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學評論到新馬文學──葉金輝專訪楊松年教授

 

葉金輝

馬來西亞「新加坡南大教育與研究基金會」助理秘書

 

 

(本文由馬來西亞「新加坡南大教育與研究基金會」供稿,原載於第9期《南大資訊》。本文經楊松年教授審閱。)

 

簡介  

       楊松年教授,1941年出生於新加坡,筆名有風入松、綠雲,1963年畢業於南洋大學中文系,1968年獲英聯邦獎學金赴香港大學修讀高級學位,專攻明清詩論,1970年獲碩士學位,1974年獲博士學位。1971年開始在南洋大學中文系任教,後分別擔任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暨漢學研究中心副教授與副主任。楊教授也曾任第一屆文藝研究會會長、新加坡教育出版社文藝作品編審委員會主席、新加坡職工總會《人文與社會科學論文集》主編、《奮鬥報》主編與《新加坡文藝》主編。他曾榮獲新加坡書籍理事會書籍獎,新加坡全國職工總會五一勞工之友獎章,台灣中國作家協會中興文藝獎及新加坡國立大學第一屆優秀教學獎。1983年獲新加坡政府頒發公共服務獎章(PBM),1990年獲公共服務星章(BBM)2001年自國立大學退休後,任台灣佛光大學文學所專任教授、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網站主持人、世界華文文學研究中心主任,並教導中國古代文論、世界華文文學、中國詩學研究、文學與傳播等課程。

 

       著作有《王夫之詩論研究》、《中國古典文學批評論集》、《中國文學評論史編寫問題研究:明末清初詩論之考察》、《中國文學批評論集》、《杜甫<戲爲六絕句>研究》、《中國文學批評研究問題論集》、《姚瑩〈論詩絕句六十首〉研究》、《新馬華文文學論集》、《戰前新馬報章文藝副刊析論》、《戰前新馬文學所反映的華工生活》、《新馬早期作家研究(19271930)》、《新馬華文現代文學史初編》、《新馬現代文學》、《戰前新馬文學本地意識的形成與發展》等,發表論文超過1百篇。近主編“從選集看歷史”新馬文學叢書,以及世界華文文學各體文學作品論析叢書。已出版的有《從選集看歷史:新馬新詩論析》、《跨國界詩想:世界華文新詩論析》。

 


問:哪段人生與學習過程對你特別重要?

 

答:在香港大學從事中國古典文學批評的研究,是我學術研究興奮刺激的開始,在中國古典文論與詩論方面作廣泛的涉獵,我認識到研究的方法,並對文學理念有新的認識,也提出重新編寫中國文學批評史的意見,這些都對我有很大的激發。70年代中期我擔任《新加坡文藝》季刊的主編,開始關注新馬文藝,遂展開新馬文學的研究,這是另一個學術研究領域的開始。

 

問:能否簡述在南大4年的求學生涯?

 

答:南大中文系給我一個很好的傳統語言文學的訓練,當時我也輔修中國歷史文憑課程,給我日後研究中國古典文學批評與新馬文學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換句話說,我不但從文學看歷史,也從歷史看文學的發展。

 

問:我們先從您的專業談起。您認爲中國古代文論中成就最大的是哪一家的理論?爲什麽?

 

答:這個問題很難回答,不過我可以說中國傳統文論跟西方文論有不同的特色,不但表現在文學思想方面,也表現在文學批評的經營與實踐上。以儒道貫穿的文學精神所呈現的歷代文學批評著作,是相當迷人的。中國文學評論所呈現的方式很多,例如從選集的觀點影響一代的思潮、還有箋注批點、論詩絕句等等都有別於西方文學批評的方式。當然如果要指出一些重要的中國文學批評典籍,劉勰《文心雕龍》、鍾嶸《詩品》、蕭統等編的《昭明文選》、司空圖《二十四詩品》、嚴羽《滄浪詩話》等等都是應當一提的作品。

 

問:古代中國文學理論、文學批評、文學思想之間的異同是什麽?

 

答:人們常常把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混合而談,批評包括理論,理論有時兼有批評,關鍵在於如何給文學批評一個定論。如果我們把文學原理、作家與作品視作文學批評的話,則包含兩類,即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所以研究者運用理論與批評這類術語時,應該先下定義,否則會混淆不清。現在有些人幹脆用文學評論這個術語,明確地把批評與理論說明,我認爲這是很好的處理方法。至於文學思想,是指文學批評或理論作品中所反映出來的作者或時代的文學觀點與思潮。

 

問:您如何看待葉維廉教授對古代中國文論與西方文論接榫的努力?中國古代文論能夠與西方文論接軌嗎?

 

答:我現在工作的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文學所,它稱爲文學所,而不稱爲中國文學所,原因在於大家希望東西方文學能在這個文學所有個碰面的機會,亦即在一些課題上讓東西方進行對話,比較東西文論的異同,用西方文論分析東方文學作品,也期望中國古代文論能和現代接軌。目前學術界已有不少人在進行這方面的努力,葉維廉教授是其中非常傑出的一位。

 

問:我們該如何避免這種文學理論的輸入與搬用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呢?

 

答:現在文學研究上很大的問題是套用西方文論,情況嚴重的,會使我們僅看見西方術語的搬用,反而不見文學,因而造成很大的偏差。過去我們都從作者生平與背景談文學,現在我們的見解則不一樣,作品如果沒有經過作者的接觸,文本將失去意義,作者與讀者之間關系的探討,西方文論可以提供我們參考。關鍵在於我們應當如何活用這些理論,這些見解。不過這堶n強調的是,目前西方文論所涉及的一些問題,其實也可以在中國文論中看到,比如西方接受理論在上世紀中期以後非常流行,而在17世紀末明末清初的一些文論者如王夫之等人就曾經指出,作品雖然由作者撰寫,但是讀者可以有自己的領略而有不同的鑒賞,王夫之甚至認爲作品必須由讀者參與,作品可貴之處才能呈現出來。由此可見,中西兩種文論雖然有各自的文化與藝術精神,但是在一些關鍵課題上有時有共同的關懷。活用中國古代文論來分析現代作品,也許也是一個可以努力探訪的方向

 

問:“氣”、“道”、“陰陽”、“風骨”、“參悟”等概念,在古代中國文論中比比皆是,其多義性與模糊性是否有礙中國文論的清晰度與現代化?

 

答:1968年在接觸中國古代文論時,我就關注到中國文論作品主要用語語義含混的問題。我的碩士論文就是通過厘清含糊性的文學用語來窺探與整理王夫之的詩論系統,當時我的努力就得到大學的肯定。在比較系統地提出含糊性文學用語問題的學者中,我是較早的一位。不過要指出的是,過去我把含糊性文學用語看成是中國文學批評的一個問題,現在這看法,倒有一些改變,我覺得這是中國文學的一個特色:中國文論並不注重具體闡明文學用語,而在於意見的潛移傳達。所謂“拈花微笑”意會言傳的表達方式,正凸顯中國文學批評的精神。如司空圖的《二十四品》,你說他含糊或不夠邏輯也好,但所呈現二十四種風格圖象與意境,不是很令人著迷嗎?

問:是文論領引著文學的方向,還是文學刺激了文論的建構?

 

答:文學作品與理論的關系形同雞與雞蛋的關系,有時文論會影響文學的風氣,如前後七子重視漢魏唐代詩,而反對宋元作品,就影響有明一代許多文人的理念,當時不少文學選集僅收古詩唐詩,而不取宋元兩代詩,就是如此;有時文學創作後才提供人們寫作方向的參考。杜甫以理入詩,甚至以詩來談論詩,就影響後代以文爲詩的寫作,這也形成宋代文學作品與理論批評的特色。

 

問:20世紀的中國(包括港台)文論都是“拿來主義”,幾乎念外文系的學者都可以成爲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高手。而新中國成立後,卻充斥這馬列文學理論。您如何觀待今後中國、港台的文論發展走向?

 

答:以台灣而言,早期政府把五四新文學從文學傳統中割裂除去,所以7080年代以前,台灣文學就處在非常尷尬的地位。當時的學生包括大專學生對中國現代文學的認識可以說是空白的。留美的學生把現代文學帶入台灣,影響了文學的論析方法,開展了文學研究的新方向,也取得衆多研究的成果。但是不善用者,生吞活剝,也造成學界的不滿。中國在1949年以後,馬列主義成爲一統的思想,直到80年代後,西方文論也登陸中國,並發生巨大的影響。正當大家熱烈去用西方文論時,學界也開始警惕用西方文論分析中國文學這種“拿來主義”的危險。在全球化的沖擊中,人們也開始反省五四以後受到完全忽視的中國古代文論傳統,並思考在展開文學理論與作品批評時,如何接續這種斷裂現象,如何讓中國古代文論也能披上新裝,走向現代走向世界,正是搞中國文論的學者關注的問題。

 

問:戰前的詩詞文言創作可算作是馬華古典文學嗎?您如何定義馬華文學

 

答:“馬華文學”中的“華”字,一般上是指語言媒介:華文,在馬來西亞用華文書寫的文學作品都是馬華文學。因此只要是用華文寫作的作品,不論是文言也好,白話也好,都是屬於馬華文學的範圍。馬華的白話文學,是馬華文學的一部分,馬華文學中的詩詞文言作品,也應當是馬華文學的一部分。如果古典的含義是指與白話文學不同的詩詞文言作品的話,那麽不論是戰前或是當前的這類作品,都可以稱爲古典文學。如何定義馬華文學,說來可話長,我建議大家最好還是參考我在《新馬華文現代文學史初編》中所提出的看法。

 

問:五四前後,新馬文壇一直是以中國馬首是瞻,新馬獨立以後至今,有人說寫實主義派仍擺脫不了大陸五四寫實文風的影響,請問您的看法如何?

 

答:這是一個在馬來西亞學界經常討論的課題。有些學者甚至因爲早期中國文學對新馬的影響,甚至有在早期這類文學排斥在新馬文學歷史之外的主張。我這次在研討會宣讀的論文《中國文學在新馬的傳播》就提出這個問題,並表示我的看法。沒有早期中國文學的影響,就沒有早期的馬華文學,從歷史延續的角度說,我們必須接受早期新馬文壇接受中國的事實,而作爲弱勢的馬華文學,今後也一定會受到外地,其中包括中國大陸、台灣、西方文學風氣的影響,我們很難拒絕這些影響,也沒有必要拒絕這些影響,關鍵在於我們的態度和謹慎的選擇,接受多元的影響不是壞事。這篇論文中探討70年代開始研究新馬文學本土性的問題,亦即新馬本土色彩與意識起於何時、如何發展、如何與僑民意識互相消長的情況。2年前我出版了《戰前新馬文學本地意識的形成與發展》,甚至用此架構作爲五四至新馬獨立前文學發展的分期原則。那麽,如何看待新馬文學中的中國性呢?過去我都在談本土意識,但其中有一個部分必須注意的,就是中國的影響,過去這方面的討論還是不足夠的。新馬過去在接受中國的傳播時的反應,這問題過去只泛泛地說有影響,到底具體的影響是什麽,我覺得可以做更深切的探究,包括文學的經營、作品的消費、變化、還有對中國性的不接受,也就是對中國性的懷疑與否定態度,這就鑄成了新馬本土意識與中國意識的角力,也促成本地意識的發展。無論如何,中國性畢竟是新馬文學的一部分。有人認爲具有中國性就不是新馬文學,這就等於把過去我們祖先在新馬拓荒的史實從歷史中割裂一樣,把中國性割裂對新馬文學是有害的。至於戰前與戰後寫實文學作品的審美趣味,實際上是比較欠缺的,不過它畢竟是形成新馬文學的部分。我認爲現代主義也不是好作品的標簽,我想文學寫作並不在於什麽主義,不能以主義作爲衡量作品好壞的標准。

 

問:馬華文藝獨特性主要是擺脫中國性的書寫,而以本土爲主,可是表現形式與技巧在何時才真正自主呢?

 

答:新馬文學從過去到現在,一直受到外國的影響,先是受到中國的影響,後來是台灣現代主義的影響,還有西方文論的介入。這問題牽涉到如何看待影響的問題。新馬文學如何尋找自己的發展空間與特色?如果新馬文學有中國、台灣、西方的影子,那麽本土性應該從什麽地方探測呢?我們應該持平地看待這問題。有人認爲有中國的影子,就是不好的影響,有台灣的影子就是好的影響,我們必須糾正這點。什麽時候我們才能有真正在寫作上表現我們風格的本土作品呢?我一直期待著新馬能夠出現一些世界級或者受到學界大力肯定的作品,以獨特的本土特色昭示傑出本土作品的誕生,並在本土發生重大的影響,領導文學作品書寫的新方向。

 

問:戰前與戰後,報章副刊是新馬文學唯一的園地嗎?

 

答:戰前新馬出版的文學單行本非常少,作品主要是發表在副刊與雜志上,文學的推動力量是雜志與副刊。副刊學與雜志學是新馬文學研究的重要一環,不可忽略。80年代我到中國大陸去,一些朋友們不解爲什麽我會研究文學副刊與雜志;90年代再去時,已發現一些研究生自覺地研究副刊與雜志了。我會較早研究文藝副刊,並爲此出版了好幾本作品,有人說覺得很奇怪,其實這一點也不奇怪,只要是研究區域文學的學者,都會清楚知道,要研究區域文學,特別是早期如戰前的文學,如果不研究副刊,就不能瞭解當時的文學,而在中國現當代文學這一塊,當學者大量研究文學專書之後,希望在研究上有所突破,也就注意起副刊來了。就新馬的情況說,戰前文學單行本非常的少,副刊研究就成爲主要的工作,在戰後,文學出版發達,副刊固然也是重要的一環,但已不像戰前那麽重要了。

 

 

問:戰亂時期,文學總是被當作武器或宣傳工具,往往缺少具有文學價值的作品,您如何看待這問題?

 

答:不能一概而論,人們對戰亂時期的文學有兩種看法,一種是所謂“詩窮而後工”,也就是說,在戰亂時期,作者因爲環境的影響受到強烈的激發,很能將內心的激憤、困頓和所遇上的大事件寫作出來,因此作品也就更加的動人。明末清初動亂時期會産生許多好作品,沒有一戰、二戰,西方文學就缺乏很多很多生動的題材,就是如此。另一方面,動亂時期,一些人以文學做宣傳的武器,來達到政治與軍事的目的,文學作品淪落爲政治和軍事的附庸,這當然不好。不過我們千萬不能因爲有第二種的情況而否定戰亂時期就不能有好的作品出現。

 

問:動蕩時期,如果有作家寫生活小品、幽默短文或風花雪月的作品,一般上都會被大衆批判,您如何看待這問題?

 

答:文學不是說寫大事件就是好的作品,寫小事件就沒有意義與價值。動人的文學作品還是在於它的審美趣味。我在整理文學史時,有兩種做法。當我把文學放在文學史的架構來看時,我會注意到文學經營、文學作品跟文學消費的問題,從這三方面看問題,也就是不純粹從文學的角度看文學,否則所見的空間與價值就很小了。但是如果我從文學作品細致的角度看,就十分強調審美趣味。當我們在談審美趣味時,它跟題材是沒有關系的,胥視作家如何寫作,例如在唐詩三百首中,不見得寫得短小的就不好,寫得長篇的就好。

 

問:在比較上,新中國成立以後,左翼風潮與作家一直占據著新馬文壇,您如何評價這一現象?

 

答:新中國成立以後,很多南來作家都回中國去了,於是在文壇上活動仍以本地作者爲主,不過在寫作上,中國的影響還是非常巨大的。當時的中國文壇,以馬列寫實主義挂帥,也對新馬作者起著重大的影響。不過當時的這種寫實主義,對新馬社會、政治、獨立運動的推動是有它的作用的。不過這些作品在審美趣味上一般上有所欠缺。話還需說回來,文學寫得是否動人,不是寫實或不寫實的問題,而是如何寫實的問題;正如你用現代主義的手法寫作,不一定就取得成功的通行證一樣。

 

問:新興文學是馬華文藝界對中國“革命文學運動”所發出的共鳴。您認爲革命文學是否顛倒了文學的本質?

 

答:20年代提出的新興文學,是傳播自中國當時的文學革命思潮。這種傳播以當時整個新馬環境而言,是可以理解的。我們必須知道當時活躍文壇的先輩,基本是中國人。可是,在傳播這種文學時,出現非常多的問題,很多都是教條式、概念式、淺薄式的呐喊。同時,他們也意識傳播這種文學時,也應該提倡南洋色彩,所以可見中國文學在新馬傳播的過程,也有這樣的變化。

 

問:如何看待黃色時期的文學?以現今的眼光以觀,那真的屬於黃色文學嗎?

 

答:首先必須厘清當時對黃色文學所下的定義。反黃運動出現在1948年緊急法令之後,當時文壇陷入低潮,在政治高壓的局面下,許多作者停止寫作了,文壇上出現了不少軟性文學,一些牽涉到男女問題的文學,也有不少吟風弄月題材的作品。當時黃色文化的定義不只是指色情文化,也包括這些被標簽爲灰色的頹廢文化的作品。不論是一些牽涉到男女問題的文學,或是吟風弄月題材的、被標簽爲灰色的頹廢文化的作品,以今天的眼光來看,當然不屬於“黃色”之作的。

 

反黃運動原本是個社會問題,當時一個女生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奸汙,人們就把這個時間擴大爲文化事件,當作文化問題處理,並發展爲文化運動。當時的人之所以那麽做,是由原因的,他們希望借這個文化運動,在非常低潮的文學與文化氣氛中找尋一個可以發展的空間,並讓這一運動最後從文化運動更進一步發展爲政治運動,文學也在這種轉化當中被探討,提出發展的未來走向,之後文壇會有愛國主義文學的出現,是在這樣的一個基礎上發生的。

 

問:如何評價淪陷時期馬華文壇的“漢奸文學”、“色情文學”?(方修《馬華文學史補》)

 

答:淪陷時期寫作活動基本上已經停頓了,只能看到《昭南日報》零星的作品。有一年,我帶領學生舉辦一次文學史展,以藝術多元展現新馬文學史,淪陷時期我們只展示一塊紅布,用風扇吹,表現戰火密布與人生生活困苦。至於應當如何看待《昭南日報》上的作品,我認爲不應簡單化的處理。

 

問:請敘述戰後新馬文學的困境。

 

答:戰前許多文人辛勤工作,努力耕耘,希望在這片文化沙漠開拓出文藝園地。戰前新馬文學的困境有二。第一,本土意識如何建立;第二,新馬文學沒有偉大作品,當時輿論界都有這樣的討論。戰後,文學與政治結合下作爲反殖的力量,困擾的不是文學問題,而是獨立的問題,文學如何表現獨立。等到新馬獨立後,新馬文藝要如何塑造自己的性格與道路,就成爲大家的困擾。到了現在,新馬文學是否已經建立了主體性,主體性在哪堙A如何觀察主體性,這是理論界的困擾。同時,應該採取包容的心態看待本土與外來相容的問題,從中分辨本土與外來的特色,更重要的是有傑出的寫作者交出作品,作品是作者的通行證嘛。

 

問:通過微縮膠卷研究報刊原始資料,您曾說那是新馬文化的一部分,那麽,在微縮膠卷中,您看到了什麽?

 

答:我們很幸運,英國殖民地政府比其他殖民政府較好地保留大量文獻。有很多早期的刊物都能在大英圖書館看到。我借著一次到英國之便,對這些刊物做了提要,陸陸續續將這些膠卷買下存放在新加坡國立大學中央圖書館。從這些膠卷當中,不僅看到了文學部分,要研究新馬早期的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甚至廣告,都可從中得到資料。

 

問:黃錦樹曾說,如果當年郁達夫繼續留在馬來半島,也許馬華文學將會出現經典作品,這是否成立?

 

答:郁達夫在中國主要以寫小說散文爲主,也獲得不少掌聲。他來到新加坡,新馬人也給予熱烈歡迎。當時在一個歡迎會上,有人問郁達夫該如何進行發展新馬文學的工作,他對許多問題的其中一個回答是:新馬只要出現一個傑出的作家,寫下十多二十本具有南洋特色的作品,則南洋特色自然能夠建立。顯然,他是偏重在作家個人的成績,他繼續留下後,跟以前的郁達夫已經很不一樣了,很快就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去,所寫的都是政論散文一類。將來的郁達夫會是個怎樣的郁達夫(有人說是戰鬥的郁達夫),將來會寫些什麽作品,誰也不敢說了。在我看來,他後期的作品反而沒有前期那麽好。

 

問:中國南來作家對新馬文學有何貢獻,這是老生常談。那麽,您有何獨特的見解?

 

答:過去我們談貢獻時,時常著重寫出什麽作品,其實貢獻是很多方面的。在經營文學的時候,積極耕耘、積極創作,把文化沙漠變成文化綠洲就是貢獻。在今天我們能細述過去新馬華文文學的種種,就是這些文學工作者耕耘下的成績。我是帶著崇敬的心理看待前人對新馬文壇的努力的。

 

問:新馬分家,等於分割了大馬華社的文教重鎮,這是否在早期造就了新加坡華文文學的興盛?

 

答:新馬分家後,新馬文學分道揚鑣各自發展,分家前的新加坡可以說處於新馬文藝的領導地位。1957年新馬獨立時,就有一種聲音說,我們政治上獨立了,爲何文學不能從新加坡脫離出來成爲獨立的地位?後來,馬華文學果然脫穎而出,具備獨立的姿態,也取得驕人的成績。新加坡獨立後,前期的文壇盛況,讓人興奮,出版界從60年代到80年代雖然有起伏,基本上還是穩定發展的。80年代,新華文壇還是欣欣向榮,可是90年代開始有走下坡的迹象,文學作者固然經常出版作品,但一般程度不如馬來西亞,副刊蓬勃的情況也大不如前。

 

問:新馬文學或文壇有沒有孕育出評論家?進而言之,新馬文壇早期的文學批評或理論更多是屬於社會批評,或不成熟、觀點籠統幼稚。馬華文學有沒有發展出自己的文學理論或批評?

 

答:文學評論一直有人在耕耘,可是在新加坡獨立後,一直缺乏人才與作品。我們須要更多更傑出的文學評論者出現,不能一味“拿來主義”,應該掌握各種文藝批評理論作爲基礎。目前而言,文學理論是新馬寫作最弱的一環。

 

問:新馬分家後,事實上只是一道海峽之隔,生活習俗、風土人情表現在文學上,最大的主題差異是什麽?

 

答:最大的差異在於各自所關心的問題有別,新加坡越來越以經濟繁榮與商業發達作爲人生生活的指標,實際上也在這方面取得可觀的成績。相應而言,表現在文學創作上,不再是舊傳統的課題,而是新經濟體系中生活的問題。馬來西亞由於華校的存在,中華傳統的觀念成爲知識分子重要的資源,大家關注華人文化在多元種族中的定位。隨著越來越多留台生的回流,把不同的寫作手法帶入馬華文壇,這是有別於新加坡早期華校生的特色。因此,在文學創作上,馬來西亞有更傑出的表現。

 

問:您曾任第一屆文藝研究會會長,能否簡介這個團體?

 

答:1976年我主編《新加坡文藝》季刊,由教育出版社資助出版。當時何家良先生擔任出版社總經理,他邀請我主編這份刊物。《新加坡文藝》是一份大型的刊物,敢以“新加坡”爲名,是旨在希望打破門戶之見。70年代中期寫實派與現代派視同水火,所以開始時我們左右不逢源,之後大家逐漸都能在這份刊物中發表作品,門戶洞見漸漸淡化了。這份刊物出版4年後,由於出版社改成有限公司,就無法繼續資助,何先生就建議成立新加坡文藝研究會,原班的編輯人馬便成爲基本發起人,我身爲主編就自然地成爲第一屆會長。可是,工作2年後感到搞團體很不容易,所以就退辭了。

 

問:新加坡文藝研究會跟新加坡寫作人協會有什麽不同?其功能是否重疊?

 

答:最初新加坡只有一個寫作人協會,新加坡文藝研究會成立後,新加坡變成有兩個同樣性質的團體。兩個團體實際上也存有緊張的關系。後來新加坡寫作人協會成爲新加坡作家協會,而新加坡文藝研究會則變成新加坡文藝協會。我認爲文藝團體不必要大一統,團體不妨多一兩個,有競爭才會熱鬧,才有進步,只要競爭是良性的。

 

問:能否談談新加坡寫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的緊張關系?《新加坡文藝》在其中扮演什麽角色?

 

答:60年代初期開始,寫實主義與現代主義兩方掀起筆戰,搞得兩方很不愉快。當時我們創辦《新加坡文藝》,其中一個目的是希望拉攏大家,所以提出不分門戶的主張。新加坡寫作人協會後來也發出同樣的呼聲。《新加坡文藝》當時就充當兩派主義的橋梁,開始時邀約雙方的文稿,既不容易,後來就沒有前期的緊張了。現在雙方已經可以同心協力推動文藝。應該這麽說,文人相輕,自古已然,是無地不有無代不有的現象,能夠把這問題降到最低點,是最理想不過的事。

 

問:請談談大作《新馬華文現代文學史初編》與方修《新馬新文學史稿》在架構上的差異。

 

答:方修在討論文學史時,分期上用盛衰爲標准。我則認爲文學應該要注意到參與者的問題,經營文學與寫作者就是當時的知識分子,我們要了解知識分子心態的變化,怎樣寫作,如何寫作,如此在分期文學發展線索時,即可看出當時文學的狀況。我會用僑民意識與本地意識互相的消長。戰後,僑民意識告退,本地意識發展中結合反殖與愛國主義的情緒與精神。我基本上是從知識分子的心態來看當時的文學發展歷史。這整個理念在於,文學作品也好,文學傳播主體也好,它必須有人的參與,也就是人的精神與傳播互相的影響,我是從作品與讀者這種傳播與接受的關系來展現文學發展的情況,這就是跟方修不同之處吧。

 

問:以文學思潮劃分文學史,您是首位嘗試的學人。能否談談這與您早期的專業(中國古代文論)是否有所影響?

 

答:我在治理中國文論時,我不但著力在中國文論,也看評論者如何經營,這對我撰寫新馬文學史有極大的幫助。當我在整理中國古代文論時,我很重視中國古代的選集,選集是四部(經史子集)中“集”的部分,他們就通過選集經營文學,選集的分析對我在分析副刊的部分有很大的幫助,如何選與如何編都有密切的聯系。所以,很多方法,我都是從古典文論中領悟到的。我對文學發展的分期,也受到古代文論的不小影響。古代文論對唐詩發展的分期曾經熱烈的討論,論者多對以起承轉合來分析唐詩,有強烈的看法,也對把有生命的文學發展切割爲幾塊,有不同的意見,這些都影響了我對文學分期的處理。

 

問:文學史應該按年代、思潮、體裁或文體的演變進程撰寫?其之間有必然的關系嗎?

 

答:清代文學評論者葉燮有個觀點,他特別強調漢魏以後的詩歌發展,主要是詩歌的體制、聲律等內在因素的發展,朝代只是一個標簽,是一個稱號。他的意思是說,詩歌的變化,主要是詩本身的變化,時代不是重要的因素。這給我們一個提示:文學發展是有機的、有自己的生命。通常我們用年代劃分文學發展,這是一種人爲的幹預,重要的還是著重詩歌的內在特色。因此,我非常不滿意過去的文學批評史,打開一看總是先說明某一個時期發生了什麽問題,然後排列一些主要的文學批評者,就如此詮釋了整個文學批評史。實際上要談文學批評史,就應該談文學內在生命的轉變,文學思潮的變革與課題的演變的過程。這比切開若幹個時期,然後列舉各時期的代表人物和作品加以敘述會更爲理想,更關注到文學的有機聯系。

 

問:有計劃撰寫新馬文學批評史嗎?有此必要嗎?

 

答:方修和我都寫了新馬文學史,我覺得還有一項工作應該進行,就是撰寫各文類的發展。原甸寫過新馬新詩的發展史。除此,還有散文史、評論史、戲劇史都有待大家的努力。現在我在新加坡集合數位朋友包括歐清池博士等人,在進行一些工作,一方面鼓勵更多人閱讀到新馬文學著作,促進新馬文學的研究,一方面也提供一些可能發展的層面,進行不同文學文體的研究。第一步,我們的文學選集《從文學看歷史》(詩選)出版了,時限從1919年到1965年新加坡獨立,根據我的文學史分期方式分成8期,篩選出一些詩篇,有些備有導讀,有些則純粹陳列,讓讀者能透過詩篇看歷史。希望日後有人撰寫不同文體的文學發展史。我指導的學生中有的在撰寫戰前詩歌發展史,也有撰寫戰後小說發展史。

 

問:中國學者黃萬華好象寫了一部《新馬百年小說史》。

 

答:對,黃萬華的《新馬百年小說史》還是一部不錯的作品。

 

問:不少研究新馬文學的中國學者也寫了不少文學評論,可是在我們看來其中一些不過安慰吹捧、朋友主義的評論。您的意見如何?

 

答:有些中國學者確實對新馬文學深感興趣的,有些是出於工作上的需要,有些是出於一番興趣,不能一概而論。但是,問題是有些學者在遙遠的中國進行新馬文學研究,他們未必到過或留居新馬,所以資料的搜集是很大的問題。我發現到,如果有人到中國去提供一些資料予這些學者,這些資料便成爲他們撰寫新馬文學主要根據。如果有人出版作品請他們寫序,他們就以爲這是新馬文學的代表作品,所以就給人上述你提到的印象。我認爲這種情況不應該只是指責,而是如何去改變。新馬文學必須要更多外面的人參與,才能發揚光大,關起門來談自己的文學也不是好辦法,希望大陸和台灣的學者能好好研讀新馬文學作品,多加努力。當然處理得不好可以批評,可是我們的態度仍是歡迎更多人參與。

 

問:戰前與戰後新馬出版許多文藝刊物(可以說比現在還多),這現象反映了什麽?現在的新馬文壇今不如昔嗎?

 

答:這就是我非常佩服戰前與戰後文藝工作者之處。他們的時代環境與物質基礎比我們艱難得多了,要出版一份刊物比我們現在更加困難。然而,他們還是做到了,可見他們有他們的理想,成績如何是另一回事,我們現在的文藝工作者應該繼承他們的理想與精神,也許現今的文壇將會有所改變。

 

問:從事文學史研究多年,新馬華人文學史給您(或我們華人)帶來什麽借鑒、啓示或感悟?

 

答:我無法替別人說話,我自己的感悟是:新馬文學從19世紀末一路走來,我一直看到有很多前人不斷地努力,在艱難的情況下踏著文藝的步伐。這些人的努力和他們發揮的精神,可以說激勵著我們的研究工作。研究新馬文學多年,一直有這樣的看法,新馬文學必須要有更多的各地學者的參與,才能有更大成果。因此如何使新馬文學研究在各地開花,是我的夢想。早期和日本的今富正巳教授努力在日本成立南洋文化研究的組織,是夢想跨出的第一步。最近在台灣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文學系教課,也爲這夢想做了幾項工作。第一項工作是成立“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網站,目前有3千人次瀏覽。第二項是設立“世界華文文學研究中心”,並正在進行幾項工作,包括世界華文文學作品的選次與出版,第一部選集將於12月中旬出版,題目是《跨國界思想--新華新詩選集》,我和一些各地研究生對選集詩篇進行分析,讓大家了解各地文學狀況。這項工作過程中,我才認識到澳門與泰國的詩人與作品,對我來說是一種教育。此外,小說選集將於明年4月份出版。再來,我們會召開小型會議,將來結集成書。將來我會把這個研究中心的工作交給年輕的一代,也希望新馬文學能借著這個研究中心與網站,可以和世界華文文學對話,促進各地學者研究新馬文學。

 

問:這個“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網站與“世界華文文學研究中心”是台灣首創的嗎?

 

答:世界華文文學網站之前已經有了,但是以研究爲主的還是第一個,而“世界華文文學研究中心”可能是台灣首創的。不過我認爲首創與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創設過後的運作。佛光的學生很熱心很投入,我有信心能在那塈髡角@些工作。現在網站以台灣和新加坡爲主,這次來馬希望能收集大馬的作品。明年初我到大陸去時,也希望更多大陸學者瀏覽與參與,但願在這一、兩年內能把中心納上軌道,建立接班人機制,聘請海外研究員,這些對我來說比什麽都重要,可以說目前對我來說,重要的不在於我能做些什麽,而是接班的年輕一代能做些什麽,要如何發揮。

 

問:馬來西亞南方學院設有“馬華文學館”,除了收集馬華文學作品外,還出版《蕉風》,定期展覽作家專題。您認爲它還可以發揮怎樣的功能?

 

答:南方學院能夠設立“馬華文學館”是了不起的事,《蕉風》複刊也是值得贊賞的事情,同時文學館設有網站,也和我的研究網站聯線。新加坡也有不少聲音說要設立什麽館,而實際上卻沒有“馬華文學館”做了那麽多工作。我覺得文學館將來如果有機會,可以多舉辦會議,進行馬華文學交流的工作。

 

問:您對馬華文學的定義是華文文學,爲何不是華人文學?如果您撰寫馬華文學史,您會收編李永平、張貴興等人,爲什麽?標准是什麽?

 

答:如前所說,馬華文學的“華”字對我來說,是指語文媒介。我不當它爲人種的媒介,原因在於:一、以人種爲主,那麽凡是人種爲華人,所寫的各類語文媒介的文學作品,如英文、法文、日文、馬來文、等等都應屬於馬華文學,牽涉太廣了。二、以語文媒介爲主,我們不但可以看到華文文學發展的變遷,也可以看到我們的先輩如何爲華文文化奮鬥的歷史。如果由我撰寫馬華文學史,我當然會收編李永平、張貴興等人的作品,標准可參考我在《新馬華文現代文學史初編》中提出的看法。我是採取寬松的尺度來處理文學史中的作者的,因此我對陳芳明的台灣文學史不把張貴興等人列入他的文學史的書寫中,深感不解。

 

問:爲何您創設的是“世界華文文學”而不是“海外華文文學”?這跟中文系堛熔{當代中國文學是否有所重複?

 

答:對中國大陸將大陸以外的文學稱爲海外華文文學,我一直持著反對的意見。“外”相對於“內”,“內”“外”之別,不但強調在“分”,更有中央、邊緣的差異。世界華文文學一詞,包容量極廣,凡在地球上的都可容納。從環球的華文文學角度來說,文學有多個中心,以海外華文文學來稱呼中國以外的文學,有以中國爲唯一中心之嫌,並不恰當。由世界華文文學的高度來看各地區的華文文學,可以看到他們互相影響,互相接受,以及不接受的情形,這和中國現當代文學的領域可以區分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