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評《古遠清自選集》
中國廣東 中山大學中文系 副教授
古遠清的“新”著《古遠清自選集》（吉隆坡：馬來西亞爝火出版社，2002，共596頁，繁體字本。以下簡稱《自選集》）的出版是一件耐人尋味的事情：尤其，一個時常放眼世界華文文學、並頗有建樹的大陸著名學者理應在大中國以外發出應有的獨特聲音：不管這聲音是否悅耳，還是對某些人而言可能非常聒噪。
某種意義上講，《自選集》非常典型的體現了古氏作爲中國及海外華文文學研究領域最優秀學者之一的別致洞見、普遍特點和常見盲視，儘管主觀上他也清醒意識到，在儘量或刻意擺脫或超越這種不足操作中的吊詭。
視野開闊
說古遠清評論的視野開闊絕不僅僅局限於他視野所及之處迥異于某些大陸學者的專一又狹窄的深鑽細研。比如地域上，他不僅極目南方，越過20世紀大陸文學研究（許多人士閉塞地以爲或無意中認爲這就是中國文學）的圈限，轉向臺灣、香港、澳門文學研究，而且，更有甚者，他還將矛頭指向了更遠的熱帶地區：新、馬、泰國華文文學等。
不僅如此，如果我們單純將古遠清視爲必須憑藉與餘秋雨打官司才可以出名/成名的浪得虛名的學者的話，那我們就大錯特錯了。古遠清在詩論、文學史料梳理、文學論爭評述等層面都有其獨到功力，甚至，他力圖超越種種人爲設限、不吝人力物力、不懼艱辛的學術品格都在在值得稱道。
1. 打破時空限囿，實現資源分享。古氏的眼光獨具之處顯然不僅僅是爲謀生而不得不開拓新領域的被動操作，相反，他的對世界華文文學的關懷從某種程度上標誌了大陸研究界自身視閾的拓寬與有意爲之。
或許是身處中南財經政法大學這塊學術環境優越、時間可以靈活支配的沃土內，或許是緣了古氏自身觸角的敏銳、興趣廣泛和人際關係的活絡，《自選集》中對兩岸四地以及海外相關研究第一手資料的引用和紹介遠遠超越了同輩學者。更加難能可貴的是，古氏這種讓資料說話的求實精神和靈活機動使得他在史料考證和使用上都超越了前人的或者死板，或者信口開河的弊端。
2. 縱橫捭闔，風格大氣。《自選集》中不乏對細節和個案的精妙處理，比如在《大陸去台作家沈浮錄》一文中對葉青、張道藩、王平陵、胡秋原、劉心皇、尹雪曼、紀弦、林海音等人的許多鮮爲人知（尤其對大陸和海外人士而言）的個案的細膩書寫就體現了古氏的審慎和嚴謹。但相比較而言，《自選集》更多是風格大氣之作，如《20世紀臺灣文學理論批評發展輪廓》、《大陸、臺灣、香港當代文學理論批評連環比較》、《香港文學研究20年》、《20年來香港文學在內地的傳播》、《50年來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理論批評40年》、《90年代的文學批評特徵》、《馬華文學研究在中國》、《馬華遊記散文的感性與知性》等等就風格獨具，它的宏觀處理手法引人注目。同樣，即使在涉及貌似細節的書寫時，古氏也採用了類似的手法，如《台港澳文學學科尚未建立》、《誰最有資格寫〈香港文學史〉》等等就體現出古對研究體制、文學史書寫主體（性）等問題發出“問題意識”和進行言簡意賅回答的努力。需要指出的是，此類論文的寫作絕非易事，它不僅需要耐心仔細的對散居各地的資料進行巨細兼收的“採購”，而且開闊的閱讀視野、以及相對客觀平和的評述心態都不可或缺。毋庸諱言，這類論文的出現給那些不瞭解“在地知識”的學者和讀者提供了相對詳實、宏觀和脈絡清晰的歸納與梳理。
3. 寫在“純文學”以外。《自選集》顯出了古遠清獨特又開放的審美觸角。比如《臺灣的“金學”研究》就凸顯出古氏的另類切入視角，既表示他對通俗文學的接納，又點中了相關研究的軟肋。同樣，《自選集》中不僅僅是對文學文本、論爭、現象等的寬泛剖析/深入腠理，而且還包含了在現世社會中，難以體面/真實呈現的作爲文學語境的社會情境的勾勒和揭示。比如《“文革”前自由主義作家及其命運》、《姚文元“棍子”式批評及其特徵》、《餘秋雨和“石一歌”》、《張愛玲是“文化漢奸”嗎？》等等就一一體現了古氏對文學的寬泛界定及其密切關聯的語境的開拓式解析。
4. 直面自我及他人。作爲評論家的古遠清有其坦率、豁達、熱情待人的一面，但同樣也有他鐵面無私的另一面。儘管他明明知道自己的認真和實事求是往往會傷人，或者因爲毫不容情的揭下醜惡/謬誤的面具而讓人嫉恨或者誤解自己，但他還是勇於堅持自己的原則，這與他逐步跨入花甲之年的自身和同齡人相比都非常難得，因爲在許多人看來，這更應該是多說好話以便爲自己晚年撈取資本的大好時機，但古遠清有他可貴的堅持。《自選集》中，如他對臺灣蕭蕭、美國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以及張炯等編寫的《中華文學通史》等的入木三分的批評體現了古氏作爲批評家的品格：致“遠”、求“清”。更加難能可貴的是，古氏對他自身的客觀批評和深入認知。除了坦陳自己在某些論爭中的火氣十足、難免意氣以外，他還深入反省道，“寫這類糾錯的文章，容易得罪人，好在拙文對事不對人。另方面，也不是爲了表示自己高明——其實，我的書也有同類錯誤。”（後記，頁594）。在我看來，惟其如此，才更加保證及增加了古氏視野開闊的可能性和實踐。
“宏大敍事”
如前所論，古遠清有著他超越前人和同時代人的獨特品格，但同時，在我看來，《自選集》同樣也浸染了時代的印記和缺憾。這或許是一種難以避免的吊詭，你越掙扎，反倒越凸顯了自身時代意識形態和學術軌迹的局限。
儘管古遠清在同時代人中算是特別注重史料和第一手資料的學者，但是他的“宏大敍事”的弊端還是顯露無遺：對大敍事和規律，甚至真理的執著追求使得他在處理文本時往往自然不自然流露出對宏觀敍事和論述的偏好。但吊詭的是，這同時可能又反映出，論者對自身論述物件的不自信或者說佔有資料的匱乏。這是中國學者研究世界華文文學的通病，因爲缺乏第一手資料，所以只好堆砌廢話，或者天馬行空談論世人皆知的“真理”，或者大膽假設某國華文文學的某類獨特品格。這種囈語式論述往往因爲缺乏論證而遭到本土人的詬病乃至鄙視。
以《自選集》中的“海外華文文學篇” 爲例，在論及《中國15年來世界華文文學的走向》時，古遠清的論述就顯得相當自信，清晰而有力。但諸如一旦進行所謂空泛的宏大敍事時，個中弱點和陷阱處處可見。比如《東南亞華文文學與台港澳文學之比較》等類似論文就讀來有捉襟見肘之感，儘管這類論文在許多大陸學者看來已屬上乘。個中問題在於，東南亞華文文學如何可以坦然又內在的結合在一起，難道僅僅因爲他們在政治上和地域上屬於所謂的“亞細安”聯盟？即便如此，如何區分和梳理他們各自的獨特品格？再進一步，即使可以梳理他們的共性，但是，論者又如何遊刃有餘於形形色色的例外或游離作家中自圓其說？種種問題都是一個個難以跨越的陷阱，而對他們迷戀式的追求則體現了某些大陸前輩學者本質主義弊病作祟的迷思。
同樣，對於某些課題的處理，《自選集》似乎也有“只緣身在此山中”的盲視。比如對新馬文學史家方修的處理仍然顯現出古氏對某些問題缺乏足夠的銳利。需要指出的是，《方修：馬華文學史第一人》對方修崇高地位的定位和條分縷析頗具“蓋棺論定”式的史家眼光，但客觀而言，對方修的後遺症的認識則不夠客觀。可能由於對林建國的大作《方修論》（臺灣《中外文學》29卷第4期，2000年9月）以及馬華文學史家楊松年教授的《方修——建構馬華文學史的功臣》（見何國忠編《承襲與選擇》，臺北：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劃，2001）等未及細讀，古氏對方修文學史書寫中對他度文學思潮、作品、現象等的遮蔽與人爲剪裁所造成的誤導作用（哪怕今天還是如此）論述不夠，其實這其中可能蘊涵了另類的文學史書寫視角及其豐富的被壓抑的可能性。
如果再吹毛求疵一點，《自選集》的選擇尺度似乎不太清晰，給人一絲雜亂無章之感，如果嚴格一點，論文集也是可以擁有自己的主體性和主線的。
但整體上看來，這部洋洋灑灑長達60萬字的“巨”著的確擁有它獨特的價值和視角，尤其對於瞭解大中國文學史中的某些正史以外的“真實”以及考察古遠清教授的批評歷程與特色都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