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瑞發
新加坡民間研究者
（已發表於《新加坡文藝》第81期）
一．概述
上世紀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二戰前新馬文壇“奇男子”黃征夫先生，南來後出家爲僧，又於抗戰期間慷慨從軍，其行徑與思想，令人驚詫、迷惘。
一個忠心耿耿的軍政人員，因世道紛擾，竟然離軍而到到新加坡，執筆爲文提倡本土“南洋華僑教育”、“學術文化”和“南洋文藝”，甚至提出“組織南洋學術研究會”，爲“本土化”的先知先覺者之一。繼而出家、辦報、辦學。再因爲日本侵略中國，爲祖國抗戰而脫下袈裟換戰袍，大有唐朝寺廟武僧“身在方外，心系社稷
二．著論、爲僧、辦雜誌、設學園
方修《馬華新文學大系（十）：出版史料》之《思想自由與“椰林”》述及黃征夫。他那不亢不卑的文字，引人注目。《叻報》的〈椰林〉被指內容是一個“沒有什麽充分革命性的表現，這是無聊的刊物罷了”，又把矛頭指向作者群：“作者不是什麽秀才舉人，又不是什麽博士名流，但見那些庸碌碌的無名小卒若什麽黃僧、征夫、亞庸之流，更是醜惡得難堪，成什麽東西！”在這樣的責難下，黃征夫自然爲文反駁，同時也闡述了〈椰林〉的立場：
在新時代裏，都本著“南洋華僑社會所需要的認識與精神，……雖然
不能怎樣顯著的領導南洋華僑走上新的思潮，可是它始終站在奮鬥反抗不
妥協上，竭力來領導我們到新的階段。
我們要知道〈椰林〉只是《叻報》的副刊，根本《叻報》暨不是什麽
黨派，或什麽機關的報”。[1]
黃征夫先生未來到新加坡之前，在中國時期已是個忠心耿耿的國民黨軍政人員，他沒有乘機利用南洋文藝園地做爲政黨論壇或“機關喉舌”，避免了污染當時的文藝環境。
《新加坡早期華文報章文藝副刊研究1927－1930》“〈椰林〉改革號作品編目”〉錄述，黃征夫南來後即開始投稿《叻報》。1929年7月5日〈椰林〉第12期即出現了以“征夫和吟”著作《船中底雜記》連載。繼而《斷片零星記》、《民生問題與墾殖運動》、《關於作和尚與種田的公開狀》、《征夫出家與唯物》《滇西斷片》《中滇漫錄》、《混沌雜記》、《花花絮絮說真茹》。餘者參閱是書，此不贅述。
1929年國立暨南大學召集《南洋華僑教育會議》，劉士木先生搜集編撰《華僑教育論文集》，黃征夫著《暹羅華僑教育概況》收入其中。它顯示暹羅華僑社會真正有華文正規教育不會早於1900年。這是一篇較早、較有系統地介紹暹羅華僑教育發展過程的著作，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曼谷日報》[2]第七版轉載新加坡新聞報道大標題“脫下袈裟著戰袍、寂英返國抗敵”，編者于轉載新聞前略對黃氏簡介：
寂英和尚，俗名黃和吟，字征夫，生於暹羅武裏南府屬。爲一極聰敏
超脫人物。昔曾任培英教員，及爲某華校及華僑公學創辦人。與羅思純等
共事。黃之思想、變動不居，略似梁啓超，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擊昔日之
我者。黃近日由新來暹，旋仍返新趁輪返國的抗敵。
從上述可知黃征夫在新加坡爲僧時的法號是“寂英”，或稱爲“寂英和尚”。
該篇新聞稿不但錄述了黃征夫在新加坡時期的活動，即黃氏在出家期間，曾任中英文《佛教與佛學》月刊主編，極受歐美人士和受英文教育者歡迎；同時兼任隔岸柔佛佛教轉道學院主任。同時，也披露了他南來新加坡之前就讀大學，後遊學德法等國及工作履歷：
生長于暹羅，昔年負笈于廣州嶺南大學，暨南金陵、暨南兩校；曾遊
學德法諸邦。返國奔走政治，疊任中央黨部，海外周刊編輯，中央討逆軍
第二縱隊總指揮部秘書、暨南大學秘書等職。寧漢分裂後，即來新在普陀
寺披剃出家。
《佛教與佛學》[3]第三期的英文著作“WHY I BECAME A BUDDHIST MONK (or MY BELIEF IN BUDDHISM)”詳細道出他爲僧的因由：他對於現狀的不滿，急於尋求心靈解脫、理想社會崇高和哲理。
黃征夫自小在家接受世俗佛教熏陶，小學至中學則因爲在基督教附辦學校讀書，基督的博愛和對貧苦的仁慈精神，使他衷心追隨基督的教導；耳濡目染信仰虔誠的基督教良師與同學們的言行舉止，他激賞並仿效，過著基督教的日常生活方式；此時，他宣告自己是個基督徒。不過，後來，他轉移興趣，沈浸於中國、歐洲的哲學領域。由於過去生活經歷，因此對叔本華等的“悲觀主義”感同身受，而熱衷於叔本華和尼采的學說。
後來，政治生涯及社會現狀讓他困擾，曾經滿腔熱血向對“窮困多難的國家做出犧牲自我的奉獻”，然而事與願違。厭煩之餘轉向找尋宗教的哲理。他認爲“犧牲小我，完成大我”是佛教的崇高價值觀，能爲世界帶來永恒的和平。因此，對佛教堅信不渝。文中最後一段文字，表白了他爲何出家和出家要傳播佛法爲目的。試譯如下：
我對生存在這個世間感到非常枯燥單調，我需要一個地方能夠讓我休
息、進修和發展我自己的哲學。“叢林”正適合我，在這地方能讓我找到
真正的和平，不單如此，我可以超脫所有的紛亂思緒。佛教徒的理想是世
界性的，它不屬於任何狹隘思想的集團或國籍。
因此，我成了一個佛教僧人，我熱烈、專心於的佛陀的教導。現在我
可以盡我能力去傳播佛法，這被喻爲能爲人類帶來希望的佛教。
然而，他出家後卻不安於寺：
旋即行腳馬來、暹羅、緬甸、印度、西藏、越（南），著有《征夫
和尚行腳記》[4]，長期刊登前《叻報》尤爲僑衆所稱頌。
他創刊《佛教與佛學》於1935年11月5日。根據楊松年博士《大英圖書館所藏戰前新華報刊》[5]刊載資料顯示：《佛教與佛學》出版者爲“星洲丹戎巴葛普陀寺”，主編既是普陀寺僧“寂英”上人，俗名黃征夫。
根據楊博士在大英圖書館所見抄錄，得《佛教與佛學》19期，最後第19期於1937年7月1日。其中缺期者爲第2期，第11期、第12期及第13期。楊博士指出：“該刊自第3期起，增設英文版，也引起歐美地區佛學會的反應”。這與泰華報章所述“極受歐美人士和受英文教育者歡迎”無異，證明寂英和尚（黃征夫）在這出家時期對新加坡佛教界所作出的貢獻。
黃征夫（寂英上人）主編《佛教與佛學》，自創刊到停刊，共有多少期，目前是一個謎團。楊博士在大英圖書館所見抄錄，得《佛教與佛學》19期，其中又缺4期，總計只得15期。筆者在本地所見僅存4期，殊爲可惜。即：第一期、第三期、第十期以及第十三期。從這殘存4期中篇章看來，刊中稿件多出黃征夫之手，但他採用多個筆名發表文章、翻譯、論著。已知明確筆名及篇名抄錄如下（未確定筆名者及期號不述）：
（一）寂英
《悚致微辭》、《非戰爭！人類永久和平乎！唯有佛教》、《佛教與人間
泛論》、《從農禪托爾斯泰到佛學園》、《佛典中的倫理觀念》、《佛教與印度教導論》、《青年問題什談》、《如何研究原始的佛教思想》、《介紹英譯華嚴經》、《複錫蘭慧松法師》和《寄語遠參》。
（二）沙門寂英：《宗教與人群》。
（三）黃渠
《佛學亦有研究的價值嗎！》、《佛學研究方法之商榷》及《從叔本華到
尼采》。
（四）貞孚：《南洋中華佛教七衆當前應有覺悟與責任》
（五）貞夫：《東西南北集》、《南樓詩話》。
以上所提皆華文篇目，與此同時，他英文的著作則以REV. CHICK YING
發表，
所見殘存者如下：
（甲）第三期：
WHY I BECAME A BUDDHIST MONK
（or MY BELIEF IN BUDDHSM）
（乙）第一卷第十期：MODERN CIVILIZATION AND BUDDHISM
有關“寂英”及“轉道佛學園”的記載，另一份佛教刊物《佛教人間》，創刊於1948年初。顯玉的《南洋中印佛化交流》連載於第一卷第十一、十二期合刊、第二卷第一期[6]、第二卷二、三、四期合刊、第二卷第六期及第二卷第七期。文中有記述普陀寺時，除了言及住持轉道法師之外，也記述了有關寂英和尚的記述，抄錄如下：
師有在家弟子莊篤明居士在星洲創居士林，出家弟子寂英上人，創辦“轉道
學園”於柔佛新山出版《佛教與佛學》，建“南樓”一所，紀念暨南大學同人。
寂英上人，俗姓黃名征夫，潮洲籍，曾在嶺南大學畢業，任職暨南大學秘書，藉
有《佛海微言》，住暹羅甚久，暹羅亦爲佛教國，國人非常尊敬僧，家中每預備
三份食物，以一份供養僧人，以一份自食，以一份喂鳥，男子幼年即出家，儀式
隆重，由親族美女等張傘幢盛服送入廟中，但將來亦可自由還俗。
寂英上人爲報答師恩，曾爲其師轉道老和尚造念珠百串，每串中最大一粒念
珠，有一小玻璃孔，由孔內細看，可見道師法貌莊嚴，端坐其中，據雲，造此像
先將相片縮小貼於珠內，珠外又附一顯微鏡，故能放大。寂英上人附用此法，爲
西方三聖造念珠一百串。[7]
上述引文中所提到“轉道學園”或稱爲“轉道佛學園”，〈轉道佛學園近迅〉[8]記述該園設於柔佛士古來振林。不過，創辦“轉道學園”於柔佛新山出版《佛教與佛學》，語焉不詳，《佛教與佛學》實在出版於新加坡的普陀寺。除了學習文史術科之外，尚加學習園藝。聘留學日本學者盛夢琴先生教授農學大意，並擬將轉道佛學院開闢爲農事實驗場及附設農學專科班。主任寂英和尚“規定習字、自由閱書作筆記及聽講時間，晚間則由林玉成先生作各個教授英文”[9]。《佛教與佛學》第一卷第十期刊登了學園的二篇文章：陳亞文/鍾清泉《我所認識的拉柏圖》和佛學園教授盛夢琴《農學大意緒論》。
黃征夫以筆名“貞夫”在同期中著有《南樓詩話》。劉楚才君讀寂英上人之救亡著作有感而作《南樓小集》[10]，得詩六首。寂英上人身在空門，心系社稷；先文人任職機關，再僧人辦報辦學雲遊教化人生，後更爲抗戰而“脫下袈裟著戰袍”，劉君因而對寂英上人（黃征夫）讚歎：“從今識得荊州面，談佛論兵有異人”。《南樓小詩》引言：“寂英上人別後念甚，頃讀宏著具見救亡熱忱，感佩之至，弟因得絕句二章以代郵談”,從而知到（黃征夫）寂英上人已換上征袍離開新加坡。
由此可見，寂英上人（黃征夫）當時在新加坡佛教界頗負盛名，對新加坡佛教的傳播及教育，做出一定的貢獻。
《曼谷日報》該篇轉載新聞繼續報道有關黃征夫離開新加坡後的去向：
其後東渡扶桑，複應李白兩公之聘，在桂任總司令部秘書，南寧民國
日報總編輯，廣西省黨政研究所教官、廣西省黨部、南方雜誌主編、梧州
民國日報廳兼總編輯。“一二八”後，銜蔣百里氏命入川報聘，極爲劉文
輝、田頌堯、鄧錫侯、孫□、諸軍長所器重。曾一度在滬主辦《救國周報
》，旋被聘任二十九軍宣傳處長及四十□軍司令部顧問、川康總指揮部秘
書、□在前方剿共，參與嘉陵江之役，廿四年秋以不滿當局對日軟弱政策
，欲出國再求深造，適其師以年老産業委託無人。[11]
看來，黃征夫俗緣未了，身在佛門心在社稷，二十年代末來星出家，隨即“離寺出走”遊方東亞後回歸中國投身抗戰、爲官。報道並沒指出這期間他在中國的軍政環境裏，他是已還俗了的百姓？還是一個黃袍披身的剃度僧人？令人迷惑。“二十四年秋”應是西曆1935年應師命再返新加坡爲僧。如此隨緣“進出”佛門；一時爲官一時爲僧，瀟灑得有些兒戲。不過，黃征夫，此時應貼切稱呼爲“寂英和尚”，倒也認真地盡一個僧人職責，教化衆生：
叠次函促，重返山門。抵星後即由轉道老和尚[12]委託財産承繼人。寂
氏旋創刊《佛教與佛學》中英文月刊，備受歐美及國內外同情讚美。又在
柔佛創辦佛教轉道學院，教養貧苦失學青年及工人子弟，殊非一般徒知坐
擁鉅資，日以迷神信鬼，拜泥菩薩、欺蒙愚夫愚婦之僧侶可比。
由於日本節節進逼，在中國土地上橫施逆行。“七七事變”尤令寂英和尚氣憤填膺，加上各方友人都不願看到他置身方外，勸請他回國效勞，於是他毅然放棄廟産承繼權，同時勸請他的師父出賣廟産的樹膠園來購買救國公債，再度脫下袈裟、離開叢林，返回中國投身抗戰事業。有關轉載報道字句間雖有許多近似阿諛的美言，但似乎用意在鼓動其他華僑人士以爲楷模，鼓勵他們效法回中國獻身抗戰。
以上是黃征夫離開新加坡前往中國抗戰的報道。至於到中國後的情形，則少見報
道。
三．落葉歸根－－曼谷興學
和平後的局勢演變，效忠物件不同、人們的思想差異，造成對黃氏評價褒貶不一。他曾是國民政府特務頭子戴笠的手下，因此，謠言流言傳聞不少，甚至言傳他于重慶遭殺。
黃征夫在抗戰勝利後所撰寫《京獄秘記》[13]。這是自辨以證清白的“回憶錄”。汪精衛附日叛國，爲中國人人所恥並欲得而誅之。書中黃征夫自述即“潛身入京謀作肅奸工作，事泄被捕”，同行者多人先後死難。黃氏原難逃一死，爲其師趙厚生和周佛海所救，改判終生禁閉。再後來獲唐明生援助獲釋。大難不死，著述記載前因後果，同時也作爲自己的辯白。他被捕死裏逃生的經歷，後來訛傳被殺。
《京獄秘記》書目如下：
01
黃征夫先生略史
02
代序－－前因後果（征夫和吟）
03
《京獄秘記》正文
04
附錄（一）忠義救國軍光榮史
05
附錄（二）蔣百里先生評傳
06
附錄（三）戴雨農將軍論
07
附錄（四）白健生將軍論
08
附錄（五）先
國武公墓碑誌
09
後記
也許因爲黃氏被拘禁獄中，消息斷絕，和平後回到泰國，忙於教育無暇南來新馬，消息中斷。因此，新馬文史記述黃征夫時，出現了“抗戰勝利後被殺于陪都重慶”及“於廣西辭世”的訛傳。即便與他被拘禁一室的“難友”，也難說清黃征夫的生死謎團。
徐文祺《記汪僞特工總部南京區部及同室的幾個難友》[14]便述及這樣的傳聞：
在筆者那時所被拘押的同室人中，前後曾有幾個知名之士，如王鍾麒，又名王益崖、李連三、馬元放、黃征夫、徐展、湯亞東、陸慶磗、陳三才等人。
黃征夫爲粵之花縣人，性格狷傲，好獨行其是，平居暇時即自行寫大字以消遣時光，其練字也並無碑帖，所寫之字形頗似翁方綱體，但字寫的並不好。他曾在泰國居留很久，所以曾出家當過一個時期的和尚。他爲什麽被僞府所捕迄今未談過，我也未問過。他交保釋放後也是杳無消息，直至中共侵佔大陸，我到了台灣以後，才聽說黃在廈門蠱惑民衆倡亂，爲當時的廈門警備司令部逮捕後給槍決了。
中國抗戰勝利後，黃征夫因父歿、母年邁而回暹羅侍奉以盡孝道。時間約是在1945年末或1946年初。
《鐵血雄風－泰華華僑抗日實錄》，錄述有關黃征夫的事：
至卅五年春，乃邀請林謙，韓天元、韓鍵、吳瑜、王學光、陳英謹、
陳運騰……諸君成立“華僑青年服務社泰國分社”（總社設重慶），租天
賜橋旁一古老巨屋爲社址，同時創辦“立人中學”，聘王學光爲校長，黃
征夫任中學部主任。[15]
“卅五年春”指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即西元1946年。上述內容可知，黃征夫戰後和平不但沒有被殺害，並在1946年已回到出生地的泰國，且還設立“華僑青年服務社泰國分社”，創辦學校。這證實了徐文祺等人的訛聞訛傳。
許雲樵先生于1946年12月30日曾到暹羅曼谷“介石學院”造訪陳暑木先生不果。時陳暑木先生在這學院辦公[16]。查“介石學院”便是黃征夫所創立。
日本戰敗投降後，和平曙光初現的東南亞各國，百廢待興，失學的幼童、
青少年，甚至年已而立、不惑者，也企望能入學擺脫“盲牛”的困境者，比比皆是，成爲華僑社會棘手問題。
黃征夫的《暹羅華僑教育概況》及在新加坡期間所發表的社會論文，例如：《解放南洋華僑的一個根本問題－－教育》、《學術文化和南洋華僑》、《給一般志在南洋文藝的朋友》、《組織南洋學術研究會于一般朋友》、《華僑教育的痛心話》、《華僑青年應用（有？）的認識》、《又是痛心話》等即可知道他對華僑教育是非常注重。
1929年7月25日，新加坡《叻報》的《椰林》便刊載了他以筆名“黃僧”的《介紹南洋學術研究會于一般朋友》。他在文中提出了“研究會”基本宗旨和運作方式，包括了對華僑青年教育提升：
第一：刊行南洋學術周報，暫時附在大報的副刊，到相當時期，才來單
獨出版。
第二：試行創設專門一點的夜學校，給華僑好學青年研究文學國學哲學
政治經濟歷史美術等各科。整個學院至少含有半義務性質，因爲
一方是會中的朋友，藉此以互相匡導的。
第三：先籌設南洋學術藏書館於星洲，這更是一件華人社會所急需的。
學術研究會，視爲應當與夜學院同時舉行。許多青年讀不到良好
的書，容易墮落，有的朋友欲研究學問而苦無書。就華僑社會來
說，連一個具體而微的閱書的地方都沒有，豈不是丟臉的事！
其中第二、三項便是設立“夜學校”給華僑好學青年研究文學、國學、哲學、政治、經濟、歷史、美術等各科，然而曲高和寡，終歸無言結局。不過，他的擇善而固執的政治理念，和平後回到暹羅致力於創辦學校，最終實現了他十六、七年前在新加坡構思的理想宏願。
戰後曼谷地區同樣遭受戰後教育問題的困擾，重視傳統文化教育的黃征夫，回到曼谷之後，本著愛國愛党的意願，趁蔣介石的生日，設立了一所學院以資志慶，同時讓因爲日本侵略戰爭而失學的華僑得以繼續學業，造福曼谷。
他本著熱愛僑胞，關心華僑青年的教育、文化的前途；因此，設立學院時，他常在《正言報》上發表闡明與學習、教育有關的文章。同時呼籲僑社熱烈支援以居住國（即暹羅）史地列入必修學科，通過瞭解泰國的歷史、地理、文化，以達到中暹親善關係。
“介石學院”設立時，泰華社會上有些人士認爲“學院”的稱謂等同“大學”，而他所設的學院“沒有大學各科”、“名不符實”而鼓噪、筆伐。爲此，他在《研究》版第六期寫了《介石學院釋名》[17]，引經據典爲校名辯解。
同時，他爲文《告暹僑在學青年－－並告僑社父老：介石學院的說明》[18]指出，他創辦“介石學院”是爲泰華大衆利益而非私利，學院將由“董事會”掌管。他提出十項學院辦學目標，摘錄如下：
一．不採用僵化的教育制度教學。以思想開放民主的態度研究不同思想“主義”，以“見彼此之長短”。他反對“盲目與淺薄的偏信，青年如患了幼稚病，必至遺害於社會國家”。
二．學院教育列暹羅歷史、地理爲必修科，讓僑居暹羅華僑青年，對暹羅文史有所認識。他認爲中國暹羅二國民族的親善合作，文化教育學術的調和是當前及今後急需改善。
三．由於“介石學院”招收學生的目標是一般貧困的工人階級和普通大衆
，因此，他要求以“朴苦爲根本”，不但要鍛煉成健全的頭腦，同時也要能苦學苦做。
四．雖然他主張學術思想自由，但是，卻不主張學校學院的紀律行爲“放任自由”。因此，他要求“介石學院學生應多讀書多學做人做事的道理，少談政治，管理一定要嚴格。”
五．爲有志求學的工作青年設想，提供不同深造機會。學院設有日夜中學科和各科專修班。
六．學院提倡靈活教學。他主張必須教導“學生生活技能和職業上應用活的學問”，他要求學院“要好好的指導學生，給學生許多書本以外的生活經驗與職業的需要”。
七．強調體育訓練的重要。他要求“介石學院”的學生“需要用雙手去學操勞，懶惰的筋骨必須磨煉成爲鋼鐵的筋骨，沒有強健的體魄不能成爲偉大的國民”
八．重視倫理道德。當時一些學校正在教導學生“要打倒頑固的父母家長
”，而黃征夫則要求學生必須“孝敬父母長輩，和睦兄弟姐妹”，發揚原有中國良好的舊道德。
九．學院初創，他懇請泰華社會學有所長人士前來協助教學，並希望將來能從中國聘請專家擔任。同時力求改進各科課本，“使學生獲得進步的學識”
。
十．黃征夫提出婦女教育的培養。他痛心的指出暹華社會對婦女教育的不重視，因此，他希望泰華的婦女們和學院能緊密合作，在教育上不但能栽培“
更多的師資人才，更多回國升學女生”。同時希望能注重家政，“使我們有更好主婦，産生出更美滿的家庭。”
縱觀上述十點辦校方針，可說是實際的要求，即便到今日對學生、有志上進的青年，並不過時。
《寫給介石學院夜學部各級同學》[19]反映了戰後泰華青年求學心切情形：年
《告介石學院教職員同志》則勉勵教師們以學生爲重，應真正善誘激勵學生。他坦誠告示教師，學院初創經費短缺，希望教師能給予體諒合作，齊心辦好教育。同時提出該善教師福利的方案。
這時，他仍然孜孜不倦的從事學術研究著作和翻譯。《正言報》所設的《研究》便是他常發表學術文章的場地。從不完整的合訂本《正言報》見到他所發表的論文：《中暹關係史考》，《從叔本華到尼采》、《英國大哲學家培根的姿態》、《佛家生命觀之研究》等。翻譯則有《暹國史》等。
1946年10月21日，曼谷《正言報》《研究》版第六期發表了署名“征夫”的《介石學院釋名》及黃征夫的《告暹僑在學青年－－並告僑設父老：介石學院的說明》而知，“介石學院”成立於1946年中期。
《曼谷雜誌》[20]創刊，時1947年6月中旬，他發表了譯著《美蘇戰爭與原子轟炸》[21]、《中蘇必戰論》[22]，都與中國局勢有關。由於他常有論著見諸報刊雜誌，且又從事教育事業，他可說是熱心的泰（暹）華文化工作者。
黃征夫在《京獄秘記》中顯示黃征夫曾有多部著作，可惜沒注明出版年份，僅說明由上海自強書社印行出版，今已絕版多時。書目如下：
（1）《世界戰爭與中國國防軍》
（2）《關於印度》
（3）《合作主義之理論及其實踐》
（4）《靈肉之混沌》
（5）《京獄秘記》
（6）《餘生靈感錄》（即《征夫自傳》）
另一本書據他在〈蔣百里先生評傳〉裏提到曾經在泰國時期寫了一本《一條小生路》[23]，上世紀三十年代末的曼谷《中華民報》，曾經刊登黃征夫先生新書發行預約廣告《餘生零感集》一書，將由“中華民報”出版。是否出版了，至今未見，成了個文史之謎。
從《京獄密記》〈代序〉年份“民國卅五年元月”可知，抗戰勝利後此書即撰寫於上海；回泰國即刊印成書，也許是黃征夫先生的最後一本著作了。
縱觀上述，訛傳黃征夫或死于重慶、或死于南京或死於廈門，不足信；他是回到了出身地－－泰國。至於他真正死于何地何年，至今還未有任何資料肯定，因此，不便妄斷。待查得明確，另行補記。
四．後語：
日本侵略中國，引發海內外華僑青年男女老少貧富不論地參與抗戰，流傳下來的可歌可泣故事繁多。也有許多文人在抗戰期間做出了不小的貢獻。日本佔領新加坡時期，文物史料文獻的銷毀流失，致使一些史實淹沒。幸好，某些有心人及機構的保存，多年之後重見天日。國大中文圖書館大方借閱有關文物資料，在此筆者萬分感激。
傳發法師駐錫新加坡有年，著《新加坡佛教史》[24]一書，泛談新加坡佛教發展過程，涵蓋大多數寺廟及主要僧人，可惜述及普陀寺發展歷史時，對寂英和尚事迹、思想及其所編《佛教與佛學》，對新加坡佛教弘揚的努力，無只字片言，殊以爲憾。
太虛法師創刊《覺華》於新加坡屬首創，繼之寂英和尚的《佛教與佛學》，都是新加坡二戰前新加坡佛教文化發展的重要貢獻。
1999-12-20初稿
2002-08-08修
[1] 方修《馬華新文學大系》頁132。大衆書局，1972年5月。
[2] 1937年10月18日。曼谷。
[3] 1935年11月5日創刊。星洲（新加坡）。
[5] 頁310-313.同安會館新馬華設研究叢書3。新加坡。同安會館。1988年5月。
[6] 此期佚，未見。
[7] 頁229。顯玉《南洋中印佛化交流》，《佛教人間》第二卷第六期，1949年10月28日。新加坡。佛
教人間社。
[8] 頁4。《佛教與佛學》第一卷第十期。1936年9月1日。
[9] 頁7－8。《佛教與佛學》第三期。1936年2月1日。
[10] 頁11。《佛教與佛學》第二卷第十三期。1936年12月1日。
[11]
“李白兩公”指李宗仁與白崇禧二人。報章印刷質地不良，脫字或模糊難辨，以□代之。
[12] 轉道老和尚，原籍福建晉江縣。幼信佛，年十九出家漳州南山寺。後南來新加坡建普陀寺于丹戎巴
葛。見宋君蘊《南洋英屬海峽殖民志略》（第一篇：新加坡/第四章：名人，頁91－92）1930年。
北平。
[13] 1946年8月1日。泰國。暹京群衆周報社。
[14] 1984年7月1日。頁79－82。《傳記文學》第四十五卷第一期。
[15] 《鐵血雄風－泰華華僑抗日實錄》，頁234，1986年，曼谷出版。
[16]
許雲樵《馬暹紀行》，頁196，《南洋雜誌》第一卷，第五期，1947年3月。
[17] 1946（中華民國卅五）年10月21日。《正言報》。泰國。
[18] 同上。
[19] 1946（中華民國卅五）年11月11日。《正言報》〈研究〉第九期。泰國。
[20] 1947（中華民國卅六）年6月16日創刊。曼谷雜誌社出版。社長許山雨，主編田烽。
[21] 1947年6月16日。頁10－11。曼谷雜誌創刊號。原著者Walter Lippmann。
[22] 1947年7月1日，頁10－11，創刊號。1947年8月1日，頁14，第一卷第四期。曼谷雜誌社。
[23] 頁83，同上。
[24] 1997年5月21日。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