社會。

普拉穆迪亞在1956年11月從中國回國後，他的文化觀和政治態度發生了關鍵性的轉變。在重新建構對印尼的政治和文化設想時，他明顯地采用從中國獲得的靈感及其對中國文化路線的理解。1956年底之後，普拉穆迪亞由一個孤獨的作家變成了積極的戰士；他的普遍人道主義也被虔誠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所取代。

普拉穆迪亞的轉變首先是政治上的：他由一個獨善其身的知識分子變成一個政治活躍人士。在1956年底之前，普拉穆迪亞對印尼後殖民時代的發展十分失望。挫折感成為他疏遠社會的主要原因。他不僅不與任何政治組織聯系，也拒絕考慮以政治手段解決印尼的問題。普拉穆迪亞相信建立公正社會的最好途徑就是通過文化和社會的融合，而不是政治制度的改革。到1956年底，他的政治觀發生了重要變化。他不再全神貫注於通過文化途徑來尋求社會政治改革，而是相信政治的重新建構不僅是解決政治問題的關鍵，也是擺脫文化困境的根本途徑。

* 本文初稿曾在廈門大學舉行的“東南亞華文文學回顧與展望”國際研討會(1999年12月3日－6日)上宣讀。修改稿載劉宏《中國-東南亞學：理論建構·互動模式·個案分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頁55-80。

** 新加坡國立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院助理院長、中文系（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副教授，從事有關海外華人問題的教學與研究工作，並被聘為北京大學世界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廈門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和暨南大學華僑華人研究所客座教授。

[i] Benedict Anderson, Language and Power: Exploring Political Cultures in Indonesi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0. 並參看 Jamie James, “The Indonesiad,” New Yorker (May 1996), pp. 40-48, 93. 有關普拉穆迪亞的詳細生平與研究資料，見 http://www.radix.net/~bardsley/prampage.html.

[ii] 參看 Bahrum Rangkuti, Pramoedya Ananta Toer dan Karja Seninja (Jakarta: Gunung Agung, 1963); Savitri Scherer, "From Culture to Politics: The Writings of Pramoedya Ananta Toer" (Ph. D. Dissertation,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81); Koh Young Hoon, Pemikiran Pramoedya Ananta Toer dalam Novel-Novel Mutakhirnya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1996); A. Teeuw, Pramoedya Ananta Toer de Verbeelding van Indonesie [Pramoedya Ananta Toer and the Imagining of Indonesia] (Breda: De Geus, 1993) [《普拉穆迪亞與印尼的想象》（荷蘭文）]。

[iii] A. Teeuw, Modern Indonesian Literature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9), vol. 1, p. 167; Boen Oemarjati 也持同樣看法，參看 "The Development of Indonesian Literature," in H. Soebadio and C.A.M. Sarvaas eds., Dynamics of Indonesian History (Amsterdam: Elsvier/North Holland, 1978), p. 328.

[iv] Teeuw, Modern Indonesian Literature, p. 127; 並參看 Savitri Scherer 有關普遍人道主義對普拉穆迪亞的影響，見她的“From Culture to Politics,”pp. 130-31.

[v] Pramoedya Ananta Toer, "Perburuan 1950 and Keluarga Gerilya 1950," trans. Benedict Anderson, Indonesia, no. 36 (October 1983), pp. 25-48; 並參看 Keith Foulcher, "The Early Fiction of Pramoedya Ananta Toer, 1946-1949," in D. M. Roskies ed., Text/Politics in Island Southeast Asia (Athens: Ohio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Series, 1993), pp.191-220 以及 Anthony Johns, "Pramudya Ananta Tur: The Writer as Outsider: The Indonesian Example," in idem, Cultural Options and the Role of Tradition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96-108.

[vi] Teeuw, Modern Indonesian Literature, p.166; Willard Hanna,“‘Guerrilla Family’: A Novel of the Indonesian Revolution,”American Universities Field Staff (Southeast Asia Series) 5, 14 (September 12, 1957), p. 8; “Pramoedya tentang STICUSA," Kompas 5, 6 (1954), p. 55.

[vii] Pramoedya, "Prof. Dr. Wertheim tentang Kesasteraan Indonesia Modern," Medan Bahasa 3, 11 (1953), pp. 39-43; Margaret Scott, "Waging War with Word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9 August 1990, p. 27; Patricia Henry, “The Writer’s Responsibility: A Preliminary Look at the Depi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Indonesia in the Works of Pramoedya Ananta Toer,” Crossroads 6 (1991), pp. 59-72.

[viii] Teeuw, Modern Indonesian Literature, p. 178.

[ix]普拉穆迪亞,“加強印中友誼、粉碎美英侵略”，《忠誠報》1964 年10 月1 日。有關1949 年之前印尼有關中國的出版物，可參看 Claudine Salmon, Literature in Malay by the Chinese of Indonesia: A Provisional Annotated Bibliography (Paris: Editions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1981), pp. 66-76，及 Kwee Kek Beng, Doea Poeloe Lima Tahoen Sebagai Wartawan,1922-1947 (Batavia: Kuo, 1948), pp. 32-43.

[x] "Kesusteraan sebagai Alat," Indonesia 3, 7 (1952), pp. 6-11.

[xi] "Realisme Sosialis--Jalan Kemajuan bagi Kesusastraan Tionghoa," Harian Rakjat, 8 May 1954。該文的中文原文見《周揚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 年）, 頁182－191 。

[xii] Pramoedya, "Hidup dan Kerdja Sasterawan Indonesia Modern," Seni 1, 1 (1955), pp. 22-36.

[xiii] “Hidup dan Penulisan Kreatif," Indonesia 7, 3 (March 1956), pp.102-110。丁玲原文題為《到群眾中去落戶》，載《丁玲文集》第六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頁176－188。

[xiv] Pramoedya, "Meninggalkan Negativisme," Mimbar Indonesia, 9 June 1956, pp. 15, 26.

[xv] 《杜爾訪問記》，《新報》（雅加達）, 1956 年11 月17 日。

[xvi] "Wawancara: Pramoedya, Bakal Pemenang Hadiah Nobel," Nadi Insan (Kuala Lumpur), no. 24 (April 1981), p. 8.

[xvii] 《文藝報》，1956 年第20 期，頁 4－10。

[xviii] 《印度尼西亞作家普拉穆迪亞 · 阿南達 · 杜爾的講話》，見《文藝報》，1956 年第20 期，頁15－16。

[xix] 同上。

[xx] Pramoedya, "Sedikit tentang Kesasteraan Tionghoa di Indonesia," Pantja Warna, no. 113 (15 March 1957), p. 86.

[xxi] “Pramudya Ananta Tur di RRT," Sin Tjun, no. 2 (1957), p. 107.

[xxii] 《新報》；筆者與當時任作家協會印尼文翻譯陳霞如的訪談（1994 年2 月13 日與 9 月20 日，紐約）。

[xxiii] Pramoedya, "Suatu Kali di Tiongkok," Tiongkok Rakjat, no. 7 (July 1958), pp. 40-41.

[xxiv] Bahrum Rangkuti, Pramoedya Ananta Toer dan Karja Seninja, pp. 21; Pramoedya Ananta Toer, "Djiwa Revolusioner di Tiongkok Tetap Bergolak," Sin Po, 5 January 1957.

[xxv] Pramoedya, "Sedikit tentang Pengarang Tiongkok," Mimbar Indonesia 3 (19 January 1957), p. 22.

[xxvi] “Pramudya Ananta Tur di RRT," Sin Tjun, p. 107; Pramoedya, "Suatu Kali," p. 41；亦見《新報》，1956 年11 月17 日。

[xxvii] Pramoedya, “Hidup dan Kerdja,”； Pramoedya, "Keadaan Sosial Para Pengarang: Perbandingan Antarnegara," Siasat, 11, 506 (20 January 1957), p. 28; Pramoedya, "Kearah Sastera Revolusioner," Star Weekly, no. 574 (29 December 1956), pp. 6-7.

[xxviii] Pramoedya, “Kegiatan Seni.”；Pramoedya, "Sedikit tentang Pengarang Tiongkok," Mimbar Indonesia 3 (19 January 1957), pp. 20-21; Pramoedya, "Kegiatan Seni dalam Bulan September di Ibukota," Pudjangga Baru 14, 3 (1952), pp. 65-67.

[xxix] 《新報》，1956 年11 月17 日。

[xxx] 《印度尼西亞文化概況》（北京：對外文化交流委員會第二處內部出版，1962 年），頁 7。

[xxxi] 與陳霞如訪談（1994 年2 月13 日）。

[xxxii] Pramoedya, "Tasjkent--Peking," Tiongkok Rakjat, no. 1 (January 1959), pp. 48-50.

[xxxiii] Pramoedya, Hoakiau di Indonesia (Jakarta: Bintang, 1960), p. 37. [該書於1998 年再版]。

[xxxiv] 普拉穆迪亞· 阿南達· 杜爾，“煉鋼爐前 ”，陳霞如譯，《人民文學》1958 年第12 期，頁12；與陳霞如訪談，1994 年1 月29 日。

[xxxv] Pramoedya Ananta Toer, "Djembatan Gantung dan Konsepsi Presiden," Harian Rakjat, 28 February 1957; Bintang Merah 13, 1/2 (February 1957), pp. 69-75.

[xxxvi] 同上。

[xxxvii] Harian Rakjat, 9 March 1957.

[xxxviii] Pramoedya, "Seniman adalah Insinjur Pembentuk Djiwa Bangsa," Pikiran Rakjat, 19 June 1958.

[xxxix] Pramoedya, "Lekra telah Mendidik Saja Mentjintai Rakjat," Zaman Baru (30 January-10 February 1959), pp. 7-10.

[xl] 《大公商報》（泗水）, 1960 年1 月4 日－15 日；《印華經濟》（雅加達）；1960 年1 月7 日；《新仰光報》（仰光），1960 年5 月3 日；《棉華日報》（金邊），1960 年 4 月26 日；《東南亞研究資料》（廣州），1960 年第一、二期；《人民日報》（北京），1960 年6 月23 日；《今日新聞》（北京），1960 年6 月28 日。

[xli] Savitri Scherer, "From Culture to Politics," p. vii.

[xlii] 普拉穆迪亞 · 阿南達 · 杜爾，“談談印度尼西亞的文學”，《文藝月報》1958 年第11 期，頁20－22。

[xliii] 參看梁立基“普拉穆迪亞 · 阿南達 · 杜爾及其創作”，《東方研究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 年）, 頁218－219。筆者與印尼華裔作家兼翻譯家尚努的訪談（1994 年 7 月8 日，北京）。

[xliv] 參看劉宏，“Constructing a China Metaphor: Sukarno’s Perception of the PRC and Indonesian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27, no. 1 (1997), pp. 26-45；以及《隱喻、象征、後殖民變遷：中國與印尼的現代化論說》，《香港社會科學學報》，1999 年秋季號。

[xlv] Pramudya Ananta Tur, "Introducing Indonesian Literature," Harian Rakjat, part III, 5 September 1962.

[xlvi] 1963 年9 月，16 名與“1945 年一代” 相關的作家聯署一份《文化宣言》，強調“普遍人道主義”，拒絕藝術為政治服務的觀點。這導致他們與左派作家的尖銳筆戰。1964 年5 月，蘇加諾介入，禁止《文化宣言》，並解除有關作家的公職。詳見 Keith Foulcher, "A Survey of Events Surrounding `Manikebu': The Struggle for 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Freedom in Indonesian Literature," 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 - en Volkenkunde 125, 4 (1969), pp. 429-65; Goenawan Mohamad, "The `Manikebu Affair':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n the 1960s," Prisma 46 (1988), pp. 70-88.

[xlvii] 《忠誠報》，1964 年10 月1 日。

[xlviii] Arnold C. Brackman, The Communist Collapse in Indonesia (New York: W.W. Norton, 1969), pp. 146-47.

[xlix] Agam Wispi, et al., Dinasti 650 Djuta (Jakarta: Lekra, 1961); Sitor Situmorang, Zaman Baru (Jakarta: Madjalah Zaman Baru, 1961); and H. R. Bandaharo, Dari Bumi Merah (Jakarta: Pembaruan, 1963); Yahaya Ismail, Pertumbuhan, Perkembangan dan Kejatuhan Lekra di Indonesia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1972), pp. 57-59.

[l] 與尚努訪談（1994 年7 月8 日，北京）；與當時中國駐印尼使館官員黃書海訪談（1993 年8 月，華盛頓）。

[li] Njoto, "Literatur Baru: Bagaimanakah Pendapat Mao Tse-tung tentang Literatur?" Republik 1, 4 (1950), pp. 36-37; 並參看約多翻譯的毛澤東所著的 Front Nasional dalam Pekerdjaan Kebudajaan (Jakarta: Lekra, 1959).

[lii] Keith Foulcher, Social Commitment in Literature and the Arts: The Indonesian "Institute of People's Culture" 1950-1965 (Clayton, Victoria: Centr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Monash University, 1986).

[liii] Goenawan Mohamad, "Seribu Slogan dan Sebuah Puisi" (1963), Potret Seorang Penjair Muda Sebagai Si Malin Kundang (Jakarta: Pustaka Jaya, 1972), pp. 3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