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量旁觀與融入的距離

內容提要：郁達夫從在中國的“頹廢派”形象搖身一變爲南洋的反法西斯戰士，轉變個中耐人尋味。本文主要從三個層面對其原因進行闡述：1被放逐的無奈和堅定的自我放逐；2 催化：衝突與融入；3變與不變：反思吊詭，力圖闡明郁達夫在南洋的轉變其實是他固有的浪漫氣質中的革命情懷與南洋情境所構成的現實土壤對個體的內化相結合而産生的，當然，其變化中也包含了些許悖論式的不變因素。

在20世紀20、30年代的中國，郁達夫往往是和“頹廢派”(1)詩人、小說家標簽粘連在一起的，甚至以後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也是如此，“就連第四次文代會籌備組編印的《六十年文化大事記》中，一九四五年有關郁達夫被害的一條也是這樣說的：‘有濃重的消極頹廢情緒’”(2)。似乎連鬱氏本人也以此戲謔地自況，“在過去一般社會上的人，就加一個專門名詞在我身上----叫作浪漫派，頹廢派作家”(3)，然而這“頹廢”似乎也驚世駭俗，“他那大膽的自我暴露，對於深藏在千年萬年的背甲裏面的士大夫的虛僞，完全是一種暴風雨式的閃擊，把一些假道學、假才子們震驚得至於狂怒了”(4)。然而，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20世紀40年代的南洋，他卻成了一個以筆爲槍“地地道道的戰士”(5)。人常言，“造化弄人”。然而，從一個頹廢派作家，到反法西斯的戰士，這種張力強韌的神話中間，到底經歷了怎樣的轉變？南洋之行之于郁達夫精神歷程的催化到底有多大作用和意義？鬱氏本人的心態又是如何嬗變的？表現如何？自然，在短短一篇論文中解決這麽多問題是不可能的，而本文的焦點則聚集于鬱氏的心態轉變探因上，如標題所言，“丈量旁觀與融入的距離”。

應當指出，郁達夫令人近乎目瞪口呆的轉變並不是一蹴而就的，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同時也體現了他個人思想按部就班發展的必然，當然，其中也摻雜了些許不爲人所期料的偶然性。爲此，我們有必要探究一下郁氏南渡的原因。

郁達夫的南渡有其迫不得已的一面，他的放逐中包含了太多複雜的因素，下面對於緣由的梳理也只是論證並部分彰顯了其可能性。具體說來：

1國家時局逼迫、政府腐敗昏黑。1930年3月2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郁達夫功不可沒(6)，當然因此他也被國民黨列入了秘密通緝的名單。鬱後因“決不願負擔一個空名，而不去做實際的事務”(7)而自動辭職，1930年11月16日，鬱氏被開除出左聯，在當日會議六項決議中，第六條寫著“肅清一切投機和反動分子----並當場開除郁達夫”(8)。儘管如此，他還是超然地爲左聯出了不少力。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國民黨在內憂外患夾擊下，加強了各項控制。1932年5月，鬱氏小說《她是一個弱女子》出版，但發行不到兩個月即遭查封；同年12月，將之易名爲《饒了她》出版，但國民黨還是沒有放過它，又將之查禁(9)。蘆溝橋事變後，戰事日益吃緊，國內主要城市相繼陷落，“像郁達夫這樣的文學家和知識份子的生活方式受到了限制”(10)。這對他無疑是一個極大的束縛。

另一方面，國民黨仍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在對外抗日上，雖有軍民齊心抵抗卻因政治落後、領導無能等種種原因而節節敗退。郁氏曾在武漢國民黨的政府中擔任中央設計委員，卻又受到種種牽制，郁氏的耿直性格和滿腔熱情只能讓他倍覺壓抑，因此，他本身不願與國民政府爲伍(11)。

2海外宣傳抗日(12)。當半壁江山落入日軍手中，主要城市成爲淪陷區後，宣傳抗日政策任務的展開與執行就步步南移，香港、新加坡的軍事地位因此更加被借重。應當指出，新加坡在當時是“華僑最集中和活躍、對周邊的華僑社會影響深廣的所在。由於這個原因，抗日戰爭爆發後，該地華僑對祖國的支援，態度尤其堅決和出色”(13)。客觀上，新加坡或南洋成爲支援中國抗敵的不可忽略的一翼，而宣傳發動的工作落在名聲顯赫的郁達夫身上可謂適得其所。

3“爲閩政辯解”(14)。作爲當時福建省政府主席的陳儀，與郁氏可謂至交（既是留日同學，又有私交），故郁爲陳儀效力于情於理倒也自然而然。而當時新加坡的僑領陳嘉庚、胡文虎等都是福建人，卻都對閩府不滿，如人所言，“達夫先生到南洋去，似乎得著陳主席的支援，負有替陳主席做點辯解和宣傳工作的使命”(15)。此說在許欽文的《回憶郁達夫》亦有提及，“達夫輕聲對我說，‘僑居在南洋的福建僑胞，對於家鄉的情況有點隔膜，有些行政的方針不瞭解。我想到南洋去做些宣傳工作，把有些事情解釋一下’”(16)。可爲這種說法出具佐證。

4延續創造社之夢。如姚楠所言，“他在一九三八年曾與郭沫若先生定下了復興創造社的計劃，初步打算出一個文藝雜誌。達夫先生希望能在星洲實現，後來果然在一九三九年六月一日創辦了《星洲文藝》，同《星洲日報∙半月刊》合在一起……這個刊物請郭老題字，也含有兩個合作復興創造社之意”(17)。作爲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地位舉足輕重、創作成績斐然的創造社無疑是郁達夫回憶中一段美好的甜夢，而他後來的聲稱“想把南洋僑衆的文化，和祖國的文化來作一個有計劃的溝通”(18)也恰恰證明了這一點。

5平復“家庭變故的創傷”(19)。鬱氏在離杭州遠赴福州的一、二年間，其家庭因當時浙江教育廳廳長許紹棣的插入而出現危機，後因鬱氏在《大公報》1938年7月5日登了如下啓事，“亂世男女離合，本屬尋常。汝與某君之關係，及攜去之細軟衣飾金銀款項契根等，都不成問題，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住址。郁達夫啓”而將危機激化，後雖在衆人奔走調解下重訂“再重來一次靈魂與靈魂的新婚”的誓約(20)，但其實彼此心中創傷並未真正得以撫平⁽[1]⁾。而寄希望于時過境遷、或許南渡可以給這種創傷以慢慢療養、彌合裂縫的機會甚至達到破鏡重圓的目的的想法也合情合理。

郁達夫的南渡中摻雜了些許自我放逐的動因，作爲中國文壇“零餘人”抑或邊緣人角色的塑造者，其自身蘊含了不斷放逐自我的衝動和有意識的追求，這樣，反倒使他可以更好的觀察人生與社會。

1浪漫氣質與革命情懷。德國著名哲學家黑格爾認爲浪漫型“藝術的物件就是自由的具體的心靈生活，它應該作爲心靈生活向心靈的內在世界顯現出來”，又說這種藝術必須“訴諸主體的內心生活，訴諸情緒和情感”(22)。郁達夫無疑切合了這一點，他的自傳體小說中強烈的主體張揚也證明了這一點。持“頹廢派”觀點的人往往過分強調了鬱氏“有點類似於自暴自棄或不自愛自重”的一面，而實際上，如郭沫若所言，“在表面看來，我好象是一位急進分子，而達夫傾向於消極，而在我們的氣質上，認真說，達夫實在比我要積極進取得多。但他的積極進取性沒有得到充分的適當的展開，那是應該歸罪於時代和環境的”(23) 。李初梨也說過，“達夫是摩擬的頹唐派，本質的清教徒”(24)。

其實，積極與消極，革命與頹唐等貌似二元對立的精神氣質在面對複雜的個體時可能不僅不矛盾，反倒會成爲多元共存的內在特徵。郁達夫的革命情懷恰恰是浪漫氣質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人所論，“重視感情和詩人氣質，有其兩面性，即堅強和軟弱的兩個方面。但就其整體和全面來看，在反帝反封建、反對法西斯和反對侵略、謀求民族和人民的解放這一神聖的使命當中，郁達夫的一生是忠於革命，忠於人民的一生”(25)。剔除上述話語中的悼詞和官方社論術語色彩，郁達夫的革命情懷是他浪漫氣質隨環境改變的一種衍生與成熟。1937年冬天，郁達夫到火線視察探望謝冰瑩時說，“你又恢復雄赳赳的女兵了！我本來不該穿長袍來到前線的，所以到處都有人挖苦我，其實我也和你們一樣，已經把生命獻給國家了！”(26)。可謂一語道破天機：表面的長袍並未能遮蔽他心底濃重的獻身意識。1938年4月，他赴台兒莊前線視察看到戰士們在黃河大堤上與戰壕中的嚴陣以待時，心裏想道，“偉大，偉大，除了這兩個字以外，我們覺得沒有第三個字可以加上去”(27)。而後，鬱氏又在《前線不見文人》一詩中斥道，“文人幾個是男兒，古訓寧忘革裹屍。誰繼南塘征戰迹？二重橋上看降旗。”(28)對文人無行（尤其是變節作貳臣等行爲）的批判則從側面反映了鬱氏對氣節的看重，而“男兒只合沙場死，豈爲淩煙閣上圖”(29)則體現了他的犧牲自我慷慨豪放的實幹思想。

2南洋緣分與去意已決。早在1929年，郁達夫就有南洋一遊的念頭(30)。馬來西亞作家溫梓川在上海暨南大學念書時曾抄了幾首以南洋風光爲題材的舊體詩請教郁達夫，想不到鬱氏在明白詩中榴木連與娘惹等字眼的意思後，興致勃勃地說，“啊！南洋這地方，有意思極了。真是有機會非走走不可”。這或許可算鬱氏與南洋的緣分開端吧。

回到郁氏南渡原因上來，解讀他的《毀家詩記》第16首，“此身已分炎荒老”則是在逆境中的一種悲歎，在該詩原注中說，“已決心去國，上南洋去海外宣傳，若能終老炎荒，更系本願”(31)。應當強調的是，鬱氏的這種去意已決終老南洋的心態是否完全如此固然尚可存疑，但可以肯定的是，郁氏南渡的動機絕非過客與暫寓性質，這爲他抵達南洋後的心態轉變作了良好的鋪墊。而他抵達星洲後詩作也證明了這一點，“投荒大似屈原遊，不是逍遙範蠡舟。忍淚報君君莫笑，新營生壙在星洲”(32)。其報國心態與介入姿態已可見一斑。

綜上所述，在這樣的背景與原因下接受《星洲日報》的聘請無疑是順理成章的，“去海外從事以華僑爲物件的抗日宣傳活動，這對已爲家庭糾紛弄得精疲力竭的郁達夫說來，不啻是提供了一個新的天地”(33)。在赴新以前，郁達夫其實不是持有偏見的人們印象中的一成不變的頹廢風流才子，他更是具有率真性情、浪漫氣質和革命情懷準備大幹一場的多面體，這是必須加以明確的。

郁達夫的漸漸融入並非是一帆風順的，其中有衝突也有和諧。諸多因素凝聚在一起，推動了郁達夫的逐步轉變。

1入鄉隨俗：幾個問題的論爭。從中國南來的知識份子，“這種對南洋的感情，和對中國時局的關懷，有時是互相衝突的，有時卻可以很好的整合。不過從總體上說，這兩種感情，從新馬華文文學發展的層面來看，它們就象時鐘的鐘擺一樣。當這些知識份子初來新馬時，他們的中國情懷是強烈的，然而當他們在新馬居住一段時間後，他們的南洋感情就越來越濃烈”(34)。這種情況同樣適合南來的郁達夫。但是，這種衝突不僅發生在個體人的思想感情內部，也發生在持有不同思想情感的個體之間。

1939年初，鬱氏在《星洲日報·晨星》發表了一篇文藝論文《幾個問題》以後，惹來一場轟轟烈烈的筆戰。幾個問題包括：（1）南洋文藝界，當提出問題時，大抵都是把國內的問題全盤搬過來，這現象不知如何？

（2）南洋文藝，應該是南洋文藝，不應該是上海或香港文藝。南洋這地方的固有性，就是地方性，應該怎樣使它發揚廣大，在文藝作品中表現出來？

郁達夫的回答在今天看來並無不妥，針對第一個問題，他認爲中國與南洋的文藝界都以中文寫作，自然國內的論戰題目也可拿來討論，不過要看題目本身值不值得討論、討論態度真不真率；對第二個問題，他認爲文藝作品應該有地方色彩，南洋色彩文藝的實現在於大作家的出現，而非人人都能寫，天天可以寫；對第三個問題，他指出關鍵在於啓蒙的核心是：啓哪幾種蒙，啓到怎樣的程度和實際的做法，而且他也提出幾種做法；對第四個問題，他認爲是天經地義的原則，在討論的時代之後，現在似乎已進入實際創作階段。

同時郁達夫還略略提及“植黨營私”、“謾駡譏笑”、“破壞統一”等的不良態度並對他們加以批評。不料這卻引起了鋪天蓋地的批判，耶魯的《讀了郁達夫先生的〈幾個問題〉以後》(35)對郁氏文論予以逐一指摘，措辭嚴厲，編者張楚琨則以《〈讀了郁達夫的幾個問題〉附言》支援耶魯。鬱氏則即刻發表《我對你們卻沒有失望》一文予以辯解，不過論爭亦因此擴大，詰問又起。鬱氏則又寫了《我對你們還是不失望》(36)不甘示弱，而後論戰一發不可收，成了兩大報副刊《晨星》與《獅聲》的混戰，直至最後（1939年2月28日），樓適夷（1900－1966）寄自香港的一篇心平氣和和相對客觀的《遙寄星洲》才結束了這場筆戰。

排除南洋文化工作者對中國南來作家的偏見、鬱氏對當時“植黨營私”等馬華文藝界存在的劣根性的一針見血招致的猜疑(37)及相關歷史背景(38)不談，我們不難發現，這場論戰的主要原因在於鬱氏並未意識到“當時的新加坡和馬來亞的知識份子仍然有著頗爲強烈的本地意識”(39)。

應當指出，郁達夫本人對自己的初來乍到要入鄉隨俗還是有深刻的認識的，鬱氏在《編輯者言》一文中指出，“一個人有了固定的社會評判，就是有了一個固定的範疇之後，他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就難免要惹許多固定的猜測出來”(40)，同時在兩天後發表的《幾個問題》中他又顯得小心翼翼，“我因爲過去在南洋的論戰歷史不熟悉，所以答案裏，一定缺少史實的根底”(41)。當然這還是沒有遮蓋他的率性而爲。自然他的率真與熱心也會招致他人對他到某地伊始即哇啦哇啦指手劃腳高談闊論表面印象的一種反感。

在論戰之前，鬱氏即在《〈晨星〉的今後》中指出，“《晨星》這一塊小園地，若能在星洲，在南洋各埠，變作光明的先驅，白晝的主宰，那豈不更是祖國之光，人類之福？

我所以只在希望，希望得在本刊的這一角小田園，而培植出許多可以照耀南天，照耀全國，照耀全世界的大作家出來”(42)。文字之中無疑可以看出鬱氏初步立足本地的思考，而旋即而來的論戰無疑會讓他更清醒地加強本土化的推進，從而加速他的轉變。

2內化：家仇國恨。1937年11月日軍攻佔了富陽縣城，達夫的母親陸氏拒絕爲日軍作苦役躲入鸛山，於12月31日受凍餓而死，鬱氏得悉後，悲憤異常，在福州設靈堂祭奠。1939年11月23日，郁達夫的長兄鬱曼陀，在上海寓所門前，遭到敵僞漢奸特務的槍殺，他也是抗戰中司法界爲國犧牲的第一人(43)。無庸諱言，接連失去親人的打擊對感情充沛的郁達夫來講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只要講到這些，達夫不是失聲痛哭，便是默然豪飲”(44)。在其兄逝世後的3個月，郁達夫才發表了《悼胞兄曼陀》，遲遲沈默的原因，其中最可靠的解釋據鬱氏自己說，“實因這一次的敵寇來侵，殉國殉職的志士仁人太多了，對於個人的情感，似乎不便誇張，執著，當是事實上的主因。反過來說，就是個人主義的血族情感，在我的心裏，漸漸的減了，似乎在向民族國家的大範圍的情感一方面轉向”(45)。其中舍小我爲大我的感時憂國心態已然成形。在《“文人”》一文中，他又借此發揮，“老母在故鄉殉國，胞兄在孤島殉職，他們雖都不是文人，他們也都未曾在副刊上做過慷慨激昂的文章或任意攻擊過什麽人，但我卻很想以真正的文人來看他們，稱他們是我的表率，是我精神上的指導者”(46)，而這種精神就是指“能說‘失節事大，餓死事小’這話而實際做到”(47)的腳踏實地的實幹精神。

1940年3月，郁達夫與王映霞各自登報宣佈協定離婚(48)。作爲鬱氏浪漫感情世界中“最快樂、最尊貴的經驗”(49)的締造者之一的王映霞自此成爲鬱氏傷心的歷史性回憶。如人所言，“大概一個人的生命的火花只有在極其艱難困苦的情況下，才會爆發出來的吧！”(50)接二連三的打擊並沒有將鬱氏擊潰，相反，在大時代的滾滾洪流中他卻成了真正的弄潮兒和先鋒，如其所見，“匈奴未滅家何恃？”(51)這些困難卻成爲鍛造鬱氏的火炭，這和他體內的革命情懷相結合，內外淬煉，將郁氏鍛造成鐵骨錚錚的漢子。

當然，其他催化鬱氏的因素也不容忽略，如南僑精神的感召等。“南洋的僑胞，個個都熱忱爲國，看他們的那一種熱情，那一種肯犧牲的精神，真要使人下淚……若使他們能更多一點知識，更有一番組織，則抗戰的礎石，就可以由南洋的僑胞團體來築起了”(52)。在受感化的同時，卻仍將教育他們的重任攬過，鐵肩擔道義。

3標誌：時間座標。硬從郁達夫在放逐南洋的三年中選擇了一個時間座標來象徵他的轉變是比較困難的，因爲這可能會割裂他生命歷程諸多事件、思想、牽牽連連糾纏不清的有機延續性。但如果非要爲了研究的需要，確立這個座標的話，我認爲應該是1939年底至1940年初，理由如下：

（1）在這一段時間內，鬱氏更多真正從馬華本土的立場來發出聲音。如他在《馬華劇運的進展》一文中就表示，“假使能以南洋的社會爲背景，或以南洋社會的現實，來作成劇本的內容，則觀衆對話劇的興趣和理解，必定比看中國的名劇本上演，要豐富得多”(53)。鬱氏不僅看出南洋社會的特殊性，而且還加以指出和提倡；而《〈文藝〉及副刊的一年》(54)則又是郁氏對馬華作者（含投稿者）與對該刊的發展情況、注意事項的一個平易近人又情真意切的總結；而《一年來馬華文化的進展》（55)則是對一年來馬華文化不斷推進的一個宏觀論述，雖略顯籠統，但條理清晰，視野開闊。

（2）郁達夫在這一時期更明顯的顯出了苦難澆築後的超然與成熟。從郁母陸氏到其兄曼陀的爲國捐軀，到與王映霞忽明忽暗的婚姻的終結，鬱氏在經歷如此的變故後卻更加超然與堅定：對侵略者的更加痛恨，對國家興亡責任感的更熱心承擔，對個人氣節的更加強調等等都論證了這一點。前有論述，在此不贅。

郁達夫從頹廢派作家到反法西斯戰士的嬗變初看令人咋舌，而實際上變中亦包含了許多不變的因素。從另一層意義上講，鬱氏的變更多是由於我們對其理解的單向度與偏狹造成的，我們不妨簡單反思一下其中的吊詭。

1中國性與本土意識。應當指出，鬱氏的對本地意識的融入和南洋色彩的提倡是與感時憂國（Obsession with China）(56)的抗戰傳統分不開的，是以中國性爲前提的。當然，他的這種意識與表現大多是與當時僑民意識騰漲本土意識消落（57)的大時代背景同步共振的，正因爲如此，我們也可以看出南洋色彩與馬華本地文化對於鬱氏轉變的意義，反過來也反映了它們被納入鬱氏視野的難能可貴。

2放浪與率真。有人言，“在中國文壇上，達夫交遊最廣，而且和各方面都處得很好。達夫還頗好作狹狎遊”(58)。鬱氏的浪漫主義氣質在南洋仍得到了全面的發展或延續，他的絕大多數時間裏，他都保持了戰士的姿態，當然他的率真與放浪形骸也時有所現。如郁飛所言，“父親在新加坡的交遊也同過去一樣廣闊。他周旋在華僑資產階級頭面人物（稱爲僑領）之間”(59)。又如人所憶，“我發現他經常去赴一些附庸風雅的資本家的宴會，當時我認爲是有些肉麻的。後來我又知道他經常去‘白燕社’。這白燕社，是報館經理等上層人物去打牌玩樂的地方，自然也有些幫閒的人去湊熱鬧，在我的眼裏，它是個荒唐的地方”(60)。鬱氏的率性而爲成爲他擺脫壓力與苦難的一種手段，擅長交遊、樂於交遊，有時也是因了團結抗日的需要或生活的無奈，這種風流才子的放浪從他本人性格的整體性來看也是有一定的自然性。

3積極與盲目樂觀。應當講，在解讀鬱氏的時事評論抑或政論時，我們讀出了其中蘊含的澎湃的激情與應有的積極與樂觀。它們“表現出抗日救亡的熱情；他關心國家的安危，民族的存亡，除對法西斯侵略者的憎惡與仇恨之外，他高瞻遠矚，站在全人類的立場，寄望平等、自由與光明的大同世界早日實現”(61)。應當指出，鬱氏的這種激情無疑給悲觀失敗論的擁護者們一劑強心劑，清除了他們心頭黯淡的煙霧。但有時候，他的這種樂觀也會變成盲目樂觀，而悲劇恰恰發生在他對他所深諳的日本的錯誤估計上。鬱氏一直堅信日本不敢染指東南亞。1939年歐戰爆發後，他認爲日本“要正正堂堂，大事進攻，以兵力來攫取暹羅、越南與荷印實力上是決對不到的”(62)。直到越南投降日本的前幾天，他仍堅持此論，“在對中國的泥足未拔，對荷印的談判未成，對美國蘇聯的惡感未除以前，敵閥是決不敢再冒大險而公然向越南進兵的”(63)。越南降敵後，他仍然以爲日本在中國泥足未拔之前不敢與英美在遠東周旋。一直到1941年下半年，他還是堅持在德蘇勝負未定前，日本不敢入侵緬甸與馬來亞，他說，“馬來亞的安全，是金湯永固，毫不成問題”(64)。然而，1942年1月31日，日軍便侵佔馬來亞，且於第二日起攻打新加坡，這鐵的事實不能不說是鬱氏的盲目樂觀。

4頹廢名士與義士之死。20世紀30年代曾宣稱“I’m a writer, not a fighter”(65)的郁達夫在1945年8月29日在蘇門答臘島被日軍秘密殺害。夏志清對此事評論說，“對一個既非共產黨員又非極其愛國的作家來說，這無疑是個反諷的結局”(66)。夏的評論儘管有偏激之處，但倒也講出了其中的吊詭。然而，或許更爲吊詭的是，如鈴木正夫所言，“郁達夫愛日本和日本人，他對日本和日本人有獨到精深的瞭解，但就是這樣一個人，卻在日本人的手中慘遭橫死，連遺骸也不知下落”(67)。個中況味，或許只有九泉之下的鬱氏可以體味。

結語：郁達夫放逐南洋的轉變過程並未如人們所用偏狹與片面設置而造成的落差那樣明顯，因爲這變化本身也是一個連貫的循序漸進的過程，他的戰士姿態其實在未來南洋以前已可見蛛絲馬迹，如其1938年所感，“匈奴未滅，家于何有，我們這些負有抗戰建國重任的男兒，終於是不能在這窮鄉僻壤裏坐而待亡的；等精神恢復一點，佈置稍稍就緒之後，自然要再接再厲，重上戰場去盡我們的天職”(68)。而其拳拳愛國之心早在他獲得頹廢作家之名以前就已傲然獨立：1917年6月3日，他就在日記上發憤立志，“國即予命也，國亡，則予命亦絕矣。”接著在1911年11月日記上又寫道，“一身盡瘁，爲國而已，倘爲國死，予之願也，功業之成與不成，何暇計及哉”(69)。只是人們過於強調其風流放浪頹廢的一面而有意加以忽略另一面。美國學者Iredell Jenkins將浪漫文學主要因素歸爲，“浪漫主義主張‘精神’是很重要的創造因素；一般表現自我的衝動是萬事之本……浪漫主義強調誠摯、自然、熱情的價值，反對藝術模式所要求的收斂和修養（精雕細琢）”(70)。郁達夫在南洋的轉變其實是他固有的浪漫氣質中的革命情懷與南洋情境所構成的現實土壤對個體的內化相結合而産生的，當然，其變化中也包含了些許悖論式的不變因素。

* 本文承蒙王師潤華教授指正，增色不少。

(1) 孫席珍，〈懷念郁達夫〉，見陳子善、王自立編《回憶郁達夫》（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6），頁81

(2) 郁風，〈三叔達夫----一個真正的“文人”〉，同（1）頁211

(3) 郁達夫，〈青年的出路和敵人〉，見《郁達夫全集》（第七卷）（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2），頁229

(4) 郭沫若，〈論郁達夫〉，同（1）頁3

(5) 同（2）頁205

(6) 郁達夫〈回憶魯迅〉，見《郁達夫海外文集》（北京：三聯書店，1990），頁345

(7) 同（6）頁345－346

(8) 轉引自劉炎生著《郁達夫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6），頁224

(9) 郁達夫，〈滇緬路重開與我抗戰的步驟〉，見新加坡：《星洲日報·晨星》，1940年10月1日

(10) 鈴木正夫著《蘇門答臘的郁達夫》（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頁7

(11) 郁達夫〈抗戰兩周年敵我的文化演變〉，見新加坡：《星洲日報·晨星》，1939年7月9日

(12) 王潤華《郁達夫在新加坡與馬來西亞》，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單篇論文，藏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圖書館頁L2831，YDF，WRH，又可參王潤華編，《郁達夫卷》（臺北：遠景，1984）

(13) 同（10）頁8

(14) 徐重慶，〈郁達夫遠走南洋的原因〉，見《香港文學》1987年第7期，頁16

(15) 黎烈文，〈關於郁達夫〉，同（1）頁308

(16) 許欽文，〈回憶郁達夫〉，同（1）頁431

(17) 姚楠，〈緬懷郁達夫〉，同（1）頁496

(18) 郁達夫，〈關於溝通文化的信件----致柯靈先生〉，見新加坡：《星洲日報·晨星》，1939年2月28日

(19) 郁飛〈郁達夫在星洲的三年〉，同（1）頁452

(20) 同（8）頁241

(21)如王映霞本人所言,初到新加坡的時候,“平日在家裏卻啞口無言……友人一散，這個家又重歸沈寂，真正的心與心愛的微笑，我發不出來，當然他也無法來開導和啓發”。見《王映霞自傳》（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６），頁１８３

(22) 黑格爾著《美學》（第一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頁101

(23) 郭沫若，〈再談郁達夫〉，同（1）頁17

(24) 同（4）

(25) 李俊民，〈落花如雨伴春泥〉，同（1）頁140

(26) 謝冰瑩，〈追念郁達夫先生〉，同（1）頁254

(27) 同（8）頁288－289

(28)《郁達夫全集》（第9卷詩詞）（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2），頁171

(29) 同（28）頁178

(30) 同（12）頁5

(31) 同（28）頁180

(32) 同（28）頁180

(33) 同（10）頁9

(34) 楊松年著《戰前新馬文學本地意識的形成與發展》（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八方文化企業有限公司，2001），頁1

(35) 同（6）頁493－499

(36) 同（6）頁503－504

(37) 姚夢桐著《郁達夫旅新生活與作品研究》（新加坡：新社，1987），頁186－187

(38) 同（6）頁706－707

(39)同（34）頁148

(40) 同（6）頁477

(41) 同（6）頁480

(42) 同（6）頁470

(43) 同（8）頁318

(44) 劉海粟，〈回憶詩人郁達夫〉，同（1）頁114

(45) 同（6）頁392－393

(46) 同（6）頁411

(47) 同（6）頁410

(48) 編者，〈紀念郁達夫〉，《南洋學報》總第七期，第四卷第一輯（1947）頁70

(49) 同（8）頁179

(50) 喬冠華，〈談達夫先生和我的合影〉，同（1）頁495

(51) 同（32）頁220

(52) 同（6）頁512

(53)見新加坡：《星洲日報·晨星》，1939年12月20日

(54) 見新加坡：《星洲日報·晨星》，1939年12月31日

（55）見新加坡：《星洲日報·新年特刊》，1940年1月1日

(56) C.T. Hsia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4）(second Printing), P533

（57) 同（34）頁2

(58) 鄭伯奇，〈懷念郁達夫〉，同（1）頁35

(59) 同（19）頁461

(60) 石蘊真，〈郁達夫在〈星洲日報〉的幾件事〉，同（1）頁505

(61) 同（37）頁170

(62) 郁達夫，〈倭閣新政體制與我們的反攻〉，同（6）頁127－128

(63) 郁達夫，〈歐局僵持下的越南〉，同（6）頁154－155

(64) 轉引自) 姚夢桐著《郁達夫旅新生活與作品研究》（新加坡：新社，1987），頁177

(65) 同（58）頁37

(66) 同（56）頁111

(67) 同（10）頁248－249

(68) 《郁達夫自傳》，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頁263

(69) 陸費澄，〈孫荃心中的郁達夫〉，見蔣增福編《衆說郁達夫》（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6），頁38

(70) 轉引自（美）錢格〈從浪漫天才到病態人物----過去對郁達夫的評價〉，見陳子善、王自立編，《郁達夫研究資料》（下）（廣州：花城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5），頁6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