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方修研究論集》
『重訪』方修：承繼與再續
朱崇科
中國廣東 中山大學中文系 副教授
方修未竟或無力未竟的事業需要有志、有才、有德之士的踴躍參與和奮力趕上，續寫高水準的馬華文學史應該是對方修的最好繼承和發展。
《方修研究論集》（馬來西亞：董教總教育中心出版，2002。以下引用，只注頁碼）的應運而生和翩然而至宛如習習涼風，沖淡了熱帶地區來勢洶洶的浮躁與焦慮，令人平添了些許寧靜與自省。
如編者甄供所言，“它已爲學術研究樹立了一座里程碑”（前言xii）。
該書設計、包裝精美，同時，編選體例也特點鮮明，編者想必費心不少。
作爲“方修作品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資料彙編，論文自然而然當屬重頭戲，這恰恰是輯一方修研究論文的的編排策略。
輯二對研討會報道、詩文、資料的精心梳理則不僅具有資料價值，同時是對研討會流程和花絮的生動再現。
輯三無論是對方修治史的鮮活回顧，還是對之前關於方修的相關論述的搜集都頗費心思，個中積極意義不言而喻。
理解方修，繼承方修
該書的最大特色就是駁雜，對方修的“重訪”簡直到了無孔不入的地步：真正實現了“國際”學術研討會應有的包容性、開放性和衆聲喧嘩色彩。
1. 掃蕩方修：關涉範圍五花八門。
無論是宏觀論述方修的馬華文學史寫作及其歷史地位，還是走入他對文學史書寫文體的條分縷析；無論是闡述方修與具體時段文學（如抗戰文學）的關係，還是縱身一跳，關注方修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絲絲關聯；無論是評析具體文本（如《重樓小詩》），還是指向馬華浩瀚巨著《馬華新文學大系》的編纂；無論是探究其生活與文學工作的進取精神，還是指向他對整個華文文學發展的啓示與意義；無論是探尋方修的文學史功績對華馬譯介的推動，還是對他個人的創作（如詩歌、敍事散文等）功過得失評判，乃至對他個人文學觀的清理與發展……該書都毫不客氣地進行了涉獵和涵蓋，頗有一網打盡的氣勢。
2 . 理解方修：多元共存。
古遠清的方修：馬華文學史第一人毫不含糊的確立了方修在馬華文學史上的開拓者地位：“是自馬華文學誕生以來系統深入研究馬華文學的第一人”；“是對馬華文學的性質和特點作出科學界定的第一人”；“是對馬華文學的源頭和分期作出合理界定的第一人”；“在海外華文文學界是本地人寫本地文學史的第一人”，從而確認了方修的價值與地位。
歐清池的《方修的文學創作論》對方修“能自覺地意識到當時的馬來亞社會的內部變革與中國的有所不同”從而“因時因地制宜”提出的“獨特見解”（頁4）予以闡發：如文學與現實的關係問題，作品須體現時代先進思想問題，主體人格與客體價值問題以及“形象大於思想”的定則問題。
這無疑部分回應了對馬華現實主義的盲目攻擊，並且以理解的同情鋪陳觀點，還方修以真實面目。
荒井茂夫對方修的意義確認更是置於世界華文文學的框架中進行觀測，他認爲，“由方修的研究研究工作初次讓世界文壇認識到馬華文學的存在，乃等於無意中打好誕生包括他的傳統現實主義觀念的上一層的世界華文文學的基礎。”（頁236-237）
3 .
繼承方修：精神與操作。
陳劍暉在他的《傑出的馬華文學史家方修》中認爲，方修“不是劃時代的批評家，但他卻是一個歷史的忠實記錄者，是一個篳路藍縷、不計名利、不計得失的文學關懷的實踐者，也是一個將文學史作爲生命的展開方式而不斷證實自我、完善自我的真正文學史家”（頁87-88）。
誠哉斯言！方修不僅有吃苦耐勞的精神、持之以恒的毅力，同時他還擁有過人的“史識”，強調“歷史還原”與“底限共識”，也惟其如此，方修才能創立馬華文學史書寫的範式（Paradigm）和標準。
需要指出的是，《方修研究論集》對方修的五彩繽紛的論述幫助我們認識了立體和複雜深刻的方修，並樹立了學習的榜樣和典範，其中的關鍵在於，我們如何更好地繼承方修？
首先，應當繼續發揚方修不畏艱苦、穩紮穩打的書寫精神。扎扎實實的利用第一手資料（對戰前馬華文學研究來講，就是要像楊松年教授那樣真正全身心投入到報紙副刊的解讀中），而不是投機取巧。
對馬華老現們的“廢功”者往往因爲對所論物件的陌生而不能有效的有的放矢從而露出了自己的軟肋。
如果在馬華文學研究中過分依賴方修的《新馬華文文學大系》等選編資料而不盡可能利用第一手資料（過度依靠選本往往會因爲其中的方修個人的強烈主觀性而影響了研究者的視野與自覺），那實際上是背叛了方修，更談不上很好的繼承方修。
再續方修，超越方修
新馬政治上的兩國分家並不意味著文學上的截然斷開甚至針鋒相對，恰恰相反，因了在地的類似與曾經共同經歷的精神體驗，新馬華文文學的有機聯繫仍近乎密不可分。
遺憾的是，這種對兩地文學的通史性書寫在今天仍無奈的的缺席，當我們理解方修，學習方修的時候，其實我們也應該再續方修，甚至超越方修。
自然，首先，我們要再續方修。方修未竟或無力未竟的事業需要有志、有才、有德之士的踴躍參與和奮力趕上，續寫高水準的馬華文學史應該是對方修的最好繼承和發展。
《方修研究論集》也有它的遺憾之處，在對方修的超越層面論述上明顯不足。而且就目前論文的理論應用來看，多數仍然只是成爲了方修的註腳。
林建國的《方修論》被收到了此書近乎最後的位置，但坦率而言，它卻吊詭地成爲了該書的壓軸之作。
儘管林文有它的問題（很多時候，方修成爲他理論演練的註腳，而原本方修應該是該文的主體物件的），但是，平心而論，林建國借張錦忠等的相關理論纏繞其實想探求的是在總結方修書寫模式的基礎上可能的馬華文學史書寫的更高策略。
這是他的超越之處，也恰恰是論文集中多數論文所不能比擬的。
在方修論這一輯中，其實還遺漏了一篇極爲重要的文章：楊松年的《方修-建構馬華文學史的功臣》（見何國忠編《承襲與選擇》，臺北：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劃，2001，頁177-206）。
從某種意義上講，楊松年才是方修精神的最忠實的繼承者，同時他也初步發展了這種精神成爲了一個超越者（如《戰前新馬文學本土意識的形成與發展》的寫作就體現了這一點）。
楊松年對資料的高度佔有和科學精神使得他可以更好的理解方修，因而，它的方修論不應在《方修研究論集》中缺席。
真正超越方修並不容易，無論是貫穿主線，還是文學史科學理論的優化與更新；無論是資料佔有和解讀方式，還是書寫體例以及客觀的態度、銳利的判斷都需要做到最好。
當然，如果估計到外部因素，寬容、互助、不囿於門戶之見、攜手共進自然可以更好地營造馬華文學史的書寫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