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路歧途與殊途同歸

中國廣東中山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周寧教授提出的“文學中華”概念頗有“舊瓶裝新酒”式的新意，某種程度上也兼具了理想主義色彩。從1980年代以來，變遷著的世界華文文學的概念已被賦予了許多歧義叢生的內涵。往往在中國大陸以前的類似論述中，現代中國文學往往在此概念中吊詭的缺席，因此也難免所謂“海外”作家及學者頓生一種被區別對待的收編感。對應的是，中國大陸以外的許多類似口號其實很大程度上也暗含了對中心，或至少是多元中心的迷戀，又有一種取而代之的類似吊詭。

“文學中華”著眼於純粹文學疆域，並且以各自的實際表現和功用區分了這個大的世界中不同板塊的角色和作用（三個中心、一個仲介帶），饒有新意的是，周寧教授還將“文學中華”置於來勢洶洶的全球化思潮中進行考量，視之爲潛在的抵抗西方話語霸權的一種力量和模式，可謂對此概念的內與外的涵蓋及其關係結構進行了縝密的思考，發人深省。

如前所述，周寧教授的提法還是難免有較多的理想因素存在。筆者認爲，他過分強調了“文學中華”的相似點，我們或可稱爲殊途同歸。如其所言，“世界華文文學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所有用漢語寫作的文學，它形成一個精神共同體，使用統一的語言，源於共同文學傳統的審美價值，擁有共同的作者群、讀者群、媒介、共同的文化價值觀念。”而實際上，上述定義的後半部分的真實性的確值得商榷。“文學中華”其中其實更加蘊含了我所強調的“異”路歧途操作和發展路徑特色。

某種意義上說，我們似乎從來就沒有實現所謂的“文學中華”。不論是過去，還是今天，當我們越是企圖遠離意識形態和政治，他們卻越是如影相隨。爲此，這已經部分決定了區域華文文學發展的獨特性或者封閉性，同時如果進一步深入到文學的傳播和認識層面，我們發現，多元中心仍然是企圖掩蓋中國大中心的遮羞布，其中的權力關係與結構不會因爲名稱的改換而得到實質性變更。多元中心並不意味著各個中心的平等。舉例而言，中國大陸炒得沸沸揚揚的莫言，無論如何，其影響力遠遠超過區域的同類優秀作家：今天人在臺灣的張貴興，香港的西西，馬來西亞的黎紫書以及新加坡的英培安等遠不能和莫言相提並論，儘管我們也可以承認，區域華文文學的這幾個優秀作家與莫言的書寫有些差距，但種種遭遇應不止於此！相反，我們和大多數受衆們似乎更加瞭解的是瓊瑤、金庸以及尤今等等。我們想要質疑的是：是誰以此重新塑造和加強了區域華文文學的類似不堪文學形象與特徵？長此以往，“文學中華”的多元中心主義與文學性是否有些自欺欺人？

不容忽略的是，傳播渠道的限制更讓“文學中華”大打折扣，往往大陸、臺灣、香港的圖書可以輕易進入新馬，而後者的書如果想進入前者的市場，簡直難於登天。即使僥倖流入了，往往魚龍混雜。如果以此也算平等和反映了區域華文文學的風采的話，這種不平等的流通方式似乎宣告了多個中心的虛妄。更加嚴重的是：心態的中心主義。中國大陸至今猶存的自身的中國中心意識、臺灣逐步變形的本土化運動以及某些區域的朝拜中國大陸或者臺灣中心的舉措和心態都令這種打著共同與平等旗號的世界華文文學的真正整合舉步維艱。在我看來，此時強調“文學中華”反倒可能掩蓋了原本各個區域華文文學已經不平等的事實，甚至加劇並惡化了這一點。

1939年郁達夫回答檳城青年的有關文學的提問儘管當時不令時人滿意，甚至郁達夫本人也作了入鄉隨俗式的調整，但今天看來，馬華文學發展的現實狀況以及郁達夫本人後期等創作的滑坡和低落都在在說明，強調文學書寫的本土性才是真正有可能實現區域文學地位提升的妙策和根本方式之一。

所以我在此強調的是“異”路歧途，這不是對“文學中華”建設的解構，而是某種意義上的加強。從此意義上說，如果（可能也只有）區域華文文學得到良好的發展，我們才有機會談及多元中心和平等概念等實踐操作。這樣整合和融會貫通的大的“文學中華”概念才真正行之有效的展現其強大豐富、深沈活潑的實質內涵。惟其如此，我們不僅對內提供一種生存方式和源泉，實在又有涵養，而且對外時，也可八面玲瓏，擁有與他者（無論強弱）對話/輸出的豐厚資本和內在的榮光。

值得一提的是，作爲研究者的我們必須首先實現“文學中華”的操作。世界華文文學的研究本身就應當具備外來者的客觀和本地人的內行等多樣優點。否則，所謂研究也不過是謀取生活的工具，在地人一眼可以看穿我們的虛弱和隔靴搔癢。文學的存在與生長是一種狀態，學者的話語論述卻往往可能誤導或引導今人與後人對此的深刻體認：中國中心主義的糾偏以及博大胸懷的具備，區域華文文學主體性的提升與確立，對被壓抑的文學良材的挖掘與扶持等等。換言之，“文學中華”概念的形成同樣也要得益於高水準學者的博大眼光、開闊胸懷和縝密細緻的考證所形成的“原”生態論述。從此意義上講，這也就是我們高度評價王德威的高屋建瓴、獨特進路與視野開闊的內在邏輯。

當然，我們也必須儘量改變文學出版/傳播中的意識形態與政治圈限，達到大文學圈的文本的真正自如流通，否則，“文學中華”的實現可謂其路漫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