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崇科
中國廣東 中山大學中文系 副教授
（本文原刊於《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2004年12月號，頁154-156。請注意版權）
許文榮博士在“極目南方”以後給我們交出了如下的答案——《南方喧嘩——馬華文學的政治抵抗詩學》（南方學院、八方文化，2004。以下引用，只注頁碼，簡稱《南方喧嘩》）。從宏觀駁雜的展望到深入細膩的脈搏觸摸，許的《南方喧嘩》呈現了馬華文學極其重要的功能向度。
一 切入和論證：伸張大義與秩序井然
衆所周知，馬來西亞華人對華文及中華文化的激情堅持和對身份、道義等的理性追尋在在引人注目，甚至肅然起敬。對官方文化霸權和政治意識形態的壓制有著自覺的抵抗精神與意識，馬華文學（尤其是大馬立國後的文學）作爲一種複雜和隱蔽的書寫方式，“承載著族群主體的焦慮與憤懣”（頁31），其無形（政治無意識）或者有形中的獨特抵抗自然值得關注。
《南方喧嘩》不僅僅是對這一課題的熱切關注，而且灌注了學理的冷靜與犀利。他將馬華文學放在一個更大的文化及社會場域中進行處理，力圖闡明文學機制中的政治抵抗詩學。不僅如此，許還非常理性的指出了文學抵抗的限度，“這種顛覆的形式與其說是行動性的，不如說是姿態性的更爲恰當。”（頁17）
作爲一本博士論文，《南方喧嘩》體現出很好的問題意識和嚴整的論證風格。前兩章緒論和大馬政治文化語境下的華文文學不僅積極地闡明了問題的重要性，而且逐步跨入了適時的情境，從整體上探討馬華文學政治抵抗的可能性、實踐、原因及其歷程等。這種操作無疑體現了國際化（理論借鑒）與本土化（馬華個案）的優良雜交。
從第三章到第七章則是以豐富的文本分析作爲基礎，仔細總結並梳理了馬華文學政治抵抗詩學的五種基本形態：召喚民族文化（尋根）、挪用他者（豐富資源和觀照自我）、互文性（文本與其他文本、文本與現實等的粘連）、詭異/魔幻書寫（迂回進入）和離散意識（被逼的深刻與清醒）。嚴格說來，這五種姿態側重點並不相同，召喚民族文化側重的是文化/文學的外部吸納；挪用他者則既有相容，又有權力爭奪的精神壓制；互文性和詭異/魔幻書寫更多是書寫策略的彰顯；離散意識則可能集結了書寫主題與主體的姿態。但難能可貴的是，許以此勾勒和建構了馬華文學別具特色的政治抵抗詩學。
在結論部分，《南方喧嘩》更是跳出了抵抗詩學的消極界限（儘管稍微遲了一些），力圖指出馬華文學的積極的建構性：無論是華裔的自我主體性，還是獨特的表徵機制等第二符號世界的創構。這樣的結構自然顯出了論文自身的嚴密性和可操作性。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該書某些手法處理的獨到和細膩。正是更多在整體的意義上，許提出了馬華文學的政治抵抗意義並探究了其可能的詩學方式。同時，許對其中的一些環節的細緻處理值得深思。比如在“召喚民族文化與抵抗符號資本”這一章中，許在第六小節提及了“中國”崇拜的異化，這種獨特的警醒值得注意，因爲在建構和抵抗的過程中，如果我們陷入了另外一種借他人（哪怕是民族文化）盾牌抵擋官方利劍砍殺卻迷失了自我的吊詭中的話，我們的抵抗其實也是相當成問題的。以俗話說，這不過是“拆了東牆補西牆”，難以長遠發展。惜乎論者只是蜻蜓點水，沒能繼續展開探討從而錯過了可能可以深入腹地、直搗黃龍的良機。
二 沈重的文學肉身：感時憂國壓制他度可能
需要指出的是，《南方喧嘩》中也存在著一些值得商榷的問題。有些時候，這些問題可能不僅僅是許的問題，而表徵了一批人的急切與局限。
1讓文學肉身如此沈重。儘管整體上馬華文學作爲政治抵抗的功效非常值得關注，但我們必須明白，文學其實包含了太多的可能性。尤其是，當我們回到文學自身時，文學的無用之用和實際功用總讓我們難以清楚表達。風花雪月、感時憂國、慰籍心靈（無論集體還是自我）、終極關懷、記憶歷史、虛構現實等等不一而足。
即使我們回到馬華文學自身上來，甚至抛開早期馬華文學寓居和旅居的文學傳統與主題，我們不難發現馬華文學同樣包含了豐富的關懷。比如逐步凸現的本土認同等議題。如果我們過分強調馬華文學的政治抵抗功用，我們可能會陷入如下的吊詭——我們不是消解了來自官方的文化/文學/權力/政治壓制，而是加強了這一點。從此意義上講，王德威教授犯了類似的錯誤，他在序言中的論斷“我們今天論馬華文學主體性的生成，自當始自於此”（頁xix）自然有它的武斷和偏狹。
即使我們回到微觀個案的分析中來，也可以發現類似的問題。馬華文學的書寫遠遠超出了政治抵抗的纏繞。比如，黃錦樹的許多小說都不是圍繞著政治抵抗，比如馬共題材、比如對本土老現（頑固的本土現實主義堅守者）的後現代調侃（我認爲這是黃對自己才華的嚴重浪費和意氣用事）；黎紫書對南洋小鎮風土的書寫，無論是陰暗、醜陋還是暴力，也不一定要帶著政治隱喻的眼鏡進行解讀，即使回到詭異/魔幻這一章來，將黎的小說一股腦兒統歸爲哪怕是曲折的政治抵抗書寫都是難以立足的。同樣還有非常難以定位和歸類的李永平，他的離散意識到了書寫《吉陵春秋》時就含帶了自我放逐的意味，而少了許多執著和悲情意識。我覺得如果我們過分強調馬華文學的抵抗策略，其實我們在窄化了文學的同時，也可能讓後來的文學書寫過於沈重，乃至步履蹣跚了。
2爲誰抵抗？抵抗誰？許在中文摘要中曾經提及《南方喧嘩》的方法論操作，“本書提供了一個新的研究視域，即從文學的視角去審查馬來西亞的華人的政治抵抗”（頁ix）。這種操作固然有它的合理性和重要價值，但需要指出的是，這種操作也是相當成問題的，我們難免會發問，爲何如此？馬華文學在爲誰抵抗？在文學與政治之間，文學與現實之間到底存在怎樣的關聯？顯然我們不能將二者等同。但如果不能，從文學探討這種抵抗的有效性何在？又有多大的有效性？
更進一步講，馬華文學的政治抵抗是否在抵抗官方的壓制以外還有更多的可能性和指向？考察馬華文學的書寫，其中也不乏對本土內部暴力和糾纏、爭鬥的考察，這種舉措可否歸納進入另外形式的抵抗——比如抵抗華族內部的壓制？同樣，回到前面的問題，馬華文學對中國意識形態或者文化上的中國中心主義的入侵也存在著不同形式的抵抗，我們政治抵抗的範圍和眼界是否可以因此擴大一些？或者我們不妨將後殖民的理論再發揚一點，在我們的文學書寫中是否也包含了我們對同樣是弱者（比如印族）的鄙視或者壓制的反抗？
3理論如何契合實踐？《南方喧嘩》其實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廣闊的思考空間，這種空間也包括我們對學術方法和策略的運用。對於文學研究來講，我們自然可以有更多的進路選擇和理論借鑒，但是，我們必須明白，文學研究最後必須回到文學。
比如該書中借用的詹明信的民族寓言論其實在深刻之餘也有著相當的臆斷性，他自然可以魯迅爲例說明魯迅的小說書寫是第三世界中國民族寓言的深刻體現。但這個論斷並不適合所有中國作家，如果換了同樣相當有名的作家張愛玲或者沈從文，他的結論的威力和有效性可能就值得質疑，甚至是錯誤的。
《南方喧嘩》中給我的感覺是仍然存在著以馬華個案說明理論的僵硬操作，如果我們對許文榮博士給予更高要求和期待的話，我希望看到他對馬華文學獨特性的更加深入和令人歎服的處理——馬華文學個案如何說明，更重要的是如何修正、發展他所應用的理論資源。
順便一提的是，該書中的文字錯誤較多，這似乎再度論證了新馬出版界出書的一大弊端。但無論如何，許文榮博士的《南方喧嘩》是一部相當有創見、論證嚴密的著述，他的洞見給了我們深入思考的激發，值得仔細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