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瘋語背後調子不同的理性批判
——比較魯迅和果戈理的同名作《狂人日記》
新加坡創意圈工作室出版總監
摘自方桂香文學研究專著《另一種解讀》
（新加坡：創意圈工作室出版，2002年，輯3，頁88-115）
[引文]
魯迅把改造中國國民性的希望，寄託在狂人這一他精心塑造的反封建戰士身上，使得魯迅筆下的狂人帶著沈重的社會使命乃至政治使命。魯迅筆下的狂人，打從一出場，就身負重任地通過表面瘋狂，實則冷峻理性的言語，猛烈批判吃人的封建禮教。反觀果戈理筆下的狂人，相對來說，他比魯迅筆下的狂人，瘋狂得自在些、輕鬆些。也因爲這樣，我認爲果戈理筆下不肩負沈重教育使命的狂人，是文學性較高的一個藝術形象。我在果戈理帶有濃厚主觀抒情性的筆致裏，看到他塑造的狂人，呈現出一種天真的浪漫主義色彩。如果說魯迅的《狂人日記》，展現的是魯迅爲人生而藝術的作家自覺使命；那果戈理的《狂人日記》，則呈示了果戈理爲藝術而藝術的忠實於藝術的開放科學性……
俄國作家果戈理的《狂人日記》於1835年問世，中國作家魯迅的《狂人日記》則寫於1918年，間中相隔了80多年。魯迅承認寫作《狂人日記》時受果戈理影響，他用同一篇名、取同一體裁、采同一人稱、寫同一人物，甚至連結尾以狂人呐喊“救救孩子”的呼聲也是如出一轍的。
魯迅之所以不避諱地借鑒果戈理的《狂人日記》，並和盤托出自己寫作時“大約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和一點醫學上的知識。”(1)，正因爲他是一位自信的實力派作家。他在談到這篇小說受果戈理同名小說的影響時，又明確指出：“後起的《狂人日記》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卻比果戈理的憂憤深廣……”(2)，魯迅通過這番話，自我肯定了他在借鑒中已創新超越。
實際上，魯迅的《狂人日記》和果戈理之作，是同中有異，異中有同。我在細讀文本後，在特定語境下，以聯繫的眼光與比較的方法，通過互照互對互比互識，指出兩篇作品的類同點和親和點；也找出兩篇作品實質性的區別，並對其相異進行評判，導出結論。下面是我進行系統歸納後，分5大方面及支分11個小點，全面論析這兩篇不同國家、不同時空、不同民族、不同語文的同名同體作品。
一、 從作家處身的時代背景看其創作出發點
1. 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還無法改變封建禮教吃人的本質
魯迅創作《狂人日記》正值“五四”前夕。其時，中國的封建勢力仍然統治著政治、經濟和思想領域。封建文化仍然在腐蝕著人們的靈魂；封建禮教也繼續在殘害著中國人民的精神和肉體，“吃人”的現象屢屢發生。面對這種特定時代環境裏的社會現象，以啓蒙民族的思想爲己任，以改變中國人的精神爲職責的魯迅憤然而起，以清醒的現實主義筆觸和飽蘸憤怒感情的筆墨，在他所寫的《狂人日記》中描繪了一幅“非人的生活”圖景。揭露了從社會到家庭的“吃人”現象；抨擊了封建家族制度和禮教吃人的本質，並推測出“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進而發出“救救孩子……”的呼聲，號召人們覺醒起來，拯救下一代，體現了魯迅在文學創作中一貫的鮮明社會自覺性。
2. 等級森嚴的沙俄專制統治下的民間悲歌
果戈理的《狂人日記》創作於十二月黨人起義被鎮壓後的反動統治的歲月裏。17世紀到19世紀的俄國，政權由貴族所壟斷，內外政策都由“大貴族會議”所厘定，沙皇是有名無實的國家元首。法律禁止負債的農民自由遷移，並授權地主無限期緝捕避債逃亡的農民，使100多萬農民淪爲農奴。當時的俄國社會分劃爲貴族、自由民以及農奴三大階級。農奴受盡壓迫剝削，生殺大權操于地主手中。這時期，西歐文化開始傳入俄國，不過接受文化教育的特權爲少數貴族商人所專有，全國人口90%以上爲文盲。
不論是把17世紀落後的蒙古化俄羅斯，進行一番革新，使之成爲一個西歐化的強國的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或在他死後使俄國國勢又轉盛的女皇喀德林二世(Catherine II)，其政策都是處處照顧和保障貴族階級的利益。所以，底層階級過著的都是苦不堪言的生活。
果戈理的《狂人日記》正是這種增長不已的時代憤怒情緒的表現。小說的主人公波普裏希欽是一個地位卑微的小職員，在沙俄帝制等級森嚴的制度下，收入菲薄，一貧如洗，身份與僕人差不多。但波普裏希欽畢竟是一個“人”，他有著“人”對美好事物的憧憬與追求——他希望得到部長家的小姐莎菲的垂青，但階級分明的現實，將他這種愛慕情懷，判爲歪念而給予無情的摧毀。波普裏希欽終於明白：
世界上一切最好的東西，卻讓侍從官或者將軍霸佔了。
他終於看透了人生，他看透人生所付出的代價是他被逼瘋了。在受盡侮辱和折磨之後，波普裏希欽最後痛苦地喊出：
媽媽呀，救救你可憐的孩子吧！……這個世界上沒有他安身立足的地方！大家都在迫害他。
這種痛苦的悲聲，非常真切地傳達出民間小人物的抗議，進而反映沙俄專制統治下等級森嚴的社會關係。
3. 慘無人道的專制禮教中俄類似
魯迅和果戈理雖處身於不同國家與年代，但20世紀初葉的中國，同沙皇統治的俄國卻有著某種類似的地方。
在這兩個地域有別，但實質卻類似的國度裏，到處充滿著專制和慘無人道的迫害，一樣都是封建專制的統治。果戈理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一個顯著特徵，就是深刻地揭露俄國社會人生的黑暗。果戈理的《狂人日記》，即利用狂人的昏熱之語，反映了沙俄專制統治下，底層小人物的悲劇。
這樣的作品不僅對喚醒俄國人民富有現實的意義，對20世紀初期處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人，同樣富有啓發意義。因而，常以“我以我血薦軒轅”的愛國志向自勵的魯迅，在作《摩羅詩力說》時，就注意到了“對於自己的人民”像“對於俄國一樣重要”的果戈理及其作品。魯迅在介紹這位俄國重要作家時說：“十九世紀前葉，俄有果戈理(N. Gogol)者起，以不可見之淚痕悲色振其邦人”。這種以“振其邦人”爲創作出發點的思想，恰與立志改變國民精神，以啓蒙社會爲目的的魯迅之創作意旨相吻合。於是，善於“採用外國的良規，加以發揮”(3)的魯迅，“別求新聲於異邦”，大膽“拿來”，巧妙“借鑒”。其“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4)而作品中假借狂人的荒唐之言，對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禮教吃人本質的揭露，又完全是“各稟自國之特色，發爲光華”(5)的。
二、 獨創性不一定得在某個空白點上標新立異
1. 魯迅高明地在借鑒中開拓創新
魯迅的狂人，雖然借鑒了果戈理筆下類似的形象，但我們不能因此而把果戈理歸結爲原因，把狂人歸結爲結果。因爲文學創造的過程和文學影響發生作用的過程極其複雜、微妙，所以應該探索其作用，並探索影響如何催化，甚至參加孕育出新的藝術花朵。魯迅的“狂人”身上，閃現著果戈理“狂人”不同角度的側影，但卻不是果戈理“狂人”形象的再現，而是一個嶄新的形象。
應該說，魯迅在借鑒果戈理的基礎上，已進行了創造性的昇華。文學畢竟有自己的特點，在文學研究中試圖用一件作品去解釋另一件作品，把它們的關係，化爲單純的因果關係既不明智，也不可能。
魯迅曾在1918年8月寫給許壽裳的信裏說過：
《狂人日記》實爲拙作……偶閱《通鑒》，乃悟中國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種發現，關係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6)
此言說明，魯迅的《狂人日記》並不僅僅是果戈理小說的簡單模仿和仿效，而是出源於他對中國歷史和現實的考察和認識，從而獲得了“禮教吃人”這一“關係甚大之發現”後，才根據他對現實生活的理解，以及所掌握的醫學知識寫成的。這完全是由作者“爲人生”與寫實手法所決定的。這正如魯迅所說：
新的藝術，沒有一種是無根無蒂，突然發生的，總承受著先前的遺産……以爲採用便是投降，那是他們將‘採用’與‘模仿’並爲一談了。(7)
這種藝術觀、社會觀和歷史觀的結合，事實上充分地體現了一個擅長在借鑒中開拓創新的傑出作家的創作思想與個性。
美國比較文學學者的約瑟夫·J·肖在《文學借鑒與比較文學研究》一書中曾指出：
許多偉大作家並不以承認別人對他們的影響爲恥辱，許多人甚至把自己借鑒他人之處和盤托出。他們覺得所謂獨創性並不僅僅包括、甚至主要並不在於內容、風格和方法上的創新，而在於創作的藝術感染力的真誠有效。(8)
魯迅即是這樣的作家，他從不因自己取法了外國的作家而“臉紅”，也從不因爲自己作品中存在著別的作家的明顯影響而忌諱。
事實上，魯迅的《狂人日記》的確展現了比果戈理更“憂憤深廣”的現實批判。這種“憂憤深廣”的現實批判包含魯迅對中國歷史和現實的認識，有他從醫學角度對“迫害狂”病患者（魯迅的姨表兄弟阮久蓀）的觀察和研究。更須指出的是，有他耳聞目睹一些革命者（如章太炎、譚嗣同、孫中山）被說成是瘋子的事實根據。因此，魯迅塑造的是屬於他自己的狂人形象，這個狂人形象有著他自己的獨特研究。事實證明，魯迅在借鑒果戈理的《狂人日記》後的開拓創新是成功的。
在魯迅的《狂人日記》裏，既有俄國作家果戈理同名作品的啓示和影響，又有來自不同側面的生活原型，還有魯迅早年行醫的專業知識，當然其中更有魯迅所肩負的歷史重壓，以及力圖超越這種重壓的現代人的熾熱理想。
因此，魯迅的《狂人日記》出現時，儘管果戈理的《狂人日記》已爲一些讀者所熟知，但因魯迅之作“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竟“頗激動了一部分青年讀者的心”。(9)他“創作的藝術感染力”是“真誠有效”的。他的作品使讀者受到了真切的美的感染，並産生了獨立的藝術效果，具有作家的獨創個性。
2. 果戈理能寫出《狂人日記》也非偶然
果戈理早期的創作“從浪漫主義開始，從模仿茹科夫斯基開始”(10)。特別是德國浪漫主義幻想派作家霍夫曼的影響,“在《鼻子》、《狂人日記》這類作品裏顯得更加明確”(11)。但是如果沒有果戈理從童年時代起，就已經從書本上熟悉的京城；沒有他在這個等級森嚴、處處充滿爾虞我詐的社會裏，目睹的種種不平；沒有年輕的果戈理作爲一個小人物爲謀生立足，而受盡了生活的種種熬煎的親身經歷等等諸如此類的個人條件，果戈理同樣是無法寫出《狂人日記》這樣傑出的作品的。這一切說明，時代因素（包括前輩作家的文學傳統），以及作家自我完成的個人條件，在創作中是非常重要的。也因爲這樣，若單純從文學發展的繼承性方面去認識一個作家，是遠遠不夠的。
綜觀上面所述，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有獨創性的作家，並不一定是某個空白點上的標新立異者。能將借鑒別人的東西糅進自己的創造中，並在創造中另辟蹊徑的，同樣可稱爲獨創者。魯迅與果戈理各自所取得的成就，即有力地說明此理。
普希金曾經說過：“模仿可能說明作家對自己的力量有充分的自信，說明他希望沿著某個天才的腳迹去發現一個新的世界，說明他渴望以謙恭的態度掌握自己尊崇的範例，從而賦予它新的生命。”(12)這就說明了模仿與借鑒是一種信心的顯示，它與創新不僅不矛盾，而且相互依存。
實際上，作家的經驗是他向生活學習，向傳統學習，向前人和同行學習的總和。是民族傳統、文化素養、外來影響在他意識中的積澱。正如亨利·詹姆斯所說，“只有在豐厚的土壤上才能開放出燦爛的藝術之花”。(13)這裏所說的土壤，首先是民族文化傳統，然而，要談到土壤的“豐厚”，怎麽可以沒有外來的養分呢？可見，離開傳統，離開影響來談作家的經驗是不可能的。沒有傳統，沒有“影響”也就談不上“獨創性”。
歌德說“人們老是在談獨創性，但是什麽才是獨創性？我們一生下來，世界就開始對我們發生影響，而這種影響一直要發生下去，直到我們過完了這一生。除掉精力、氣力和意志以外，還有什麽可以叫作我們自己的呢？”(14)可見，獨創是建立在接受遺産和影響的基礎上的，只有以傳統爲依託，不斷借鑒他人，吸收外來的營養，才可能生産出傑出的新穎的藝術品。
三、 從文體結構與人物塑造上比較作品的內涵
1. 魯迅把個人病患上升到國民憂患
魯迅的《狂人日記》在文體上，明顯地仿效果戈理的日記體，但卻不標年月日，而僅以13節長短不一的文字，記錄狂人的錯雜無倫次的荒唐之言。但在篇首，魯迅又以中國傳統筆法寫了一段類似小說開篇的“楔子”的文言“小識”，交代這篇《狂人日記》的來歷。這顯示魯迅以現代意識流的象徵手法寫作時，還是不願捨棄中國傳統寫法。
魯迅以狂人的呼救結尾，更是無可懷疑地仿效果戈理這一深化主題之筆，只是魯迅“救救孩子”的呼聲，則比果戈理更加“憂憤深廣”。它突破了寫個人病患，個人悲劇的局限，而上升到社會病患乃至國民悲劇。因爲果戈理最後呼籲的只是求母親救救“可憐的患病的孩子”，代表著被虐待的平庸的弱小人物的呼聲。魯迅則拓寬眼界，呼籲整個社會來“毀壞這鐵屋”，拯救整代的青少年。
魯迅描繪了狂人對封建社會和歷史的徹底暴露、否定和反抗，表現的不僅僅是自己的，而是數千年的封建統治的壓迫之下，奴隸一般地生活著的民衆的苦痛和掙扎。他寄希望於社會變革，表現了一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
魯迅在《燈下漫筆》中曾說：
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筵宴的廚房。
《狂人日記》可以說是這場“人肉的筵宴”的象徵性的總體描繪。小說以一個“迫害狂”患者爲主人公，象徵性地揭示了封建傳統吃人的主題。這裏的“吃人”，不僅僅是肉體上的吃人，也是精神上的“吃人”，是傳統的封建道德扼殺了中國人的生命活力。
狂人患病之後，感到周圍的人都要吃他。其中有趙貴翁，這樣一些封建傳統的自覺維護者；也有那些在封建傳統蒙蔽下的一般群衆，他們自己是被吃者，但同時也參與吃人：
他們——也有給知縣打枷過的，也有給紳士掌過咀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債主逼死的，他們那時候的臉色，全沒有昨天這麽怕，也沒有這麽凶。
封建禮教影響的普遍性，決定了吃人的人的普遍性。封建禮教是以家庭制度爲核心的，它的貫徹首先是在家庭中實行的。“大哥”的意象就是家族制度的象徵，他並非有意戕害狂人，但他所尊奉的禮教制度的觀念，決定了他要按照社會傳統的意志消滅狂人的叛逆意識。
“醫生”這個意象則集中地體現了在傳統的封建社會裏，以“治病救人”面目出現的道德說客一類人的實質，他們以勸導、訓誡的方法“挽救”封建道德的叛逆者，實際上起著幫同統治者吃人的作用。
趙貴翁吃人；社會上受蒙蔽的下層群衆吃人；“大哥”吃人；“醫生”也吃人。就這樣，魯迅實際上揭示了整個封建社會吃人的本質。而這個社會在中國已經維持了幾千年，構成了中國從先秦到“五四”時的全部歷史。
魯迅的《狂人日記》描寫的是一個人與整個社會環境的特定關係。個人與社會矛盾上升爲小說的主要矛盾，故事性的框架被社會狀態和人的命運的展現所代替。
魯迅筆下的狂人的一整套的瘋話，實際上是爲表達主題而完整設計的“有意味的形式”。狂人的心理過程注入了作家的理性思考。魯迅有豐富的醫學知識，狂人的生活原型即是魯迅的姨表阮久蓀。周作人在《魯迅小說裏的人物》裏曾這樣回憶道：
這位表親發瘋後跑到北京，時時懷疑有人跟蹤他，住在客棧，一聽風吹草動便嚇得魂不附體。魯迅留他在會館，他天未亮來敲窗門，說今天要被抓去殺頭，聲音十分淒厲。
這個直接被運用來作爲小說外殼的真實故事，曾經給魯迅很大的觸動，經過長期的靜觀默察，深入思考，魯迅對小說的構思可以說是爛熟於心。魯迅沒有孤立地寫這個故事，而是把它放在特定的歷史、社會、文化背景中去。魯迅是刻意要通過《狂人日記》，來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弊害的。也因爲這樣，《狂人日記》便被魯迅賦予了一種極其深厚的社會批判和文化批判內涵，而故事便最大限度地擴展了歷史容量和思想深度。
魯迅借鑒果戈理的筆法，透過狂人的獨特心理和邏輯，來表現教魯迅痛心疾首的現實世界。魯迅在立足于中國的現實土壤的基礎上，將批判的鋒芒刺進歷史的縱深，把諷刺的力量具化爲蘊含著深微思想的細節描寫，發出“從來如此。便對麽？”的反詰。魯迅有意通過反詰，來揭示這弊端不僅僅是現時的中國社會所特有，還是整個的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所積澱的。
2. 果戈理忠於心理寫實而不肩負教育使命
果戈理的《狂人日記》採用的是比較正規的日記體，全文由20段（即20天的日記）所構成。由於是狂人的日記，各段的日期大多是不連接的、混亂的，隨意性很強。如“二千年四月四十三日”、“某日，沒有日期的一天”、“馬德里，月二日三十”等等諸如此類，讓人一看即知是一個思維混亂的人所寫。果戈理以狂人在不平等的待遇中的種種痛苦，來反映生活在俄國的小人物的本質特徵。狂人的內心痛苦，既有時代社會的情緒，又有個人情感深處的難言之隱。從其感情和性格的內涵和表現來看，既有空虛、寂寞，又有焦急、狂躁；既有情緒的衝動，又有理智的思慮……對於這樣一種極爲複雜的心理狀態的情緒表徵，再也沒有比用日記體的形式來表達更爲合適的了。或傾訴，或低吟，或發泄，或沈思，日記體的形式在作品中的運用貼切自如，與作品的內容相得益彰。
果戈理的《狂人日記》結尾時雖然只是求母親救救“可憐的患病的孩子”，這種比較個人的憂患，在思想容量上儘管不比魯迅的“憂憤深廣”，但生活在大環境中的個人悲劇，何嘗不是由社會的悲劇所造成的？
果戈理借對俄國下等官員的悲慘遭遇的描寫，抒發的是他對自己遭迫害、受屈辱的境遇的悲歎和不平。他希望統治階級發發慈悲，給小人物一點“滋養與慰藉”，他以小人物的悲慘遭遇來揭露俄國社會的腐朽。
魯迅把改造中國國民性的希望，寄託在狂人這一他精心塑造的反封建戰士身上，使得魯迅筆下的狂人帶著沈重的社會使命乃至政治使命。魯迅筆下的狂人，打從一出場，就身負重任地通過表面瘋狂，實則冷峻理性的言語，猛烈批判吃人的封建禮教。
反觀果戈理筆下的狂人，相對來說，他比魯迅筆下的狂人，瘋狂得自在些、輕鬆些。也因爲這樣，我認爲果戈理筆下不肩負沈重教育使命的狂人，是文學性較高的一個藝術形象。我在果戈理帶有濃厚主觀抒情性的筆致裏，看到他塑造的狂人，呈現出一種天真的浪漫主義色彩。果戈理的《狂人日記》將一個人和另一個人的單純利害衝突，作爲小說矛盾的主線，雖然不及魯迅“憂憤”，但我認爲還是很有力度地在不經意的鋪寫中，深刻地反映了社會階級的不平等，以及小人物卑微得沒法舒展個性的窒息生活空間。
果戈理筆下的狂人所以“狂”，是因爲他不能適應等級森嚴、上下社會尖銳對立、小人物深受折磨和屈辱的現實生活。對現實生活的貧窮、屈辱、壓制的種種困境，他所能做的只有無力的掙扎和與“狗”爲伍，最後成爲一個僅僅活在妄想中的地地道道的瘋子。
我認爲，果戈理在《狂人日記》中，也很深刻地反映了特定的社會現實，只是他不進行有意識的教育工作。反觀魯迅，他反映現實的目的，是明明白白爲了教育國民。所以魯迅筆下的狂人，是面對著幾千年的封建教育的毒害，以及面對封建家族制度和封建禮教的迫害的“非一般狂人”。也因爲魯迅筆下的狂人是“非一般”的，所以他有獨立的自主意識。他對過著的生活，和以後要過的生活有著清醒的認識。覺醒的狂人不願意與生活同流合污，他反抗現實社會的一切，成爲了超越現實，並不爲一般人所能理解的“超常人物”。
魯迅雖然借鑒果戈理的現代意識流與象徵手法寫這篇《狂人日記》，但由於魯迅是個社會責任感很重的中國現實主義作家，他所表現的狂人“狂”的內涵，就與果戈理有了實質的差別。果戈理繼承的是俄國或是西方的現實主義文學，作品中流淌著的浪漫色彩，讓我相信，果戈理並沒有宏大的野心要去教育國民。作爲俄國19世紀的現實主義文學巨匠，果戈理讓我從《狂人日記》中，看到他忠於心理寫實。果戈理筆下的狂人，在我閱讀過程中，讓我感受到其瘋狂行動裏隱含著善良的願望；也讓我看到他的非理性的行動中，其實都蘊含著理性的內核。因此，我相信果戈理沒有爲了預定的主題思想，而不科學地以一己之見，強行改變人物的心理實質。
也由於果戈理傾向心理寫實，他就不僅僅著眼於事件的外部特徵，而是更重視挖掘人物的思想意識狀況。在他構築的人物內心世界裏，理性的思考與感情的起伏和情緒的波動，融成了一股渾濁的流，僅從他們外部的行動，是很難測知其全部流量和流速的。描寫他們的追求和追求的失敗，以及在失敗之後的痛苦反思，是果戈理塑造狂人形象的主要途徑。
和魯迅筆下粗線條、漫畫式的“狂人”相比，我覺得果戈理筆下的“狂人”，由於沒被作者刻意拔高形象，而呈現了一種舒暢自然的漸進性。也由於沒有主題先行，其心理描寫在沒有爲預定主題服務的重壓下，反而更見細緻動人。果戈理也許只爲了反映小人物的悲哀而寫，在作品中他沒有把自己當救世主般地大張旗鼓說要教育國民，或說要拯救受貴族迫害的底層階級。但這種不經意的心理鋪寫，卻使作品呈現深廣的內在張力，讓我在閱讀過程中，感染到作家濃烈的人道關懷。
如果說魯迅的《狂人日記》，展現的是魯迅爲人生而藝術的作家自覺使命；那果戈理的《狂人日記》，則呈示了果戈理爲藝術而藝術的忠實於藝術的開放科學性。
四、 在似狂非狂中展現深刻批判鋒芒
1. 從語言現象上看到怵目驚心的荒唐狂態
不論是魯迅或是果戈理，《狂人日記》裏的狂人既然是狂人，表現出來的當然就是狂言狂態——語無倫次、文理不通、詞不達意、雜亂荒唐。
以下讓我分別引述魯迅與果戈理在同名作《狂人日記》中的文本例證，從語言現象上透視狂人所展示的怵目驚心狂態。
先講魯迅，魯迅在《狂人日記》中以三個層次表現狂人的意識流動。狂人在瘋狂、夢幻、迷茫、混亂的精神狀態下，所展現的潛意識心理和錯亂的感覺，魯迅都對他進行了層次分明的描繪。下面讓我們逐層來看：
首先，狂人感到趙貴翁和路人都是吃人的人，都要吃他：
今天全沒月光，我知道不妙。早上小心出門，趙貴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還有七八個人，交頭接耳的議論我。又怕我看見。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其中最凶的一個人，張著咀，對我笑了一笑，我便從頭直冷到腳跟，曉得他們佈置，都已妥當了。
這個層次在思想內涵上揭示了封建道德在社會上的廣泛影響，造成了封建社會人與人關係的普遍冷酷。
第二個層次是，知道他大哥也是“吃人”的人，也要吃他：
老頭子跨出門，走不多遠，便低聲對大哥說道:“趕緊吃罷！”大哥點點頭。原來也有你！這一件大發現，雖似意外，也在意中，合夥吃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
這裏揭示了封建道德在家庭關係中的貫徹，即封建的家庭制度，使家庭關係也帶上了反人性的“吃人”性質。
最後一個層次是懷疑自己也在無意中吃過人：
四千年來時時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著家務，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飯菜裏，暗暗給我們吃。
我未必無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幾片肉，現在輪到我自己，……
這個層次更無情地揭露了在傳統封建道德的無形浸染下，在封建社會中成長的人，都有可能沾染上一些“吃人”思想，都有可能在有意無意中吃過人、害過人。
在上述三個層次裏，魯迅把《狂人日記》的重點放在第二個層次上。因爲傳統封建道德是以調整家庭關係的家族制度爲基礎，是以一整套封建禮儀規定爲基本保證的。所以，魯迅說《狂人日記》“意在暴露家庭制度和禮教的弊害”(15)
在果戈理《狂人日記》中，我們也可以從文本例證中，找到狂人荒唐的狂態：
原來說話的是條狗哪！我得承認，我聽見狗說起人話來是不勝驚奇的。可是後來，把這一切好好兒想了一下，就不覺得奇怪了，說實在的，這樣的事情世上早已不乏先例。
狂人的妄想充滿心酸的發奮力量：
我難道是個平民，是個裁縫，或者是個下士的後代嗎？我是一位貴族哪。我會步步高升上去的。我還只有四十二歲——這正是大有作爲的時候。等著瞧吧，朋友！我會做到上校的，也許，天幫忙，官還會做得大些。名氣還會比你響些。
在生活中被欺侮的弱者，都希望成爲強者，其願望之迫切，有時竟達到妄自尊大的地步。狂人在某個程度上，有著阿Q和堂吉訶德“精神勝利法”的氣質。但這種氣質，既無法挽回他的敗局，也無法改善他的困境。他把想像和幻覺當成現象，因此總是倒楣失敗。
以下更怵目驚心，讓人覺得狂人是徹頭徹尾的瘋狂了：
今天是值得大大慶祝的一天！西班牙有了皇帝了。他被找到了。這皇帝就是我。直到今天我才明白過來。我得承認，我好像突然被一道閃電照亮了。我不懂以前怎麽能夠設想自己是一個九等文官。
受盡白眼，受盡欺壓的狂人，終於有“出人頭地”的一天，哪怕是幻覺，也大快人心：
我首先告訴了瑪夫拉我是個什麽人。當她聽說西班牙皇帝站在她面前的時候，她擺動雙手，差點嚇死過去。這蠢東西還從來沒有看見過西班牙皇帝呢。然而我努力要使她安靜下來，且溫存的話諄諄相勸，要她相信我的好意，我決不因爲她有時候給我皮靴擦得不亮而降罪於她。
西班牙皇帝費迪南七世於1832年死後，費迪南八世竟是狂人，我們在他的妄想狂態中讀到了窒息的悲哀：
他們以爲我會在文件的最末尾簽字:某某股長。還會有什麽別的呢！不料我卻在應該由部長簽字的最顯著的地位不慌不忙地塗了幾個大字:費迪南八世。這下子，大家都肅然沈默起來了;可是我只揮了揮手，說:“你們用不著多禮！”說完，就走開了。
狂人當皇帝竟得處理得這麽“低調”，這種患得患失的心理，讓人強烈感受到在不平等的社會中，要發奮翻身根本是無望的。這種無望在他努力編織的幻境中，特別顯得虛空無力：
我在涅瓦大街上微服察訪。皇帝陛下剛好在這條街上經過。大家脫帽致敬，我也跟著這樣做;不過，我沒有顯示出我是西班牙皇帝。我認爲，當著衆人說出我的身份，是失禮的;因爲我首先應該進宮覲見。我直到現在還沒有進宮去，只是因爲我沒有皇帝的制服。只要有一件皇袍也就可以了。我想到裁縫店裏去定制一件，又怕裁縫全是些蠢驢，同時他們做活又不地道，盡想做投機買賣，一天到晚在鋪石子路。我決心把一件隻穿過兩回的新制服拿來改做。可是爲了不叫這些壞蛋把東西糟蹋起見，我決定自己來縫，把門關得嚴嚴的，不讓任何人看見。我用剪刀把它完全裁開了，因爲式樣應該與衆不同才好。
從上述我所引的例段，已清楚反映了狂人的心理反常、思維跳躍、驚疑過敏的心理特徵。
2. 從名狂實不狂中看到富哲理的清醒思辨
儘管“狂人”充滿瘋言狂想，但透過反常的表面現象，從內在思維看，狂人的思維過程其實是極富完整性和邏輯性的。狂言瘋語的背後，始終貫穿著富哲理的清醒思辨力。在錯亂中折射著真知，在狂語中包含著醒世之言。用現實主義的眼光看，我們讀到的是荒誕、奇特、偏執的狂人思維過程；用象徵主義的眼光看，我們讀到的又是激烈、奔放、急促的有力控訴。這種奇特的一虛一實，虛實相生的雙軌敍事，又是如此水乳交融、血肉共生，在藝術形式上達到了最大限度的和諧。
魯迅的《狂人日記》中的狂人，尤其清醒理性，他對歷史與現實，明察秋毫，洞若觀火，一目了然：
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以上驚心動魄的滿本“吃人”，揭示封建禮教的反動本質。我認爲，這段話若單單抽段來閱讀，似乎有標語口號之嫌。但若按人物的意識流動順序讀下去，就不覺得“吃人”是強加的口號，而是有其合理的內在邏輯性——因爲怕被人吃，而看出處處是吃人的現象。這種草木皆兵的惶恐不安，已達到連看書都看出文字滿是吃人。可見，魯迅是意識強烈地要通過狂人看書這一情節，象徵地控訴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是一部吃人的歷史。
接著他又通過下面的比喻，進一步揭示了吃人者的本質，不僅是殘忍的，而且是虛僞的、陰險的：
獅子似的凶心，兔子似的怯弱，狐狸似的狡猾。
狂人是敏銳的，他能識別吃人的老譜：
他們大家連絡，佈滿了羅網，逼我自戕，……最好是解下腰帶，挂在梁上，自己緊緊勒死，他們沒有殺人的罪名，又償了心願，自然都歡天喜地的發出一種嗚嗚咽咽的笑聲。
狂人是清醒的，他能識別吃人者們的話是毒害與殺害相結合的兩把刀：
話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
狂人擅長進行冷靜理智的分析，他說：
晚上總是睡不著。凡事須得研究，才會明白。
狂人能透過現象，認清吃人者的社會關係：
海乙那是狼的親眷，狼是狗的本家。他們是狼狽爲奸，結夥同謀，本性一致、處處吃人。
狂人亦能分清吃人者的性質分兩類，一類是受了封建主義思想毒害的愚昧的群衆：
歷來慣了，不以爲非。
另一類是本性吃人的統治階級：
喪了良心，明知故犯。
以上是狂人對封建主義舊中國社會本質的清醒認識，也是對其無情的揭露。
狂人在瘋語中，時而透出了令人無限反思的哲理光芒：
吃人的是我哥哥！
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已淪落到草木皆兵的地步，更教人倍覺悲驚：
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別人吃了，都用著疑心極深的眼光，面面相覷。……
去了這心思，放心做事、走路、吃飯、睡覺，何等舒服。這只是一條門檻，一個關頭。他們可是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師生、仇敵和各不相識的人，都結成一夥，互相勉勵，互相牽制，死也不肯跨過這一步。
魯迅曾說，他的確時時在解剖別人，也時時在解剖他自己。他也說他解剖自己並不比解剖別人留情面。狂人在揭露社會吃人的同時，也不放過自己，他說：
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發昏。
四千年來時時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
狂人進一步嚴於批判自己，可從下面文本例證中清楚讀到：
我未必無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幾片肉，現在也輪到我自己，……
有了四千年吃人履歷的我，當初雖然不知道，現在明白，難見真的人！
狂人最後的呼聲更是極度哀痛：
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救救孩子……
從狂人身上，我們不僅看到了，覺醒者對過去不知覺的“同汙”的深刻的內省、懺悔；也看到了他在黑暗的統治中，以及殘酷的壓迫中，獨自進行反抗的超人的信心和勇氣。從狂人身上，更看到在昏睡的蕓蕓衆生中，先覺醒者的那種超前痛苦和被抛棄的、被包圍的恐懼和孤獨。
魯迅在整部小說中，有意識地淡化故事、淡化情節、淡化時間、淡化地點，沒有傳統意義上的敍事順序。魯迅通過極度的跳躍性思維，抉取最能反映歷史本質和時代特徵的典型意象，從貫穿五千年的歷史隧道中，凸現出小說的批判鋒芒。他的控訴不是限制在生活的某一階段，某一方面，某一特定事件之內，而是擴展到整個中國歷史。狂人說出的一套瘋話，如果剝離掉包裹的病理學外殼，那簡直就是對整個中國封建文明歷史的起訴書，狂人把中國五千年文明推上了歷史的被告席。
果戈理的《狂人日記》，雖然沒有魯迅的國民性反思的沈重感，但卻擅長通過幽默自嘲的心理描寫，來展現狂人心理不平衡的深沈心酸：
可是狡猾的狗夾緊尾巴縮做一團，悄悄地從門縫裏溜掉了，好像什麽也沒有聽見似的。我早就猜想，狗比人要聰明得多;我甚至相信狗會說話，不過她有一種擰脾氣罷了。她是一個了不起的政治家:她關注一切，注意人的一舉一動。
小人物要在不公平的社會中尋找到公平，事實證明是無望的：
世界上一切最好的東西，都讓侍從官或者將軍霸佔去了。你剛找到一點可憐的值錢的東西，滿以爲伸手就可以得到，——侍從官或者將軍立刻就從你手裏把它奪走。
在等級森嚴的社會中，質問人爲什麽要分許多等級的問題，是尖銳同時卻也是無奈的。質問歸質問，質問後依舊無法改變根深蒂固的階級不平等。不同等級就決定了人一生不同的命運：
我好幾次想研究明白，爲什麽人要分成許多等級。我爲什麽是個九等文官，憑什麽我是個九等文官？我也許是一位伯爵或者將軍，不過外表看來是個九等文官？也許，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個什麽。歷史上是不乏先例的:原本是一個老百性，不一定是貴族，只不過是一個小市民，甚至是一個農民——忽然卻發現他實在是一位大臣，有時候甚至是皇上喬裝改扮的。一個農民尚且這樣變幻莫測，一個貴族會變成什麽樣子呢？
在狂人的幻覺中，我們不僅看到他個人的不平等待遇，也看到在等級森嚴的不平等社會中，下層民衆往往連身爲人應有的基本尊嚴，都可以被無情地剝奪掉。
縱觀以上所述，不論是魯迅或是果戈理的《狂人日記》，都運用象徵主義手法表現一種抽象的人生哲理。在這兩篇同名作中，他們對狂人感覺的描寫，既是一個精神病患者的真實感覺，又是對現實環境的變形映射；而狂人滿心的不平衡，既是現實關係在這個精神病患者頭腦中的合理幻化，又對現實關係有鮮明的象徵意義。所以，《狂人日記》的意義是雙重的，既是現實的，又是象徵的。也正因如此，它才有更深廣的概括力和震耳發聵的力量。
五、 在冷峻與熱烈中各顯鮮明個性化特色
1. 魯迅把沈鬱的感情融入冷靜的客觀描寫中
魯迅筆下的狂人，是清醒的現實主義者，是徹底反封建的勇士，是封建主義舊中國的掘墓人，是“五四”時期時代精神的代表，也是作者魯迅思想的化身。
徹底反封建的戰鬥精神，無情地撕開了幾千年來封建舊中國“仁義道德”畫皮，揭示了吃人的社會本質。文中通過教人心寒的一幕幕圖景，對中國幾千年來的封建主義罪惡史，作了毫不留情面的揭露。
魯迅在《狂人日記》中呈現的是陰冷、灰暗、恐懼的沈重調子，這調子使它的總體風格更接近這一典型的精神症患者題材。《狂人日記》透出一種“人醒了無路可走”的冷寂悲劇命運。狂人越是深刻地感到封建禮教的吃人本質，越是極力反抗這種禮教，周圍的人越是把他視爲一個不值得理解與同情的“瘋子”。
在這麽深重的文化思想內涵中，鬱鬱難抒的沈痛感受，使魯迅的《狂人日記》形成了冷峻沈鬱的風格。除了內容給人沈鬱感之外，小說的語言也有種帶澀感，使人讀起來覺得氣力難接，起伏突兀而不平順，在情緒感染上造成了強烈的沈鬱感受。
魯迅的《狂人日記》是中國文學史上的第一篇現代白話小說。作爲中國現代小說的奠基之作，雖然借鑒了果戈理的《狂人日記》，而使它有別于中國傳統小說，但在思想內容上，還是沿襲中國傳統小說一貫的強烈社會乃至政治使命感。
魯迅在《狂人日記》中表現他對中國國民性的思考。這種國民性的思考乃至研究，使魯迅的作品上升到了從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的性質和作用，看待中國歷史和現狀的思想高度。在這篇小說裏，魯迅把對人類、對民族、對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下層民衆的深厚感情，有機地融於冷靜的客觀描寫中。
2. 果戈理把批判的思辨展現於主觀的抒情中
我認爲，果戈理筆下的狂人，少了魯迅筆下的狂人那凝聚了深厚文化社會內涵的冷峻與嚴肅，所以果戈理的狂人多了一種帶諷刺意味的浪漫。《狂人日記》中狗腔狗調的狗信，尤其寫得維妙維肖。其中包含的荒誕不經的奇談，展現了果戈理獨具匠心的藝術構思。而人得通過狗信來瞭解他人的秘密，我覺得對萬物之靈的人類更是一大諷刺。
狗信雖然狗話連篇，甚至有時膽敢血口噴人，但狂人還是看得津津有味，以它作爲“滋養並慰娛靈魂的養料”，這樣的鋪寫，展現了一定程度的批判思辨力。
狂人暗戀部長的女兒的妄想貫穿全文，充滿主觀抒情性的浪漫色彩。狂人除了妄想獲得部長女兒的愛，在西班牙皇位懸空時，甚至妄想自己穿上皇袍當上皇帝。這一切的癡心狂想，恰恰折射了狂人長期受歧視、受欺壓的自卑甚至窒息心理。
他以一己之願幻想翻身，但現實卻把他進一步逼入絕境，最後一則日記，尤其彌漫沈鬱浪漫氣息的悲情意識：
三百四十九，月二，年月三十日四。
不，我再也沒有力量忍受下去了。天哪！他們怎樣地對待我！他們用冷水澆我的頭！他們不關心我，不看我，也不聽我說話。我哪一點對不起他們？他們幹嗎要折磨我？他們要我這可憐蟲怎麽樣？我能夠給他們什麽？我什麽也沒有呀。我精疲力力盡，再也受不了他們這些折磨，我的腦袋發燒，一切東西都在我眼前打轉。
緊接著的幻境，充滿童話味道。它讓我想起《賣火柴的小女孩》裏，賣火柴的小女孩被凍死前，每擦亮一根火柴就出現一副美麗的幻境的那一幕幕情景。不同的是，狂人連幻境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悲涼之景：
救救我吧！把我帶走，給我一輛快得像旋風一樣的雪橇。開車呀，我的馭者，響起來呀，我的鈴鐺，飛奔呀，馬，帶我離開這世界！再遠些，再遠些，我什麽都不要看見。天幕在我眼前迴旋;星星在遠處閃爍;森林連同黑魆魆的樹木和新月一起疾馳;灰藍色的霧鋪呈在腳下;霧裏的弦索在響;一邊是大海，另外一邊是義大利;那邊又現出俄國的小木屋。遠處發藍色的是不是我的家？坐在窗前的是不是我的老娘？媽呀，救救你可憐的孩子吧！把眼淚滴在他患病的頭上！瞧他們是怎樣地折磨他啊！把可憐的孤兒摟在你的懷裏吧！這世上沒有他安身的地方！大家迫害他！——媽呀！可憐可憐患病的孩子吧！……
讀到這裏，我爲果戈理筆下的狂人在不平等的社會體制下，根本無力改變這個體制，而這個體制卻連生活在底層的小人物的一丁點兒青春生命力，都要徹底給予壓滅與摧毀，而感到無限傷痛。我感到傷痛，是因爲看到唉歎與控訴呈現的終究是無力感，無力感是他們共同的命運。然而，在傷痛之際，我又同時爲狂人擁有敢於蔑視權威的狂傲之氣而感到痛快，甚至欣賞他傲視世俗的無畏態度，堅毅不撓的執著精神，以及天真浪漫的幻想勇氣。
在俄國漫長的專制統治中，人們已把貴族至上，處處享受優越待遇視爲理所當然，甚至把適應不平等社會關係的倫理道德的規範，視爲天經地義的事。果戈理的《狂人日記》通過狂人的反叛，對社會規範的永恒性提出了挑戰，揭示了這些規範的殘酷本質，虛僞表現形式，以及陳腐存在方式。
狂人最後向母親求救的呼聲雖然悲涼，卻讓我感受到力度，那是他對不平的社會體制提出尖銳的駁議。我在果戈理看似輕描淡寫的敍事手法中，看到了他反映的社會現實；我在他不刻意教育民衆的寫作意圖中，獲得深刻思考的空間。
縱觀上面所述，魯迅與果戈理的狂人特質雖不盡相同，但卻都建立在這樣一個思想基礎上——人越覺醒越孤獨。
魯迅的現實主義冷峻性，主要來源於他擅長透視封建人倫關係的溫潤表像，對其本質作近乎“殘忍”的冷峻挖掘，以揭露封建主義的現實較之資本主義的現實，是塗著更厚的道德油彩的現實，是在溫情脈脈的面紗覆蓋下的吃人現實。
果戈理的現實主義是西方的批判現實主義，他更傾向于對現實的“再現”。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的反封建意識是逐漸覺醒的。一般說來，他們對封建思想的批判，並不像魯迅那樣把它提升到對整個封建歷史的批判。他們的現實主義藝術概括主要著眼于現實的概括。西方19世紀的批判現實主義，面對的是與中世紀迥不相同的資本主義現實，它是以嚴格的歷史主義原則爲宗旨，以表現當代社會現實爲主要目標的。果戈理的《狂人日記》可說是這時期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品的佳例。
結語
縱觀以上我從多視角與多層面所進行的具體比較論析，可看出魯迅與果戈理的《狂人日記》雖然形式類似，但兩位作家在象徵手法中構築的思想內涵，其實是有相當大的落差。由於所處的社會時代背景不盡相同，以及作家所持的創作觀念也不盡相同，所以就形成了兩部小說在很多方面都是同中有異，並且是很大的差異。實際上，對我來說，這兩篇《狂人日記》都是很成功的作品，具有各自不同的調子，突顯了作家閃光的創作個性。
魯迅對中國社會思想意識改造的追求是自覺的。這種自覺，我想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推動魯迅寫作《狂人日記》時，更多地離開浪漫主義文學方向，而轉向現實主義的創作道路。魯迅的《狂人日記》，以直接控訴現實，來構築一條他自認爲真實可行的社會意識改造的道路。魯迅認爲單純通過浪漫主義的激情呼籲，是無法達到喚醒愚弱國民的目的的。所以，魯迅僅在客觀描繪的基礎上表現主觀抒情性。他重人道主義多於個性主義，重客觀抑主觀情感的任意揮灑。
果戈理的《狂人日記》，和魯迅比較很明顯地展現了對個性的強調，進而帶來了他對主觀情感性的尊崇。這種主觀抒情性特徵，透出西方浪漫主義文學特色。
從我的比較論析中，也可看出兩篇《狂人日記》，其實都有作者自己的影子，但魯迅以狂人作爲自己的理想化身的痕迹尤其明顯。魯迅將自己的生活、經歷、思想感情、生活感受，很大部分地升化於一個首先覺醒的知識份子的狂人形象上，通過狂人控訴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是一部吃人的歷史。其實，我並不同意魯迅將中國“五四”之前的漫長歷史，以“吃人本質”全盤否定。從先秦到“五四”前的全部歷史，難道除了“吃人”，就沒有更值得我們依戀與敬仰的內容嗎？先秦的純樸、漢唐的輝煌、宋明的深沈，不都是中華文化的光輝，以及中國歷史的驕傲嗎？若說“吃人”，那也絕非“五四”以前的僅有。“五四”時期的中國社會，難道就沒有“吃人”的現象嗎？魯迅的另一篇小說名作《傷逝》中的女主人公子君，不就是在“五四”時期，被所謂的覺醒的新時代青年涓生，以及容不下她純真熱烈地追求自主的愛情的所謂新社會逼上絕路嗎？所以，我認爲魯迅通過《狂人日記》，批判“五四”以前的中國社會是“吃人”的，並不儘是科學的、公平的事實全部。
果戈理的狂人，由於作者沒魯迅那麽強烈鮮明的戰鬥意識，所以果戈理筆下的狂人形象，相對來說主觀隨意多了。悲劇主人公自身是與所處的社會環境對立的，他企圖改變自己的命運，但結果是環境勝利，人物失敗，不平等的環境吃掉了人物的理想與願望。由於果戈理沒有賦予人物非完成不可的社會使命，果戈理筆下的狂人，顯得比較自由、大膽、奔放、任性、熱情、天真、浪漫。這樣一個沒有強烈戰鬥性，卻敢於挑戰權威的小人物，最後還是不爲社會環境所容。一股熱血無處流，猶如落入網罟中的鳥，苦訴無門，求告無路。
總的來說，魯迅與果戈理的同名作《狂人日記》，雖然異中有同，同中有異，但都確確實實讓我在狂人瘋語的背後，讀到閃放著不同調子的理性批判。
完稿於2002年8月30日
參考文獻
(1) 魯迅《魯迅全集》第4卷之《南腔北調集·我怎麽做起小說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頁512。
(2)《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5年）
(3) 魯迅《魯迅全集》第6卷之《目介亭雜文·〈木刻紅程〉小引》（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頁48。
(4)魯迅《魯迅全集》第1卷之《墳·摩羅詩力說》（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頁66。
(5) 魯迅《魯迅全集》第1卷之《墳·摩羅詩力說》（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頁68。
(6) 魯迅《魯迅書信集》上卷之《致許壽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頁18。
(7) 魯迅《魯迅論文藝·致魏猛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頁404。
(8) 約瑟夫·J·肖《文學借鑒與比較文學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0年）
(9)《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5年）
(10) 高爾基《俄國文學史》（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79年），頁205。
(11) 高爾基《俄國文學史》（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79年），頁206。
(12) 轉引自約瑟夫·J·肖《文學借鑒與比較文學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0年），頁117。
(13) 轉引自J.E.密勒《亨利·詹姆斯的小說理論》（內布拉斯加大學出版社，1972年），頁48。
(14) 愛克曼《歌德談話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頁88。
(15) 魯迅《目介亭雜文二集·〈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