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的嚮往與生的堅定──論許地山的生命哲學
沈慶利
中國北京 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
內容提要：
本文認為，許地山在他的創作中不自覺地宣洩著一種對死亡本身的讚頌乃至嚮往情緒。這來自于他深厚的宗教文化素養和對人生苦難性質的深刻體察。但許地山並沒有走向虛無的厭世泥潭中去，相反，對死亡必然性的充分體察卻幫助他建立起面對人生苦難的非凡勇氣，造就了他生命本身的特殊堅定性，也使他獲得了最大限度的精神自由與獨立的精神個性，由此造就了許地山那獨特的處世作風和創作風格。
關鍵字：死亡意識；宗教情懷；生命哲學
一
西元1940年8月4日，年僅四十九歲的許地山走到了生命的盡頭。早在他與第二任妻子周俟松談戀愛的時候，周氏的父親周大烈就堅決反對，理由是：“他底相貌與北師大校長范源廉面部有些相象，範不幸短命矣，看來許地山也不壽。”——想不到許地山的“不壽”，卻被這位曾經做過熊西齡內閣秘書長、後來在北京師範大學任職的湖南遺老不幸言中。——這是偶然的巧合，還是冥冥之中的一種不可逃脫的宿命？但許地山對於突然而至的死亡，卻表現得極為坦然，垂留之際他對守在身邊的妻子說：“妹妹，我上天去，可是你們怎麼辦呢？”[1]——把自己的死亡稱之為“上天”，這無疑洩露出了許地山獨特的生命觀和死亡觀，他唯一不能放心的，只是他的妻兒還要在人間繼續“受苦受難”。
許地山很小就感受到了死神的存在，而在他短暫的一生中，死亡的事件更是接二連三地發生在他的身邊：2歲那年，他的四叔和兄叔就相繼過世；5歲時，他的大伯父也不幸去世；1918年，也就是許地山26歲那一年，他的父親、臺灣著名詩人許南英先生在異域病故；1920年，他的第一任妻子林月森女士客死于上海，這該是造物主對許地山製造的最慘重的厄運了，他多少年後仍未從哀痛中回轉過來。對於許地山來說，這麼多親友的死亡，早已使他“習慣”了死亡這一不可逃脫的事件，使他能夠從容地直面死亡本身。
死亡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必然性，它是生存的界限，也是生存的歸宿。無論我們是否意識到，也無論我們是否承認，死亡都是我們生活中最忠實的“伴侶”，任何一種生物都不可能擺脫死亡的陰影而“獨立”生活。從科學研究的一系列成果中，我們知道了人類是所有生物中唯一能意識到必死的種類。別的生物儘管也都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卻意識不到自己會死，因為它們根本就沒有意識到自己“生”過。然而，對大多數普通人來說，很少有人認認真真地思考或探討過死亡問題，更多的時候，他們只是糊裏糊塗地“忙著生，忙著死”，人類當中只有少數智者和敏感者以他們非凡的意志和才華，始終不懈地關注著、考察著死亡問題，並進一步“刺激”著他們進行著偉大的創造性思考與活動，從而創造出了那些最令人歎為觀止的文化藝術成果。許地山並不是他們中突出的一位，但他對死亡問題的關注、感受和思索，卻同樣極具啟發性。在散文詩《鬼贊》一文中，他通過鬼魂之口這樣讚美死者和死亡本身：
“我們讚美你，因為你哭的時候，再不流眼淚。
“我們讚美你，因為你微笑的時候，再沒有嘴唇遮住你底牙齒。
“我們讚美你，因為你聽見讚美的時候再沒有血液在你底脈裏顫動。”
“我們讚美你，因為你不肯受時間底播弄。”
全體又唱：“那棄絕一切感官底有福了，我們底髑髏有福了。”
這樣一種對死亡讚頌乃至嚮往的情感宣洩，是建立在他對“人生多苦”的生命體驗基礎之上的。在《空山靈雨·弁言》中，許地山曾經歎息說：“生本不樂，能夠使人覺得稍微安適的，只有躺在床上那幾個小時，但要在那短促的時間中希冀極樂，也是不可能的事。”回顧自己的往事，許地山更是感慨萬千：“自入世以來，屢遭變難，四方流離，未嘗寬枕就懷。”他的代表性作品《商人婦》、《輟網勞蛛》等小說，更是藝術化地表現了作家“人生多苦”的命運觀，體現了他對苦難的感知與思索。而對人生理想的能否實現，許地山也表示非常懷疑。他筆下的那些心愛的主人公們，莫不是一個個事與願違，心想事不成，許地山善於把他心愛的主人公安置到一個充滿動盪和窘迫的人生困境裏，讓他（她）們無情地遭受命運之神的鞭打。而最典型地反映了許地山的死亡意識的是他的短篇小說《命命鳥》。作為許地山發表的第一篇小說，《命命鳥》也是給作家帶來巨大聲譽的作品。長期以來，人們往往把這篇小說的主旨歸結為男女主人公“反抗封建禮教，追求戀愛自由”而不得，於是“以死抗議”；並認為作品結尾表現了作家本人“世界觀的動搖和局限”。的確，從作品情節來看，世俗的門第等級制度是造成男女主人公加陵和敏明不能結合的主要原因。但這僅僅是作品的表層結構，筆者認為它的深層結構中蘊涵著一種對愛情與死亡等人生根本性問題所作出的形而上的感受與思考。 加陵和敏明之所以義無反顧地走向死亡，並不是出於對塵世的決絕抗議，也不是因為“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激烈情懷。相反，女主人公敏明是在幻夢中看破了塵世愛情的虛偽和短暫，獲得仙人指點之後，才決心“得除一切障礙，轉生極樂國土”的；敏明也願追隨加陵而去。作者滿懷深情地讚美著他們的死亡：
“他們雙雙走入水裏，好象新婚的男女攜手入洞房那般自在，毫無一點畏縮。……現在他們去了！月光照著他們所走底路；瑞大光遠遠送一點鼓樂底聲音來；動物園底野獸也都為他們唱很雄壯的歌，惟有那不懂人情的水，不願意替他們守這旅行底秘密，要找機會把他們底軀殼送回來。”
在這裏，死亡顯得是如此安詳和幸福，又是多麼富有詩意。因為在他們看來，那不單是肉體的寂滅，而是一種精神上的超脫，一種靈魂的涅槃和新生。也許他們認為，既然人生充滿了痛苦、虛偽和狡詐，那麼作為匆匆而過的生命旅客，提前結束這段旅程而達到一個新的彼岸世界，就不僅不是痛苦，而是一種快樂和幸福。他們和那些完全厭世的人們也有本質的不同。正如加陵對敏明所說的：“你說不厭世就不必死，這話有些不對。譬如我要到蠻得勒去，不是嫌惡仰光，不過我未到過那城，所以我願意去瞧一瞧。”
不能否認加陵的這番表白含有矯飾的成分，也許他在心底深處不願離開敏明，而決心追隨心愛的戀人而去。但是，如果說敏明是洞悟了人生虛偽與虛無的真相之後，決心要超脫生命的這一段歷程，那麼加陵則主要是因為對更高生命質量和生命形態的追求，和對宇宙萬物乃至生命奧秘的執著探索，才選擇了死亡的。他們雖然“志”不同，卻選擇了同樣的道路：以自殺結束塵世的生命。
正是在這樣的情感意蘊中，《命命鳥》和五四時期以婚姻愛情為題材的其他作品表現出了精神實質上的分野。因為題材和情節的相似並不能說明思想內涵的一致。我甚至認為，《命命鳥》體現的是作家從宗教文化，特別是從佛家出世的角度，對五四時期深受個性解放思潮浸染的一幫男女，不顧一切地追求婚戀自由的行為的冷觀與質疑。當然，作為一名同樣深受五四新文化思潮浸染，並到西方留學數年的現代作家，許地山對個性解放和婚戀自由歸根結底是讚賞和同情的，但他的確更容易站到超越塵世的宗教立場上，從而以獨特的視角窺見到了熱戀失戀中的青年男女們的“可悲可歎”；在筆者看來，他甚至在潛意識裏有一種對這一幫男女棒喝一聲的衝動：醒來吧，你們應該看透愛情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當然無法否認這樣的“棒喝”與五四時期的主流意識形態是多麼不和諧，然而，我們也同樣無法否認這樣的思想內涵和情感意蘊，在五四那樣眾口一詞地呼喚個性解放與婚戀自由的社會思潮中，又因為如此不同凡響和冷峻獨到而顯得尤其珍貴，因為文學看重的是個性，最忌諱的千口一聲、萬人同面。
許地山在《命命鳥》等作品中表現出來的這種獨特的死亡觀，又是和他深沉濃郁的宗教文化修養密不可分的。在中國現代文壇上，象許地山那樣真誠地信仰宗教，並對此作出深邃而廣博的研究、達到高深造詣的作家實在屈指可數。許地山在本質上是屬於另一個世界的人，屬於夢幻般的宗教世界裏的天國。許地山的代表性作品無不凝結著作家對宇宙人生的形而上的思考，體現著作家真摯深厚的宗教情懷。
而幾乎所有的宗教大師都認為，宗教源於人的恐懼感。其中人對死亡的恐懼又是最普遍最根深蒂固的本能之一，宗教是人類擺脫死亡恐懼的最有力的武器。事實也正是如此，以對許地山產生了深刻影響的基督教和佛教為例：基督教認為，人只能在現世分享到生命中極小的一部分，大部分在來世；而死亡才是真正生命的開始。人作為上帝的子女，要得到更高等的生命必須捨棄現實生活中這低等的身軀，經過死亡進入到更廣大的生命中去。所以死亡是真生命的開始，也是永生的開始。佛教更是突出強調了人生痛苦的性質，並且認為人只有在看破現實生命的種種“色相”，放棄現世的一切物質追求之後，才能在來世過上美好生活。佛家的“四諦”說——苦諦、集諦、滅諦、道諦都在強調一個道理：人生即苦，苦痛來自人自身的欲望，解脫痛苦的唯一方法是看破紅塵，刻意修行，擺脫肉體的束縛，這樣在涅槃之後就能到達西方極樂世界。
《命命鳥》中的加陵和敏明正是依靠堅定的宗教信念，不僅克服了對死亡的恐懼，還把死亡當作走向新生，追求更高生命質量的手段，所以他們在主動迎接死亡時，“好象新婚的男女攜手入洞房那般自在，毫無一點畏縮。”正如加陵對敏明所說：“咱們是生命的旅客，現在要到那個新世界，實在叫我快樂得很。”
二
西方的許多哲學家都對人的自殺行為給予了高度重視並持肯定態度。例如叔本華就不無偏激地認為，哲學思考的所有內容都與自殺相關聯，黑格爾則一再說，只有人才能夠放棄一切，甚至放棄他自己的生命，因此只有人才能夠自殺。可以說，對自殺這一人類行為的不同態度，集中反映了不同人的價值觀念和人生追求，尤其是東西方文化思想的差異。不過如果有人僅僅根據《命命鳥》一類的作品，就斷定許地山是一位自殺鼓吹論者，那就大錯特錯了。許地山儘管在作品中向讀者傳達著人生痛苦的情感體驗，甚至宣洩過對死亡的讚頌情懷，但他本人絕沒有走向悲觀厭世的道路上去。這是許地山一生的經歷和行為所證明了的，當然還可以從他最為欣賞的那些女主人公們的人生抉擇中就可以看得出來。
許地山筆下的那些心愛的女主人公們，都遭受了普通人難以承受的苦難和不幸，但作者並非有意講述一個個傳奇悲慘的故事，而旨在表現主人公面對災難的那份從容與堅定，以及在艱難困苦中的成長與磨煉。惜官從自己的坎坷遭遇中感悟到這樣一個人生哲理：“人間一切的事情本來沒有沒有什麼苦樂的分別：你造作時是苦，希望時是樂；臨事時是苦，回想時是樂。我換一句話說：眼前所遇的都是困苦；過去、未來的回想和希望都是快樂。”尚潔更是把自己的命運比作蜘蛛網，雖然世間沒有一個不破的網，重新修補過的網也不會結實、牢固多少，它仍然可能敵不過各種飛來的橫禍，但只要生存，就需要不停地補這張永不牢固的網。許地山在這篇小說中表達了他那獨具一格的“破網”哲學：網總是要破的，人生註定是殘缺而充滿悲劇性的，同時又是不可知的，因為“網”不知什麼時候就會破，但人除了“補網”之外別無選擇。
這一“破網”哲學，和作者在《空山靈雨》裏把人生比作波濤洶湧的海面上飄著的一葉扁舟如出一轍：小舟隨時都有可能被狂風巨浪掀翻，處於危險境地的划船人只能有一個念頭：“在一切的海裏，遇著這樣的光景，誰也沒有帶著主意下來，誰也脫不了在上面泛來泛去。我們儘管劃罷。”[2]——人生是如此兇險，誰也無法預測自己的將來怎樣，但在兇險還未到來之前，我們甚至不可能停下來怨天尤人，唯一的選擇只能是迎面而上，絕不能有絲毫的懈怠和畏縮不前。
惜官、尚潔們常常被認為是沒有任何反抗精神，逆來順受的弱者，但我們卻恰恰不能忽略這些“不爭的鬥士”們在表面的順從與沉沒背後，所蘊藏的驚人的堅強與超脫。事實上，作者從未讓這些心愛的女主人公們停止過對命運的進取與抗爭。因為在他看來，“人類底命運是被限定的，但在這被限定底範圍裏當有向上底意志。所謂向上，是求全知全能底意向，能否得到且不管它，只是人應當努力去追求。”[3]，這無疑是一種洞察了目的的虛無之後，進而把目光轉向現實過程的人生哲學，它和某些西方現代派哲學不無溝通之處，也是西方傳統基督教哲學所影響的結果。因為基督教認為，苦難是上帝對每個人的“試探”與“試煉”，《新約全書·雅各書》告誡：“忍受試探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經過試驗之後，必得生命的冠冕，這是主應許給愛他之人的。”從這樣的信念出發，惜官、尚潔等人面對苦難沒有任何畏懼與退縮，而且還主動地迎接和承受苦難，也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這正如尚潔所作的那個生動的比喻一樣：蜘蛛把一切有毒無毒的昆蟲吃入肚裏淨化掉轉化成熱量和能源，人也能夠通過品嘗痛苦與苦難而變得堅強起來，在厄運與痛苦中享受到幸福和快樂。
基督教教義還主張，上帝賦予了每個人通過行善而達到人生極端目標（進天堂）的能力，但願不願發揮這個能力，取決於各人自己，天主並不預定每個人生活中的一切，人應當積極地、主動地、自由地活動，應當對自己的行為負責。這既使他的信民們敬畏不可知的命運，又給每個人以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的自由。尚潔、惜官們的驚人意志力和對未來超凡脫俗的虔誠信仰，也恰恰基於這樣的人生信念。
必須指出，這種面對苦難的非凡勇氣與對死亡必然性的充分體察同樣密不可分。因為對死亡必然性的充分體察往往能造就出生命本身的特殊堅定性。試想，一個克服了死亡恐懼的人又有什麼能夠使他懼怕的呢？那麼他就在這個世界上獲得了最大限度的精神自由。恰如蒙田所說：“死說不定在什麼地方等候我們，讓我們到處都等候它吧。預謀死即所謂預謀自由。學會怎樣去死的人便會忘記怎樣去做奴隸。”[4]《新約全書》也有這樣的箴言：“人恐懼死亡，就一生陷於奴隸狀態。”來到人間的耶穌一生所孜孜以求的，就是要把自己精神的生命傳給他的信徒，教導人們脫離肉體的束縛，從死亡中獲得永生的生命。可以說，在如何對待死亡的問題上，最容易見出一個人獨特的心性與品格。死亡是人類生命舞臺表演的最後也是最難演的一幕。一個人即使一輩子都在裝腔作勢中度過，但在臨死的關頭，大幕謝了，人生的面具也被無可奈何地摘掉了，那麼真情真態也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來。對死亡的超脫是人一生中最大的超脫，只有超脫了死亡人才能實現徹底的超脫，才能夠堅守住自己腳下的那一寸土地，才能夠永遠聽得見自己內心深處的呼喚與需求，在紛繁複雜的社會中不致於隨波逐流、迷失了方向。
許地山通過創作表達的正是這樣一種信念：在洞悟到人生痛苦與虛無的本質之後，在承認人類自身局限（包括生命局限）的前提下，更加務實地進取，憑著堅強的意志不懈地奮鬥，並在這種奮鬥和進取之中感受到生命的歡樂和美好。的確，人生中的“生老病死”雖然決定了我們的悲劇感，但從辨證的眼光來看，正是因為死亡才使我們感覺到生命的無比美好，正是通過苦難我們才認識到幸福的寶貴。可想而知，如果沒有死亡，時間將會消失，生活將失去動力，我們的世界將會變成什麼樣子？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完全可以說，正是迫於死亡的壓力，我們才創造了如此充滿意義的人生。
三
許地山的這種生命哲學還直接影響了他那“不奇而奇”的處世作風和作品風格。“不奇而奇”在這裏的意思是，許地山儘管不看重、不刻意追求“奇特”，但在為人處世和行為方式上，卻每每能顯示出奇特的風骨和神韻。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世俗者看來，不諳世事的許地山何嘗不是一個“呆子”式的人物？他的一舉一動何嘗不滲透著迂腐與可笑？但許地山既已看“穿”了生命的本質，他既然連死神都敢於蔑視，人世間一切過眼雲煙般的所謂功名利祿、榮華富貴等“身外之物”，他又怎能放在眼裏；人生既然如此短暫，他要抓緊時間本著內心對良知的需求和精神的崇高追求而生活，至於別人的臧否也就無暇顧及了。同樣，這一不凡的精神個性也自然而然地使他的作品具備了一種奇特瑰麗的美學風格。
瞭解許地山的人，一定不會忘記他那種我行我素、蔑視名利、“不求怪而自怪，別人怪也無所謂”的奇特行為方式，以及他樂善好施、誠懇待人的純樸天性。許地山最早是以《落花生》一文聞名於世的，他在這篇短短的詩一般的散文裏，表明了他信奉一生的人生哲學：人要象花生那樣，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偉大、體面的人。或許是對“偉大”與“體面”的極端蔑視，許地山的服飾與儀錶從來就不講究華麗與“體面”，他在燕京大學神學院任教時，曾自行設計了一種棉布大衫，長僅及膝，對襟而不翻領，顏色為深黃，穿起來非常舒服但當時人皆以為怪，他又留發至肩，蓄山羊式短須，人們戲稱他為“莎士比亞”，“許真人”；此外，還因為他經常寫鐘鼎文和梵文，人多不識，因而被戲稱為“許三怪”。[5]
於是，我們就發現了許地山身上表面怪異與內心樸實的奇特統一。他那表面的怪異卻掩藏不住內心的樸實與真誠，他待人接物和藹可親，對朋友對同事坦誠待之，熱心相助。這樣一種我行我素、不計較別人臧否的處世作風，以及在人格方面的自信與從容，其“精神資源”當然離不開許地山對自己信仰的堅定與執著，離不開他那一顆透明的赤子之心。耶酥說過：“凡要承受神國的，若不象小孩子，斷不能進去。”也許在神秘而飄渺的天國，許地山終於可以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了。
許地山超凡脫俗的精神個性反映在他的文學創作中，必然使得他的作品蒙上了一層奇幻瑰麗的傳奇風格。許地山的小說一向以浪漫傳奇而著稱。在他的早期小說裏，許地山以自己那樸實自然的文筆，不無誇張地向我們展示著一系列富有東南亞地方特徵的風土風物和奇幻人情，使人覺得這都是“另外一個國度的人，講著另外一個國度裏的故事。”[6]而許地山小說的“奇”，還在於小說情節的傳奇性。學術界曾有一種普遍的看法：許地山在後期小說創作中逐漸擺脫了浪漫傳奇傾向，而逐漸轉向客觀冷峻的寫實。早在1941年，郁達夫在《敬悼許地山先生》一文中，就作過這樣的評論：“他的初期作品，富於浪漫主義色彩，是大家所熟知的；但到了最近，他的作風，竟一變而為蒼勁堅實的寫實主義，卻很少有人提起。”[7]當代文學史家楊義先生也認為，許地山的小說創作經過了一個由傳奇到寫實的歷程。[8]這種說法頗有道理，但筆者以為，許地山小說的傳奇性卻是以一貫之的，只不過相對於前期小說來說，他的後期作品更側重於情節的傳奇性。因為許地山在本質上是屬於另外一個世界的人，他那“捉意好奇”的審美天性，他對大自然無窮奧秘的探究與敬畏，都使他把目光不自覺地投向了宗教，宗教又激發了他奇特的想像力與創作靈感，於是奇幻與傳奇就構成了許地山小說最重要的風格特徵。
而許地山筆下的那些正面人物，作為倍受磨難的天使或女神，是不可能“深深地植根于現實生活的土壤”中的，她們只能生存于遙遠的天國或美麗的幻想世界裏。因此對許地山筆下的人物作任何現實圖解或庸俗社會學的解釋，都是不恰當的。即使那位生活在老北平城裏以撿紙為生的春桃，其驚世駭俗的人生抉擇也不可能見容於當時乃至現在的社會。她可以蔑視人世間的一切倫理綱常，與劉向高和李茂結成了三位一體的愛情組合。一妻二夫不論在道德倫理上還是在實踐中，都是不可思議的。但春桃的這一人生抉擇卻閃現著聖潔的光輝。與向高和李茂這兩位凡夫俗子相比，春桃更像是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薩。在她面前，任何人間的價值觀念和社會秩序都必須避讓，而對人的同情與關愛高於一切、大於一切。也許在許地山看來，只要保持住這一“天國”的原則，一切人間的是非冷暖和人們的臧否算得了什麼，一切塵世間的“偉大”和“體面”以及種種功名利祿又算得了什麼，因為最高的法則存在于天國不在此岸。那麼，在這短暫的現實人生中，只要盡可能地做到對他人對社會有用，只要把自己的價值發揮到極至，就可以無愧於生命本身的恩賜了。他曾表示：“我願做調味的精鹽，滲入等等食品中，把自己的形骸融散，且回復當時在海裏底面目，使一切有情得嘗鹹味，而不見鹽體。”[9]
如此坦蕩寬廣的胸懷，如此利他無私的精神，怎不令人感動！而如此熾熱滾燙的語言也只有出自許地山筆下，才顯得那麼真摯自然，這種情懷遠非是“崇高品質”一類的詞句所能概括得了的。許地山既然抱定了此種堅不可摧的信念，他的所有堅定、剛強、執著與自信和樂觀，也就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了。而“只有這樣的人才真實地領導著社會，領導著人群，向健全的方向走，雖然他並沒有打鑼打鼓”。[10]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thinks we can see a sort of eulogistic and yearning emotion to death from his production, due to his profound religious accomplishment and deep-going taste of life. But xudishan is not a nihilist and misanthrope, on the contrary, because he realized the inevitability of death , xu stroked up his uncommon courage of confronting the tribulation of being , and this make him acquire a kind of outstanding firmness，mental liberty and self-government life-style .All these affected his stories ’style profoundly.
Key words: the consciousness of death, the complex of religion, the philosophy of life
[1]參見周俟松：《回憶許地山》、《地山的永別》等文章，周俟松、杜如淼主編：《許地山研究集》，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南京。
[2] 許地山：《海》，《空山靈雨》第2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版，北京。
[3] 許地山：《造成偉大民族底條件》，許地山：《許地山選集》（下），第18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北京。
[4]（英）蒙田：《蒙田隨筆》第48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長沙。
[5] 周俟松、杜如淼：《許地山年表》，周俟松、杜如淼：《許地山研究集》，第376頁，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南京。
[6] 沈從文：《落花生》，1930年11月《讀書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7] 郁達夫：《敬悼許地山先生》，周俟松、杜如淼主編：《許地山研究集》，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南京。
[8] 楊義：《許地山：由傳奇到寫實》，《中國現代小說史》第一卷第37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北京。
[9] 許地山：《願》，《許地山代表作》第12頁，黃河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鄭州。
[10] 郭沫若：《追念許地山先生》，周俟松、杜如淼主編：《許地山研究集》，第369頁，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南京。