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學評論到新馬文學──葉金輝專訪楊松年教授
葉金輝
馬來西亞「新加坡南大教育與研究基金會」助理秘書
簡介
楊松年教授，1941年出生於新加坡，筆名有風入松、綠雲，1963年畢業於南洋大學中文系，1968年獲英聯邦獎學金赴香港大學修讀高級學位，專攻明清詩論，1970年獲碩士學位，1974年獲博士學位。1971年開始在南洋大學中文系任教，後分別擔任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暨漢學研究中心副教授與副主任。楊教授也曾任第一屆文藝研究會會長、新加坡教育出版社文藝作品編審委員會主席、新加坡職工總會《人文與社會科學論文集》主編、《奮鬥報》主編與《新加坡文藝》主編。他曾榮獲新加坡書籍理事會書籍獎，新加坡全國職工總會五一勞工之友獎章，台灣中國作家協會中興文藝獎及新加坡國立大學第一屆優秀教學獎。1983年獲新加坡政府頒發公共服務獎章（PBM），1990年獲公共服務星章(BBM)。2001年自國立大學退休後，任台灣佛光大學文學所專任教授、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網站主持人、世界華文文學研究中心主任，並教導中國古代文論、世界華文文學、中國詩學研究、文學與傳播等課程。
著作有《王夫之詩論研究》、《中國古典文學批評論集》、《中國文學評論史編寫問題研究：明末清初詩論之考察》、《中國文學批評論集》、《杜甫<戲爲六絕句>研究》、《中國文學批評研究問題論集》、《姚瑩〈論詩絕句六十首〉研究》、《新馬華文文學論集》、《戰前新馬報章文藝副刊析論》、《戰前新馬文學所反映的華工生活》、《新馬早期作家研究（1927－1930）》、《新馬華文現代文學史初編》、《新馬現代文學》、《戰前新馬文學本地意識的形成與發展》等，發表論文超過1百篇。近主編“從選集看歷史”新馬文學叢書，以及世界華文文學各體文學作品論析叢書。已出版的有《從選集看歷史：新馬新詩論析》、《跨國界詩想：世界華文新詩論析》。
問：哪段人生與學習過程對你特別重要？
答：在香港大學從事中國古典文學批評的研究，是我學術研究興奮刺激的開始，在中國古典文論與詩論方面作廣泛的涉獵，我認識到研究的方法，並對文學理念有新的認識，也提出重新編寫中國文學批評史的意見，這些都對我有很大的激發。70年代中期我擔任《新加坡文藝》季刊的主編，開始關注新馬文藝，遂展開新馬文學的研究，這是另一個學術研究領域的開始。
問：能否簡述在南大4年的求學生涯？
答：南大中文系給我一個很好的傳統語言文學的訓練，當時我也輔修中國歷史文憑課程，給我日後研究中國古典文學批評與新馬文學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換句話說，我不但從文學看歷史，也從歷史看文學的發展。
問：我們先從您的專業談起。您認爲中國古代文論中成就最大的是哪一家的理論？爲什麽？
答：這個問題很難回答，不過我可以說中國傳統文論跟西方文論有不同的特色，不但表現在文學思想方面，也表現在文學批評的經營與實踐上。以儒道貫穿的文學精神所呈現的歷代文學批評著作，是相當迷人的。中國文學評論所呈現的方式很多，例如從選集的觀點影響一代的思潮、還有箋注批點、論詩絕句等等都有別於西方文學批評的方式。當然如果要指出一些重要的中國文學批評典籍，劉勰《文心雕龍》、鍾嶸《詩品》、蕭統等編的《昭明文選》、司空圖《二十四詩品》、嚴羽《滄浪詩話》等等都是應當一提的作品。
問：古代中國文學理論、文學批評、文學思想之間的異同是什麽？
答：人們常常把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混合而談，批評包括理論，理論有時兼有批評，關鍵在於如何給文學批評一個定論。如果我們把文學原理、作家與作品視作文學批評的話，則包含兩類，即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所以研究者運用理論與批評這類術語時，應該先下定義，否則會混淆不清。現在有些人幹脆用文學評論這個術語，明確地把批評與理論說明，我認爲這是很好的處理方法。至於文學思想，是指文學批評或理論作品中所反映出來的作者或時代的文學觀點與思潮。
問：您如何看待葉維廉教授對古代中國文論與西方文論接榫的努力？中國古代文論能夠與西方文論接軌嗎？
答：我現在工作的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文學所，它稱爲文學所，而不稱爲中國文學所，原因在於大家希望東西方文學能在這個文學所有個碰面的機會，亦即在一些課題上讓東西方進行對話，比較東西文論的異同，用西方文論分析東方文學作品，也期望中國古代文論能和現代接軌。目前學術界已有不少人在進行這方面的努力，葉維廉教授是其中非常傑出的一位。
問：我們該如何避免這種文學理論的輸入與搬用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呢？
答：現在文學研究上很大的問題是套用西方文論，情況嚴重的，會使我們僅看見西方術語的搬用，反而不見文學，因而造成很大的偏差。過去我們都從作者生平與背景談文學，現在我們的見解則不一樣，作品如果沒有經過作者的接觸，文本將失去意義，作者與讀者之間關系的探討，西方文論可以提供我們參考。關鍵在於我們應當如何活用這些理論，這些見解。不過這裏要強調的是，目前西方文論所涉及的一些問題，其實也可以在中國文論中看到，比如西方接受理論在上世紀中期以後非常流行，而在17世紀末明末清初的一些文論者如王夫之等人就曾經指出，作品雖然由作者撰寫，但是讀者可以有自己的領略而有不同的鑒賞，王夫之甚至認爲作品必須由讀者參與，作品可貴之處才能呈現出來。由此可見，中西兩種文論雖然有各自的文化與藝術精神，但是在一些關鍵課題上有時有共同的關懷。活用中國古代文論來分析現代作品，也許也是一個可以努力探訪的方向。
問：“氣”、“道”、“陰陽”、“風骨”、“參悟”等概念，在古代中國文論中比比皆是，其多義性與模糊性是否有礙中國文論的清晰度與現代化？
答：1968年在接觸中國古代文論時，我就關注到中國文論作品主要用語語義含混的問題。我的碩士論文就是通過厘清含糊性的文學用語來窺探與整理王夫之的詩論系統，當時我的努力就得到大學的肯定。在比較系統地提出含糊性文學用語問題的學者中，我是較早的一位。不過要指出的是，過去我把含糊性文學用語看成是中國文學批評的一個問題，現在這看法，倒有一些改變，我覺得這是中國文學的一個特色：中國文論並不注重具體闡明文學用語，而在於意見的潛移傳達。所謂“拈花微笑”意會言傳的表達方式，正凸顯中國文學批評的精神。如司空圖的《二十四品》，你說他含糊或不夠邏輯也好，但所呈現二十四種風格圖象與意境，不是很令人著迷嗎？
問：是文論領引著文學的方向，還是文學刺激了文論的建構？
答：文學作品與理論的關系形同雞與雞蛋的關系，有時文論會影響文學的風氣，如前後七子重視漢魏唐代詩，而反對宋元作品，就影響有明一代許多文人的理念，當時不少文學選集僅收古詩唐詩，而不取宋元兩代詩，就是如此；有時文學創作後才提供人們寫作方向的參考。杜甫以理入詩，甚至以詩來談論詩，就影響後代以文爲詩的寫作，這也形成宋代文學作品與理論批評的特色。
問：20世紀的中國（包括港台）文論都是“拿來主義”，幾乎念外文系的學者都可以成爲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高手。而新中國成立後，卻充斥這馬列文學理論。您如何觀待今後中國、港台的文論發展走向？
答：以台灣而言，早期政府把五四新文學從文學傳統中割裂除去，所以70、80年代以前，台灣文學就處在非常尷尬的地位。當時的學生包括大專學生對中國現代文學的認識可以說是空白的。留美的學生把現代文學帶入台灣，影響了文學的論析方法，開展了文學研究的新方向，也取得衆多研究的成果。但是不善用者，生吞活剝，也造成學界的不滿。中國在1949年以後，馬列主義成爲一統的思想，直到80年代後，西方文論也登陸中國，並發生巨大的影響。正當大家熱烈去用西方文論時，學界也開始警惕用西方文論分析中國文學這種“拿來主義”的危險。在全球化的沖擊中，人們也開始反省五四以後受到完全忽視的中國古代文論傳統，並思考在展開文學理論與作品批評時，如何接續這種斷裂現象，如何讓中國古代文論也能披上新裝，走向現代走向世界，正是搞中國文論的學者關注的問題。
問：戰前的詩詞文言創作可算作是馬華古典文學嗎？您如何定義馬華文學？
答：“馬華文學”中的“華”字，一般上是指語言媒介：華文，在馬來西亞用華文書寫的文學作品都是馬華文學。因此只要是用華文寫作的作品，不論是文言也好，白話也好，都是屬於馬華文學的範圍。馬華的白話文學，是馬華文學的一部分，馬華文學中的詩詞文言作品，也應當是馬華文學的一部分。如果古典的含義是指與白話文學不同的詩詞文言作品的話，那麽不論是戰前或是當前的這類作品，都可以稱爲古典文學。如何定義馬華文學，說來可話長，我建議大家最好還是參考我在《新馬華文現代文學史初編》中所提出的看法。
問：五四前後，新馬文壇一直是以中國馬首是瞻，新馬獨立以後至今，有人說寫實主義派仍擺脫不了大陸五四寫實文風的影響，請問您的看法如何？
問：中國南來作家對新馬文學有何貢獻，這是老生常談。那麽，您有何獨特的見解？
答：過去我們談貢獻時，時常著重寫出什麽作品，其實貢獻是很多方面的。在經營文學的時候，積極耕耘、積極創作，把文化沙漠變成文化綠洲就是貢獻。在今天我們能細述過去新馬華文文學的種種，就是這些文學工作者耕耘下的成績。我是帶著崇敬的心理看待前人對新馬文壇的努力的。
問：新馬分家，等於分割了大馬華社的文教重鎮，這是否在早期造就了新加坡華文文學的興盛？
答：新馬分家後，新馬文學分道揚鑣各自發展，分家前的新加坡可以說處於新馬文藝的領導地位。1957年新馬獨立時，就有一種聲音說，我們政治上獨立了，爲何文學不能從新加坡脫離出來成爲獨立的地位？後來，馬華文學果然脫穎而出，具備獨立的姿態，也取得驕人的成績。新加坡獨立後，前期的文壇盛況，讓人興奮，出版界從60年代到80年代雖然有起伏，基本上還是穩定發展的。80年代，新華文壇還是欣欣向榮，可是90年代開始有走下坡的迹象，文學作者固然經常出版作品，但一般程度不如馬來西亞，副刊蓬勃的情況也大不如前。
問：新馬文學或文壇有沒有孕育出評論家？進而言之，新馬文壇早期的文學批評或理論更多是屬於社會批評，或不成熟、觀點籠統幼稚。馬華文學有沒有發展出自己的文學理論或批評？
答：文學評論一直有人在耕耘，可是在新加坡獨立後，一直缺乏人才與作品。我們須要更多更傑出的文學評論者出現，不能一味“拿來主義”，應該掌握各種文藝批評理論作爲基礎。目前而言，文學理論是新馬寫作最弱的一環。
問：新馬分家後，事實上只是一道海峽之隔，生活習俗、風土人情表現在文學上，最大的主題差異是什麽？
答：最大的差異在於各自所關心的問題有別，新加坡越來越以經濟繁榮與商業發達作爲人生生活的指標，實際上也在這方面取得可觀的成績。相應而言，表現在文學創作上，不再是舊傳統的課題，而是新經濟體系中生活的問題。馬來西亞由於華校的存在，中華傳統的觀念成爲知識分子重要的資源，大家關注華人文化在多元種族中的定位。隨著越來越多留台生的回流，把不同的寫作手法帶入馬華文壇，這是有別於新加坡早期華校生的特色。因此，在文學創作上，馬來西亞有更傑出的表現。
問：您曾任第一屆文藝研究會會長，能否簡介這個團體？
答：1976年我主編《新加坡文藝》季刊，由教育出版社資助出版。當時何家良先生擔任出版社總經理，他邀請我主編這份刊物。《新加坡文藝》是一份大型的刊物，敢以“新加坡”爲名，是旨在希望打破門戶之見。70年代中期寫實派與現代派視同水火，所以開始時我們左右不逢源，之後大家逐漸都能在這份刊物中發表作品，門戶洞見漸漸淡化了。這份刊物出版4年後，由於出版社改成有限公司，就無法繼續資助，何先生就建議成立新加坡文藝研究會，原班的編輯人馬便成爲基本發起人，我身爲主編就自然地成爲第一屆會長。可是，工作2年後感到搞團體很不容易，所以就退辭了。
問：新加坡文藝研究會跟新加坡寫作人協會有什麽不同？其功能是否重疊？
答：最初新加坡只有一個寫作人協會，新加坡文藝研究會成立後，新加坡變成有兩個同樣性質的團體。兩個團體實際上也存有緊張的關系。後來新加坡寫作人協會成爲新加坡作家協會，而新加坡文藝研究會則變成新加坡文藝協會。我認爲文藝團體不必要大一統，團體不妨多一兩個，有競爭才會熱鬧，才有進步，只要競爭是良性的。
問：能否談談新加坡寫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的緊張關系？《新加坡文藝》在其中扮演什麽角色？
答：60年代初期開始，寫實主義與現代主義兩方掀起筆戰，搞得兩方很不愉快。當時我們創辦《新加坡文藝》，其中一個目的是希望拉攏大家，所以提出不分門戶的主張。新加坡寫作人協會後來也發出同樣的呼聲。《新加坡文藝》當時就充當兩派主義的橋梁，開始時邀約雙方的文稿，既不容易，後來就沒有前期的緊張了。現在雙方已經可以同心協力推動文藝。應該這麽說，文人相輕，自古已然，是無地不有無代不有的現象，能夠把這問題降到最低點，是最理想不過的事。
問：請談談大作《新馬華文現代文學史初編》與方修《新馬新文學史稿》在架構上的差異。
問：有計劃撰寫新馬文學批評史嗎？有此必要嗎？
答：方修和我都寫了新馬文學史，我覺得還有一項工作應該進行，就是撰寫各文類的發展。原甸寫過新馬新詩的發展史。除此，還有散文史、評論史、戲劇史都有待大家的努力。現在我在新加坡集合數位朋友包括歐清池博士等人，在進行一些工作，一方面鼓勵更多人閱讀到新馬文學著作，促進新馬文學的研究，一方面也提供一些可能發展的層面，進行不同文學文體的研究。第一步，我們的文學選集《從文學看歷史》（詩選）出版了，時限從1919年到1965年新加坡獨立，根據我的文學史分期方式分成8期，篩選出一些詩篇，有些備有導讀，有些則純粹陳列，讓讀者能透過詩篇看歷史。希望日後有人撰寫不同文體的文學發展史。我指導的學生中有的在撰寫戰前詩歌發展史，也有撰寫戰後小說發展史。
答：如前所說，馬華文學的“華”字對我來說，是指語文媒介。我不當它爲人種的媒介，原因在於：一、以人種爲主，那麽凡是人種爲華人，所寫的各類語文媒介的文學作品，如英文、法文、日文、馬來文、等等都應屬於馬華文學，牽涉太廣了。二、以語文媒介爲主，我們不但可以看到華文文學發展的變遷，也可以看到我們的先輩如何爲華文文化奮鬥的歷史。如果由我撰寫馬華文學史，我當然會收編李永平、張貴興等人的作品，標准可參考我在《新馬華文現代文學史初編》中提出的看法。我是採取寬松的尺度來處理文學史中的作者的，因此我對陳芳明的台灣文學史不把張貴興等人列入他的文學史的書寫中，深感不解。
答：對中國大陸將大陸以外的文學稱爲海外華文文學，我一直持著反對的意見。“外”相對於“內”，“內”“外”之別，不但強調在“分”，更有中央、邊緣的差異。世界華文文學一詞，包容量極廣，凡在地球上的都可容納。從環球的華文文學角度來說，文學有多個中心，以海外華文文學來稱呼中國以外的文學，有以中國爲唯一中心之嫌，並不恰當。由世界華文文學的高度來看各地區的華文文學，可以看到他們互相影響，互相接受，以及不接受的情形，這和中國現當代文學的領域可以區分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