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實用主義的調試及其限制
——楊松年新馬華文文學研究的本土視野
中國廣東 中山大學中文系 副教授
馬華文學研究專家、重鎮——楊松年教授在專業領域的被定位和安放往往有些錯置的尷尬。崇尚現代/後現代等各種理論、玩弄新式術語的某些駐台學者往往以馬華文學研究理論的原創者和啟蒙者自居，[1]他們除了對楊勞苦功高的資料梳理和發掘工作致以必要的敬意以外，卻往往不能壓抑自身躍躍欲試的自負[2]；于本土的大多數馬華文學愛好者和研究者而言，他們在充沛的崇敬之餘，卻往往難以對楊的內在理路的轉型與本土視野有更清晰和自覺的洞燭，[3]自然更不必奢談理性的批評。在這諸多複雜認知力量的夾擊下，對楊松年馬華文學研究的認識也就凝聚成了刻板印象（stereotype）——楊不過是稍異于“馬華文學史研究第一人”[4]的方修的現實主義修正者，他只是個中間物，是消極等待超越和跨過的過渡者。
在我看來，上述種種認知更多是對楊松年新馬華文文學本土視野的簡單化、狹隘化和膚淺化。考察這種認知的謬誤，原因自然比較複雜。在缺乏對楊的相關研究及時跟進和積極思考的主因以外，楊的弟子們對楊學術傳統的繼承相對比較單一[5]也加強並延續了這種錯誤印象。當然，有些時候，楊自身相對樸素的表述和缺乏形而上的高度思辨性也讓某些讀者產生了有意/無意的誤讀。
楊松年著述豐碩，但從研究論著的角度來看，主要集中在兩大領域。確切地說，楊首先是個古代文論專家，其香港大學的博士論文就是主攻明末清初詩論。其相關著作主要有：《王夫之詩論研究》（臺北：文史哲，1986）、《中國古典文學批評論集》（香港：三聯書店，1987）、《中國文學評論史編寫問題論析：晚明至盛清詩論之考察》（臺北：文史哲，1988）、《中國文學批評論集》（臺北：文史哲，1989）、《中國文學批評問題研究論集》（臺北：文史哲，1994）、《杜甫《戲為六絕句》研究 》（臺北：文史哲，1995）、《姚瑩《論詩絕句六十首》論析》（臺北：文史哲，1999）等。
從1976年起，受邀任《新加坡文藝》季刊主編的楊在因緣際會中開始整理並分析新馬華文文學，當然，同時也是感懷于前輩作者的墾荒精神與本土關懷。[6]楊有關新馬華文文學的研究論著主要有：《新加坡早期華文報章文藝副刊研究1927-1930》（與周維介合著）（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80）、《新馬華文文學論集》（新加坡：南洋商報，1982）、《戰前新馬報章文藝副刊析論（甲集）》（新加坡：同安會館，1986）、《戰前新馬文學所反映的華工生活》（新加坡：新加坡全國職工奮鬥報，1986）、《大英圖書館所藏戰前新華報刊》（新加坡：同安會館，1988）、《新馬早期作家研究（1927-1930）》（香港：三聯書店與新加坡：文學書屋，1988）、《南洋商報副刊獅聲研究》（新加坡：同安會館，1990）、《新馬華文現代文學史初編》（新加坡：BPL教育出版社，2000）、《戰前新馬文學本地意識的形成與發展》（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與八方文化，2001）等。
本文則主要集中論述楊有關新馬華文文學研究中的本土視野。在我看來，楊在其研究歷程中經歷了不同層次的蛻變，其本土視維的凸顯軌跡也逐步變得清晰，同時也深具重審的必要性。相比較而言，楊松年秉持實用主義的研究路向，踏踏實實堅持不懈，並隨著時代新興理論的推進和文學發展的現實而作必要的、開放的調試（近幾年來尤其明顯），所以本文將其努力概括為開放的實用主義。大致說來，楊的本土視維主要可分三個層面/階段：1文史互證：從文獻整理到副刊學；2本土升騰：本地意識/僑民意識的角力；3“世華”理路：場域、傳播/接受及其限制。當然，在本文中筆者也將逐步分析和批判楊相關論述的限度。
一 文史互證：從文獻整理到副刊學
楊松年的古典文論造詣在切入到新馬華文文學研究領域時，自然有他的獨到之處。比如相對成功的則是讓他借此跳脫了方修等有關馬華文學（1965年前的新馬華文文學在一般上也可統稱為馬華文學，下同）分期的盛衰標準和類似的起承轉合操作，而轉而相對更加尊重文學自身的生命規律和主線脈動。
當然，在我看來，古典文學研究的良效更清楚地體現在楊對新馬華文文學的整理和分析上，其嚴謹慎思的學術態度、一絲不苟精雕細琢的苦幹精神和鍥而不捨的勞作所產出的豐碩成果往往更為行家裏手、普通讀者和瞭解/跟隨他的人們所欽佩。
1史料收集：文史互證。如果考察楊松年和方修治馬華文學史的思維模式和操作策略，當然有諸多不同。楊松年當然質疑方修文學史的包括範圍（相對單一化）、書寫標準（現實主義主線）、分期模式（盛衰迴圈）、操作方式（楊主張仔細挖掘資料並整合各個文體文學史）。但楊松年卻表現出對方修的很大尊重，“我覺得更恰當的說法當為‘敬重方修，發展方修’。我們應當在肯定前人的研究成果上，在繼續發展前人研究的事業上，完成前人交給我們的擔子，繼續把文學史的撰寫工作作好。”[7]不難看出，楊的累累碩果中所透露出的學術精神和方修處理文學史料的蓽絲襤褸、不懈拓荒的實幹精神一脈相承，從此意義上說，楊松年絕對是方修最好的繼承者和發展者。
楊松年在治新馬華文文學時，主張儘量用第一手資料。他經常告誡修讀他的功課的研究生要好好利用大學的東南亞特藏。海外學者不得不引用方修主編的《馬華新文學大系》自然有他們的苦衷，但當然也因此有其弊端——無論如何，都是在方修的掌心跳舞和翻筋斗。為此，楊特別重視對新馬不同報紙副刊的深入和仔細研究。他盡可能利用新加坡國立大學縮微膠捲特藏以及大英圖書館的相關保存，整理出相當寶貴的資料以及論析：如《新加坡早期華文報章文藝副刊研究1927-1930》（與周維介合著）、《新馬華文文學論集》、《戰前新馬報章文藝副刊析論（甲集）》、《戰前新馬文學所反映的華工生活》、《大英圖書館所藏戰前新華報刊》、《新馬早期作家研究（1927-1930）》、《南洋商報副刊獅聲研究》等就是結晶。
縱覽楊相關著述，其治學的嚴謹與坦率閃爍其間，他往往是在佔有豐富、堅實材料的基礎上，讓材料講話，此後才加以總結和簡略分析。難能可貴的是，楊借此努力呈現了報紙副刊自身的發展特色、規律性和富足涵蓋，他其實是盡可能地想呈現給讀者新馬文藝副刊，同時很大程度上也是早期新馬文學的原生態面貌。不僅如此，為方便後來的研究者，楊往往將副刊內相關文章分類、編目，無私地附錄於後，供同行和後人參閱。
本地文學界有些時候讀書知人時往往要麼帶有強烈的先入為主之見，立足自己的頑固立場，堅持門戶之見批評他人；或者人云亦云、毫無主見；也有甚者，書尚未讀完，結論已出。對楊松年馬華文學批評的偏見也大多類似。而實際上，我們哪怕是浮光掠影看一下楊梳理文獻、分析史料的策略也可以感知其細膩和思變之處。
單單是分析報紙文藝副刊，他自然有斷代分析操作，比如《新加坡早期華文報章文藝副刊研究1927-1930》。但其背後的選點原因卻也發人深思：當然最主要的則是，此段時間是南洋色彩提倡時期，無論中國時事，還是新馬本土事件、文藝創作以及理論批評都濟濟一堂、眾聲喧嘩，甚為可觀。[8]但同時我們還要看到，為尊重副刊的整體生命力、延續性，楊也有對專題文藝副刊長線追蹤的操作實踐，如《戰前新馬報章文藝副刊析論（甲集）》。而思維縝密的楊為了凸顯新馬早期（代表）作家的主體性和可能特色，也著力撰寫了《新馬早期作家研究（1927-1930）》。從整體而言，楊在其副刊分析中的思考線路也可圈可點。[9]
在我看來，楊比較耐人尋味的地方還在於他文史互證的銳意嘗試。他的《戰前新馬文學所反映的華工生活》從此意義上說亦有其為人所忽略的非凡價值。楊自稱撰寫此書的動機之一就在於：研究新馬社會的學者，“多是偏重於官方檔案、報章社會新聞，以及文人的筆記遊記等資料，而不曾涉及新馬華文文學作品的資料，誠屬可惜。”（頁170）此言當然有其實用性的一面，但其可操作性卻值得關注。戰前新馬華文文學的文學性（literariness）普遍較低，但現實性和社會性、文化性卻相當充沛，以文證史在此一時期自然有相當的可行性。惜乎，楊從文學作品所看出來的生活往往未能超越或突破既有的史學論述，從而缺乏更強的說服力。
更進一步，此文史互證的方法論意義尤其值得稱道。一方面，這反映出一種潛在的民間立場和補充作用，“如果能將這些資料與其他社會史料互相印證，可以讓我們對早期的新馬勞工生活，有更深一層的認識”（頁61）。而另一方面，這和楊自身理論的深化密切相關。從文史互證到類似布林迪厄（Pierre Bourdieu） 場域理論[10]的變形版本，[11]楊的方法顯然也暗涉了當今新馬華文文學研究領域中某些過度偏重文本分析的雞毛蒜皮而未能更新問題意識的弊端與傾向。
2副刊學及本土關懷。馬來西亞資深報人朱自存認為，“副刊是一份報紙的主要部份，如果從它的內容層面不受限制及處理的靈活性方面看，副刊是比新聞更能發揮報紙吸引讀者購買的作用的。”[12]他主要是從副刊的內容和附帶的行銷後果考慮的，毋庸諱言，新馬早期華文報的副刊至於馬華文學有著更至關重要的含義。之于楊松年來說，副刊顯然非同小可，“推動戰前新馬華文文學發展的主力，是創設于新馬報章的文藝副刊”（《戰前新馬報章文藝副刊析論（甲集）》前言頁1）。
副刊之于早期新馬華文文學顯然非同尋常，甚至如果將之地位和20世紀早期中國現代文學的艱難演進中的副刊的作用相比，新馬副刊的高度重要性仍然不言而喻：由於缺乏茂盛的雜誌支撐和文學單行本流行傳播分擔責任，副刊之于早期馬華文學其實就相當於育嬰的子宮和羊水，功莫大焉。王潤華曾經指出，“文壇就是副刊，副刊就是文壇”，[13]可說相當精准的挪用來概括副刊之于早期馬華文學的意義。
如果說王潤華是對馬華文學副刊意義的精妙總結者，那麼楊松年則是理論結合實踐的副刊開掘的忠實執行者，甚至他已經將之發展成為副刊學，他認為戰前“副刊學與雜誌學是新馬文學研究的重要一環，不可忽略。”[14]儘管並未將其相關的思索整理成專書，但楊已經以此作為大綱在新馬文學課程中講授。其主要包括了副刊的意義、處理副刊的方法，以及相關的問題意識等等。
常為人所忽略的是，楊有關副刊處理的專著中其實已經或明或顯地滲透著一種本真的本土關懷。這種本土思維的萌芽和發展雖然稚嫩，但仍然反映出楊的某種問題意識。比如在《新加坡早期華文報章文藝副刊研究1927-1930》中，楊也顯出對南洋色彩的文藝創作以及理論建設都有清晰的關懷與體認。而楊在《南洋商報副刊獅聲研究》通過對“獅聲”的分析，仔細探討其中的“副刊本地化”以及在抗戰期間又“扮演抗戰救亡積極姿態”（頁223）的多重角色，其實這也是他本土升騰主線的雛形思考。為此有論者指出，“《獅聲》的創設，標誌著戰前新馬華文本土文學的初步崛起。” [15]
而在《戰前新馬報章文藝副刊析論（甲集）》中也同樣有意注重對副刊中本土意識的處理。比如處理許傑主編的《枯島》時，楊在尊重副刊發展的基礎上不忘點出其特色：既有革命文學的潮流，“同時重視南洋色彩文藝的提倡，並且不時地以這樣的標準要求所投來的稿件，以及指示寫作者創作的方向”（頁128）；而在剖析《南洋商報》“壓覺”副刊時更是直接點出其南洋視角，“編者顯然仍具有早期與一些友人提倡南洋色彩的文學的看法、發表在這副刊的多數作品，都能以南洋事物為題材，即使是有反映中國的現實的，也多以南洋的角度來表示意見。而最後一期以全版發表的玉羊的譯作《馬來民歌選》，更顯示編者的態度。”（頁171）而在《新馬早期作家研究（1927-1930）》中，楊松年更亮出了其選取物件的底牌（頁13），而其中這幫1927-30年代的作家提倡南洋色彩的文學也是要因之一。
楊研究早期馬華文學副刊的本土情懷與視野其實是一個不斷嬗變的過程和理論深化操作。早在1980年代初期，他在《新馬華文文學論集》中就已經逐步嶄露其本土思維，在其中的一章《本地意識與新馬華文文學——1949以前新馬華文文學分期芻議》中，他就用了大半的篇幅勾畫新馬華文文學本地意識的演進。當然，在此基礎上，他逐步深化和貫徹了其對新馬華文文學史的思考與書寫。
二 本土升騰：本地意識/僑民意識的角力
在文獻整理與分析中隱藏的本土關懷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噴薄而出，本土的升騰似乎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楊松年顯然不僅僅局限于對新馬華文文學副刊的文獻批閱，他的更大目的指向了新馬華文文學史書寫。當然，其本土關懷也蛻變為一種本土升騰：本地意識和僑民意識的角力。這主要體現在楊的《新馬華文現代文學史初編》、《戰前新馬文學本地意識的形成與發展》中（為方便計，以下稱《初編》和《發展》）。
這種本土思考的昇華和蛻變在其書寫實踐上自然是有清晰的呈現。
首先，在書寫主線上，本地意識和僑民意識的角力則成為文學史書寫的貫穿，之前原本呆板、散亂的資料如今仿佛驟然被盤活，論述的體系性也因此增強。楊在1989年曾論述道，中國五四運動的開展中，新舊熱烈的辯論甚至一些轟轟烈烈的衝突，在新馬文壇並沒有類似的上演，而是有自己的獨特性，“五四運動發生之後，中國的新文學的提倡確曾引起一些知識份子的反省，然而，在開始的階段，他們的態度是謹慎的，雖然支持白話文學，但採用溫和的手法逐步推行”。因為，“新馬華文新文學在當時所面對的，不是新文體受到阻撓的問題，而是新馬社會的保守，思想的陳舊”。最後總結說，“新馬華文新文學就在一面承受中國新文學的衝擊，一面致力於本身個性的塑造上向前發展。”[16]而到了《初編》中，這個觀察和觀點就上升為楊的招牌創新點之一：他恰恰發現了文學傳播與推行的獨特性以及與區域性特質的關聯，原因等（頁33-55）。
其次，在內容取捨上，有關主線的材料和敍述被有意凸顯，更加詳細的文本、舉例等一一顯現。比如《初編》南洋色彩萌芽與提倡時期的新馬華文文學（1925-1933）論述中，有關南洋色彩提倡的相關文學理論則得到更好地照顧與擴張（頁103-110），而在之前的副刊分析時，這些只是諸多熠熠生輝的珠串中的一環。
第三，楊的《初編》也特意凸顯了文學史書寫的特點，考慮到讀者的需要，更強調第一手資料、文學文本篇幅突出，而將他人研究巧妙融入觀點中，文字方面也更淺俗、易懂。比較而言，《發展》則擁有更強的學術意味。
值得關注的是，楊松年本土升騰操作的意義及限度。
在我看來，楊不僅超越了第一階段的自我，同時也部分超越了前輩史家，如方修等。從主線貫穿上講，方修的馬華文學史其實更像是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新馬移植。儘管方修對新馬文學史的長遠立足、開拓性的挖掘和梳理都令人肅然起敬，但是方修的史觀仍然是相對陳舊和狹隘的，他的文學史中（儘管在早期，他的缺乏現代化設備援助的研究工作就是手工作坊，此種精神令人感佩）不僅是現代主義基本被過濾得缺席，甚至連南洋、本土字眼等也往往更多是被實際遮蔽的，其符號性顯然壓過了內質的深層思考。楊松年自然有他的獨特。
楊在接受採訪時曾言及自己與方修的不同。“我基本上是從知識份子的心態來看當時的文學發展歷史。這整個觀念在於，文學作品也好，文學傳播主體也好，它必須有人的參與，也就是人的精神與傳播互相的影響，我是從作品與讀者這種傳播與接受的關係來展現文學發展的情況，這就是跟方修不同之處吧。”[17]但實際上，可能連楊本人也未必清楚意識到其書寫主線的歪打正著的合理性。
我們有必要先看一下楊的文學史觀，他認為，“我一直有這樣的看法，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文學史，是那個國家或地區人類文化活動史的部分。它絕對不是一部作家史或作品史。它除了文學作者與文學創作之研究外，還包括多個方面問題的探討：如文學經營的問題……如文學管理的問題……當然也包括文學消費的問題”（《初編》序）。總結楊的馬華文學史觀，我們不難發現，他的處理方式似乎更像是對布林迪厄場域理論的改編，不過，他強調的不再是權力關係的複雜運作等，而是強調文學自身及其所關聯和被放置的多元意義平臺：文化、歷史、政治等。
而其本地意識的界定顯然也有類似的模糊性和曖昧性，在其《發展》中，他指出，“他們（指當時在南洋的中國人，朱按）對中國的感情是存在的，而對新馬的感情，也不能避免的天天在成長中。當這種感情表現在文學上，政治上，社會行為上，就呈現新馬華文文學作品的另一些特色了。”（頁17）不難看出，楊的本地意識其實是可以多處使用的，因此其含義也是多元的。
需要指出的是，楊以此作為文學史主線面臨的質疑本身就包含合法性問題，同時，這個作為文學史主線的具有多重含義的關鍵字是否有指向不清之嫌？它是否以其他可能性壓制了文學的現代性、生命力和自身規律？
考察1965年以前的馬華文學，我們不難發現，“馬華文學”其實更是文化意味大於文學意義的綜合體，它提供給政治、社會、文化層面的歷史記載和含金量似乎要比強調文學性的文學層面豐富得多。從此意義上講，楊以其本地意識/僑民意識的角力貫穿這一時段的文學恰恰是一種歪打正著的可能最佳選擇，而同時楊在考察早期文學時所發現的“事實”，本土意識的重要性——“戰前新馬文學的困境有二。第一，本土意識如何建立；第二，新馬文學沒有偉大作品，當時輿論界都有這樣的討論”[18]——也暗合了這一點。
黃錦樹對楊的認知有其獨特的一面（以下述及），但其誤讀和相關流弊也不淺。尤其是反映到本地意識上，因此實在也有清理的必要。
他首先是本地意識進行了窄化，將之錯誤地偷換為政治指涉，而且關鍵的是，他用當代政治困境來套用早期馬華文學的虛假錯置與質疑，“馬華文學作為馬華文化的一環，且幾乎是最為本土創造的一環（相對于大馬華人的國術、華樂、中醫、漢學等的繼承），在那樣的情境下被生產，且負載了如此大的（社會—歷史—民族—政治）道義，因此不免是徹底的政治的，甚至可以大膽地說，所有的馬華文學都是政治—文學（甚至包含它的缺憾在內），是作為少數民族之華人的華文的文學—政治。”[19]即使不談論他此處的削足適履，為自身論文尋找批判的靶子而不惜趕鴨子上架，哪怕承認其政治含義與指涉，其對政治的濫用和泛化同樣也可能壓抑文學自身的他種可能性、指涉和向度等。
其次，他不僅錯誤地混淆了方修和楊的質的區別，而且也彰顯出他所提出的替代的問題意識的荒謬。“其實這樣的文學史觀並沒有離方修的左翼‘現實主義’文學史觀的框架太遠，只是向中間修正，卻似乎變得更缺乏思辨性......楊只談到歸屬感，認同、關懷在地，並沒有嘗試探勘可能的狀況——如果行動者的‘歸屬’不被接受；如果‘現實’極其醜陋難堪......”[20]黃所預設的可能其實可以反轉為一種對由本地意識昇華了的本土文化認同的實踐考驗，而依照黃如此思考的思維模式，卻恰恰可以看出其認同的功利性色彩和自私傾向。
當然，楊松年本土升騰並非滴水不漏抑或完美無缺，相反，他的問題同樣存在，而且有必要加以修正與克服。
1楊的本地意識/僑民意識之間的界限問題。從此意義上說，黃錦樹有其銳利的一面，他對楊所提出的中國意識和本地意識關係的反問卻不無道理。楊仍然部分秉持了二元對立的思維與傾向，而實際上，在我看來，本地意識和僑民意識之間確實是可能可以流動的。尤其是，如果我們意識到，中國性（Chineseness）本身可能就是複數概念（Chinesenesses），中國的中國性本身可能為本土吸納，消化成本土中國性（local Chineseness）。當然，這種置換後的中國性其實也就成了本土性。[21]
2本地意識概念的時效性。楊的文學史主線貫穿的時效大概只能推廣至1965年，當新馬分家後，尤其是1980年代以來，文學生態差異不僅逐步變大，而且類似概念指涉的效力也漸漸失去。我們必須同時尋找更準確的概念進行替代和更新。[22]
三 世華理路：場域、傳播/接受及其限度
赴臺灣佛光大學執教後的楊松年其學術思維仍舊不斷更新，發生了較大的變化，那就是更開放和博雜。相應的，其有關新馬華文文學的視野也因此更上一個臺階。儘管他並沒有形成更豐富的文字描述，但是隻言片語中所反映出來的有關認知也反映出他學術理路的遞進和擴大。在我看來，其主要有兩個遞進：1世界華文文學（簡稱世華）視野與實踐；2文學傳播與接收中的平行觀念。
1世華視野與實踐。楊松年甫抵臺灣以來，除開設有關東南亞華文文學課程等加強當地研究力量對世華文學的巨集闊認識以外，還建立了別具特色的世華研究網站，借此推廣和開拓對區域文學研究和思考的其他可能性，並特別強調其獨到意義。不僅如此，他還率領主編了系列叢書：世華詩歌評析、小說評析，接下來分別是散文、小小說、戲劇等。比較可貴的是，他也有意提攜後進，讓研究生積極介入，然後擇其善者大加扶持。不僅增益他們的學識，同時也讓他們躬行開拓世華視野。
儘管楊對“世華”概念並未作深入細緻的界定和剖析，但這並沒有影響楊以實際行動進行框限。在《跨國界詩想：世華新詩評析》序中，楊將世華首先認定為一種獨到視野：“從全球的層面來討論華文文學，幾個方面必須注意： 一必須尊重各個地區或國家的華文文學，不能有中央，邊緣；主，客；內，外等區別…… 二從尊重各個地區或國家的華文文學的層面說，我們實在有必要進一步探討各個地區或國家華文文學的情況，否則談不上對全球華文文學的瞭解……三再從尊重各個地區或國家的華文文學的層面說，我們對世界各地的文學作者及其作品所知也不多。如何通過作品的介紹來認識作者，來認識各個地區或國家的華文文學，也是關心全球華文文學的學者必須努力的方向。”[23]
同時，他也認為世華概念應該強調平等，要深入地區/國家文學內部，“一、必須站在世界文學的高點，來看文學在各地各國的傳播情況，才能使我們真正瞭解文學的流傳、整合的實際情況，和他的重大影響；二、必須從世界華文文學的層面，探討各地各國的文學，通過平行的比較研究，才能瞭解各地各國文學發展的本土特色；三、從世界華文文學的高度觀察，可以瞭解世界華文文學原來是有多個中心的，不同的中心在不同的方面發揮作用，起著不同的影響。”[24]不難看出，在楊松年那裏，世華概念其實還是和區域本土密切相關，同時他也注意彼此之間的結構平衡和各自發展態勢。
而在回應周寧提出的《走向一體化的世界華文文學》中，他又重申了類似的觀點，“一、必須站在世界文學的高點，來看文學在各地各國的傳播情況，才能使我們真正瞭解文學的流傳、整合的實際情況，和他的重大影響；二、必須從世界華文文學的層面，探討各地各國的文學，通過平行的比較研究，才能瞭解各地各國文學發展的本土特色；三、從世界華文文學的高度觀察，可以瞭解世界華文文學原來是有多個中心的，不同的中心在不同的方面發揮作用，起著不同的影響。”[25]
毋庸諱言，楊的世華概念和意識，顯然漸漸跳出了區域和本土意識的狹小框限，而放眼於更大的觀照空間。同時，在強調世華的同時，他也不忘立足實實在在的區域文學本土，在整體框架上自然有其高屋建瓴之處。
但需要指出的是，在世華概念相對空泛的情況下，這裏面其實也陷阱重重。我在拙文《如何“世華”，怎樣本土？——反思區域華文文學研究的限制與進路》中就曾經指出其中可能的問題，比如，1大而無當的空洞；2大一統口號下收編他者的獨斷等。同時，我也指出了所謂的多元文學中心的內在虛妄和權力/話語關係。[26]而我在《“異”路歧途與殊途同歸》[27]小文中表達了類似的擔憂。
2文學傳播/接受中的平行觀念。楊松年觀照世華文學時，尤其是考察不同文學中心的（受）影響狀況，比如文學的傳播與接受時，他更強調一種平行觀念，甚至是可能的互動關係。也即，文學事件/人物/流派等在不同時空的流變卻是同屬一個文學平臺的平行特徵，他指出，“從傳播和接受的層面來說，華文文學並不只是一個國度或一個地區的事。新文學運動在中國展開之後，就影響到世界各地的白話文文學的推行，推行中也出現多種不同運作、整合和爭論的情形；許多作家的足跡，並不只是局限在一個國度或一個地區之內而已，因此只研究某一國度或某一地區的作家及其作品，並不能說真正論述了那個作家”。[28]
應當指出的是，這一觀念有助於消解大陸和主體性過強的區域文學史書寫（比如臺灣文學史）的大中原心態，同時可能真正完善華文文學的離散軌跡搜尋。尤其是在日益國際化的今天，人口的流動導致了文學的生產、消費和傳播的跨國（transnational）傾向日益顯著，如何利用平行觀念處理這種文學的跨國主義顯然勢在必行，而且可能也會相對卓有成效。
當然，其中可能也不乏吊詭之處，平行、並舉觀念並不能真正達到全方位的補充作用，從而使得其吸引力難免打折扣。我同時倒擔心這種平行觀念也可能反過來一方面強化了大陸學者心中區域華文文學“固有”的補充地位和角色，而另一方面卻又吊詭地助長了本土人罔顧本土內在缺陷後的自視甚高。當然，這種憂慮或許只是我的杞人憂天，思考路徑蕪雜地遁入歧途原本就不是人為輕易可以控制的。
回到本土課題上來，楊松年對於真正解決本土文學的妥善對策似乎仍然重蹈了1939年郁達夫回答的覆轍，“我一直期待著新馬能夠出現一些世界級或者受到學界大力肯定的作品，以獨特的本土特色昭示傑出本土作品的誕生，並在本土發生重大的影響，領導文學作品書寫的新方向。”[29]在我看來，此中卻不乏本土文學特色解決的善意和虛妄。
在我看來，我們對本土的理解同樣需要更深入的拓寬和豐富，比如混雜本土性、流動本土性等等。更為關鍵的是，深邃和博雜的本土視維的出現或許才能夠引領我們跳脫單純立足本土的偏狹。[30]
但總而言之，楊松年對本土的深入思考卻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單純以刻板的思路和印象去丈量他的與時並進明顯是一種低估和誤讀。無論是他對繁多文獻不厭其煩、鍥而不捨的整理態度，到成為副刊學思考的昇華，無論是他從本地意識/僑民意識的角力來思考與重寫新馬華文文學史，還是他從世華視野和平行觀念出發，身體力行。反過來，他又借此加強了本土。他的別具特色的研究中所凸現的本土視維在在值得我們反思。當然，我們也應當深刻反省楊的限度。惟其如此，我們的新馬華文文學，甚至是世華文學研究才能繼往開來、薪火相傳和可能發揚光大。
（本文原刊於《蕉風》（馬來西亞1955- ）總第494期，2005年7月，頁102-111）
[1] 身居華文出版中心之一——臺灣的馬華文學研究者們自然有他們的話語霸權和心理優勢——取經回望。如陳大為就指出，“單憑陳鵬翔、張錦忠、林建國、黃錦樹等四人組成的旅台學術團隊，也足以成為馬華文壇的評論主力。就學術能力而言，他們更是目前極少數有能力重寫‘馬華文學現代史’的頂尖學者。這一點，沒有人可以否認”（見陳大為〈序：鼎立〉，陳大為等主編《赤道回聲：馬華文學讀本Ⅱ》，臺北：萬卷樓，2004，頁I-XX。引文見頁XII）。在我看來，學術能力是一回事，文學史重寫的具體操作是另一回事。如果沒有雞蛋，哪怕是深刻的叫囂，到頭來也不過是多了一種孵小雞的妙法而已。但重寫文學史絕對不只是史觀和方法問題，關鍵的是，戰前浩大的縮微膠捲的整理和重讀耗時費力，除了數年甚至數十年浸淫其中老老實實真正閱讀、耙梳、剖析，別無他法。否則，這樣的類似下出雞蛋的嘎嘎宣稱不過是“狼來了”故事的一再可笑炫耀，真正有突破性的馬華文學史只是癡人說夢。
[2] 論述一項相對持中穩重的張錦忠在他的一篇名為《再論述：一個馬華文學在臺灣的系譜（或抒情）敍事》會議論文（“去國•汶化•華文祭：2005 年華文文化研究會議”2005 年 1 月 8-9 日臺灣新竹，交通大學）中，相當奇怪的自稱並不狂妄的宣稱，“覺得我們在臺灣行有餘力建立馬華文學理論，做到這個地步，已勝過本土馬華文壇數十年的總和，而這，只是開始－起點。這不是狂妄無知或夜郎自大。戰前戰後的馬華文壇有的是論戰傳統，但是文學批評做到最好的地步也只是新批評式的文本分析，理論方面可說毫無建樹。”我不知道張錦忠所言的理論是否是單指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理論，如果是的話，以當世人所處的理論和資源優勢去指責比我們更早的人的不懂此類理論的無知，這卻吊詭的反過來凸顯了論者的無知和自負。如果他的理論本身也包含現實主義理論，怎麼可以說馬華文壇之前數十年毫無理論建樹？另外，順便指出的是，此刻由當事人為臺灣的馬華文學論述蓋棺論定似乎太早（大家的潛力似乎還可挖掘，未曾江郎才盡），倒是在這種姿態的背後，我們可能反倒讀出了自負以外，論者面對強勢論述和內外夾擊之下的內在的焦慮和虛弱。
[3] 截至目前為止，文學批評仍然是本土文學界最脆弱的軟肋，有無好的批評家自是不敢多說，單就對文學批評的認知和態度上就仍存不少根深蒂固的偏見：比如自身文學的低人一等，比如研究別人不如別人研究我爽等。在絕對務實的認識中，根本就無視文學批評的專業化和超越性。外來的無知者如此看待馬華文學尚有情可原，可悲的是，本土的擁抱其他大中心的研究者卻也難脫類似的窠臼。
[4] 古遠清〈馬華文學史研究第一人〉，見《文藝理論與批評》2002年第1期，2002年1月，頁91-96。
[5] 比如學問做得相當扎實的郭惠芬博士，她的碩士、博士論文皆關涉馬華文學，在資料的整理上口碑不錯，但路向上仍然大致是傳統治學之路。李志在路向上也大致如此。
[6] 楊自述道，“戰前新馬華文文壇上，作者之眾，作品之多，確實令人眼花繚亂。儘管當時的作品，在技巧上仍是具有粗拙的缺點。但是，這些作者在荒蕪的文藝莽野上，在生活極度艱難的條件下，那種墾荒辟野的筆耕精神，那種極欲探討新馬文藝發展方向的心態，確是令人感佩。”可參楊松年著《新馬早期作家研究（1927-1930）》（香港：三聯書店與新加坡：文學書屋，1988），後記。
[7] 楊松年〈編寫新馬華文文學史的新思考〉，見陳榮照主編《新馬華族文史論叢》（新加坡：新社出版，1999），頁13-31。引文見頁22。
[8] 具體可參該書第一章，頁1-33。
[9] 楊處理副刊時往往有自己的一套，但同時他對材料以外的問題意識也越來越看重。2001年跟隨楊師修讀其課，解讀早期戲劇週刊時，我的作業《艱難的現代性與無奈的本土化——解讀《星洲日報》之《現代戲劇》(1937.11.3-1938.2.19)》因為與眾不同（立足材料、超越材料）為此得到高度評價。這篇我有關馬華文學的第一篇拙樸的論文，後來發表在《華文文學》（汕頭）2002年第4期，頁21-27上。
[10] 有關場域的概念，中文論述可見布迪厄著《藝術的法則：文學場的生成和結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英文版本可參Pierre Bourdieu,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等。
[11] 楊在一次國際會上同美國德州大學張誦聖教授的交流中談及文學史的書寫時，巧遇知音，恍若豁然開朗，才明白他所強調的文學的生產、傳播、經營、管理等其實和布林迪厄的論述有許多神似之處。
[12] 朱自存著《縱觀華報五十年——馬來西亞華文報發展實況》（馬來西亞：東方企業，1994），頁101。
[13] 王潤華〈從戰後新馬華文報紙副刊看華文文學之發展〉，見王潤華著《華文後殖民文學：中國、東南亞的個案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2001），頁133-144。
[14]葉金輝採訪與整理〈從文學評論到新馬文學——楊松年教授訪談錄〉，《人文雜誌》（吉隆玻）總第22期，2004年3月號，頁69-80。引文見頁73。
[15]鄧樂群〈戰前新馬華文文學的多棱鏡——楊松年《南洋商報副刊獅聲研究》發微〉，見《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年01期，1998年1月，頁47-51。引文見頁47。
[16] 楊松年〈五四運動前後的新馬文壇〉（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學術論文第79種，1989），頁1-22。引文分參頁7，頁17和頁22。
[17]葉金輝採訪與整理〈從文學評論到新馬文學——楊松年教授訪談錄〉，頁77。
[18]葉金輝採訪與整理〈從文學評論到新馬文學——楊松年教授訪談錄〉，頁75。
[19]黃錦樹〈東南亞華人少數民族的華文文學——政治的馬來西亞個案：論大馬華人本地意識的限度〉，《香港文學》總第221期，2003年5月，頁55-63。引文見頁57。
[20]黃錦樹〈東南亞華人少數民族的華文文學〉，引文見頁58。
[21] 筆者在“國家疆界與文化圖像國際學術會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2004年6月23日－25日）所提呈的會議論文《當移民性遭遇本土性——以《烏鴉》與《我這濫男人》為例論本土的流動性》就是力圖通過新加坡和中國作者書寫的小說之間所呈現的本土/外來複雜內涵的轉化來說明本土的流動性。
[22] 筆者正在嘗試以本土性這個概念展開新的課題研究《新馬華文文學與本土性》，實際上，此文本身也是其中思考的結晶。在我看來，通過考察本土性不同時段、區域和個體的差異可能會更加合理地統帥區域華文文學史，可以與時俱進、長“盛”（生）不衰。
[23]楊松年〈評析世界華文文學作品的意義〉，楊松年 楊宗翰編《跨國界詩想：世華新詩評析》（臺北：唐山，2003），頁I。
[24]楊松年〈評析世界華文文學作品的意義〉，頁ii-iii。
[25]楊松年〈一體與多元中心：回應周寧的《走向一體化的世界華文文學》〉，見楊松年 簡文志編《離心的辯證：世華小說論析》（臺北：唐山，2004），頁309-313。引文見頁311。
[26] 朱崇科，〈如何“世華”，怎樣本土？——反思區域華文文學研究的限制與進路〉（上），見《南洋商報•南洋文藝》2004年7月10日。
[27] 朱崇科〈“異”路歧途與殊途同歸〉，見《東南學術》2004年第2期，2004年3月，頁162-163。
[28]楊松年〈一體與多元中心：回應周寧的《走向一體化的世界華文文學》〉，頁310。
[29]葉金輝採訪與整理〈從文學評論到新馬文學——楊松年教授訪談錄〉，頁73。
[30]具體可參朱崇科，〈如何“世華”，怎樣本土？——反思區域華文文學研究的限制與進路〉（下），見《南洋商報•南洋文藝》2004年7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