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藝家協會」主席及《香港文藝家》主編
原甸離開文壇，蟄伏了十年之後，年前卻以四個月的時間寫出了他的長篇小說《活祭》。我匆匆讀了，他要我提點意見，我也給他提了幾點看法，有的他接受，有的他沒有接受。我想，他沒有接受的原因，或許有他堅持的理由。總的來說，他寫得有激情有起伏，情節脈絡清晰，內容豐富多彩。他雖是初涉小說，但懂得剪裁，避難就易，詳簡交錯；文字也有文彩，時有哲理性語言的閃爍。《活祭》實際上是他的自傳式的延衍，寫的都是與他的經歷息息相關而且熟悉的事物，可以說是他印象中最為深刻的人生經歷和體驗，頗有可讀性。當然，《活祭》也有不足之處，給人感覺有些地方寫得頗為倉促、草率，有些則為求賣點而失真，語言方面還可以下工夫再加錘鍊，等等。
近幾年，新加坡先後有幾部長篇問世，掀起個小小熱潮，但相信引起異議和爭議的，則非原甸的《活祭》莫屬。
原甸的自知之明之處，在於他相信他的這部小說出版之後，必將引起不少對立的反響，因而他一早就在《活祭》的封底仿傚狄更斯《雙城記》開篇所運用的對比辭格名句，寫下了這樣的話：“這是一本很好的書，也是一本很懷的書；這是一本很積極的書，也是一本很消極的書；這是一本很進步的書，也是一本很反動的書；這是一本值得快快看完的書，也是一本應該快快丟掉的書”。
這一小段的文字與其說是書介，毋寧說是原甸的自我表白，宣告這是一本必然引起爭議，甚至非議之作。然而作者也深知單單用了這幾句話，並不可能使自己變成了美國作家歐•亨利筆下的野鴨那樣，“從而改變那險遭暗算的不體面的命運”，於是他毫不隱諱地表明：“請不要給作者套上任何罪名”來為自己的作品辯護。實際上，原甸是預先告訴那些早已對他持有異議者，不必為此而拿起批判的武器，“因為他只不過如實的寫一個時代，如實的寫一個如他所寫的時代”。
不出所料，引起非議的最大的問題當然是歸結於他在《活祭》中所貫穿的強烈、鮮明的宗教化傾向。這個傾向是可以被作為“三段論式”的“大前提”的，並由此推斷出另一個判斷來，何況原甸背後曾有過甚麼光環式的人物，不就可以作為它的“小前提”嗎？這對於以“因人廢言，因言廢人”的形而上思維模式認識世界定律的持異議者來說，是輕而易舉的，他們絕少會對原甸高抬貴手、放其一馬的。因而，原甸所標榜的“史詩式”的廣告語，他們絕不可能苟同。為免原甸這種帶有自誇式的語言誤導、荼毒讀者，持異議者在對原甸的寫作技巧上作了寬容的“美言幾句”之後，忘不了的是，結結實實地敲打敲打他的非理性化的宗教傾向，以顯示他半個世紀以來的“英明回眸”。儘管持異議者因鈣化、僵化，早已使脖子失去扭動功能而背向現代，仍將半個世紀前的映像當作二十一世紀的現實景觀，以致依然自信他那雙早已患上“政黨決定文學興衰論”的極左白癡病的眸子，具有“明察秋毫”的超時代的永恆視力，並沒有隨歲月的流逝而變成翻白盲瞎的死魚眼。半個世紀前的偏激、脫離實際的思維模式至今仍定格在他唯我獨尊的底片上。持異議者熱衷於躲在自閉式的、開放了冷氣的客廳裏，一邊享受著咖啡和小點，一邊高談闊論，吹噓自己曾經如何先進、如何鬥爭，以及發揮了“敢叫日月換新天”的豪情壯舉，當然這是比起往昔路邊印度人的咖啡檔更加愜意和豪氣得多了，與原甸這類離鄉背井、落荒而逃者的顛沛流離、自討苦吃的遭遇，是不可同日而語。
持異議者的偏激超前思維模式最終雖然沒有能夠戰勝所要打倒的，卻反而得到那些個需要被打倒而至今還沒有被打倒者的感激，當那位在激進的超前思想理論指導下把理想埋葬的醫生逝世時，不是得到還沒有被打倒者的由衷之言，感謝他的幫助嗎？東方的曙光已經照耀在東半球的晴空，然而積重難返的偏激超前理論，卻一直保留在島國一代自詡為先進人物的僵化思維模式之中，延續至今半個世紀的幽靈仍然揮之不去。
原甸既然“淪落”為見機行事者，那麼他所選擇走的當然是一條迂迴曲折、左避右閃的路子，也即貶責者稱之為：機會主義者的道路，以期在隱形歭立的兩陣之間穿插前進。原甸畢竟不是硬骨頭的魯迅，他既沒有修煉成那種左右開弓的功力，也沒有找到一個可以讓他側身站立的位置，所以他既躲不了明槍，也躲不開暗箭，以致遍體鱗傷。
寬別他的萬寶山20年的詩人
“像喝醉了酒似的陶醉於祖國的偉大”（出自羅慕路斯大帝之言）。在重新踏上養育他的土地時，他欣然獻出那首《共和國，我回來了！》的長詩，顯然是他懷著一腔的熱血，滿襟的鄉親，一廂情願地期望能擊起一池浪花的一塊問路石子；然而，原甸的“愛沒有使羅馬變得善良”，風雲幻變的家鄉似乎早已忘卻這位曾經謳歌過它的赤子。他擊中的並不是清澈的池水，而是一潭爛泥漿，結果他把自己濺得一身污泥濁水。這與他當年滿腔熱情北上而被兜頭淋了一盆冷水頗有相似之處，其中的差別，只是冷水與泥漿罷了。對於持異議者，一邊認為，長詩只不過是當年叛逆者故意惺惺作態的一個肉麻的“熱身騷”；而另一邊的持異議者，則認定是屈服者企圖賣身的自白書。此首弄巧反拙的長詩一經發表，反而使原甸處於腹背受制，左右不討好的境況之中。持異議者的兩方都納悶他葫蘆裏的藥，都對這個想超脫於陣外而不願為任何一方所俘虜，卻又不得不徘徊在左右兩陣之間的詩人的做法嗤之以鼻，因而被視為不吃敬酒的不識抬舉之徒。既然你想超脫，那麼就先讓你把罰酒吃個夠吧，然後敲打敲打，讓你清醒清醒，以便明白天底下想腳踩兩隻船，或者不踩我這隻船的人，必然掉到水裏的這個極簡單道理。事實上，誰都不願意原甸歸順到自己這一邊而搞亂陣腳，卻也不讓他偏向另一邊以壯大對方的聲勢。這就是原甸把自己之“所愛釀成了苦酒”（出自羅慕路斯大帝之言）的悲劇。
這麼一來，原甸不僅無法超然地置身度外，反而被逼得走投無路，於是叛逆而又固執的他，為求自我，為求生存，只有索性豁了出去，毅然決然地向他的萬能的上帝投懷送抱，皈依宗教，打算在上帝的庇蔭下，從此不必賣任何人的賬，於是，他從非神論者走回到有神論的原點，從理想的浪漫主義者回歸到世俗的實用唯我主義者，從為時代吶喊者變成尋找心靈歸隱的祈求者。原甸的原意絕不是有心，也絕不曾意識到自己將會成為眾矢之的；然而，事與願違，彈丸島國並非超越現實的世外桃源，他的一個巧思妙想後的抉擇，竟陷自己於“萬劫不赦”的境地。既然如此，倒不如索性把自己擺在供人爭議的位置，與其無休止地持平、妥協、申說、辯解，毋寧讓你們所有持異議者左敲右打個夠吧！那又怎樣？
原甸從來就不是一個超前理想的激進實幹家，只是時代把他這個滿懷著對十九、二十世紀東西方詩靈們虔誠崇拜的追隨者，推到時代潮流的浪尖風口上。這既不是時代的錯，也不是他個人的本意，因為在驚濤駭浪中由不得個人的意願。大凡有熱血，有志向的青年都在大時代的面前曾有過如此際遇的經歷。
奇怪的是，人們常有一種特殊邏輯和心態，即是對麻木不仁的時代旁觀者，或背逆時代而去者，往往可以高抬貴手，認為他們沒有靈魂而放其一馬；而對於被捧若神明者，則極盡神化之能事，惟恐敬重不足，豈敢有半句的微詞和質疑？但對於鋒芒正銳、頭角顯露而把自己比下去的，尤其是熟知其底細的同輩人，卻總要用連自己也不可能做到的高標準去苛求他們，甚至一旦發現對方不願就範，不符標準，就強指他們已經變成撒旦、魔鬼，非要讓他們下地獄不可！這種莫名其妙的邏輯和心態，暫時還沒有個確切的命名，或許如魯迅所說的，稱為拉大旗做虎皮的“革命文學”小人。新馬文壇就只有一個原甸，為甚麼非逼得他走投無路不可呢？原甸可能從來不曾想到，自己選擇的文學“德行餵飽了野獸”（出自羅慕路斯大帝之言）。
原甸在新馬文學史上的位置，不就因為拜託這麼一批持異議者和偏激文學分子的不時經意或不經意地敲打、質疑，而使他變得越來越具有爭議性嗎？原甸雖然吃盡苦頭，但他卻錯有錯著，不管他自覺不自覺，願意不願意，接受不接受，他的“橫衝直撞”、“左避右閃”、“常常轉換頻道”，兜兜轉轉，最後還是走回他的“文學不歸路”，說明他始終不是一個文學逃兵。那些所謂立場堅定的偏激文學分子的污衊、中傷，倒使原甸成為一個新馬文學史上抹不去的人物、一種奇特的文學現象。不管現在或將來，誰只要談起這段歷史，談起新馬的華文文學或詩歌，免不了有人樂意來“祭一祭”原甸；或則，幾十年之後，也許我們的子孫也會被誘發出“祭一祭”原甸的復古興趣，而那些污衊原甸為逃兵的客廳裏的激進文學分子，也許只能成為毫不起眼的陪祭紙船，化成隨風而逝的灰燼。
原甸處於四面楚歌，左右為難之際，卻在無意中得其所哉。這也許是那些時時想敲打他，讓他清醒，甚至想“置他於無立錐之地”的持有異議者、偏激文學分子所始料不及的吧？原甸應該向他們表示萬二分的衷心感激，不應該有絲毫的怨懟。
2003•7•1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