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說“漢語文學”概念
朱壽桐
中國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近代以來，中國的領土零零散散，丟丟拉拉，不過這倒並沒有引起文人們太多的注意，除了一些本來就有些感傷的詩人如聞一多爲分離出去的澳門等唱過著名的《七子之歌》，當然還有其他一些無關痛癢的感慨，一般的文人儘管下香港，到臺灣，走南洋，赴歐美，有的是故鄉纏綿和故國之思，多的是異地景色和異域風情的耽溺，哪來那麽多“領土”意識、“族群”情懷！他們那時候看港臺和海外的中文作品，一般不會視同化外，另眼看待。誰能設想，同一個林語堂到了美國，同一個郁達夫到了南洋，同一個蕭紅到了香港，同一個梁實秋到了臺灣，他們的有關寫作就立刻成了北美華文文學、新馬華文學、香港文學和臺灣文學，也即成了中國大陸本土以外的“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的當然內容。但不幸的是現在這樣的認定成了鐵的事實，成了不容置疑的文學史現象。
這樣一種尷尬的現象顯示出現代人過於看重國族界限，如同特別看重各人的護照和簽證，同時也看重人們各自所屬社會的政治和文化的特性。其實，這樣的界限和特性遠遠小於語言之間的差異。現代人所到之處，應該覺得最重要的差異和最不方便的地方乃是語言，於是掌握別國的語言遂成了一種特技，一種了不得的本領，將各種外語連同其所承載的外國文化深深地印刻在自己的著述中，塗抹在自己的口頭上，以示淵深博學，以示見多識廣。確實，語言的差異是將世界上的人群以及他們的精神創造特別是文學進行分類的最重要也是最可靠的依據。
也許有人會說，除了語言之外，文化認同的差異恐怕更爲重要。這是當代人文化神化和泛化的思維所必然形成的迂論。其實可以設想，如果各個國家之間都使用一種語言，比方說對我們方便一些的漢語，沒有了語言的障礙，那情形會是怎樣？李汝珍《鏡花緣》中所寫的奇國異域數十處，一般總是“只見人煙輳集，作買作賣，接連不斷。衣冠言談，都與天朝一樣。”即便兩面國，滿是兩副面孔的怪人，言語與“天朝”也仍然相通。到了黑齒國，只見“其人通身如墨，連牙齒也是黑的，再映著一點朱唇，兩道紅眉，一身紅衣，更覺其黑無比”，但離異儼然勝過天朝，男女各行其道，並不交言斜視，黑人女子講古論經，深奧異常，不僅知《論語》“願車馬衣輕裘”之“衣”應讀平聲，更知《易經》註疏除子夏《周易傳》二卷外，尚有九十三家；討論反切，更是難住了天朝文士，以至於黑女士用“吳郡大老倚閭滿盈”的反切謔語嘲諷問他們譬如“問道於盲”。總之，唐敖、多九公等人雖然飄洋在外，屢遇險象，但他們樂不思蜀，遊蕩不懈，其原因乃是海外新異無限，而語言基本通暢，很少遇到文化認同的問題。這種烏托邦式的文化想象固然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文化樂觀主義傳統觀念有關，更重要的是作者不自覺地展開了這樣一種假想：如果語言通達，在一定程度上的文化認同就不會成爲障礙。
這是否意味著，文學和文化與語言的關係，其緊密程度往往會大於與國別的關係。只要語言相通，即使是山陬海筮，天涯地角，人們盡可以感受到風物怪異，世俗奇特，然而文化感性則會趨於相同，文學除了題材和色彩的地域差異外其表達很可能會非常趨近。對於非英語讀者來說，英國文學和美國文學的差異不就是在有限的地方色彩和生活題材方面才能顯示出來？世界範圍內的漢語文學也更是如此。
現代人離不開地域文學和國族文學觀念，而不願意直接從漢語等語言的立場上確認文學的屬種關係和基本概念，與各地種種狹隘的政治觀感密切相關。除了我們不便討論的政治觀念而外，一個重要原因是各地漢語文人在文化觀念的“中心意識”上各不相讓。
北美華人文學著名的批評家陳瑞琳曾指出：“誰也不能否認，中國文學的洪流巨波到了二十世紀的下半葉自然地發生了分流的現象，由本土伸向港臺，繼而延向海外，形成了鮮明的地域性文化特徵。”我覺得我就可以否認。第一，這種分流現象其實早就存在，哪裡會等到二十世紀下半葉？第二，各個板塊的華文文學固然與中國文化傳統有著割不斷的聯繫，但很難說是由中國本土伸延而成的一個個終端。其實要強調各個板塊的“地域性文化特徵”，如果不將意識形態因素考慮在內，西北黃土地的文學（且不談少數民族文學）與以上海爲中心的吳文化文學之間的地域文化差異性，恐怕會遠遠大過香港、澳門文學與以廣州爲中心的華南文學之間的那種差異，更會大過港澳文學與東南亞華文文學之間的差異。正因如此，所有關於世界華文文學板塊的分析都未必靠得住。陳瑞琳告訴我們：“海外華文作家的寫作陣容，常常被學術界分爲四大塊，臺灣、香港、澳門海峽爲第一大塊，東南亞諸國的華文文學爲第二大板塊，澳洲華文文學爲第三大塊，北美華文文學爲第四大塊。”她是爲了突出自己所在的北美華文文學的地位，說是歐洲等地的華文文學還只是星星之火，未能形成陣容。周寧顯然不同意這樣的四大板塊說，他覺得“世界華文文學”由三個中心（中國、東南亞、歐美澳華人社會）和一個仲介帶（由臺灣、香港、澳門形成的傳播和交流世界華文文學的樞紐）。這一說法顯然不會讓陳瑞琳滿意，因爲他將北美華文文學與歐洲和澳洲的華文文學混於一體，而且都歸結爲“仍處於初始狀態”。周寧這樣的說法我也覺得有問題。且不說北美華文文學是否真的處於“初始狀態”，將東南亞和美歐澳的華文文學倒算作“中心”，而將台港澳反而算作“仲介帶”，像是一條不連貫的走廊，華文文學的各種資訊都是從這裏像風一樣吹過，像水一樣流過，然後就分別歸向於別的“中心”去了，這能讓人相信嗎？
只要提出“中心”概念，許多地塊的文人一定會起而爭之。憑什麽你那裏就是中心，而我們這裏就不是？二零零二年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召開的第二屆亞洲學者會議上，就出現了除中國大陸學者以外各地學者紛紛強調各自所在地域的中心意義的情形，我記得大家引用得最多的就是前不久去世的賽義德學說。沒有人詳細地論證過處在“中心”的好處，大家來爭這個中心，更多的恐怕是爲了臉面上的好看。我遊南洋時每見到臺灣相思樹，長得高大威猛，鬱鬱蔥蔥，而到了臺灣，相思樹固然很多，一般都低矮瘦弱，遠遠沒有在南洋的那股氣勢和活力，這樣想來，處在“中心”的相思樹未必很有優勢。文學和文化如果也是如此，那爭中心或者太多的中心意識實在沒有什麽必要。
相對於中國文學興起的台港文學——台港澳文學——東南亞華文文學——北美華文文學——日韓華文文學——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世界華文文學，還有世界華人文學等等，所有這些名詞概念無不包含著各種各樣的有意義和無意義的中心意識，因而也常常發生紛爭，帶來許多無謂的學術困擾。如果能夠跳出“中心”意識的束縛，甩開各種文化中心的包袱，把華文文學就當作是用華文進行創作的，在語言上有別於用英文、法文、德文、義大利文、俄文、梵文、日文……進行創作的文學類別，這樣理解起來豈不省事得多？豈止省事而已，也明白得多，科學得多，——如果我們將有可能引起國族歧義的“華文”改成更加明白清楚的“漢文”，那麽“漢語文學”完全可以涵蓋上述所有概念，並且可以彌息許多無謂的紛爭。當文學的種類再也不以國族、地域爲依據進行劃分，而只是以語言作爲標識以後，任何關於“中心”的爭執都變得並不重要，作家的身份也就免除了許多尷尬的糾纏，例如，白先勇到底屬於臺灣文學還是北美華文文學，大體上說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嚴格說來其實無法確定。沒有必要將白先勇的護照拿來比對他作品落署的日期，凡是在臺灣寫的就是臺灣文學的內容，到美國寫的就是北美華文文學的作品，如果在十幾個小時的飛行途中寫的，那又算什麽？此外，有關“華文文學”與“華人文學”的糾結也迅速迎刃而解，至於作家寫作的題材、生活的資源以及作品展示的場景與各個地域文學的關係問題，也就有理由不再糾纏。以語言作爲文學種類識別標識的優點是避開了這一類地緣上難以確認的困擾，更重要的是避開了許多政治因素的干擾，真正讓文學回歸到文學自身。當我們用漢語文學這一概念指稱所有使用漢語言進行創作的文學作品和相應的文學現象時，各地地域色彩的寫作僅僅在文學題材和文化話語意義上獲得了學術認知的合理性，其他硬要辟出什麽“××文學”來進行別出心裁的獨立，只能熱鬧一時，終究會自己也覺得無聊。
當然應當尊重不同地域華人合理的國族意識和文化認同，在文學中體現這一類意識和文化認同也是一種必然。但是，據此就將不同地域的文學徑直以“××文學”或“××華文文學”另加命名，理由並不十分充足。誰也不能保證被稱作“××文學”的就一定是以這××地域的國族意識或文化認同爲文學內容的作品，還有大量遠離甚至排斥這類意識和認同的作品存在，全都包含在這種相對狹隘的特定文學概念之下，顯然不合情理。其實，文學就其正常的形態最容易突破國族意識，也最應該超出地域性的文化認同，它應從特定地域和種族的人生體驗出發，走向梁實秋早就闡明的普遍的人性以及普泛的人類意識，而作爲文學出發點的地域性或國族性人生體驗只不過是作品的題材和色彩，絕對不是文學的目標和標識。勃蘭兌斯（Georg
Brandes）所撰的《十九世紀文學主流》，能夠將英語文學、法語文學和德語文學統貫起來加以研究，探討一定時期的文學思潮和基本流向，爲我們論定漢語文學並以此取代越來越不乾淨利落的“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概念提供了一個更有氣勢也十分成功的範例。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勃蘭兌斯可以將不同語言的文學當作一個整體進行研究，我們爲什麽不可以將凡是用漢語創作和操作的文學當作一個整體進行研究？至於創作，那不是我們所需要過慮的事情——除了少數比較狹隘的政治文學家而外，一般作家往往並不也不應該將自己的寫作預先劃歸到某種政治屬種之中，也即不會是預設爲屬於“××文學”然後再動筆。
只有一點可以肯定，上述作家的創作早已被命定爲用漢語進行，這是一般文學家無法回避的預設，也是他們不願意回避的結局。在人類文明積累中，所有文學的最可靠的分別恐怕只能是語言的分別。世界上有英語文學，有法語文學，有德語文學，有俄語文學，有義大利語文學，有希臘語文學，有阿拉伯語文學，也有漢語文學。這就是世界文學最基本的分別，也是最可靠的分別。在各種語言的文學中當然可以再分出國別文學和種族文學，這是文學史家們各自的興趣所決定的題目，其實與一種文學發展的歷史情形並不一定有很密切的聯繫。語言逸出它的原鄉，隨著它的部分使用者漂流到周邊乃至於更遠的地方，這是最正常不過的社會現象，如同植物種子的隨風隨水流的神奇旅行，亦如同鳥雀的自由飛翔，它紮根於或棲息於任何一片陌生的土地，只要生活環境和文化環境合適，就會繁衍出文學，一如種子會發芽生根開花結果，一如鳥雀會下蛋孵育繁衍哺乳，這樣産生的文學就如同那漂流的植物和飛翔的鳥雀一樣，既不應將它們歸屬爲原鄉，也不能將它們認定於屬地，只能在標本牌上標示爲它們“原産於”某地，甚至說“多見”於某個地帶，重要的還是它本來就是什麽。世界各地的漢語就是這樣一類漂流的植物或飛翔的鳥雀，它所衍生的文學只應叫作漢語文學，而既不能叫作中國文學，也不宜叫作某一地域的“華文文學”。
是的，也許徑直可以稱作“華文文學”，不過相比之下，“漢語文學”更少國族意識，更少“中心”色彩，更具有一般科學概念的寫實性和中性色質。提出和論證漢語文學概念只是爲了使那種囉裏囉唆得不像一種學術表述的“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的命名顯得更精煉，更準確，包容性也更大一些，其中的各種國體、政體文學例如“中國文學”之類照樣可以在學術認同上各行其道。願意強調漢語文學地域特性的學者大可以繼續營造他們的“××文學”，但作爲總稱，“漢語文學”概念具有簡明、準確、中性以及包容性強的明顯優勢。順便說一句，漢語文學的英文表述應是“Literature of Chinese”，這樣既區別於已經定型的“中國文學”（Chinese Literature）概念，也能避免英語中可能産生的“華人文學”歧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