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馬華族文史發展的本土化進程

——《新馬華族文史論叢》序

陳榮照*

前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系主任

現任南洋學會會長暨新加坡新社社長

一

在廿世紀即將結束，新的世紀即將來臨之際，全球化(Globalization)成爲席捲世界各地的潮流與趨勢。全球化所帶來的超國界、跨地區的經濟、社會與文化交往和滲透對人類生活産生了極爲重要的影響。

在這股全球化的大趨勢下，東南亞華族社會中久已存在的本土化進程依然方興未艾。誠如王賡武教授在分析環球歷史與移民的關係時所指出的，國際化的潮流反而加強了人們，尤其是移民社會，對本土和熟悉的事物的衷情與關注。[1]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所進行的一系列研究也清楚地表明，全球化與本土化並非矛盾的對立面，而是同一歷史與現實發展進程中的兩個方面；它們之間具有密切的相輔相成的關係。[2]

作爲現實生活和時代潮流的反映，人文與社會科學也隨著時代發展而發生了一系列深刻的變化。近年來，在海外華人研究領域中，越來越多的學者都主張擺脫西方或中國中心的解釋與理論模式，以建立具有當地特色的“後殖民觀”或“本土觀”。他們強調，海外華人問題研究應該注重當地的文化脈絡以及當地社會環境對華人文化與歷史發展的影響。[3]

與此同時，新馬本地在近年來所出版的有關論著[4]，也從不同層面和角度深入地考察了東南亞華族的形成及演變的歷程。這些著作爲我們瞭解當地華人的文史發展及其融入本土社會的道路提供了重要的線索，成爲當前的本土化問題研究的基礎。

本論文集的編纂與出版出於雙重目的——在深化對新馬華族本土化研究的同時，加強本地學者與海外同仁的對話，並試圖通過這種對話來加深我們對東南亞華族整體的文化與歷史發展道路的理解和認識。基於這一考慮，本篇導論將以以下三個方面——新馬華族研究中的本土關懷(主題)、研究方法和理論，以及研究資料——作爲側重點，並將這些論題與本論文集中各篇文章的主題結合，加以討論。

二

本論集共收入十一篇文章。從學科上講，它們大致可以分爲三類：其一是文學史，包括楊松年、蘇衛紅、郭惠芬、李志和王志偉的論文；其二是社會經濟史，包括黃賢強、劉宏和曾玲的文章；其三是文化(尤其是報業)史，包括王慷鼎、葉鍾鈴和徐艱奮的論文。從時間範圍上看，這些論文涵蓋了過去一個世紀的新馬華族文史的發展進程，而側重點在殖民地時期。從主題上說，它們則不同程度地、直接或間接地圍繞或涉及一個問題，即新馬華族文史發展的本土化。誠如曾玲在她的論文中所下的定義，本土化指的是“以移民帶來的傳統文化爲主，同時因應移民所在地的特殊歷史社會環境所産生的文化變異”。

讓我們先來看看新馬文學史。楊松年在《編寫新馬華文文學史的新思考》一文中，對新馬華文文學史的基本問題作了提綱挈領性的分析。他指出，從1919年受中國五四運動影響而産生的新馬華文新文學至今已有近八十年的歷史，其成就十分可觀，已成爲“中國大陸、臺灣以外的另一株文壇奇葩。”在回顧了新馬華文文學史的研究歷程(尤其是方修先生的開創性工作)之後，楊松年認爲，到了八十年代，這一領域已經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正是在這一基礎上，編寫一部新的新馬華文文學史已成爲一個刻不容緩的議程。他主張，這一工作應該在“敬重方修，發展方修”的原則下進行，對新馬華文文學的範圍、資料、分期，及其與中國文學的關係進行仔細的重新思考。他的結論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新的新馬華文學史必須“貼切與深入地反映新馬華文文學的情形。”

“本土化”的基礎是華族移民所帶來的中國傳統文化。因此，本土化的起點或第一階段不可避免地帶有“中國化”的色彩。王志偉的《丘菽園詠史詩的主題呈現》指出，以“星洲寓公”自稱的丘氏，雖然人在新加坡，但卻心系中國。他通過大量的詠史詩來抒發自己的借古詠今、感時憂國的傳統。值得我們注意的不僅僅是丘菽園詩中所包含的——衆多的中國歷史典故和濃厚的歷史意識，而且也是這些詩中所缺乏的——對當地歷史和人物的描繪。在他的一百二十五首詠史詩中，除了一首寫法國皇帝拿破侖之外，其餘的全部都是有關中國歷史人物與事件。從這一個側面說明，新馬華族文史發展的本土化是一個漫長而曲折的進程；它所經歷的第一個重大挑戰與考驗是如何重新界定當地華人與中國的關係，並進而確立自身在新馬社會中的定位。

這一定位或認同問題在二、三十年代的新馬華文文學作品中得到鮮明的體現。李志《新思潮與新文學——1919至1924年〈新國民日報〉小說研究》發現，該報具有強烈的中國情懷。它所刊登的小說內容涉及廣泛，從兒童題材到改良社會小說，但是這些小說的背景絕大部分發生在中國，涉及南洋題材的小說只占總數的百分之三。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頗爲複雜；其中主要因素是南洋文學作者隊伍本身的特點。李志指出：“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是當時南洋文壇的形象比喻：“營盤”爲南洋文壇，“兵”則是一批又一批來去匆匆的南下作家。這種狀況使南洋文學缺乏時間來“積累自身、積澱傳統與精髓。”從本土化進程的角度來看，這實際上也是構成一大障礙。很明顯，當人們是以借來的時間，在一塊借來的空間上寫作時，他們所抒發的並非本土意識。

到了三十年代，新馬華族文史發展進入一個關鍵的轉型期。到了這時，隨著華人(尤其是女性)人口的大量移入，新馬華人社會基本定型並日趨成熟。在這種情況下，文學作品對南洋本土的關懷逐漸擴大。用楊松年的話來話，1925到1936年是“南洋色彩萌芽與提倡時期”。然而，特定的時代與歷史背景使這種文學上的本土化進程受到暫時的挫折。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中國面臨亡國的危險。海外全體華人的民族主義與愛國意識空前高漲，這也直接反映在當時的文學作品中。蘇衛紅《戰前五年新馬華文小說作者之心態》表明1937-1942年是“本地意識”與“僑民心態”共存的時期，而後者佔據了主導地位。當時的馬華文學作者群(包括南來作家)的中國情結主要體現在他們的“落葉歸根”心態及其社會責任感 。而本土作家(包括少數南下作家)則以主人翁心態，開始在其作品中注入新馬社會現實的內涵。郭惠芬《中國南來作者與新馬抗戰救亡文學(1937-1942)》主要關注的是南來作者與新馬抗戰救亡文學的關係。她指出，這批作家以抗戰文學作爲救亡武器，通過“紙彈配合子彈”的方式，不僅宣傳了抗日的主題，同時也以大衆化和通俗化的形式，強調了反帝反封建的內容。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一些作家一再呼籲“南洋地方性”的重要性。例如張楚琨就認爲，“我們生活在南洋，應該以南洋現實爲題材。”這也表明，即使在華僑愛國主義頂峰的時期，本地意識(或南洋心態)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著。這些事例也提醒我們，本地化的進程並非一種單純的線性發展；它可能受到時代背景和作家本身心態的影響，而出現徘徊與曲折。然而，這一進程的終極目標卻是十分明確的，那就是，通過創造性地融合中國傳統文化與當地人文脈絡，培育發展出具有南洋色彩的本土華族文化。這一漫長的文學本土化進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加速展開，出現了楊松年所指出的“本地意識的拓展和騰漲時期”，並逐漸形成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具有自身特點的新馬華文文學。

如果說文學是生活的藝術之鏡，歷史學則是現實的直接寫照。本論文集中的三篇有關論文從社會經濟史的角度涉及了新馬華族本土化的進程與特徵。曾玲《新加坡廣惠肇碧山亭的建立及其社會文化意義》以1871年建立的碧山亭爲例，探討華族移民所帶來的傳統文化是如何結合新加坡的特殊歷史環境，從而産生出一種新的具有本土色彩的文化與社會型態。她認爲，作爲一個跨地域／方言的組織，廣惠肇碧山亭的建立與發展是新加坡幫權結構的一個縮影。由於民間宗教對移民時代的新華社會具有整合社群的作用，小群體(廣府人與客家人)通過建立共同的崇拜物件(福德正神)，進而建立新的聯合陣線，以確保自身在幫權政治中的地位與影響。廣惠肇碧山亭的建立因而達到了“既容納小群，又整合大群”的目的。曾玲指出，這種跨地域與跨方言的社會組織在當時的中國是不可能存在的。這一個案研究清楚地表明，新馬華族的本土化不僅僅是環境使然，而且也是華族移民的主動選擇；他們將本土化作爲適應新環境的一種有效策略。

黃賢強《十九世紀末期檳城的娼妓與華人社會》著重探討檳城婦女，尤其是娼妓的社會史。這是一個獨特而重要的角度，過去經常受到忽視。正如他指出的，通過對與妓女生活有關的人和事的分析，從中可以看到一系列的社會、政治和種族關係，從而再現新馬早期華族歷史發展的多面性和複雜性。作者在參閱了當時的報刊資料之後得出結論，認爲十九世紀末期檳城的娼妓業的興起是當時衆多的單身男性勞工移民南來的直接後果。多數的妓女是在中國被拐騙或被販賣到檳城的。她們不僅生活十分悲慘，而且受到私會黨的嚴格控制；儘管英國殖民政府有時也會插手當地紅燈區的糾紛。黃賢強還進一步分析了十九世紀檳城方言幫派之間的互動關係；當地的男性多爲閩籍，而妓女則多來自廣東省。因此，“嫖妓賣淫雖然是社會病態，卻是當時少數突破方言幫派隔閡的華人活動之一”。這一個案分析以及一些其他有關著作(如Carl Trocki對十九世紀新加坡華人與鴉片貿易之關係的研究[5])提醒我們，通過對某個特定社會階層、團體或行業的微觀考察，有助於厘清新馬華族移民融入當地社會的宏觀進程。

劉巨集《從雙向橋梁到多邊網路：新加坡中華總商會與轉型期的新馬社會經濟關係》是本文集中唯一一篇專門討論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新馬華族史的論文。到了五十年代，隨著東南亞民族獨立國家的建立以及中國大陸局勢的變化，當地華人的認同物件已逐漸地轉向他們的居住國，從而邁入了華族文史發展本土化歷程的一個分水嶺。劉宏的文章以戰後初期東南亞“最有影響力的華人組織”(美國學者施堅雅語)——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爲例，探討它如何通過種族與人際關係渠道，協助新加坡渡過建國初期的困難階段。該組織還進一步將新馬之間的雙向交往橋梁擴大、建立了區域性和全球性的多邊華人社會與商業網絡。這一網路的基礎與服務物件是東南亞華族社群。儘管中國仍然成爲影響華族文史發展的一個因素，但已不同於二戰前那種主導地位，而是一個輔助因素。

本論文集還收入了三篇從文化史、尤其是報業史的角度來分析新馬華族發展的論文。王慷鼎《〈檳城新報〉政論量的分析(1895-1911)》的研究物件是政論，亦即“評論時政的一切論文”。他對1895-1911年《檳城新報》政論的分析顯示，這期間報界與文化人之中具有強烈的中國情結，這不僅從報刊中所體現的內容和思想傾向中可見，而且也反映在報刊文體之上。例如，上諭與奏摺是政論中的兩個種類，雖然它們只占所有政論的百分之十五，但是，這類新聞文體則是清朝(或中國)影響的鮮明表現。再則，該報所轉載的外稿中，絕大部分采自上海和香港等地的報刊。

葉鍾鈴《吳鈍民與吉隆坡益群報》一文指出吳鈍民聯合一群愛國志士創辦《益群報》、“以啓民智，促進教育，培植社會道德，發展民生事業爲宗旨。”自《益群報》於1919年3月24日創刊以來，吳鈍民即任編輯主任，主持該報筆政，直至7月29日被政府逮捕驅逐出境，總共在報社服務四個多月，使該報成爲“聯邦華人文化之機關，社會之晨鍾”。他回應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號召，發表激烈的愛國救亡言論，並號召華人展開抵制日貨運動、成爲二十年代新馬左翼政治運動的先驅人物。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新馬華族文史的發展受到英國殖民當局有關政策的直接影響。徐艱奮《從〈益群報〉看英屬馬來亞的新聞政策》通過討論該報所報道的新聞事實以及它本身的遭遇，進而透視英國在馬來亞所實行的新聞政策的內涵。她發現，在1919年之前，英國殖民當局並沒有一套系統而具體的新聞政策，這種放任態度使馬來亞的華文報業得以迅速發展。這也給《益群報》提供了相對的自由空間。它通過鼓吹反專制的言論以及宣傳民主和科學，表達了該報“熱愛中國”的立場。但是1919年之後，英國殖民當局態度發生變化。隨著華人民族主義運動和反日抗議活動的勃興，使英國殖民當局擔心社會與經濟秩序受到破壞，自身的利益也將受到威脅。因此，它對馬來亞的新聞界設置了諸多限制，不允許過多宣傳華人民族主義和中國情結。這也直接導致《益群報》在辦報方針上進行了調整。徐艱奮認爲，英國殖民政府的政策是有限度的自由，其宗旨在於維護它在英屬馬來亞的殖民統治。

三

前面我們介紹了本論文集的主要內容，並強調其中的文章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新馬華族文史發展的本土化進程。現在讓我們來看看與研究資料、理論、方法有關的一些問題。

本土化研究所注重的是中國傳統文化在移入新環境之後所發生的變遷與傳承。要確切地反映這種進程，我們必須採用體現本土觀念與當地意識的資料。本論文集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在文獻資料的使用上，所有的作者都有意識地將大量的第一手資料作爲他們分析的依據，這因而有助於得出較深入而客觀的結論。例如，有關文學史和報業史的論文都取材於二戰前新馬華文報刊及其文藝副刊。曾玲的文章參閱了不少碑銘資料；黃賢強的論文資料來源於檳城華文報紙的議論文章及新聞報道；劉巨集則採用中華總商會的會議記錄，並輔以同有關當事人的個人訪談資料；徐艱奮在討論英國殖民政府的新聞政策時，還參考了殖民地官方檔案文獻。

本土化理論的産生是最近二三十年的新現象；以華文撰寫的有關理論書籍最先是在臺灣出現。[6]迄今爲止，東南亞華人研究領域尚未對這一理論進行過直接而系統的闡述。從1945年至今，海外華人研究中占主導地位的思潮是“中華文化持續論”(五十年代)、“華人同化論”(六、七十年代)、“多元認同論”(八十年代至今)。[7]即使是近年來西方學術界中頗爲流行的“現代華人跨國活動”理論(Modern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其重心還是在於全球化與後現代主義，對於海外華人的本土化的起源、進程、及其特徵還缺乏理論性的建構。[8]由於這一總體的理論論說(Discourse)的不足，本論文集也無法有的放矢地針對本土化理論的內涵與層次進行深入而系統的分析。不過，一些作者還是嘗試將他們的個案與有關的理論問題的討論聯繫起來。例如，楊松年的文章涉及到馬華文學史撰寫中的基本理論構架問題；曾玲將廣惠肇碧山亭的個案放在本土化理論的框架之下加以描述；劉宏的論文則注意到傳統的華人社會組織如何被重建成爲區域性和世界性的華商網路的基礎。

從方法論的角度來看，本文集的論文大多採用傳統的文史分析法，注重史料的搜集、整理、歸納和論證。儘管一些作者也注意到比較研究和跨學科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但是，這些方法在新馬華族文史研究中的應用還有待進一步系統化和深化。我們希望本論文集能夠起到抛磚引玉的作用，不僅使更多人意識到東南亞華族文史發展的本土化趨勢，而且能夠從理論和方法論的層面進行宏觀闡述。

四

國際化不僅造成生産的全球性大分工，也導致空前規模的人口遷徙與流動。從本論文集作者的背景，我們也可以看到全球化影響的一個側面。他們之中既有新馬本土出生、成長，並遊學東西方的學者，也包括那些生於大陸，然後在中國、新加坡、北美和日本受教育的學人。他們這種廣泛的教育背景和生活經歷有助於從不同的視野與個人感受來觀察和思考全球化與本土化的錯綜複雜的歷史背景和互動關係。另一方面，這些作者中有些已經辛勤耕耘數十載，已成爲有關領域的權威；更多的則是新近跨入新馬華族問題研究的新人。大家對新馬華族文史有著共同的興趣，並願意對這一問題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事實上，鼓勵更多的人加入研究中國和東南亞華人語言、文化、歷史和哲學的行列，是新加坡新社從1966年創立以來的一貫宗旨。過去三十多年來，本社除了先後出版《新社學報》、《新社季刊》、《新社文藝》之外，還主編出版了《新社學術叢書》、《新社學術論文集》、《新社文藝叢書》和《新馬華文文學大系》等。[9]

這些出版物對新馬華族文史研究特別關注，本文集的出版也正是這一傳統的延續。我們衷心希望今後能夠繼續得到本社同仁及社會各界人士的支援與鼓勵，在深化與普及東南亞華族研究上“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一九九八年十月八日於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